张澜留学日本及回国后的影响
伍定明
一、张澜先生到日本留学的时间
1872年4月2日，张澜出生在南充县中和乡张观沟(今西充县莲池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族。就在这一年的8月11日，清朝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出洋。从1872年-1875年，总计派出了120名留美幼童。清末民初由于政府的提倡支持、留日费用较低等原因，形成了留学日本的高潮。
张澜到日本留学的时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1903年。都是采用的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中“1903年31岁于顺庆府南充县筹办新学，先生以品学兼优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的说法。
(日本东京宏文书院)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春，四川总督岑春煊派出官自费学生20名前往日本留学。其中,进入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的官费生有(成都华阳)王章桔、李维祺、（成都双流）陈喧3人；自费生有（成都华阳）刘镜、（成都温江）张卜冲、（成都新津）刘毓檠、万云松、（重庆江津）戴夔钟、（夔州云阳）程理权、（泸州合江）刘汝兰、（嘉定荣县）黄芝，吴永锟,犍为周泽等10人,合计13人。这是四川第一批官派速成师范生。1903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为57人，其中官费生20人(外省籍的占10人）。同年春,四川留日官自费学生30余名联合向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方旭等人建议：“每县以官费派一、二人到日本学速成师范,以便回国创建新式学校,并请各县酌量资助自费留学生”。自日本考察学务归来的方旭,赓即在《上岑制军请四班并进以造师范禀稿(节略)》中指出“偏僻州县风气未开，舍旧图新，几同鑿空”，“欲兴国,先造民，欲造民,先立教;欲立教,先谋师,此不易之法也”,建议岑春煊用“速成班预备班启蒙班、推广班”等“四班并进之法”大规模培养兴学师资,其中“速成班”即“令州县各择年长而中学通者一人，派赴日本,习速成师范,八月毕业,回国专为经理学校之员”。方旭将师范教育看作兴国、造民、立教的首要途径,把留日师范教育看作四川兴学之初培养兴学师资的最重要手段来认识的。
锡良继任四川总督后,采纳了方旭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的建议,1903年10月,通令各府厅州县,每县集资选士1至2人,次年正月在重庆取齐,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以明教授、管理之法口,以造就蒙师与管理学务人材。11月,再次通令府厅州县，“各州县慎选年长而明于事理,人品端正,可充学务首事者一人,务于年内报名,限明年正月底在重庆取齐,另派委员领赴日本学速成科”,并特别强调“此项学生专为管理学校事务,不重在聪颖异众之天资,而重在为守兼优之人品”。锡良一面利用省城原中西学堂附设算学馆空废房屋设立东文学堂,考选举贡生监60名肄习东文，以“备游学而广师范”,一面奏派周凤翔为监督，同时咨请驻日公使杨枢转咨日本外相立案并通知宏文校长预为部署，“四川保送之官自费生将就读速成师范科,专学管理学校之法，八个月卒业”。
(前排中日本东京宏文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
1904年，四川省明令“在各县选派官费学生一名或二名，送入日本弘文学校习速成师范，毕业归国分赴各县办理师范传习所”。
2月上旬，《四川官报》第2册《劝办学堂说》还对留日速成师范政策进行白话宣传,劝导和动员科举儒生或攀师赴日速成师范以投身新式教育。
清政府重视留日学生选拔工作，条件要求是品行端正，将来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各州所选的人员应先须县署保荐，由地方当局对典严加考验，此时正在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的张澜，因各方面考核优秀，因而被顺庆府教瑜骆文廷推荐为官费留日生。
3月,四川正式考选官自费留日生,张澜参加了考选合格。5月，录选的154名合格者出发(实际正取158人，其中官费139人、自费19人,备取8人)，张澜也在官费139人名单中。
(1905年《四川学报》刊登的1904年到日本留学学生名单)
5月，张澜等160余人到达日本宏文学院。这是四川第二批官派留日速成师范生,也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批留日师范生。
官费留日学生的费用，根据1903年农历11月锡良的奏章所言:“所有各生经费每人三百银元，由所选地方自为备筹。”其中这300银元中学费200银元,川资100银元。“再日本银圆三百折合库平银二百七十两，应饬各县具银径交至重庆,呈请委员验收,其学生赴渝之路费不在数内。”张澜他们这批学生于1904年5月至6月间到达日本，初定为八个月毕业，但后来改为一年，费用也就相应发生了变化。“今宏文学院改为一年学期，展长四个月，每人增一百元之学费，现入校者一百六十三人,计须一万六千三百元，是为一款;各生自川至东川资已有用过一百元者，归途盘费尚应各补一百元，计须一万六千三百元，是为又一款;旧班学生功课无暇，仍应延翻译仿照湘鄂、山东各省速成师范学生每班翻译费八十元，川省三班一年须二千八百八十元，是又一款；文案薪水月六十两，连同监督公费薪水年计三千四百元，是又-款;每生月费二元，一年约需四千元，是又-款，都计五款，合日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元，以每一日元约折川银九钱,计之统应绩寄四万两,折合计算尚可余一千余元， 即作为电报、医药各费等。”每名来往川资、学费、翻译费共需银490两。留日速成师范生仅是为发展教育的权益之计，当国内新式教育逐步走上正轨后，对其需求迅速衰减，到1906年，清朝即正式停派速成生留学日本。
据翌年的统计，当时四川的留日学生已经达到393名，几乎每县都有留日学生。1904年5月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宏文学校学生名单:
邹鲁门、朱泽、安永祥、曹炳章、陈常、陈道循、陈德峻、陈家垣、陈金镰 陈克勉、陈守泽、陈文彬、陈宗彦、陈昌祺、傅光逊、邓雄、邓天壁、杜芬、冯光厚、冯震熙、傅畅和、高仕栋、辜大渤、郭选芳、郝汝名、何炳灵、何元体、胡存琼、胡鸿熙、胡祖虞、赖回澜、乐文韶、黄明藻、黄熙昌、黄泽民、江树、景昌运、康受嘉、蓝崧高、李炳芬、李伯任、李春秾、李淦元、李麟士、李鸣阜 李树言、李文新、李友梁、廖承环、廖先凯、林溶、林舒锦、刘震、刘德萃、刘德麟、刘际迟、刘念祖、刘培禄、刘元志、刘宗海、刘宗沛、卢彬、卢承绪、罗本特、罗光烈、罗玉熙、罗芷芳、罗祖泽、骆应选、马图、闵鸿洲、莫与京、聂开基、庞元熙、彭兰芬、彭仕勋、彭赞垚、蒲渊、秦德元、邱本岑、邱琬林、屈厚荃、饶应喧、税鸿均、谭焯、唐如璋、唐桐封、陶明道、涂德芬、万如璋、王饽、王朝龙、王德愆、王德淦、王俊德、王延垣、魏恩溥、魏健儒、魏士奇、文柱、文肇祥、吴桂馨、吴均印、夏光普、夏徽芳、肖执中、熊焘、熊会昌、徐湘 徐在镕、许敏勋、严泽敷、杨霖、杨秉堃、杨步云、杨光炜、杨兆荣、杨肇基、杨佐清、易丹成、易象乾、余泽澄、袁渚、袁文卓、岳鎔、曾志沂、张澜、张成德、张成琯、张映炫、张垣臣、张作珣、赵春熙、赵星魁、赵知先、郑明允、钟玉麟、周炽、周坦、周凤群、周光年、邹祥、邹鸿定、曾吉芝、邹光南。
(《四川游学日本诸生调查表》《四川学报》 1905年8--11期 ）
张澜也在留学人员名单中，佐证了张澜到达日本留学时间为1904年5月。
1904年在日本留学的四川人321人，在宏文学校师范科学习为185人，其中160余人为官费生。从学生分布情况看，成都最多达103人。顺庆府为15人，其中广安4人、南充3人、西充2人、邻水2人、蓬州2人、岳池1人、仪陇1人。(《四川学报》乙已8--11册<《四川游日本诸生调查表》）
锡良这次选派留日速成师范之举,引起省内外官绅士民的广泛关注,并对此后的留日速成师范及相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推动。
二、张澜在日本留学学习时间与宏文学院课程设置
宏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于1902年专为接待中国留学生而创办的。院址在今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该校在原则上以教授普通学为主，另外兼设速成科。普通科授以日本语文及普通学科，以备毕业后升入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为目的。速成科又分为师范、警务、理化等科。速成科学生在上课时，皆透过传译而教授。 根据规定,日本宏文学院“肆业之年限,凡普通者定为三年”,“此外,又有速成师范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乐科等,其年限均系随时酌定”,学制有一年半、八个月甚至六个月的。四川选送的留日速成师范生，虽拥有官职、教职及举人、贡生等头衔,中学基础较好,但却较少涉猎物理、化学、博物等普通科学,他们需到日本补习的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缺乏的理化、博物、外语及教育学科知识。
1904年(光绪三十年）6月,日本宏文学院专门成立“四川速成师范科，”经周翔与嘉纳治五郎商订,编班为甲、乙、丙三班“一文科,一理化，一博物”,课程“最要者若十八门”,学制一年四学期。除通学师范应学各科外，每班“各重一门,甲班理化,乙班博物，丙班法制经济,以为归国分任教科”。 课程开设最多的是日文，其次是体操。自然科学方面有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理科指导；数学方面有数学、算术、几何学、三角学；还有史地、图画、英语。
学生以寄宿学校为原则。学费1年300日圆(包括住宿费)，原则上，入学学生需先交1年学费。由于在该校学习的留日学生，增加率甚快，又增设了6所分校。到1906年10月，该校的毕业生计1959人。1909年7月宣布停办，先后在该校学习的达7192人，毕业者计3810人，张澜是其中之一。
张澜等四川留日师范生在日本宏文学院学习时使用教材情况,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不多，但我们从所见的编译讲义可供管中窥豹。1905年《四川学报》曾刊载王章枯、刘震等人辑录整理的日本宏文学院师范讲义四种。它们分别是第1册刊载王章祜辑录《学校编制法》讲义,第2- 3册连载日本谷延治原讲授、王章祜阐述、文澄笔记的《伦理学》讲义,第2一3册连载日本棚桥源太郎口授、王章祜辑录《理科讲话》,第13-16册连载日本安田清忠编辑、刘震译述、龚道耕删润的《小学校管理法》、谷延治原的《伦理学》、棚桥源太郎口授的“理科”(指的是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学科）、《教育学》系日本本庄太乙郎的讲义、《教育史》系日本增户鹤吉的讲义等。
(留日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张澜)
留日学生在东京学习的情形，目前缺少文字记载，据己发现的辽宁本溪清朝同期(1904年)留学8本宏文书院的李某的日记记载: 学生们学习勤苦，大多怀有对祖国的思念和期盼祖国强盛的愿望。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清朝皇上过生日学院每人发了一瓶日本酒，自己过生日晚上吃长寿面等，学生每月有3元的津贴，每到学院的食堂饭菜不合口，学生们就集体“投箸”，可见当时公派留学生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
张澜是一个富有勇气、少有私虑的人。他勇敢，自律很强，严肃正直。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习生活是辛苦的。由于时间有限，宏文学院为留学生安排了较多的课程，每天几乎没有太多的空余。张澜留日期间，抱定“弘扬教育，倡办新学，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志向，如饥似渴地研究西学，除了学习专业课程外，为了探索救国的真理和道路，还挤出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政治、历史、地理、教育、理科、格致、生理、卫生、社会学等方面的书籍。对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远藤隆吉等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著作更是爱不释手。这些新知识、新理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张澜的思想、拓宽了他的视野，而且使他的教育思想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为他回国后兴办新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澜对“格致”课，尤感兴趣，归国后也曾讲格致课。他还努力学习日文、学习新知识，赴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还到东京各处参观访问，让张澜大开眼界。他特别留心日本维新后的政治、经济、教育问题。日本原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国家，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国势渐趋富强。他感到日本之所以强盛，是由于重视了对国民的教育，因而产生了“教育救国”思想。张澜被日本的巨大发展所吸引，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政治腐朽，经济文化落后，并有被列强瓜分之势，感慨万分。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穷忧虑。张澜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路，并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
(1904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毕业证)
一次张澜与何拨儒等同学讨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问题，张澜认为:观点俞现代俞接近科学，而科学要寄望于民主，但民主是反封建的，这清朝廷是不会答应，所以要革命。何拨儒很有兴趣地问，“革命起来，会不会破坏那些上古文明的遗存？”张澜笑了笑回答说，革命也有婴儿期，做错事是难免的，这叫在劫者难逃嘛。
(张澜与留日同学合影，中间者为张澜)
在学习读书的同时，张澜还游历了日本各地，目睹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目睹日本经济的繁荣发达，联想到多灾多难的中国原本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如今却被日本所制约,张澜不禁感慨万分。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是友好的，但也有一些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称中国留学生是豚尾奴，每当此时，张澜的爱国之情更被激化而强烈，并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
三、张澜留日期间参加的政治活动
在留学期间，张澜时刻关注着中国，尤其是家乡四川的情况。当时，外国列强垂涎于天府之国丰富的物产，因而阴谋攫取在四川修建铁路的权益。为了不让路权落入外国列强手中，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开会，倡议川人自助铁路，众多学生当场就认股四万多两白银，并募捐几十万两，为川人做了表率。其间张澜甚为活跃积极，到处为四川自办铁路呐喊呼吁，并密切关注着汉铁路的命运。在这一系列爱国行动中，张澜的宪政意识，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康、梁保皇的立宪思想。后来张澜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04年，是清政府的实际掌舵者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这个主宰中国达三十余年的女人不顾国事颓唐，决意举办万寿庆典。消息传出，中外哗然。其中，著名文人章太炎写了一副著名的对联予以讽刺：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在日本留学的张澜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的迅速崛起极为感慨，他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以日为师，变法图强，他认为变法图强的关键，就是慈禧退位，还政于光绪。
(张澜在留日学生会上，呼吁那拿氏退朝，还政今上。)
11月，清政府驻日公使发来请柬，邀请留学生们去使馆参加为慈禧太后祝寿的典礼，张澜联系一些进步学生拒绝前往。在一次留学生会上，张澜突然起立，站在椅子上，当众高呼:“ 同学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势蒸蒸日上，此正是我中国应该效法的，然而，康梁失败，太后专权，列强侵略，国家阽危，处此内忧外患交迫之中，我认为实行维新刻不容缓，舍此不能救中华。那拉氏理当退朝，还政于今上，并立即实行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
清朝廷驻日公使得到消息，大为震怒。因为自从戊戌变法以后，凡是宣传维新者皆属有罪，再加上直言犯上，那更是大逆不道了，于是立即一道手谕给二等参赞，命令扣留张澜，押解回国治罪。刘和成等人找到院长出面干涉，由于当时东京留日学生中爱国风潮不断，弘文学院于1903年刚发生过一次集体退学事件，退学人数多达50余人，学潮持续20余天。故而学院害怕驻日公使对张澜的处理会再次引起学潮，遂由学院出面交涉，让他继续在校完成学业，待毕业后再押送回国。张澜才暂被释放，等其完成学业后，再押解回国治罪。
1905年1月初，四川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的授意下，召集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一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等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但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受到大多数人反对，湖南学生中仅有二人赞成。两广学生态度颇为激烈，他们在清风亭集会发表演说，驳斥意见书。200名与会学生一致同意，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表示出对清廷彻底地不信任，于是梁启超欲将此保皇立宪主张冠于全体留学生之名的计划终于破产。
四、张澜留学日本回国后对四川的影响
（一）创办新式学校，积极发展南充地方教育
1905年夏，张澜回到南充投身于家乡教育。此时正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教育体制的逐步完善的一个开端。张澜回国后即在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出任正教习兼教务长，之后任学监,有条件在学堂里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张澜致力于新学新政的传播，他认为实践教育救国，就要改变教育落后的状态。张澜手拟学堂制度章则，实行新式教育，开四川教育改革之先。他总结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经验，制定出了一系列利于推行而又有约束力的教育制度，以及严明的纪律法则，倡导遵纪守则、勤奋学习的良好学风，同时整顿旧有的不良习俗。为使学生建树进步思想，格外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张澜亲自讲授“格致学”，将从日本带回来的许多科学新书、图谱和标本、仪器用之于教学，并创立实验室，还将自己的藏书存到学校的图书馆，供学生阅读。在课程和教法方面，锐意革新，在保留经、史、子、集等传统课程的同时，增设了格致、算学、理化、外语、图画、体育等新课。聘请思想开明，德才兼备者任教，并举荐日本的中村作理化、日语教师。使日本先进的教育学术资源直接进人内陆四川,对四川教育学术与社会变迁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张澜的整顿治理，学校面貌焕然-新，一扫旧书院的迂腐沉闷气氛，一年时间就使学堂成为川北名校，附近各县青年闻名来学习的日渐增多。1906年朱德由阆中府的仪陇到此求学。
1906年，张澜创办民立（高初)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同时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
南充县立高等小学是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后川北地区最先创办的，招收“应过科举考试的童生”，延聘县中正绅有才学德者为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大都敦品好学，出学校后大都成为有用之材。
（二）促进了南充及四川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1907年，张澜与林维干等策划，在南充县城大北街创办端明女塾初级部，并首先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进端明女塾学习，经过不断努力，打破传统观念的禁锢，成为偏僻的川北地区教育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这是南充举办女学之始。
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时，继续坚持和发扬他关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一贯主张，招收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1926年成大第一次招生，即在中文系招了三名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到1929年，在校女生由3人发展到92人，从中文系发展到各系，从根本上冲垮了封建卫道者所设的障碍，成为时人称颂张澜的三大功绩之一。
（三）办实业学校，为南充地方经济培养技能人才
1914年，张澜为培养地方实业人才，创办了南充县乙种实业学校，开设蚕丝专业两个班，首任校长林维干。实行半工半读，为家乡培养蚕桑事业人才。他教育学生学习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进行种桑养蚕与缫丝学习，学生毕业后回乡生产。南充蚕桑事业以后能蓬勃发展，首创之功，始于张澜。
1924年，时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的张澜，将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县立小学、实业学校合并为一校。合并后的南充中学是一所较为典型的实业学校，也是当时四川省内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是四川创办职业教育之始。
（四）办综合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
(成都大学旧址)
1926年至1930年，张澜任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校长，在这里他进行了多项改革，如实行选科制，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采用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口号，竭力罗致人才。将成都大学办成了在全国排名第七、全省第一的综合大学，为日后国立四川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兴办实业、发展蚕桑、推动丝绸业发展
在经济上，张澜积极创办实业，丝绸业是南充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1914年，张澜先生创办了南充乙种实业学校，开设蚕丝专业两个班，学生实行半工半读。1914年，张澜与盛克勤筹资共同创办南充果山蚕业社。在张澜的倡议下，地方政府出资成立了蚕务局，下设实业所和制种场。1919年，在张澜的积极支持下，盛克勤招股集资，开办了六合丝厂。1925年，张澜与奚致和、伍伯坚、罗玉庭、罗彦儒、尹佐泉等人，集资大洋2000元，创办嘉陵织绸厂。嘉陵绸厂的创立，标志着南充织绸业向现代化迈进了关键性的一步。张澜等人又兴办了五福绸厂、惠通绸厂，还引进了一些上海、浙江的先进设备与技术。对整个南充丝绸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
“20年代后，南充日益成为四川蚕桑业和丝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南充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与张澜先生的倡导、创办实业有密切的联系，也是与张澜先生创办的实业教育、广植人才的影响有关。”因此，南充蚕桑丝绸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全系张澜创办与推动发展的。
（六）创办报刊、为民主呐喊
张澜在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上，张澜也尽其所能，成为报刊的创办人。
1918年，张澜在京设“四川省长行署”，并兼任北京《晨报》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实际领导工作。支持副刊主编李大钊对《晨报》副刊(第七版）进行改革，设立《自由论坛》，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论文；设立《论丛》多采用东西学者、名人之新作；设立《剧评》，采用“有高尚精神”的文章登载。这些栏目的设置，使该报明显倾向于新文化运动。此后，《晨报》经常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张澜对爱国学生运动极为支持。《晨报》以显著地位报道各地爱国活动情况。
(张澜在《晨报》发表“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
1920年张澜在北京时，专函鲜英，并派少年中国学会执事陈愚生在重庆办《新蜀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革命。该报于1921年2月1日创刊。
1920年，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增强民众自治意识，张澜在南充创办《民治日报》，宣传地方自治。
1946年2月，民盟机关报《民主报》正式创刊发行。张澜任发行人。
1946年5月1日，《民众时报》创刊出版。张澜任发行人。
（七）出任地方行政长官，造福一方百姓
张澜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除了参与地方教育的策划与管理,还在政权更替之际出任地方长官。1912年任川北宣慰使；1913年被推为国会众议员并出席第一届国会；1916年任嘉陵道尹；1917年任四川省长。为稳定四川及川北地方秩序，改良地方政治，发展地方经济竭尽全力，对南充及四川教育、政治及社会变迁产生直接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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