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的高材生
1900年夏，父亲张文倬因患食道癌久治不愈，病倒在床头，奄奄一息。张澜得到父亲病重的家报，连夜从广安赶回，到家时，正值父亲弥留之际。看见张澜，父亲顿时精神振着起来，要了纸笔，写道:“三善，我舌耕一生，就是放心不下家里这个学馆，我死后，它由你继承、掌管。立国之本在于教育，望你以育天下之英才，为志为乐。”
“爹之教诲，儿永志不忘。”张澜默默念完父亲颤抖的手艰难地写出来的遗嘱后，点头应着。忽听父亲喉头略一响动，双目合上，竟安详地去了。
在安排好父亲的丧事后，为了增加家中的收入和不让父亲的学馆闲置，张澜像父亲一样在家乡西阳观私塾教书。
张澜立意在学堂进行改革，他以气节自励，结合当前的时事，以历史上无数的英雄人物激励学生，在中国危难之时要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他废除八股，教学生经世济民之学，鼓励学生认真读书，踏实做事，不弄虚作假，深受学生爱戴。 他的教学方式活泼新颖，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称赞。
张澜居乡办学，德望日隆，不久张澜和他执教的西阳观私塾便名满乡里。时任南充县教谕的骆文廷乘轿赶70里山路前来视察，赞赏张澜的办学成就并极力举荐他到成都的尊经书院学习深造。尊经书院是四川最高学府，能到这里学习深造张澜很高兴，家人也很支持。
1902年初，张澜在做好学堂的善后工作后，带着妻子张杨氏为其准备的行装和盘存，揣着南充教谕骆文廷亲笔书写的推荐信，离开南充，到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张澜的人生就此迈入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张澜第一次来到成都。这以前张澜的活动轨迹都主要在南充，在南充广安等地教书。巴蜀之地交通虽不发达，但成都作为四川省的首府，还曾是蜀国的皇城，所以成都府还是很繁华的。南充与成都相比，经济文化都落后很多，消息也十分闭塞，限制了张澜的视野和进一步发展。在家乡南充，张澜从师于父亲和南充著名的维新派举人谢怀宣，大部分知识靠自学，没有能接受系统正规的学习。能够来到成都尊经书院深造，接受正规系统地学习，对张澜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他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如饥似渴地苦学勤读。
成都尊经书院是四川当时的最高学府，办学的目的，“在于延师讲书，分业课程。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内分经术、词章两科，由学使选拔全川各府县较好成绩的秀才一百名为书院高材生，不足额则举行甄别考试以补足，教师也均是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和经学家。书院分东西上下四斋，除山长外，设襄校二人，监院二人，斋长四人，以经理斋务，辅助学业。山长则综理全院行政讲学事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大都为博学通儒、如山长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就前后达九年之久。
由于书院的笃学、崇实、戒浮的好作风，又能广开言路，交流思想，是四川唯一治学严谨、思想活跃的一所学校。张澜来到书院后，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也感到兴奋。特别是书院开设的一些新学课程，他过去接触不多，还得去下一番功夫。因为书院除讲述经、史、词章外，还有兼学天文、地理、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课程。考试方法也一改以前那种陈旧的八股文方式，改有策论，要求学生对政治形势发表见解。尊经学堂新风盛行，思想激进者不乏其人，张澜虽也赞同施行新学新政，但这时还是注重旧学的研究，特别致力于《仪礼》、《毛诗》、《孟子》 、《墨子》等典籍的钻研，并结合现实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不为原义所惑，且多有创见。在努力钻研经、史、词章的同时，也对新学颇感兴趣，积极吸收新文化、新思想，因而在研究旧学时，观点新颖，既出于旧章，又不为原意所囿，成为书院高材生，得到了掌院（校长) 胡峻的赏识。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为清朝廷所用，但“离经叛道”（如廖平、吴虞)，变革社会（如杨锐、宋育仁)者亦孕育其中。当“新政”、“新学”的风潮卷来时，“沉静”的学风也就不那么沉静了。书院的学生十分活跃，还自发组织了“强学会”一类学术组织，经常召开议论时政利弊的会议，特别是在戊戌变法以后，尊经书院更成了维新人士的活动中心。
有了这样一片广阔的天地，张澜兴奋得像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那样，在浩瀚的学海中畅游着，吸收着各种各样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点，为立志改革中国社会的现状，努力钻研起来。
这时，正值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之后。一天，强学会的一些同学聚在一起开讨论会，张澜也参加了，会上同学们讨论国事，当说到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时，无不疾首痛心，学生们声泪俱下，一时会场哭声一片。张澜愤而起立，激昂陈词:“哭什么，能哭垮腐朽的清政府吗?清政府不爱国，难道能使我中华千千万万的同胞不爱国吗? 如今苛捐杂税繁多，老百姓在沉重的压迫下都尚爱国，我等更应有加，我们这些人就更应该为国家的明天拿出办法来。现在，我们只能像欧洲、日本那样，革新时政，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建立一个强盛的中国，强国才免于受辱。”张澜一番慷概激昂的讲话，博得了同学们的称赞。张澜在具有新思想的同学中崭露头角，交友渐广。从这以后，张澜热心于社会革新，经常参加书院社会活动，常与同学议论国事，变为了一名主张变革维新的积极分子。也促进了他不畏强暴，是非分明，敢说敢为的性格的形成。在尊经书院学习的张澜，希望以教育兴国的意识已朦胧产生，这也是他后来留学日本学习教育的原因所在。
1903年，清政府废科举，停办旧书院，改设新学堂。顺庆府也不例外，但要筹备新学，必须要有新人才，要有新人才，必须派优秀学子出洋留学。是年四川派学生二十人到日本学习师范教学经验。张澜因品学兼优，被南充县教谕骆文廷选送到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一天，胡峻传唤张澜谈话。
“张澜，你自入学以来，专心致志，锲而不舍，成绩优异。家父推举你来，足见老人家别具慧眼。”
“先生过奖了，学生能有今天，皆掌院教导有方。”
胡峻继续说道: “今年朝廷废科举，办新学，一时全国很多省县纷纷响应，你们顺庆府亦拟筹办新学。创办新学当培育从事新学之人才，你因是本书院高材生之故，已被县选中派往日本留学。目前，县里有专人为此事来与我商议，我自然十分赞同，当即允诺，未知你意下如何?”
“朝廷因循守旧，中国积弱已久，当今图强之计，唯在推进新政。办新学乃新政中重要措施，为办新学而选我到国外去学习，学生哪有不同意之理?”
“如此甚好。待到顺庆府行文下来就要动身，今天我先行通知，好让你早着准备。”
“是，是。”
其时张澜正渴求新知识，既有出 国深造的机会，不仅可以增长见闻，也可亲自体验所谓“新学”是怎么回事。不久，顺庆府下达了公文，张澜拜别胡峻，离开四川高等学堂，离开成都回到南充。
张澜在成都尊经书院的学习时间不长，只有一年有余。但对张澜的思想发展，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张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正规课堂上系统的学习，读了大量的书籍，很多书还是他以前一直没要看到的。接触了不少维新派人物，维新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张澜虽不是维新派，更不是革命党，但他希望中国通过维新改良，通过教育来救国，让中国走上国家富强的道路，他更是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开明的皇帝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