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促进川军抗战及国共团结抗战的“川北圣人”
夔剑
今年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及中国全面抗战大爆发70周年，也是首批川军出川抗战70周年，是全国抗战和川军抗战的大祭之年。从大抗战开始以来，川军抗战的历史贡献非常巨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很多重大事件和人物逐渐被川人（广义，包含现重庆直辖市）和国人淡忘。由于郑光路先生《川人大抗战》、四川省社科院《抗战时期的四川》等一系列论著的相继揭示，川军历史贡献逐渐显露冰山一角，引起川渝两地及海内外读者的震撼、缅怀和研究热情。本文收集整理的，是被誉为“川北圣人”的著名辛亥老人、民主革命家、新中国首届国家副主席张澜先生，在整个抗战期间如何从六大方面推动川军团结抗战的。这六个方面为：川军内部、川军与红军、川军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川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国民党中央军与红军、川军以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红军。
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字表方，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今西充县莲池乡）。早年留学日本，在学生会上倡导慈嬉退朝，被清廷逼退学。回国后，回家乡创办南充中学。学校进行新式教育，除普通班外，增设农、工、医及师范职业班，并附设农产、工产、医院供学生实习，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前往就学，其中包括朱德、罗瑞卿等。张澜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期间，领导了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促成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1917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张澜任一省之长后，夫人仍在农村老家种田养猪，成为民国官场奇谈。“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前往北京办《晨报》，与李大钊、蒲殿俊等人一起宣传科学与民主，传播马列主义。其间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张澜以省长身份，请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支持《晨报》扩大宣传，并资助二百余名西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陈毅等。 1920年冬，张澜先生由北京回四川，在重庆扶持陈惠生、沈与白办《新蜀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张澜在“9•18”至华北事变期间为团结抗战奔走
1925—1930年，张澜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筹办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并出任校长。成大以“兼容并蓄”为办学方针，宣布信仰自由，校內有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及三民主义、国家主义三派组织，一时成为西南地区传播进步思想、探索救国道路的重要园地。1928年，四川军阀投靠蔣介石后积极反共，当年2月，军警闯入成大逮捕并枪杀了六名学生，内有五名共产党员。张澜非常愤怒，公开出面要求安葬烈士，他质问军政当局负责人：“你们人都杀了，我们连尸都收不得吗？”
1928年6月4日，就在全国和四川军阀混战之际，甲午战争前二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处心积虑吞并中国的日本殖民侵略势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满蒙王”张作霖，实施八国联军之后的新一轮侵华图谋。1931年，日方又利用南京政府大举“围剿”红军、对日绥靖之机，重炮袭击沈阳东北军驻守重地北大营，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当时在东北的日军约2万余人，东北军正规部队27万人、非正规部队12万人，中国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对外侮懦弱，严重判断错误，采取不抵抗政策，沈阳十几个小时内沦陷，3倍于日本国土的东三省5个月内全部沦陷，3000万同胞或流离失所，或沦为亡国奴，不计其数的国防物资和公私财富付诸东流。从此以后，神州各地，但凡《九•一八》悲歌起处，龙的传人无不泪流满面、悲愤呼号。
深忧国运的张澜，痛恨不抵抗政策，深知中国要赢得抗战胜利，必须团结对外，四川和全国都必须停止内战。1932年3月，张澜离开当时反共氛围相对浓郁的成都，前往刘湘的防区重庆。刘湘在民国初年是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警卫营副营长，素来敬重张澜。此时的刘湘，一面感到来自急于图川的南京当局压力与日俱增，一面又想借中央力量压制其他川内军阀、壮大自己，因此在抗日反蒋的问题上徘徊不定。张澜极力以民族大义劝说刘湘，希望他效法十九路军，站到抗日救国的立场上，做个民族英雄，并建议刘湘积极联系外省的抗日反蒋力量，缓解压力。刘湘深以为然，请张澜以考察教育与实业为名，组团到联络南方各省的军政实力派。
与此同时，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在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南充地下党领导人多是张澜亲友或学生，张澜尽力协助他们迎接红军，做好根据地的基础建设工作，促进红军顺利发展。
第二年4月，张澜偕鲜英、杨达璋、杜象谷、任乃强等，由重庆沿江而下，出夔门过三峡，沿途考察武汉、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桂林等地，会见了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陶行知等各界爱国人士和军队将领。考察团掌握了各地实力派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独裁内战政策极为不满的基本情况，更坚定了团结抗战决心，同时也把川内团结抗战的呼声带往各地，增强了各地的团结抗战呼声。
其中，考察团在广西考察时，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领袖与蒋矛盾尖锐，双方长期处于开战边缘状态。考察团一行受到热情接待，参观了“寓兵于团”的实践基地。据任乃强日记，李宗仁在座谈会上说：“蒋介石没有救国救民之心，共产党则有之”。白崇禧说：“蒋介石囚胡汉民、李济深，杀邓演达，制造国民党内部分裂，而暗中勾结日本，丧尽人心”。鲜英说：“川军不赞成消灭地方势力搞统一，在外患如此严重的今日，渴望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会上就抗日救国、联共反蒋达成共识。
这次大考察，坚定了张澜和考察团成员的“抗日、联共、反蒋”认识，加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阵线的力量。
但是，就在考察期间，四川和全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不顾日军大兵入侵的大背景，在连续四次围剿江西中央红军失败后，动员八省百万重兵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因兵力悬殊和应对错误，损失严重，被迫撤离井冈山根据地，经四川长征，北上抗日，蒋介石部署重兵围追堵截。为使红军和川军两败俱伤，蒋采用诱迫刘湘反共的计策。当刘湘前往南京觐见时，蒋对他说：“甫澄，我不佩服你，你既然拥护我，为什么要派张表方到两广去反对我？”刘湘以教育和实业考察搪塞，蒋也假装糊涂，让刘湘带着“四川剿匪总司令”委任状和内战经费全身离去。考察团于8、9月间回川后，张澜见形势变化，便离开重庆返回故里。
在川军和国民党其它部队围攻之下，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处境转为被动。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围剿部队的烧杀抢劫，造成恐怖气氛。加上张国涛为稳住局面，在苏区执行极“左”路线，杀人过多，川北大乱，老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士绅发起组织“安抚委员会”，先选尹昌龄为会长，后因川北难民多，救济困难，改选张澜。张澜挺身而出，请卢作孚任救济组组长，倾囊而出，赈济灾民。
由于兵荒马乱愈演愈烈，灾民越来越多，单靠募捐、演出得来的钱救济无疑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1934年底蒋介石行辕先遣部队入川前，救济组被迫撤消。
促成川桂红协定
——张澜在西安事变前为团结抗战奔走
蒋系势力入川后，与川军矛盾日益突出，蒋、刘关系逐渐紧张。1935年春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得到张澜大力协助。刘湘接受张澜劝说，决定联共、抗日、反蒋。当年8月中共中央派李一氓到成都，与刘湘委托的张澜、鲜英、钟体乾谈判。经反复磋商，双方达成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刘湘见红军初到陕北，生活困难，资助白银20万两，购买大量药品、布匹、食盐等运往陕北，并派王干青（中共党员）为代表常驻陕北，与中共中央建立密码电报直接联系（刘湘去世后，1938年底王才回四川，解放前夕牺牲）。
蒋为除掉“四川王”，加快对川军收买分化，刘湘见形势不妙，很是不安，向张澜咨询对策。张澜建议，在联共的同时，进一步北联冯玉祥、南联李宗仁和李济深，逼蒋介石在川外抗日。刘湘深以为然。
据张斯可回忆，西安事变前五个月，他从北京前往桂林，代表刘湘与李宗仁联系，探询桂系立场，当时中共方面也有代表在桂林活动。张斯可回川向刘湘汇报后，刘又派他去桂林，与李宗仁、廖广英（红军代表）正式签定“川（四川）、桂（桂林）、红（红军）协定”。协定约定，若蒋拒不积极抗日，继续内战，三方就联合反蒋。
这时，日本方面也看到四川的战略地位。打算从重庆使馆派员到成都设立领事馆。南京方面得到日方申请后，深知其中厉害，赶紧告知刘湘，但没有明确外交态度。刘湘跟邓汉祥、张澜等商量，决定阻止日方向四川渗透。1936年8月24日，日方悄悄派出4名间谍潜往成都活动，被川军方面的侦探从重庆使馆一路跟踪到成都大川饭店。由于刘湘等的策动，加上南京当局在川势力中央军军校学员等的积极参与，日方间谍刚落脚，旅馆就被便衣军警、军校学员、大中学生和市民包围，随即发生冲击，两个日本间谍被打死，几家日货商店被烧，成为轰动全国的“蓉案”，也叫“大川饭店事件”。日方在四川大后方设领事馆的图谋因此夭折。“大川饭店事件”对抗战最终胜利具有高度战略意义。
当年9、10月间，中共中央见四川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而形势越来越复杂，特意将张澜次子、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张慕良从苏联派回四川。父子俩同心协力，为川军内部和川军与红军和其它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团结抗日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中共方面在安定了西南之后，得以专心致力进行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逐渐加大了对四川控制。当年9月，重庆行辕宣布川军发的“地钞”八折使用，11月又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它货币一律停用。蒋刘矛盾进一步尖锐。后来，蒋闻讯东北军和西北军在甘陕地区跟红军搞“三位一体”，不得不把注意力从四川转向西北，进而亲自飞赴 西安督阵，西北局势高度紧张。
1936年12月10日，张澜通过《新民报》呼吁团结抗战：“我国历年来惧日外交之结果，苟且求安，不敢一言战。不独东北四省坐视沦亡，冀察疆土亦听任残缺。浸假而有使日本不折一兵而吞并我全国之势。亡国为奴，祸在眉睫。”
两天后，西安兵谏爆发。川、桂实力派闻讯大喜，迅速通电支持张、杨。其中，刘湘还打算调动部队把驻川中央军部队缴械，因邓汉祥建议观望而暂缓。红军和川桂实力派等团结抗战力量对张杨的大力支持，使南京方面何应钦等强硬派不敢相煎太急，促成局势逐渐向和平解决方向发展，对最终抑制内战大爆发和团结抗战起到重要作用。正如张澜在西安事变前所写《抗日救亡之壮丁训练及外交联合问题》一文中强调的那样：“对日抗战之开展，殆将如积水千仞之上，不可遏止矣！”
可见，张澜先生积极促成的“川、桂、红协定”，促成了“大川饭店事件”，进而从侧面促成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在抗战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支持整军，呼吁妥善安置裁减官兵
——张澜在七七事变前夕为团结抗战呼吁
实际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互相承认对方，蒋介石成为最大受益者，他本人的国家军政领袖地位和南京当局的中央政府地位都大大加强。但是蒋并没有用好有利形势立即着手团结抗战，而是随即以中央政府和最高统帅名义发起整军新高潮，继续削弱地方势力，打击异己，并差点酿成新的内战。
1937年初，南京当局首先进行甘陕整军，拆散了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随即开始川康整军。川康整军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四川连续十多年军阀战乱，又遇到严重旱灾，军民生活万分艰苦，饿死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人当兵就是为了混饭吊命。整军的名义是军队国家化和改善装备，实质则是大量裁军、削弱异己。对很多官兵而言，被裁编就意味着失业，甚至可能被饿死。由于蒋只是追求裁军，不在乎安置，1935年第一次川康整军裁减下来的官兵，有的已被迫沦为土匪。因此，川军各部对整军态度很矛盾，一方面又希望整军，成为经费有保障、装备精良的国军，一方面又担心整军加剧失业和匪情。
由于南京当局整军态度强硬，潜伏着中央军与川军爆发决战的危机。实际上，就在1937年上半年，驻川蒋系部队与川军部队竞相构筑工事，差点火并。南京方面见势不妙，被迫主动缓和了危机。当时背景下，一旦中央军和川军开战，红军、桂系必然加入，变成全面内战，各方后果均不堪设想，至少也是鱼死网破，亡国的可能性极大。
张澜深知个中危机，竭力维护西安事变危机以来得之不易的团结抗战大局。1937年7月5日，张澜在《新民报》发表时论《希望于整军会者》，阐明整军的重要性和妥善安置的必要性，并对安置办法提出具体对策，努力化解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川军的内战危局。文中强调：
“整军是川民多年来馨香祷祝求之不得者，今中央毅然执行，其给与川民之慰藉至深且巨。中央既然执行整军，川军将领一致拥护整军，川民更何能不拥护之赞助之督促之，俾能早早完成其使命。……惟吾川方罹空前旱灾，而多年来，农村破产，社会不景气，贫困实际笼罩全川社会。以军官言，此次被裁，当以万计，而士兵亦有三四万之数。近闻各军中下级军官干部，颇呈惴惴不安之象，咸恐编余成为失业，复飘游于贫困之社会中……盖对于编余官兵，必须有彻底之计划，善为安置，使能生产化。有以安其身，然后足以安其心。使以不为目前整军之障碍，将来不为地方治安之危险物，化无用为有用，俾此辈青年与农民能发挥其能力，对国家社会有相当之贡献，斯乃整军期中不可忽略之事也。
川民苦于税重久矣。税重之故，由于兵多。即以一年四征……犹复一年三征。是川民之疾苦，实较国内任何省之人为甚。吾人当站在国民立场欢迎整军，使化川军为劲旅，以为国用。站在川民立场欢迎整军，一方面望从此化历史相沿之地方军队为国军，一方面望川军既国军化，则其法费全数应由中央以国税支付，不能再使川民为法外过重之负担，而将一年三征立减为一年一征。……
尤有进者，川军经此次整理而后，额数仍嫌其庞大，屯驻腹地殊嫌拥挤，似宜开赴边区，从事于筑路、造林、垦荒诸事，可将消费者一变而为生产者。则将来可遂行国策，逐渐改为征兵制。此种军队退伍之后，亦不失为生产分子。
总之，整军之事关系于吾川吾国之治乱安危，于军得成劲旅，于民可减轻负担，而编余官兵，尤贵能与以适当之安置，此吾川人吾国人所翘首企盼，亦为整军会诸公造福于川民于国家之良机也。”
联共抗日，团结抗战
——张澜在七七事变后为抗战奔走
1937年7月7日，日军抓住南京当局致力于川康整军、继续对日绥靖的机会，突袭北京城南苑平城守军，企图切断平津地区后路，聚歼中国北方精锐部队，守军被迫奋起抗击，“七七事变” 爆发。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正在重庆主持整军会议，他向大会通告消息时，整军会场一下子变成了请战会场。《新民报》等成渝两地媒体，纷纷以号外形式赶发报道，请缨抗战、团结抗战的呼声迅速响彻四川各地，整军会议随即草草结束。
7月23日，经张澜等斡旋，由中共成都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等于1936年创办的“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更名而来的“四川民众华联合北抗战后援会”，经与国民党省党部谈判，四川地方实力派与国共两党联合组成“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张澜出任主任。省抗成立后，相继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抵制仇货委员会”，开战抗日救亡宣传周，在四川全省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张澜积极支持刘湘前往南京开最高国防会议，宣传团结抗战主张，还前往机场为刘湘送行。刘湘在机场发表了时局讲话强调：只有抗战，才能救亡图存；只有攘外，才能安内。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刘湘继蒋介石、阎锡山之后第三个发言，他慷慨陈词，激励呼吁团结抗战，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受到与会各方的高度赞誉。会后，周恩来还专门率共产党代表团前往刘湘下榻的四川办事处看望。不久，蒋介石也亲自前往问候。
南京会议期间，日方综合有关情报，深感促成中国新一轮内战的图谋已不可能得逞，便悍然挑起第二次淞沪会战，直接威胁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蒋介石当局顿时慌乱，迅速利用各方力量拼死抗战已是唯一出路。
刘湘回川后，立即与张澜等军政、社会领袖人物策划备战办法。在加紧军队训练的同时，还加强了抗战宣传、动员工作。其中，7月9日，车耀先将1937年1月17日创刊、后被国民党查封的《大声》周刊，更名《图存》周刊出版发行，宣传“团结御侮，救亡图存”宗旨。当月24日，出至3期后，又被国民党省党部以“未经批准，违法出版”为由被查封。在张澜协助下，车耀先等据理力争，于11月5日出《大声》复刊号。中共特派员张曙时、李一氓、罗世文等，通过张澜等渠道，与刘湘建立密切联系。其中，刘湘委罗世文为川康绥靖公署顾问。张曙时、罗世文争取到刘湘的同意支助，由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办的名义，于8月29日创办《国难三日刊》。这两个期刊社的工作人员和特约撰稿人，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据报道，老成都冯水木先生收藏了一张民国26年(1937年)10月23日的《国难三日刊》，其中就刊有朱德所写《论游击战术》。
9月5日，在省抗组织下，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隆重举行“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为首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将士壮行。张澜代表大会组织方第一个致辞。他强调了持久抗战的必然性，激励官兵团结抗战：“在战略上，……日本军人无论如何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应抗战到底。愿出征将士与士卒共甘苦，长官与兵士生活打成一片，抗战力量更能团结与巩固。”
刘湘、邓锡侯、唐式遵等先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说。会后，首批出川部队东路纵队浩浩荡荡向东开拔。沿成渝公路到重庆，顺江而下，东出夔门，驰援上海，戍守南京，留下了一系列壮烈史篇。9月12日，北路纵队在德阳誓师，从剑门关出秦岭，开赴山西娘子关战场，留下了台儿庄大捷之滕县血战等不朽功绩。
力挽危局
——张澜在刘湘去世后竭力维护川军团结抗战局面
由于南京当局指挥混乱，川军部队被拆散建制，承诺的装备也没换就仓促上阵，造成大量不必要伤亡，川军上上下下非常焦急和不满。刘湘不顾部下和智囊们的劝阻，毅然飞赴前线，打算亲自指挥部队，不久便因病入住汉口万国医院。各党派代表如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等，都曾到医院看望、慰问，与他畅谈有关抗战大计。1938年1月20日,刘湘匆匆结束了仅三个月的抗战生涯,年仅48岁。
刘湘突然英年早逝，引起震动，有传言称系被蒋毒害，而南京当局又迫不及待地委任张群接管四川省主席，再度引发川军反蒋危机。一些川军将领通电拒绝对张群的委任。
当时南京沦陷，韩复榘消极抗战，战略要地徐州受到南北夹攻，行事危急。邓锡侯所部首批北上抗战川军部队22集团军，从山西驰援，稳住徐州危局。蒋介石赶紧通电嘉奖22集团军。随即把邓锡侯从山东前线掉回川，委任为绥靖主任，邓汉祥为代省长，利用邓的抗战声威暂缓了川内的强烈不满。一个多月后，孙震、王铭章指挥装备简陋的22集团军在滕县保卫战中以极大伤亡削弱了日军，为赢得台儿庄大捷做出巨大贡献。蒋介石对此做出了扩大宣传，专门下令不惜代价找回王铭章遗体，先后在汉口、重庆、成都、新都举行隆重公祭和国葬。
但是，由于首批出川的东、北两路纵队都伤亡惨重，川中将领对南京当局的愤恨并没有完全缓和。1938年4月初，刘湘亲信将领潘文华军长在向中央社记者谈话时表示：“国难严重，已到极度紧张关头，吾川军人，以争唯有大量出兵，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继续抗战，以争民族生存，任何牺牲，在所不计。……同时再度施以抗敌教育，研究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运用。……做到奉令即可依序开拔，迅赴事机。”
两天后，《新民报》刊发了张澜的评论。评论在肯定潘文华素以能兵善战著称、富有抗战决心之后强调：
“但说到部队还需要一个短时间加以训练，我以前也曾这样说过。当时旁边的有朋友说，川军从去年整编之后，刘故主任即令饬各部加紧训练，以应调赴前方抗战之用。到了现在，已经历时八月，此时只须迅速出兵便得，不必再事迁延。昨天又有一位朋友说，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配合使用，是要军队到了前线，实地经验，自然知道如何配合运用，不必在后方做教本上的研究功夫。这两位的说法，也不无相当道理，特地把他写出来，以供川军长官的参考。总之一般人在此‘国难严重已到极度的紧张关头’，所极度希望于川军长官的，就是‘大量出兵’，‘迅赴事机’。
一件是关于川政的事……邓秘书长鸣阶致各专员县长及征收局长的世电说‘据近日各方情报，及考察所得，发现三大病态……’我以为川省目前尤有重大危险的病症：第一就是省府财政频于破产。……第二是各地土匪乘机复起。……川省财政的破产，除了获得中央财政的救济外，绝不易恢复原状。要想获得中央财政的救济，则任省主席的人，必须与中央有深切关系，而又是中央有力量的人，始能运用中央财政的助力，来复活四川将死的财政。至于川省土匪的复起，其原因是由于政局动荡，一时纪纲驰坏，因而地方治安无法维持。假使川省的纪纲长此驰坏下去，必将再度演成防区纷乱之局，地方治安更无足言。今要维持地方的秩序，就必先整饬川省的纪纲；要纪纲能够整饬，就必须顾全中央的威信，盖必中央有坚定的威信，而后能整饬川省的纪纲，此点十分重要。
总之，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只有从速出师抗战，立功于国家，才是川中军人的光荣。在保持中央的威信大原则下，催促省主席早日来川主持，使川事不至日趋败坏，才是川中人民福利。这两件事请，都是应该从速决定，如其再拖延下去，就难免不误国误川。”
由于张澜等在团结抗战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和积极奔走，南京当局与川军的危局得到一定缓解，加上后来蒋介石又做出让步，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川内局势逐渐稳定，大批川军将士前赴后继奔向抗战前线，成为正面战场最重要的生力军，为赢得武汉会战后的相持阶段到来做出巨大贡献。
团结抗战、民主建国
——张澜在抗战中后期竭力宣传民主政治、维护国共团结抗战局面
此后，张澜还对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抗战中后期的国共抗战做出了不少贡献。
随相持阶段到来，日本被迫改变侵华策略，诱汪精卫于1938年12月29日发“艳电”叛国，国民党中央政府陷入党内和中央政府内部严重分裂的局面，出现新的抗战危机。张澜闻讯，立即于1939年1月3日与黄炎培、梁漱溟等联名发《讨汪通电》，谴责艳电有意破坏团结，呼吁全国军民：“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在领袖指导下，同心戮力，不断求进，争取最后胜利！”
但当时国民党内部投降反共气氛非常恶劣，在1939年1月中下旬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获悉后，坚决反对重开国共内斗，毅然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杀害八路军罗梓铭等六人。张澜在重庆住所“特园”约集各界人士，听董必武介绍情况，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消息封锁。张澜在强调他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原因时强调：
“第一，假使内战扩大了，对日战争将变成何种景象？第二，假使内战扩大，比非短时所能收拾，其势必影响全世界和平。第三，中国抗战已八年，尤未能胜利结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状。今又加以内战，人民更何能堪？”他还在国民参政会上疾呼：“国内精诚团结与国共合作，将是巩固这种外交政策的基本力量。”
为抑制蒋介石的军政独裁局面，促使国共合作联合抗战，张澜大声疾呼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个人认为，各党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实为今日将解决国是、挽救危亡所必须。”蔣介石曾以监察院院长高位拉拢张澜，张澜因反感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作风，没有接受。1939年11月，张澜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由于中共方面和一些地方实力派的坚决抗战立场，张澜等民主人士的呐喊，加上1939年9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促使国民党当局认清了战略转折形势，摆脱动摇状态，坚定抗战意志，于1939年11月部署了为期三个月的对日“冬季攻势”，与1940年八路军部署的百团大战一起，给日军沉重打击，将战略相持局面彻底锁定。
蒋介石见中日战局转折，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显示出巨大威力，重又着手抑制共产党。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张澜竭力奔走调解。张澜见蒋介石缺乏团结抗战精神和民主政治精神，国共矛盾隐忧深重，便倡议在国共之间组织一个有力团体，调和国共矛盾，推进民主政治，促进两党继续团结抗战和组建联合政府。同年，“统一建国同志会”等六个小党派在重庆组成“民主政团同盟”，推黄炎培为主席，黄不久辞职。众人认为，张澜在抗战复兴首要基地四川被誉为“川北圣人”，很有号召力，又是富有智慧的无党派人士，处事公正，推举他接任主席。
张澜出任民盟主席后，大力推动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组建，促成了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时，张澜前往机场迎接。
国共重庆和谈其间，张澜为两党团结共建联合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曾三次登门“特园”拜访。后来，张澜等民主人士见蒋介石当局实在没有民主建国诚意，便劝毛泽东早日返回延安。
由于张澜和众多川内外爱国人士对中共自“9•18”事变以来的团结抗战主张的高度共识，并长期为之奔走呼吁，中国的团结抗战局面虽几经波折，仍终于从“七七事变”后一直维系到抗战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团结抗战过程中，有350万川军将士前赴后继奔赴抗战前方，伤亡、失踪64万人，先后涌现出饶国华、王铭章、刘湘、李家钰……等一系列举国共祭的抗战英烈，和更多的无名英雄。当川军将士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同时，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其中重庆作为陪都，做出了的巨大的人财物贡献，包括现大重庆在内的大四川，无愧于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基地。也正因如此，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之际，《新华日报》于1945年10月8日特意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感谢四川人民》
(夔剑，《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