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布衣圣人”张澜
邓经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各类风云人物纷纷随同前往，民盟总部也由重庆迁至南京。作为已经崛起的第三方势力领袖，民盟主席张澜(1872－1955)自然应随去首都，以更好地发挥政党的作用。这个道理很简单：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任何政党的主要活动舞台，首先就应该是首都。但是，张澜却反其道而行之返回成都，其中有着极为深沉的原因。
一、得四川者必先得张澜
圣人，源自于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四川地方实力派，大多都是张澜的学生和昔日部属。此外其他人，也大多仰慕“川北圣人”的风范。如先后担任过四川省主席的杨森、刘湘都曾经是川北宣慰使张澜的护卫营营长。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同学兼挚友张群、陆军师长鲜英都曾经是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护卫营参谋。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以及龙云等，都在关键时刻听命于张澜。中共高官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都是他的学生。这就是“蜀中学子半门生”、“得四川者必先得张澜”之说的由来。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激烈。在各类重大社会事件中，张澜的人格人品，早已被四川人看得清楚，社会声誉极佳。作为一个“无党派”而被推举为政党领袖的张澜，其政治生涯的成功，秘密就在于此。
从反抗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到抗御蒋介石统治，张澜一直坚守“川人治川”策略，为的是在自己影响力所及的地方，尽可能地让本地社会得到更好地发展。如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武汉病逝。蒋介石迅捷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企图将四川纳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下，遭到当时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等人的坚决反对。留守四川的彭焕章等十七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收回成命，实际上是想推出王瓒绪。蒋介石遂以中央名义，任命王瓒绪为川省代主席。但后来大家发现，王与蒋介石已经妥协。于是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策划并支持川军彭焕章、刘元塘、陈兰亭、谢德堪、刘树成、周成虎、杨晒轩等七个师长联合通电，历数王瓒绪的种种罪行，“请为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同时又纷纷率部队在成都示威，造成四川地区政局动荡。这些事件都有着张澜的谋划参与。1939年9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四川省主席达14个月之久，成为世界政治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张澜也对此坚决反对。
四川成都人张群是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同学，曾任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委会秘书长、西南军政长官、行政院长等要职，被誉为国民党的“智多星”，也是中共于1949年初发布的第11号战犯。张群在从蒋介石手中接过四川省主席权柄时，为了在四川更好立足，也要先去看望昔日上司、时极具威望的张澜，并征求治理四川的意见。他虽肩负“经略大西南，为**分忧”的重托，但在张澜的制约下，也难以完全推行蒋介石的治川策略。
“二战”导致中国政治格局新变化，四川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民抗战”引发民主意识增强。国共之外的中国“第三方势力”开始形成。张澜开始发挥着全国性的影响力。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澜，“第三方势力”的存在与其作用的发挥，将会艰难得多。在国共两党殊死决战中，中共东北战场的军事胜利与西南战区的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张澜促成西南地区的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地方势力在政治上向中共方面转化等，实际成为蒋介石政权崩塌的前奏。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领袖都开始注意到，张澜的个人魅力及其所领导的民盟组织，都对中国政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46年到1948年，在国共两党殊死搏击之际，张澜指示民盟在四川与西康两省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蒋、反美、反内战、反饥饿的几十万人的大*，沉重地摇撼了国民党政权。1949年12月7日，经张澜策反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川西彭县起义，使成都和平解放。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前夕，企图将四川作为最后根据地的战略，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消解了。吹嘘“川西大决战”的蒋介石，在成都机场起飞最后离开大陆，当时一定有诸多感慨。而毛泽东棋高一着的地方，乃在于几年前就通过张澜对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据点作了“釜底抽薪”。
二、“四川的袍哥老大”
民主建国会领袖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把张澜划归为“会党闻人”，认为“张澜实际上是四川的袍哥老大”。也有人反驳说，张澜担任川北宣慰使的时候，曾经镇压横行乡里的袍哥大爷，可见张澜是反袍哥势力的。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对。
张澜崇尚墨家学说，如“兼爱、交利、非攻”、“兼爱交利尚同”、“戴仁而行，抱义而处”等“民治主义”精神。他在《墨子贵义》(1948年)中说：“数年来喜读《墨子》”，“深悉墨子的思想行为”。他认为墨家思想行为“全以义为主”，所谓“义的内容，就是兼相爱交相利。惟兼爱交利可以使无下富而无贫，所以墨子之言经济是要民用皆给；惟兼爱交利可以使天下治而不乱，所以墨子之言政治是要一义尚同。”张澜进一步阐释说：“惟兼相爱，乃能人人平等，而阶级之分可泯；惟交相利，乃能人人互助，而贫寡之患可除。墨子之谓义，就是要发展人类的博爱心理，而使世界得到持久和平。”可以说，汉代班固在《答宾戏》中说的“墨突不黔”，可以作为扶危济困、为民主而奔走呼号的“布衣圣人”的形象写照。他把《墨子贵义》送呈毛泽东，也有着向新中国领导人表明自己政治理想的意图。
作为中国底层民间实力的袍哥组织，与“墨家”学派思想特征和人员构成方式极为类似。因此张澜正面肯定过“袍哥是有革命性传统的”，即“当年在‘四川保路同志会’闹革命时期，袍哥就起过很大的作用嘛!那时候尹昌衡杀了清王朝四川总督赵尔丰，推翻了满清的四川政权，做了都督，成立袍哥团体‘大汉公’，他自己就做‘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可以说袍哥团体是历来就有革命性的嘛!”
先秦墨家以民间结社的形式活动，是自成体系的社会组织，以其表达社会意识，彰显社会力量。构成四川社会重要因子之一的，是民间帮会袍哥势力。曾经担任过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阳翰笙说过：袍哥是他早年“人生的一部大书”。在下层社会中，墨学思想及其行为方式一直是普通民众用来反抗官府统治的思想利器。近代帮会之所以与革命党人联合，参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墨子学说的影响不无关系。墨子学说与近代帮会在时代、阶级、组织等外在形式上有着天然契合。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十分重视中国民间广泛存在的帮会的力量，在帮会中积极发展同盟会员。辛亥前夕，四川革命党人依托袍哥组织，先后在江油、泸州、江安、广安、嘉定等地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同盟会主要依托袍哥组织开展活动。如新津袍哥首领侯宝斋以贺寿为名，邀请四方袍哥首领百余人聚会新津，密谋举义；四川各路袍哥又在资中罗泉井秘密召开“攒堂大会”，共商起义方略。又如“成都血案”发生时张澜等人被捕，成都附近各路袍哥皆呼号而起，进围成都，与清军交战甚烈，全川纷纷响应。四川袍哥组织在这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辛亥反正后，袍哥组织遍立“公口”，革命党人皆倚袍哥力量接管政权。重庆蜀军政府以重庆仁、义两堂袍哥为基本力量，成都大汉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立“大汉公”并自任龙头大爷，以至于军政府被时人指斥为“哥老政府”。川籍将军熊克武、范绍增、刘文辉、陈兰亭、石肇武等，都是著名的袍哥龙头大爷。据统计，民国时期，四川城乡每10个成年男子，大致有8个参加过袍哥。袍哥成为当时四川社会运行举足轻重的力量。
例如1940年春，广汉县长沈实先因征粮过重引起民变。军委会成都行辕派宪兵去镇压，但是被袍哥武装把守住从成都到广汉的要道，不许宪兵通过。张群很清楚，袍哥武装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背后有川康军人的支持。无奈之下，只好请与川康军人有密切关系的袍哥大爷、“孝友社”总舵把子陈兰亭去广汉出面调停。不到半天时间，民变即被平息，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当时无论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还是各级参议员、基层官吏的选举，袍哥组织都积极投入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先后于1936年、1938年两次下令解散哥老会。张群也以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发布《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查袍哥分子成员复杂，违禁犯科，危害社会治安，实属封建余孽、罪恶渊薮。自本府禁令公布之日起，严禁袍哥*结社，违者严惩不贷。”孰料这些禁令却引发更大的反弹：由潘文华部的师长彭光汉出面任总社社长，在成都东丁字街华瀛大舞台举行袍哥团体“合叙同总社”的成立大会；*声势浩大的“迎宾会”。各地袍哥舵把子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张群下令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亲自带队前往镇压，殊不知沿途都有荷枪实弹、架起机关枪的潘师部队把守，不许警察大队通过。于是军警双方发生冲突。张群最后只得以“军警双方轻率从事，致生误会”为由，各打50大板，不了了之。
康省袍哥“唯民社”的舵把子就是刘文辉。“唯民社”还包括朱蕴山、邓初民、马哲民、张友渔等著名的民主人士。1939年西康建省时，省主席刘文辉派参谋长陈仲光组织西康袍哥“荣宾合”，形成党、政、袍哥混融一体的组织。其创办的袍哥刊物《唯民周刊》、《大学月刊》，成为当时著名的政治时论刊物。1944年，由张澜直接领衔，联合川康部队将领发起创办的袍哥刊物《大义周刊》，有沈志远、范朴斋、杜重石等民盟人士参与，发表有关宣传袍哥的文章，并把袍哥改称为“社团”。成都城内的袍哥组织，就有“孝友社”、“正伦社”、“东山联合总社”、“合叙同”、“蜀德社”等。1946年，在张澜的策划下，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写出话剧《草莽英雄》，以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为背景，用川南袍哥龙头大爷罗选青在高县起义及攻打叙府等事件，正面颂扬袍哥事迹。演出大受社会各界欢迎。
没有一兵一卒的民盟和“第三方势力”领袖的张澜，必须要有一个立足之本，要有一个基本依靠点。四川实力派人物的政治帮助(如保护民盟成员乃至于中**员的人身安全)与经济支持(如对民盟活动经费的支持)，以及对四川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影响力的袍哥帮会势力，就具有深刻而广泛的民众心理。这成为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第三方政党根据现实和自己的实际，借用和依靠的立足与生存空间。这就是张澜坚守四川的一个原因。张澜终生立足于“布衣”而非做“大爷”，但却以崇高的人格对各级袍哥“大爷”、对普通民众，乃至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着巨大影响力。
三、还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
众多研究者都说，国民党政权在败退台湾之际，曾计划将张澜、罗隆基等人挟持前往台湾，或将之作为暗杀对象，有的文章还给出了特务准备将张澜、罗隆基装入麻袋沉入黄浦江的细节。这是出于对“反动派”的逻辑推理。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已经看到张澜等人的政治宗旨，有意识地放过他们，让他们以后与中共发生矛盾。国防大学一位教授根据当时在军统的知情者回忆提出：“特务头子毛森就要杀害张澜、罗隆基时，蒋介石又产生了也许他们加入联合政府会与共产党出现矛盾的想法，下令先不要动手。”
我们还是听取当时亲历者的说法。曾经担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的陈新桂说：“解放前后，我在张澜身边工作多年。关于张澜和罗隆基在上海脱险的故事，是我所耳闻目睹的。”他在文章中透露，国民党元老张群为张澜在上海永嘉路集益里8号安排住处并配备了2名服务人员，也同意让罗隆基住院治病，“地点限于上海和杭州，不得出国；医药费由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负责，由雷震副秘书长办理。以后，罗选择了上海虹桥疗养院。我亲眼见过几次雷震到院看他、交费。”作者特别指出：“我还想补充几句结束的话。这故事在流传中曾被人说成是阎奉令把张、罗杀害后，将他俩的尸体抛入黄浦江中灭迹，在途中被地下党营救了。这说法既不合事实，也不合情理。因为反动派如真要杀他们，机会多得很，也无需忌惮什么。他们的实际情况是，国民党企图把张、罗劫往台湾。国民党逃命时没有对张、罗下毒手，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在本文第一节之所以交代他们住虹桥疗养院的政治背景，为的就是要说明国民党，特别是政学系(以张群为首——引者注)，一向对张、罗存有幻想(至于他们愿否上钩乃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张、罗之所以能最终“脱险”，乃在于负责监视的特务阎锦文是四川人，也是帮会成员，特别是还有中共周密的营救布置。这其实也说明张澜的“布衣圣人”的人格人品的感召力。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论及张澜时指出：“七八十年前的旧中国，地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很封闭的。故先辈的积极的作为，曾一度被地域的封闭局限于四川。而在四川这个中国的最大之省，他的政治影响，可与孙中山对中国的影响相提并论；他的文化影响，可与鲁迅对中国的影响相提并论；他的教育影响，可与陶行知对中国的影响相提并论；他对封建反动势力充满浩然正气，不顾个人安危的斗争，又可与‘讨袁将军’蔡锷相提并论。”
张澜80岁生日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为他举行的祝寿会上，张澜致词说：“一个人的价值，亦不是以寿的长短来计算，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估计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这才算得是有价值的人生。”毛泽东盛赞张澜：“表老，您的德好呀，是与日俱进啊!”朱德更是称张澜为“真圣人”。新中国成立之际，一些人对张澜出任国家副主席有不满。朱德即说：“讲到革命，诸位没有一个有他早的。”
张澜一生虽然担任过各种官职，但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布衣情结”；即使做上了像四川省长、国家副主席这样的大官，仍是布衣粗食，泰然恬淡，奉行墨子“非乐、节用”信条。“圣人风范”由之而具。
《文史杂志》2010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