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特园”两见毛泽东
杨复全（口述） 张 涌（整理）
91岁的老盟员、离休干部杨复全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他在 “民主之家——特园”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澜、沈钧儒、史良、章伯钧、罗隆基等时代风云人物的零距离接触，如数家珍。近日，笔者三访杨老，听老人娓娓道来。
“我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城，在南充读完中学后，于1944年4月到重庆报考中央大学，结果没有考上，就到‘特园’住了下来，因为我和‘特园’的主人鲜英是亲戚关系。鲜英的夫人姓金，是我祖母的妹妹；我母亲又是金夫人的亲侄女。当时我不到23岁。以后我就一直工作、生活在那里，直到1950年3月到北京学习才离开。”
在“特园”两见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按：1945年8月30日下午）到“特园”之前两天，中共的代表徐冰到“特园”来告诉张澜和鲜英，说毛泽东要到重庆来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来的当天上午，周恩来又专程到特园拜访张澜和鲜英，说毛泽东下午要到特园拜望，还要求尽量保密，不要到大门迎接。所以毛泽东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鲜英在客厅等侯，客厅的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人。张澜在卧室等候。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啥时到达。为了保密，我们按要求也没到大门迎候。
毛泽东进来时，我第一眼看到。他戴着礼帽——就是后来我们在照片上经常看到的那样，穿灰色中山装，宽袍大袖的，衣服的样式很土，可能是延安自己织的土布，质地很差。我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很高大壮实，有点像乡村教师。看到他进来，我忙说：“请坐，请坐。”他很从容地坐到第一个大沙发上，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来特园的客人，只有他和冯玉祥能把沙发坐得满满的。
不到一分钟，张澜匆忙从卧室出来，跟他握手，请他到卧室里边谈，谈了没多久，张澜就陪毛泽东从卧室出来了。具体谈了些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谈完出来，鲜英就带着长女鲜继祯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用水笔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光明在望”几个字。
毛泽东带来了两张黄色毛毯，说是延安土产，一张送张澜，一张送鲜英。鲜英觉得很粗糙，不喜欢，后来就转送给我，我当时也觉得不怎么好，就送给一个同事了。毛泽东还转交了朱德给张澜的信。现在南充方面有人说张澜不是朱德的老师。但我在为张澜收拾房间时，看到过朱德的信，清楚记得开头写的是“表方吾师……”
跟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李维汉和秦邦宪（我印象中，好像周恩来没有来）。另外还来了5个武装警卫。我看到警卫在台阶上站着，就赶忙去给他们端凳子、倒茶。其中一个警卫送了我5张边币做纪念，后来都被同事抢去了。
毛泽东第二次到“特园”来时，我到街上办事，没有见到，但我知道这个事。
毛泽东第三次（按：1945年9月15日下午）来到“特园”，我也在场，但印象没有第一次深刻。
我还想补充一点：很多回忆文章说，毛泽东到“特园”时，评点欣赏“民主之家”匾额。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挂，是1948年鲜英的儿子鲜恒从美国回来后，看到房子已经很旧了，才找人重新粉刷布置，同时请人把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刻成匾挂出来。
张澜印象
张澜在特园有一间书房兼卧室，平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重庆，家人都在成都，她女儿张茂延也在成都读书。
张澜很节约。有一次他准备坐船到上海，我和李康已经送他到朝天门了，他突然想起一双皮鞋没有拿走，叫我马上回去拿。其实是一双很旧很旧的皮鞋。他的饮食也很简单，早上一般就冲鸡蛋、喝牛奶，有时喝稀饭。平常不另外买东西，随我们一起吃。
他在特园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得很早，七点钟左右，起来后在院子里来回走走。下午天气好他就会出来和鲜英一起散步。一般就由我陪他们走。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到曾家岩、国府路，再从大溪沟、上清寺回来；一条是从上清寺到牛角沱再到李子坝转回来。他平时话不多，不接待客人时就呆在书房里，看看报纸。
来特园找他的人很多：民盟的、共产党的，像周恩来、沈钧儒、史良、章伯钧、罗隆基都经常来。还有他当成都大学校长时的学生，也有国民党官员，比如张群。
他的亲属，主要是大儿子张乔啬夫妇（张梅颖的父母）来的多。特别是张梅颖的妈妈，隔几礼拜就来，带一群小孩子来看看爷爷，热闹得很，买来蛋糕之类的东西。
1946年底，张澜离开特园到了上海，后来就没有回过特园。
张澜到北京后，我去拜访过两次。一次是1950年2月，我和赵一明、唐弘仁、龙圣夫、熊百施、王燕生6人由西南局统战部派到北京学习时，去拜访过他。他住在民盟机关。他知道我们没多少钱，就给了我们每个人二十几元钱。
第二次是1951年我学习结束，回重庆前和鲜英一道去向张澜辞行。这时他已经没有住那里，地方我记不得了。他在里屋找了半天，找出24元几角钱，全是零钱。鲜英说，是给你的盘缠。张澜要我回去跟西南局统战部问问四川土改情况，又问了我西南民盟的情况。他鼓励我回去后埋头苦干，好好学习：“学习要抓紧，特别是政策。要趁年轻，加强学习。”临走时，他坚持留我们吃午饭。
为史良“帮腔”
1945年10月，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全程参加了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按：1945年10月1日至12日召开，建国后被追认为民盟一大）。我那时已经加入民盟组织，是这年上半年由罗子为、邓初民介绍入盟的。
这个时候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已经一年多了，但民盟内部几党几派的情况仍然存在，很多事情被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党把持。那时民盟没得办事处，很多事情都到青年党在信义街的办事处处理，由青年党代办，像印文件、发信件等等。
这次开会，就是要修改盟章、选中委，削弱青年党的影响。他们也晓得民盟要采取措施，所以做了搞乱会议的准备。
我记得第一天到会的人不多，有些人如云南方面的没来，只有在重庆的中委到会。头一天张澜致开幕词。第二天分工，各支部向大会作报告，云南的、四川的等等都做了汇报。头两天还算平静。
第三天是沈老（沈钧儒）主持会议，要讨论盟章问题、组织建设等问题，提出盟员个人要服从组织。这时青年党的人就闹得很凶了。青年党的骨干陈启天、余家菊、杨叔明同时起来疯闹，坚决反对服从组织，说除了民盟我们还有我们的组织，假使与我们青年党的决定冲突，我们服从哪个？三个人同时发难，会场就乱了。
会议主持人沈老也急了，但沈老声音很小，控制不住场面。我们几个列席会议、做服务工作的年轻人也很着急、很气愤，但又不便发言。这时平时很温和的史良站出来说，现在是讨论盟章。章程规定，只能个人参加。现在民盟内已经没有团体，既然个人加入，就要服从民盟。陈启天说，你不是主持，有啥资格？但史良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很有大将风范。
史大姐的发言得到不少人支持。成都民盟的负责人范朴斋站起来说，不管是哪个盟员，都要服从盟的决定。余家菊、杨叔明攻击范朴斋，说他是两面派。我们列席的人就按捺不住了，纷纷发言批驳青年党。我也和大家一起为史良、范朴斋帮腔，打击青年党的嚣张气焰。当时左舜生没有开腔，我听到他跑到门口说：我左舜生从政团同盟成立到现在，这些年算是鞠躬尽瘁了，现在青年党竟然被搞成这样……最后在里屋休息的张澜出来，招呼大家要以团结为重。
后来罗隆基、曾昭抡从昆明赶到，进步力量立即占了上风。会议增选中央委员30多人，一共有60多名中央委员，青年党方面只有两名中委，情形大为扭转。此后青年党逐渐倒向国民党。
（《重庆政协报》2012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