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澜
张继延
我祖父张本清为人正直，勤奋好学，前清秀才，品学兼优，深得乡亲们的敬重，请他在离家五里的西阳观（西充县）设馆教书。他对学生循循善导，教育学生爱国、爱民，很受学生尊敬、爱戴。祖父农忙时领着年岁较大的儿子耕种，农闲时又到学堂去教书。祖父在半农半教的生活中度过了一生，他对儿子们说：“我们要耕读传家，忠厚待人”。祖父六十岁时病逝。
祖母王氏是南充县何家坪人，结婚后生了十四个儿女，因为祖上只有三亩多田地，无法维持生活，便向西充县召善沟王姓地主家租佃八亩地，从祖居南充县中和乡张观沟迁往召善沟居住，召善沟距西充县城十里，高山环抱，土地贫瘠，是名符其实的穷乡僻野，祖母带着子女、儿媳们操持家务和农活，一家过着有一餐无一餐的挨饥受饿的生活，病死饿死了三个儿女，父亲在四兄弟间是老三，大伯、二伯、四叔都当了一辈子农民，七个姑姑所嫁人家除五姑家外都是农民。祖母很刚强，劳累一生，从不向艰苦低头。当父亲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等职时，从没有向父亲提出要钱买田地和到城市里去居住，仍领着我母亲和四婶在召善沟王家的土上劳动，住的是几间茅草房，过着艰苦的农民生活，直到1920年她八十三岁病逝。
父亲每次从外地派人给祖母送些大米、腊肉、香肠和一些滋补药品吃，祖母很高兴常说父亲孝顺， 有时父亲回家探望祖母，祖母也常对父亲说：“你很孝顺，我很欢喜，我们家穷，你在外当官要做清官，要多帮穷人。”祖母病故，父亲从北京回家奔丧，祖母已安葬了。母亲转告了祖母临终遗言“三善（父亲小名）不在家，他没让我操过心，他照他爹的教训办事，在家是孝子，在外是清官，我心里很欢喜，他回来时你对他说，我劳累了一辈子，没给儿孙留下半间房，半分地，还死在别人屋子里。他无论如何要储蓄点钱，买一点田地，一百担谷子（二十亩地）也好，分给他们四兄弟， 就算是我留下的祖业，我死了也安心。”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最后长叹说“妈要在清醒时，她不会叫我顾私的”。父亲待母虽孝，但这次确没有满足祖母的遗愿。
父亲出身在贫苦的佃农家里，婴儿时睡的是箩筐，吃的是玉米糊，童年与少年时代都是在半饥半饱的生活中度过，从未穿过一件新衣，一双鞋，严冬时节还穿破单衣，赤脚，在寒风中颤抖。十六岁那年和杨家妈（父亲的前妻）结婚时，作新郎穿的衣服还是向亲戚借的一件布衣，当天下午亲戚就要回去了，父亲20多岁时到南充县里去考秀才，祖母给他做了一双布鞋，这是父亲出生以来第一次穿新鞋，虽然有点小，还是舍不得脱下来，把脚趾都磨坏了，留下终身残痕。
父亲一生在穿着上从不讲究，只有两套外面罩衣，针织衣，棉衣各一套，都是布的，要穿得不能再补时才换新衣，另外有毛料衣服和皮袄各一件，也都补了又补。记得在成都慈惠堂住时，父亲朋友的女儿结婚，请他当证婚人。我看他那件毛料衣服后襟已磨破了，必须补好才能穿，家里只有蓝布余料，想上街去买点毛料来配上，父亲制止我说：“就这样利用剩的布料补上也很好嘛！”我说：“明天参加婚礼，有很多各界名流，这补丁让人好笑。”父亲严肃地说：“我小时在家那有这样的衣服穿啊！人应该注重的是品质、首先是修养好，才是真正的好，才不会让人笑，衣服只是防寒而己，不必注重衣装。”第二天父亲穿了这件蓝布补的衣服去证婚，第三天新郎家派人送来一段质量很好的毛哔叽风衣料作为谢礼。父亲不要我收下，所来人原物带回。在生活上，父亲一直以勤俭教育子女，我家男的不准打牌、抽烟、喝酒，女的不准穿花衣，烫发，涂脂抹粉等。这些对我们子女影响是很深的，几十年来我们子女敬遵父亲教诲，在生活上一直是很勤简朴实的。父亲几十年为国为民很多时间在外奔波，随身携带一个大黄帆布袋装被褥，一只藤箱装衣和物，那个大黄布袋在我1950年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学习时，给我装行李用了，那只藤箱在父亲逝世后拿出来，里面装了半箱子衣服，是父亲唯一的遗物，在场的人看了，有的掉下了眼泪。
父亲一生吃的都很简单，除吃蔬菜，豆腐之类素食外，很少吃肉食，每餐2-3个菜。从不铺张浪费，不喜欢请客送礼。有一次父亲当嘉陵道尹时，请客吃“江团” （鱼名），大家都觉得是一件新鲜事，猜想这一席不知有多丰富。满怀热情地去赴宴，不料一席终了，只有一盘“江团”鱼，几碟小菜，父亲对客人说：“这种江团鱼是很难得买到的美味珍品，我偶然买得几条，想和一家分享美味。”结果客人是乘兴而来的，意外而归。
后来我们家迁住永安乡。永安乡离南充县城二十多里，每逢赶集才能买点东西。父亲在家时客人多，远道而来，必留客人吃饭，全靠母亲设法。母亲会做很多种咸菜，会利用自种的蔬菜做出各种花色的炒菜，并且利用花椒树叶，南瓜花，丝瓜花，红苕叶等等炸成下酒菜。母亲自己养了几头猪，做成腊肉，可以保持半年多，陆续拿出待客。我家待客虽然只能说是粗茶淡饭，谈不上丰盛两字。可是客人吃得都很满意，赞不绝口夸母亲烹调技术好，能干。父亲对母亲能勤俭持家也十分高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成都慈惠堂培根火柴厂住，父亲当时担任慈惠堂理事长，没有薪金和报酬，我们全家由厂供给伙食， 在工人食堂搭伙，父亲不准工厂食堂给他开小灶，父亲说：“工人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我们应当与工人一样，不能特殊。”父亲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家里考虑到父亲的身体，每天买点猪肝和牛肉汤冲成肝羔作为他的滋补品。解放后我家在北京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的炊事员，是一流的厨师。父母吃的仍很简单清淡，父亲早上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仍以蔬菜为主。
二
父亲一生正直、刚强、爱国、爱民，只知为公，不知为私。从不以财物贿赂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衣物和贿赂，有人送礼，他都谢绝，要是有人为达到某种目的，想走门路，拉关系，送来礼物，父亲就会十分严厉地批评送礼的人，退回礼物。只有他的学生偶尔从家乡带少量土特产来看望他，他才领情收下。解放前，父亲在经济上很困难， 生活上很艰苦，就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假公济私，侵占公家丝毫利益。 他到处为建华中学、民盟筹经费，但从未动用过一分钱，相反有时还将生活费，添入做民盟的经费，就是为建华、民盟筹款时，也不是来者不拒。记得1941年建华中学经费困难，差点要停办了，校长贾子群来找父亲想办法，这事被孔祥熙知道了，托人来说他愿意资助十万元，被父亲拒绝了，客人走后我插嘴说：“孔祥熙有的是钱，拿给他家二小姐乱花了，倒不如捐给学校，还可以帮助学生读书。”父亲说：“那不行，我不要这种人的钱，拿了他的钱，就封住我的嘴，不能因为小恩、小惠失掉自己的立场。” 父亲出面由鲜英宴请西充县、南充县籍的地方实力派，请他们为家乡造福，支持建华中学，并请鲜英当董事长，他们这些实力派当董事，解决了建华中学经费的困难。
父亲对那些假公济私，以公肥私的贪官污吏最痛恨，他常对子女和亲友们说：“无欲则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每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做到的。父亲一生的行为充分证实了，也做到了这些。例如：辛亥革命前夕，领导四川人民保路运动，被四川省总督赵尔丰逮捕，赵令清兵在父亲和罗伦的颈子上架着大刀，胸前抵着洋枪，父亲毫不畏惧，义正词严地和赵尔丰抗争。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因反对满清封建王朝，被遣送回国，他并没有因此退缩、屈服。蒋介石的特务以手枪威吓，没有吓倒他，封官许愿让他当监察院长，也没有收买了他，他坚持正义，勇往直前，决不后退。父亲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
父亲从二十二岁考取秀才，去广安教书，到任南充建华中学校长，先后从事教育事业五十多年，其中1912年—1917年间担任过川北宣慰使、国会议员、嘉陵道尹、四川省省长等官职。因不满政府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结党营私，残害百姓等等，不愿做官，而从事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和民主运动。父亲从不搞宗派，拉山头，他任人唯贤，绝不唯亲，他喜爱人才，重用人材，爱护人才。做官办学敢于革新，不怕担风险。父亲当川北宣慰使时，刚到蓬溪县境，老百姓拦马喊冤，状告蓬溪大恶霸晏洪，父亲叫人把晏洪抓起来，进城以后，不少老百姓来衙门告状，也有不少人来说情，父亲找衙门里的官吏商量如何处置。衙门里不少人主张放晏洪，他们说：“姓晏的在蓬溪县势力大，杀了姓晏的恐怕蓬溪县要不平静。”父亲说：“这几天我看来告状的人是多数，都是穷苦老百姓，受害的人，来保的 人是少数，都是有钱有势受惠的人，晏洪是蓬溪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能伸张正义，我主张杀。”把晏洪杀了，蓬溪县的邪气也压下去了。父亲在阆中整编遗散的清军，清军几百人哗变，他单身前往兵营，说服教育，晓以大义，平息了一场叛乱。
父亲创办南充第一所女子学校，创办南充一所职业中学，当时教育厅不同意发文凭，父亲自己把文凭拿到嘉陵道盖章，坚持办下去。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严重，父亲在成都大学当校长，发布告主张学术研究自由，聘请者中多名中共党员任职，支持若干中共党员办的学社，后来在南充中学、建华中学当校长，不怕反动军阀杨森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抓共产党，聘请了不少共产党员当老师，主持教务，把学校办成了革命据点。无论是开会还是讲课，他不准学生提到蒋介石时立正，他说“要立正给孙中山立正”。父亲在任成都慈惠堂理事长时，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共产党员，革命烈士，解放前夕被特务活埋在成都十二桥）刚从延安回来，父亲就请他来当厂长，当时儿童牌火柴质量全川第一，获利很多，王干青厂长和庶务主任袁观（解放后是南充地区第一任地委书记、 南充市市长）把利润拿来兴办工人福利事业。原先火柴厂工人伙食很差，工人没有床，冬天睡在烘火柴的炕上，不少工人中毒死亡；工人下班就去赌钱，酗酒。他俩人来后，组织工人福利委员会，工人互助储金小组，办幼儿园，办工人夜校学文化、学世界语，买些进步小说、杂志。在工人身上花的利润多了，上交慈惠堂总务处给其他各个部门分红的钱就少了，引起了不满，各部门负责人来找父亲，要求撤换王干青厂长。父亲说：“王干青有本事提高产品质量赚了钱自己没有塞腰包，都用来为工人谋福利，很好嘛，你们要向他学，也想办法把自己管的部门搞好嘛。若有困难我会想办法帮助你们，你们拿去装自己腰包，要我撤王干青的职，那绝对办不 到。”育婴堂堂长肖华清（中共党员）、女婴教养所所长吴恩灼（中共党员）、养育院长李筱亭（中共党员）、他们也做过很多好事，有人反对他们，父亲总帮他们说话。父亲主张生产自救，男女孤儿都让他们读书、上学校，学会一种技术可以自力谋生。慈惠堂是当时成都民主活动的中心，也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
三十年代初，四川军阀混战，互相残杀，在南充驻防的先后有罗泽洲、李家钰、杨森等部队，他们驻防期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得像牛毛，那些兵到处抢老百姓的东西，有一次李家钰兵路过永安乡将我家菜地的菜割光了，我家一位亲戚前去阻止，那兵拿刺刀刺他，回到营地后，他还邀约人要烧我家房子、杀人，有人听到了说那是父亲的家，烧不得，不能去杀人，连长把兵打了一顿，押来请父亲处置，父亲叫把那兵放了，并对那兵说：“你也是老百姓家出来的，要体恤老百姓的痛苦，你们抢了穷人家，穷人家没吃、没穿、饿死、冻死人，你是要欠命债的，以后不要再乱搞了。”那兵哭着给父亲磕头。部队在永安驻扎时，那些兵就再没出外乱抢东西了。反动军阀杨森疯狂地仇视共产党，在南充驻防时残杀很多共产党员，并且株连无数群众，听说是姓朱的就抓来杀，有一个抬滑竿的贫苦人和同伴开玩笑说他昨 天抬了个“猪”，被过路的兵听见了，说他是共产党分子将他打死。对杨森部队的胡作非为，父亲十分气愤，多次向杨森抗议，杨森很仇恨父亲，不听父亲的话，父亲通过南充的开明士绅、民主人士奚政和先生保释出来一些人。
1946 年8月18日四川各界人士召开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父亲代表民盟致词，会后被包围会场的特务打伤，群众不顾一切前去抢救，将父亲送回家中养伤，人们不断前来慰问，谈起来大家都很气愤，担心住地四周监视的特务再施毒手。父亲哈哈大笑说：“蒋介石想用特务打倒我，摧毁民主运动，他才是梦想，打死了我，还有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火柴厂外面不少特务在监视，你们不怕，敢来看我，我也不怕呀！”
父亲对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很友好，他们的子女中有好学的帮助培养上学读书，生活有困难的，从经济上帮助安排好生活。但决不利用职权安插亲人，谋取私利。在家族中的亲戚或者朋友，有人当面求情或者托人，写信找父亲帮助安排工作，父亲一概不理。父亲说：“你（他）们要是有真才实学还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没有真才实学，想找我帮助找门路，找关系，办不到，背地里找母亲说情也不行。”为这些事得罪不少亲友，有些亲友常对母亲说：“从古到今都是一人当官，亲友荣贵，朝内有人好做官，就他（指父亲）当官做大事，没人得过他的好处。” 亲戚中五姑的意见最大，她常对人说父亲留学日本时没有钱，路费与用费借了她家五十两银子，后来回国当了官，她要求父亲把她的儿子带去做事，都没照办，她向祖母说父亲忘恩负义，记恨在心。我曾听人说刘湘病故后，王赞绪想当四川省主席，有些人反对他，他来找父亲帮他说几句话，父亲回绝了他（他怀恨在心，后来想加害于父亲未遂）。
解放后父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有一位几十年相交的老朋友，被选为全国人大委员，他想当全国人大常委，来找父亲推荐他，父亲没有答应，他有意见说父亲一点不讲交情，不讲情面。父亲有时也向人推荐，但被推荐的人都是确有才能的人，确为国家所需的人。父亲对亲戚朋友是如此，对子女更是如此，他对我三妹说：“你大哥、二哥靠他们自己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出国留学，在国外半工半读靠自己劳动，没有依赖家里，你同你姐姐们和妹妹也要好好学习，靠自己努力、学得一技之长，将来才能好好工作。要想依赖家里是不行的，我绝不顾私。”我在东北人大学习时，因刚从南方来，对东北气候很不习惯，又从没离开过家独自在外生活，身体不好，自己想留在北京学习，希望父亲能给学校领导说说，父亲不同意。
三
父亲小时很爱读书，放牛割草时就转到书馆旁边去听学生读书，听祖父教课。因为家贫无钱买书，就将地主儿子丢掉不要的半部四书，像拣到珍宝一样拿回家来修补好，放牛时和晚上回家都捧着书读，舍不得放下，祖父见他好学，农闲时带他到书馆去旁听。父亲读书很刻苦，听讲又专心，比学堂的学生们学得还好。学生们不懂的反而去问父亲，请他讲解。父亲热心地帮助他们一直到他们弄懂为止。学生们都喜欢他，看他没钱买书，就将家里的旧书或破损的书送给父亲，父亲拿回家粘补好了读，养成了爱惜书的习惯。直到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还教我们和小孙子们补书。教育大家要爱惜书本，尊重知识。父亲小时候很勤快，喜欢帮助人，邻居和乡亲们有什么困难，他主动帮忙干，有什么要他去干，他总干得很好，大家都喜欢他，知他爱读书，家里存有好书的也乐意借给他看，这样父亲虽然住在深山沟里，还是读了很多的书，知识很丰富。后来，父亲自力谋生以后，我们家里存了很多的书，父亲喜欢读书和藏书，成了他一生的爱好。他经常一个人在家看书，一坐 几个钟头，对古代名家学说以及近代的各种著作都读，如果有客人来了,谈到有那篇新发表的文章或新出版的书好，父亲就一定请他去找来看。无论是书或者是文章，看了后总要进行探讨，并将自己的意见写在书页上，把书中重点和精神的词句旁边打上圈圈，点点，反复看几次。直到逝世前还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电灯下看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
父亲除喜爱书外，还喜爱字画，若有书法画展，必定去看，如有空间还带领全家去看。因此与一些书法家、画家结成了朋友。解放前徐悲鸿先生给父亲画了一幅大的彩色像，塑了一个石膏像。何香凝女士托父亲帮他卖画，父亲帮她募了几十万元支援游击战争。著名的佛学家欧阳渐是当时第一流书法家，前清翰林颜楷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他们送父亲的对联，对照我家乡情景恰到好处。我记得颜楷写的对联是“江山多爽气，云鸟自闲飞。”解放后齐白石大师在父亲八十岁生日时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他。母亲受父亲的影响也很珍爱书画，1949年家乡南充县解放前不久，一个亲戚来给母亲报信，他得到消息，据说国民党伪西南长官公署同意要抄我家，把家人杀绝，母亲把家存书画托同乡一位姓杨的开明士绅藏起来，杨老爷说“你回去把有用的东西拿来我帮你藏吧，拿这些不能吃穿的书画来藏起有什么用 啊。”母亲说：“我们如逃得出命来，穿孬点没啥，这些东西是别人的心血，也是表方（父亲的字）喜爱的，一定要好好保存。”
父亲对子女既严厉又慈祥，他常对母亲说：“教育孩子就像栽小树苗一样，从小就要栽端正，长大才能成材”，还说“孩子从小就不准他们说假话骗人，对人要忠厚老 实。对长辈要尊敬，对兄弟姐妹要友爱，对朋友要真诚。要孩子们从小爱劳动，不能养成好吃懒做，要俭朴，不要奢侈。”母亲自己抚养几个孩子，要做家务事与农活，生活很简朴，我们从小就受父母言行的教育，敬重长辈，兄弟姐妹之间很友爱，和邻居的孩子友好相处。在家帮助母亲干活，穿的是布衣服，大的穿了小的 穿，不破不换新衣。吃的是粗茶淡饭（红苕、杂粮、自种蔬菜），从来没有一文零花钱，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肉。得一点点压岁钱。每日除三餐饭外根本就没有零食吃。勤劳互助的家风我们一直保持到现在。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1931年我们全家从成都回到南充永安乡，农村没有小学校，就在家聘请家庭教师，父亲对老师的选择一定要品学都好，教育方法也好的人。最先别人介绍了一位姓张的老先生，只教四书，老师每天早上睡懒觉，学生站在门外等背书，要等很久，白天放了学就去爬树掏鸟蛋，帮老师拣蘑菇，晚上下自习就捉迷藏，教了一个学期就劝他辞职了。后来请来南充中学毕业的林老师，他思想进步，是爱国青年，毕业后失业，又担心反动军阀追捕，父亲请他来教我们和邻居、家族中亲戚的孩子。父亲嘱托老师对我们严厉管教，品学都要注重教育，教课内容，以当时小学教本为主，增添古文、诗词，大都是唐诗、宋词，能激发爱国、爱民思想的豪放作品，教学进程配合农活忙闲灵活掌握，每日上完课，作完作业，打扫完室内外，就可以回家帮大人干活。
父亲在家时每天抽查我们的作业，留心听我们背书，讲解课文，看作文，有不对的，不清楚的地方，耐心给指正，讲解。不好好学习除了挨老师打外，回家还要受父母处罚。父亲不时给我们一些儿童读物，是我们最喜爱、最珍惜的唯一的礼物。父亲从不打骂孩子，他为了了解民情，常在山上或江边（我家住嘉陵江边）散步，与农民、渔民闲谈，了解他们的劳动、生活与收获情况，有什么困难等等，有时也带我们去。父亲每次回家都要带些农村家庭常用的药品，远近贫苦的农民无钱治病就送药给他们，家里揭不开锅的乡亲们，父母都要赠送一些钱粮帮他们渡过难关。丙子、丁丑年大旱，家里把米、粮送给灾民，后来送完了，自己也靠吃菜为主过日子。
父亲在家有时也带我们到青居山游玩，看张献忠的驻马村，明丞相陈以勤的读书台、唐代塑的佛像，并且给我们讲这些人物与朝代的事迹。有时带着我们与渔民一起打渔，泛舟嘉陵江上，碧水兰天，晚霞美丽多彩，真令人心旷神怡。有时漫步在江边沙滩上，观看淘金者的劳动。我们陪伴在父亲身感到十分幸福。
后来我们到城里上小学、中学了，家里又请了两位老师教小弟、妹，两位老师都是中共党员，教学方法灵活，注重实践，不断灌输孩子们进步思想。
我与三妹到县城去上学，父亲谆谆告诫我“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中学的基础一定要打好，将来才能升学，学一技之长好为国家出力，为老百姓出力。有钱人家送儿女上学是装门面，你不准向他（她）们学。我不在家时要经常写信给我，讲你们念书的情况，学校的教学情况，回家要帮你母亲干活。”我们给父亲的信中如有错别字， 认识不对的地方，父亲总为我们改正后将原信退回。1944年我三妹初中毕业后，父亲不要她上普通高中，要她上幼稚师范，毕业后做幼儿老师，三妹想不通，认为幼儿老师，整天给小娃娃打交道有什么好。父亲说：“幼儿像小树苗一样，从小就要培育好，长大才能成才。你真没有远见，不懂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将来是非常需要的，一个人能不能干出一番事业，并不在干什么工作，而重要的在于你是不是品学兼优，有真才实学，有爱国、爱民的思想和志气。”父亲接着说：“我问你， 你不学一样本领，你拿什么去为社会出力，那不是说空话。”在父亲的教导下三妹考进了幼稚师范，后来改学会计。
1936年秋，我二哥张崿（中共党员）从国外回来，他在德国留学，十年渺无音讯，突然归家，父亲都疑在梦中，高兴得老泪纵横，父亲即时写诗一首勉励二哥：“游子音书断羽鳞，重瀛一里作归人，老亲乍睹惟双泪，异国远离已十春，消息误传忧物化，瞻依如昔见天真，时艰正是需才切，爱汝应知善立身。”以后父亲听二哥说离开德国到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工作，遍游欧洲各国，宣传马列主义，这次是奉调回国，父亲非常欣慰，也详细地告诉二哥国内情况。并要二哥去各地走走，亲自去看看，了解民情和国情，二哥在家住的时间不长，就到通江、南部、巴中一带老革命根据地视察灾情，藉此机会整顿川北老根据地下党组织。
1940年我到重庆治病，大哥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校，第一次来到陪都，身穿土布衣服，出门就被人笑话，我那时年轻幼稚，经不起大都市的诱惑，写信给父亲要钱买衣服，父亲没有寄钱来，冬天父亲来重庆开会，问我“是穿得好的有钱人多，还是穿得不好的穷人多”，我说“当然是穿的不好的人多”，父亲给我打了一个比喻问我“你走过建华中学门前河上那根独木桥没有？”我说：“走过一次，吓人得狠，以后不敢走，都是绕路过去的。”父亲又问我“你走平路为什么不怕，走独木桥就害怕。”我笑了，说不清楚，父亲说：“做人也像走路一样，独木桥两旁空空的没有扶持你害怕，做人也是，离开了群众，没有人扶持就不能生存下去，群众像平地一样，无形中在扶持你，你不能只顾自己吃穿， 应该关心别人，多帮助别人，让好多好多的人都穿上好衣服才对。”我这才认识到自己错了。以后再不问爹要这要那了。1944年我三妹在成都幼儿师范上学时， 见好多同学穿得都比自己好，也想自己买一件好衣服穿，父亲知道了对三妹说：“一个人穿得好不如品德好、学问好。绣花枕头表面很好看，肚子里一包粗糠，大树表面树皮很难看，内里很充实可作栋梁，你要好好记住我的话，不要去注重衣着。”三妹牢记了父亲的教导，以后再不羡慕穿着好的了。
三哥在四川大学外文系读书，应该在1941年夏天毕业，皖南事变后，学校当局威胁他参加三青团，他不参加，就不发给他文凭，当时没有文凭就找不到工作，三哥来重庆找父亲，父亲说：“你莫急，文凭拿来做啥子，人的骨气比他那文凭贵重，做人就要有正气不怕邪，宁可不要文凭，决不要参加三青团。将来自己找工作，饿不了饭。”父亲常常教导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把自己摆在前面，无欲则刚。处乱世才能应付艰难环境，不致失节；处和平环境才能团结人，对事业有所建树。”1946年重庆谈判结束后，父亲回到成都，常对我们谈到他在重庆特园见到毛主席的情况，父亲说“毛主席同周总理都是十分朴素，对人没有架子，很谦虚、真诚、大公无私，我很敬佩他们。”有一次三妹与小弟争执，事后父亲对三妹说“你对兄弟姐妹要团结、友爱，不能恃强欺人，凡事要谦让，我给你打个比喻，你走独木桥为什么心里总有些害怕，在屋子里木地板上走路，同样走是木头你不害怕，就因为独木桥很窄，四周没有余地，木地板四周很宽有余地，待人处事也是一样要留余地，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1949 年6月父亲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谢谢你，感谢你支持我们。”周总理指的是1946年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的事。 第二天毛主席亲自到北京饭店来慰问父亲，父亲向毛主席祝贺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由衷地敬佩共产党的本领，毛主席笑着说：“其实我们共产党人也没 有多大的本领，我们只不过做到了谦虚、谨慎、勤劳、俭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才办成了一些事情。”父亲往后经常用毛主席的这些话来教育子女和劝告亲友。同年十月父亲在给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学习的三妹的信中写道：“你能耐劳刻苦，又颇开展大方，我是很赞许的，我再告你几句话，你可记在心上，作为房屋的规箴，一、用心要精细，二、立志要坚强，三、见识要明确，四、行为要诚实而勤奋，五、说话不可过多而流于虚妄。”1950年4月我们全家除大姐和三妹外都到达北京，父亲从民盟总部回到家里，离别五年，一家人从死里逃生获得解放，重逢时真有千言万语。父亲第一句话说：“你们来了，好。”沉默了一会又严肃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是来享福了，过去劳动，现在还是要劳动，我把政府分配来的保姆退回去了，家务事自己干，乔啬（大哥）、继延和你们（指小妹和姪儿们）要好好地学习，要谦虚、谨慎、刻苦、勤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来北京时，毛主席第二天来看我对我说的。共产党员要做到这些，你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要向共产党员学习，记住照毛主席的话去做。”53年元旦我三妹结婚时父亲特为他们写了手书，内容是“农合，淑延你们是人民大学的学生，结婚后要相爱，相敬，相谅，互助进步，以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行动为主要任务。”
父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共产党，经常以毛主席的话来教育我们，要我们时时记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在新的环境与生活中母亲代替了保姆和护士的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像以往一样俭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刘处长说有一次他奉命调查局里负责的各家生活情况，走访了所有的领导家，发现我家和陈叔通老人家最俭朴。我家按规定发给的东西，有些没有去领，领来的东西如有节余还往回退，每月津贴执行费200元也没有去领过。1952年三五反运动中，学校分配我到鞍钢工作，第一年我就被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父亲写信勉励并要三哥向我学习，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来。53年春节回家，父亲问我厂里民主生活是怎样过的，我说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科里同志互相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父亲说“我们开会真是充分发扬民主，要讨论一件事情，毛主席先说了要讨论的事，大家发表意见，没发言的毛主席一个个的征求意见，遇到重要的事情，反复的讨论好几次后，毛主席拿出个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提出党的意见初稿，大家再进行讨论做出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又修改，每次讨论都要征求每个到会者的意见后才散会，这样真正做到谦虚、谨慎，发布的政策，法令就符合人民的心愿。”“你工作也要谦虚、谨慎，遇事多和同志商量，不要冒冒失失办事。”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民主作风父亲很是佩服，客人来访时总是热情地谈他们开会的情况，与会者无论党内或者党外的同志个个都能畅谈自己的意见，心情很舒畅。1955年父亲病危时，周新民同志到北京医院看他，他还要周新民同志转告民盟的同志牢记他初来北京时，毛主席向他说的八个字一句话。这八个字一句话是父亲在人间最后说的话了。
父亲很喜爱小孩子，每天晚饭后到家附近都散步，遇上小孩子他总是很高兴地问这问那，和小孩子一起玩。孩子们天真的笑容和语言，都使老人感到欣慰。一九五三年三妹的大儿子纳仁图亚出生了，父亲很高兴三妹常常带着孩子回家，父亲总要叫抱去看看，每当孩子笑时，父亲也会十分高兴地笑了，大哥乔啬也在北京工作，父亲也很盼望大哥家的孩子们去，他们去了，他也十分高兴，时间长一点不去，他就会想念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老人都是喜爱孩子的。
四
我外祖父的父亲是清朝科举出身的进士，任顺庆府（现名南充市）知府，为官清正。外祖父29岁中举，省试全川第一名，因他父亲病逝，未能进京参加殿试，受聘到顺庆府学堂教书，1902年满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培养师资，外祖父因为教得好，被选派留日，第二年8月生病回上海，医治无效逝世。外祖父病死时母亲只有 八岁，大舅与三舅被坏人引诱坏了，成为赌徒，二舅在外当学徒。有一年溪头坝（外祖母家住地）遭遇特大冰雹灾害，很多人家破人亡，这次大天灾彻底摧毁了外祖母家，紧接着瘟疫流行，小舅不幸夭折。此后，苦难的生活伴随着外祖母和母亲在漫长的岁月中渡过，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几天没有饭吃，穿的是五颜六色的 “八卦衣”，补丁上面是补丁。外祖母整天在外劳动。母亲从十二岁起就挑起家务重担，还要靠纺纱、织布、刺绣得些收入津贴家用。1914年经人介绍母亲与父亲结了婚。当时杨家母亲（父亲的前妻）已去世两年，留下五个儿女，大姐已结婚，大哥在北京读书，其余三个较小。母亲结婚后，父亲在外做事，很少回家，母亲留在老家召善沟服侍祖母，参加农业劳动带孩子。白天劳动晚上还要纺纱，织布，因为娘家贫穷，没有嫁妆，常受家人的冷遇。父亲想让母亲出外学文化，但需她在家侍奉祖母，抚养三哥，未经祖母同意，母亲未能出外。从此母亲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成为终身遗憾。母亲后来常说“我要是有文化，也能在外工作为国家出点力，不会在家里坐着让国家养活了。”
1920 年祖母病逝，四叔提出要分家。父母迁到南充城，租谢家的住房。过了两年因嫌城市繁杂，搬到尤门场庞家寨，租一位老师家的住房，庞家寨春天养蚕的人很多， 母亲也想学养蚕，自己没有桑树,只好到地边采摘无主的桑树，地主家的桑树是不让人采的，母亲很伤心，想起祖母临终的遗言，还是自己有块地好，给父亲说，父亲不同意。1923年秋天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叫继延，女孩中是老二，大姐茂延，三妹淑延，四妹惠延），二舅来看母亲，说起养蚕之事，母亲说自己没有桑树的难处，还很伤心。二舅回去后设法筹款在南充永安乡买了十亩地。地处嘉陵江畔，依山傍水。二舅对母亲说:“妹，你结婚时,当兄长的没力量给你办嫁妆，这十亩地就算是刘家给你的嫁妆吧！”。母亲节衣缩食，修建了几间房屋，在屋后秀山上种上青岗树苗，屋前种上竹林，梅花树，与各种花草、花树和树木，把一个瘦瘠的山沟打扮得风景十分优美。母亲在家除了参加部分农活外，承担全部家务劳动，纺纱，养蚕，从未闲下来休息一天。
1926年父亲在成都大学当校长，全家迁到成都住家， 大学校长每月薪金400元，但父亲只要了200元，每月给母亲100元作为全家的生活费，剩下的100元钱父亲送给那些穷苦的学生、亲友，和支持革命工作。家里生活很俭朴，母亲从无怨言。1927年“二一六”惨案四川反动军阀借故杀害成都革命学生，有些进步同学到我家避难，母亲尽力安排他们。当兵的来家搜查学生时，母亲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他们逃走。
1931年我家又从成都迁回永安乡，当时的乡长想将我们的家拴在永安乡，乡长认为如果政府的命令下来，有什么不好办的，就可以借父亲的名顶走不办，给乡民办点好事，他也有个好名声。因此,他极力劝母亲再买一点田地，母亲因未得父亲同意，钱也不多不够再买，老乡长从中说合,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二十多亩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听林伯渠同志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实行二五减租。”父亲说：“这个办法很好，可以减轻农民很大的负担。”回家来时叫母亲也照办，我家收的押金和租金比起别人家的少很多，遇上自然灾害，随便佃农愿交多少，收多少，灾情严重也可以不交。许多农民都想租佃我家的田地。新中国成立后，50年初家乡刚刚解放，父亲就以实际行动拥护党的土改政策，主动给中共南充市委写信，将全部田地、房屋、家财交给政府，请政府分给农民，并谢绝了川北区党委要把我家住房留作纪念的建议。对此母亲也非常高兴地听从了父亲的安排。我家除永安乡外没有别的田地和财产、房屋。父亲在外进行革命活动住在朋友或学生家里，车船、飞机票钱是朋友送的。
新中国成立后，家庭经济全部是父亲的工资，按国家工资标准一级待遇。父亲生前曾嘱咐母亲，他去世后要仍保持勤俭持家好家风，不要给政府增加负担，不要向国家伸手要钱，国家还不富裕，要钱的地方很多，你的生活可由子女负担。父亲去世后，政府仍照父亲生前标准每月发工资给母亲，母亲遵照父亲遗言，几次写报告请求中央停发父亲工资，她的生活由子女负担供养。 毛主席、周总理同意停发父亲工资，改为每月100元生活补助，生养死葬由国家负责。母亲请求回重庆住家，周总理派专人护送到重庆，指示重庆市委按市级待遇照顾母亲的生活，政治待遇也一样。
母亲在重庆住，按规定应该享受的生活待遇很高，她总是谦虚地辞谢了，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她自己洗衣服，做饭，还抚养孙子们，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给妇女互助会办托儿所，给妇联办小学及街道上兴办的公益事业。母亲自己穿的仍是布衣，吃的是蔬菜。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用盐巴拌饭吃，也不去食品公司领她该享受的肉食品。母亲宁可补破旧的衣服穿，也不去买高级的衣料。自己因缺少营养患浮肿病，还把政协送来的荤食送给邻居的病人。母亲常说：“你父亲一生很艰苦朴素，从不关心自己，总是关心别人，做好事情，你父亲死了，我也不能忘了这些。”
解放后，全民掀起学文化的高潮，母亲要实现多年想学文化的愿望， 找父亲教她，母亲以自学为主，不会的再要父亲教。四年之内她学了将近一千字，会看报，会写信了。母亲回重庆住家后，市委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会议和节日都积极参加，朱总司令来重庆视察时，在市委开会，也请母亲去参加。此外，母亲还经常参加街道组织的学习会，党有什么号召，母亲总带头实行。我们回家看她，她还要我们实行。母亲说：“你们单位号召的事，你们要实行嘛。”家里订了一份重庆日报，母亲每天都看，从不间断，她在病中还经常要我们和孙子念给她听。
大姐和我共有五个孩子，从小就在母亲身边，母亲很疼爱他们，对他们管教很严，孙子们工作了还不愿离开婆婆。母亲说：“我不能工作，我帮助你们带好孩子，你们要多努一把力，我们为国家多做贡献。国家好了我们才得好。”我在公司年年、季季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和同志们都夸奖我，我说“真正的先进工作者是我妈，我妈是无名英雄，没有她老人家帮我带孩子，鼓励我，我哪能三年大跃进，日夜不下火线，十年动乱一人干了十几个人的工作。”
1985年8月母亲因病逝世，骨灰安葬在重庆市石桥铺的革命烈士骨灰堂。我们的父亲、母亲都已去逝了，但两位老人家的教育仍然响在我们的耳畔，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却留下了那比财产珍贵得多得多的高风亮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