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父亲张澜在成都慈惠堂
张继延
我父亲张澜1941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942年至1947年兼任成都慈惠堂理事长，住在慈惠堂培根火柴厂厂内。
慈惠堂是全川最大的民办慈善机关。是清朝陕西西安府知府尹仲锡（成都人）创办的。1942年尹病故，临终遗嘱要求理事会坚请张澜继任理事长之职。尹所以要求父亲任职，他信任父亲刚正廉洁，能维护慈惠堂事业完整健康的发展。
慈惠堂是尹仲锡邀请四川乡绅捐赠集资而创办的，下设有：育婴堂、女婴教养所、盲童教养所、儿童工读所、织布工厂及二个门市部、培根火柴厂及附属托儿所、养老院、并有田产二万余亩。
下设主要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慈惠堂总干事王干青兼任培根火柴厂厂长，中共党员、民盟盟员，1942年由延安返成都，1947年被捕，成都解放前夕被活埋于成都十二桥，解放后追认革命烈士。
火柴厂事务主任袁观，中共党员、民盟盟员，解放后任南充地区第一任地委书记，南充市市长。
育婴堂堂长肖华清，中共党员、民盟盟员，解放后任重庆市文教局长。
女婴教养所所长吴恩灼，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原是新四军干部，奉命回四川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妇联工作。
养老院院长李筱亭，中共党员、民盟盟员，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书记。
田产负责人袁钊，中共党员、民盟盟员，解放后任南充地区地委委员。
以上慈惠堂主要单位主要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党员，当时都参加了民盟组织，以民盟盟员身份公开活动。
由于父亲是民盟中央主席，任用共产党员、民盟盟员，对慈惠堂中的腐败陋习进行改革，建立一些新的制度。例如女婴教养所教养的女婴，教其读书识字，达到初小程度，教其绣花、编织等技术。社会上有人领养女婴作女儿的要保证不受虐待。为了防止坏人领养后转卖作丫环、妓女，教养所建立了查访和家访制度。对慈惠堂所属其他单位都进行整顿改革，把慈惠堂由募捐救济团体变为生产自救、自食其力的单位，慈惠堂旧貌换了新颜。
慈惠堂除了慈善事业外，也成为各民主党派汇聚的地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据点，成为成都有名的民主之家，起了民盟总部联络点作用。由于慈惠堂里的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忌恨，派特务监视和跟踪。1946年夏父亲去上海主持民盟二中全会，被国民党软禁上海，上海解放前夕被共产党救出。1947年6月2日国民党成都大逮捕，随即国民政府强行接管慈惠堂，设为官办。慈惠堂内的共产党员和民盟盟员全部离开了慈惠堂。
我父亲张澜兼任成都慈惠堂理事长，1942年至1946年夏天住在慈惠堂培根火柴厂厂内，这期间来访的客人很多，我现在仅能忆起以下12位客人：
李相符，当时是四川大学教授。
邓初民，当时是山西大学教授。
杨伯凯，当时是光华大学教授。成都解放前夕被特务活埋在成都十二桥。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 骧，当时是成都新华书店负责人。
徐悲鸿，中国著名画家。
范朴斋，当时是华西日报主笔。
浦熙修，当时是新民报记者。
杨 杰，当时是军事学专家。
郭勋棋，当时是川军爱国将领。
董必武，当时是国民参政会会员，中共代表。
王医生（名字我不详），当时是著名的中医专家，解放后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
董秉奇，当时是著名脑外科专家，解放后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外科主任。
1926年父亲在成都大学当校长，全家迁到成都住家， 大学校长每月薪金400元，但父亲只要了200元，每月给母亲100元作为全家的生活费，剩下的100元钱父亲送给那些穷苦的学生、亲友，和支持革命工作。家里生活很俭朴，母亲从无怨言。1927年“二一六”惨案四川反动军阀借故杀害成都革命学生，有些进步同学到我家避难，母亲尽力安排他们。当兵的来家搜查学生时，母亲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他们逃走。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廷突将原来允许民办的，由四川田赋附加和捐税抽收集股修筑的川汉铁路收归困有，把路权出卖英国，抵借外债。这一丧权辱国行径，激起了四川人民无比愤怒，众起反对，父亲虽然不是川汉铁路的股东，南充人民相信他，选他代表南充的股东，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四川都督赵尔丰在会上施展高压手段，父亲不顾个人安危，与之针锋相对，严词驳斥，有理有力，代表全川人民的意志，说出了全川人民的心意，大大鼓舞了到会股东的斗志。股东大会立即选他为副会长，领导股东大会进行斗争，他配合咨议会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领导的保路同志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保路斗争。一时人心大振，成都各行业，各街道，四川各州各县，都相继组织起来了，争路风潮愈演愈烈，形成了千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争路风暴大有席卷全国之势，9月18日，张澜、蒲殿俊、罗纶等八人为代表去都督府请愿，杀人不眨眼的赵尔丰把他们诱入花厅，伏兵突出，反缚了八位代表的双手，特别对张澜与罗纶两人，竞以刀架颈，以枪抵胸，杀气腾腾。突如其来的险恶场面，使被捆住双手的代表相顾战栗，唯独父亲神色自如，据理抗议，气得赵都督拍案大叫；“张澜，太横强！”立即把他们囚禁起来，成都市民闻大哗，群集督门前，要求立即释放代表。赵尔丰恼羞成怒，下令无辜群众开枪，当场死伤二十人。屠杀暴行更加激起全川人民义愤，同盟会员吴玉章在川南一带积极开展争路活动，龙鸣剑联络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这些保路势力威胁成都，迫使赵尔丰不得不释放代表。这一次大规模保路群众运动成为辛苦革命风暴的导火线。
1924年，父亲离开南充出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仿北大实行男女同校，民主办学，用人公开，财政公开，还聘有真才实学的人任教。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对于学校中不同的学派采取兼容并蓄，允许争鸣。学生中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有国民党领导的“健行社”，有青年党领导的“惕社”，学校每年拨经费二百元，让他们各自出版刊物；又经常聚三派于一堂，任其自由演讲辩论。当时北大受到反动派的制约，成大继北大而起，在西南独树一帜，民主自由的空气十分浓厚，因而当时成大有“租界”之美誉。在这个“租界”里，父亲保护了很多知名人士，有一次成都顽固派要他解聘“支手打倒孔家店”的吴又陵教授，驱之出境。他冷冷地说：“讲学自由!”他还以自己的工资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野火》、《定性分析》、《科学思想》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父亲常对人说：“我办大学究竟办多久，不得而知。但我办这个学校究竟该起什么作用，对于学生究竟应走什么方向，是必须有个明确主张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革命走向低潮，父亲公然把他办学的主张以布告形式公开出来，仍旧坚持民主办学，因此反动派硬说他是共产党，派兵搜查父亲在成都的住宅，对他进行监视。他泰然自若，每天一早照常步行到校办公。
1926年万县发生“九·五”惨案，革命老前辈陈毅，朱德具体领导了这场抗英运动，地下党员刘愿庵、张秀熟、杜刚北等在成都创办《九五日报》宣传反帝，鼓动摧毁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请父亲任言论委员会主任，掩护这张报纸，父亲欣然应允。党在成大的声势逐日高涨，反动军阀视为眼中钉，终于发生了“二·一六”惨案。
1928年2月16日这天，成都军警联合办事处突然派了一团武装，荷枪实弹重重包围皇城(成大、师大，附中在皇城内)，逮捕了三十多人；当天下午未经审讯，就枪杀了成大学生六人(其中共产党员五人)，同时还枪杀了其他学校师生八人。反动军阀气焰十分嚣张，还准备在川西搞大逮捕、大屠杀，以巩固他们反革命政权。惨案发生后，我父亲立即召开成大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宣布辞职以示抗议，并向有关当局提出书面辞职，指责反动军阀蹂躏学校，破坏学府尊严，摧残圣教育事业，侵犯人权。地下党员及时领导了抗议“二·一六”惨案的群众运动，成大全校发起挽留张澜运动，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军阀内部尖锐的矛盾，使得一些军阀不得不假仁假义出面挽留。父亲不忍成大师生的奋斗精神和正义事业受到挫折，遂允复职，但是国民党推行法西斯教育，意欲改变成大民丰办学的阴谋已原相毕露，终于在1930年借口经费困难，用武力强制成大、师大、川大三校合并为四川大学，因而把我父亲排挤出来。在无法的情况下，他又回南充继任南充中学校长。
我父亲除了担任民盟主席外，在成都还担任慈惠堂理事长，抗战后期慈惠堂了民盟活动的中心，慈惠堂下设的单位多由早期的共产党员领导。父亲对他们分信任，并掩护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还支持杨伯恺，创办民众日报，1944年10月和1946年3月曾两度在华西坝五所大学中讲演，痛斥国民党一党专的腐化政治，阐明必须实行民主，国家才能真正统一，鼓励学生冲破干涉和限，关心国事，干予国事，得到广大学生热烈拥护。这两次演讲使反动派把我父恨透了，不久国民党特务与三青团拼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张澜的游行示威。反报刊配合这次反动游行，大肆造谣污蔑，企图毁坏我父亲的名誉，阻止他的政治活动。
1944年9月成都华西坝上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学生团体组织召开“中国国事座谈会”，邀请在成都的参政员和知名人士讲解国事。张澜先生和几位参政员被邀请了，文幼章先生虽是加拿大人，因是华西大学有名的进步教授也被邀请了。
会址设在华西大学体育馆内，可以容纳500人左右，大概自1940年特务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后，从未举行过这样大的国事报告会，前来听讲的学生很多，会场内外，窗台上都挤满了人，估计在2000左右，壁上贴满了标语，提出许多问题，要求参政员回答，而最受广大学生热烈欢迎的是张澜先生的讲话。
张澜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年过七十，精神矍铄。他慢步走上讲台，身材高大，胡须飘飘，形象就吸引了听众。他开口说：“你们提出了这样多问题，一句回答就是不民主。学生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接着讲起来，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举了很多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蒋介石个人独裁，不民主，像一把把利刀直刺入法西斯统治者的心窝，听众们一次又一次鼓掌，声声震动了华西坝。最后他号召学生们起来争民主，争自由，争取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沉寂了五年之久的华西坝，由此而惊醒，一个又一个学生爱国运动沸腾起来了。
文幼章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朋友，也是张澜先生的朋友，他为张澜先生的讲话所感动，接着他走上了讲台，一个外国人的模样，风度翩翩，引起几千双眼睛的注视。继而听到他那非常流利的四川话，侃侃而谈他的所见所闻、法西斯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几千人由之而下泪，投以尊敬感谢的目光。当时学校中混进了特务控制的三青团份子，他们对文老师很不礼貌，往常就提些古怪的问题，文幼章教师处之泰然。
文幼章先生对张澜先生的讲话，非常高兴，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报告给加拿大政府和他的朋友们，这就向海外扩大了影响。使世界反法西斯人士都知道。文幼章先生不是民盟盟员，但他结识了民盟中许多领导人；如罗隆基、章伯钧、史良等。他还为中国民主同盟做了许多好事，起到一般盟员起不到的作用。例如西南地方实力派中的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等人对蒋介石独裁不满，而又不敢公开反对，通过文幼章先生会谈，产生了一种向心力，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为民盟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对民盟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有一定贡献。
1947年文幼章先生回到加拿大。l949年新中国成立，张澜先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l952年，文幼章先生远道来中国参观，到北京时，特来张澜家看望他，合影留念。
张澜先生逝世39年了，文幼章先生又相继逝世。当年在华西坝上念书的学生们，都怀念着他，每想到他时，他的音容即在我们脑中萦绕。安息吧!文幼章先生，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