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刘慧征
张茂延
我的母亲刘慧徵，生于一八九五年，卒于一九八五年。她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九岁与父亲结婚。父亲张澜先生是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和反袁斗争四川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九年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是一个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民主人士。在父亲的影响之下，母亲也是与曰俱进的。
外祖父是解元，一九零二年被清政府选送留日，次年病死。死时母亲八岁，家境贫困，靠外祖母劳动，纺纱、织布、刺绣度日。母亲识字不多，但能背诵很多诗词与文章，不能笔算，心算很快。与父亲结婚是继室，前面有几个哥哥姐姐。父亲要她到南充城端明女校念书，祖母以家贫，缺乏劳动力为由，要她在家扶幼小的子女和参政农业劳动。辛亥革命后，父亲历任川北宣慰使、国会议员、嘉陵道尹、四川省长，为官八年，廉洁奉公。母亲在乡下放牛割草，下种收粮，克勤克俭，艰难度日，从来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晚年父亲向我们说：“我之所以为官清廉，是你们母亲的德行所辅”。
一九一八年父亲在北京办《晨报》，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展新民主主义活动。一九二一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南充创办地方自治，母亲随侍在侧。一九二六年父亲任成都大学校长，又随父亲到成都居住。一九二七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向育仁等效忠国民党，欲在川西发起大屠杀，一举消灭共产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凌晨派兵包围皇城内各学校，学生从睡梦中惊醒，被赶到操场排队，点名逮捕，于当天下午三时，未经任何审讯，无故枪杀十四人，其中有成大学生六人(其中 共产党员李正恩、钱方祥等五人)。父亲闻讯赶到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及学生大会，抗议军阀暴行，并通电国内外揭露惨案真相。反动派还派兵抄查我们的家。有几个学生骨干逃出来，躲在家里，兵在外敲大门，砰砰碰碰，响声大起，母亲急中生智；把我推倒在地，又打又骂，使我大哭大叫，拖延了几分钟，掩蔽学生翻后墙逃跑，然后再去开门，大声责问：“你们来干啥!”十几个持枪的兵涌了进来，气势汹汹，屋前屋后用刺刀乱捅了一阵，什么也没搜到，走了，母亲这才坐下来，大叹了一口气，邻居见状说：“你真是胆大子!”当时母亲刚生小妹妹不满三天，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辞退了保姆，自己上街买菜，下厨做饭，由于操劳过度损坏了右足成了终生残疾，又因为照顾小妹妹不够，小妹妹生病，不久死去。
一九三五年川北大旱，颗粒无收，国民党政府不管，无人救济，逃难来南充的人很多，沿途卖儿卖女，吃观音土(白泥巴)、草根树皮，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当时南充也遭旱灾，我家的粮食也不丰富，但凡遇来乞食者，母亲总要送点给他们，嘱我们少吃一点。我家住在离县城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小山坡上，父亲在家时来来往往的人甚多，有走路来的，有坐滑竿来的。母亲既是主人又是保姆，终年勤勤恳恳地劳动，从无怨言，平时省吃俭用，把好的留来招待客人，即使是抬滑竿的苦力也要招待他们吃饭，不让他们挨饿。她的为人，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四方。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一九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大有破坏团结，影响抗日之势，父亲为了爱国，为了抗日，参加了民主同盟，担任了主席，在大后方领导民盟与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斗争。他在成渝两地没有房屋，在重庆住鲜英家，在成都自一九四三年任民办慈惠堂理事长后，母亲来住慈惠堂所属培根火柴厂内。慈惠堂是民盟活动的中心，火柴厂的厂长、付厂长、会计主任都是党盟交义的老同志，工厂办有工人夜校，在夜校教书的多为川大进步学生。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反动派派了大批军警特务逮捕成渝两地公开身分的盟员同志，形势非常紧张。学生爱书如宝，舍不得销毁，搬来《资本论》、《唯物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等禁书，交母亲保管。母亲胆大心细，用木板将米柜底做成夹层，将书藏在夹层内，躲避了特务的搜查。火柴厂后门与川大学生宿舍邻近，一些进步团体如民协、民盟、妇女联谊会等，常在我家开会商量工作，遂为特务重视，川大教导长大特务韩伯熏买通给我家做活的工人暗中监视，母亲每遇我们开会即在室外走动，防止偷听。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由于民盟不参加伪国大，不承认伪宪法，蒋介石盛怒之下，勒令解散民盟。父亲被软禁在上海，国民党政府强迫改慈惠堂为官办，父亲辞去理事长职务。母亲不得已带弟弟妹妹回南充乡下居住，在乡下她们除了经济压力外，还受到种种政治迫害。弟弟是她唯一的儿子，聪明伶俐，八岁患骨结核，医生不敢上门看病，无医可就，全身溃烂，惨死乡间。二妹妹想考大学，学校不敢收，只好在家自学，度日如年，天天盼望解放，她们在共产党帮助下，度过了重重难关，迎得了解放。
母亲为革命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们乡是共产党和民盟活动的基地，乡长邓灵轩是党员，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顺泸起义，民兵大队长张明清是朱德在万县办基层军官训练班发展的党员，小学校长张修实是民盟盟员。南充地区中心县委设在小学内，父亲曾以保家乡为名，向刘湘要来一百支枪，交民兵大队保卫中心县委。一九四八年叛徒告密，反动派动员五县联防兵力逮捕中心县委书记朱光壁未遂，逮捕了小学校长张修实和青年民兵队长邓安镇，中心县委被迫转移，留下的同志在南充与岳池交界组织游击队，他们把子弹运来我家收藏，母亲藏在左边屋内，不知为什么特务怀疑我家藏有子弹，几个人押邓灵轩带路来我家搜查，母亲看了看邓，深知他的为人，知他不会叛变，指右边自己的卧室，示意邓带特务到她房里寻找，特务翻箱倒柜，一无所获，气冲冲地走了。事后母亲与游击队商量，将子弹安全转移，无一颗损失。南充建华中学，父亲任名誉校长，校长贾子群(党盟交叉的老同志)，一九四七年“六·一”成渝两地大逮捕后，十几个共产党员转移到南充，组织川北游击队。一九四八年贾子群派人来说经费困难，母亲将家中仅有的十个银元拿了出去。
一九四九年冬，成都、重庆相继解放，解放大军向川北挺进，有人告诉母亲，川北特种刑庭专员特务头子蒋庶华密谋杀害我全家，母亲将二位妹妹送走，独自一人留在家中，她说：“我要在家里迎接解放军，我那也不去”。紧急时刻，民兵日夜在四周山上巡逻，保卫母亲的安全。十二月九日南充解放，解放后川北行署派人来家慰问，带来胡跃邦同志的口信，劝妈去北京，当时正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为了母亲的安全，嘱稍等同路到重庆。多年后跃邦同志写信问候川北老人时，特别问候张澜夫人。
父亲为革命奔走，家庭分散，解放了一家人团聚，其乐也非笔墨所能形容。父亲年老体衰，国事繁忙，母亲在他身边照顾，大家都放心了。北京家里有警卫员、秘书、厨师、司机等不少人，政府还要派护士和保姆，母亲想到国家困难，想节省点开支说：“我做惯了事，还是让我干点吧!”推谢了护士和保姆，自己挑起担子，一面积极学文化，五年中由识字不多到能看报、写信，当时全国实行供给制，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三种不同等级的伙食，父亲吃小灶，单独开伙，母亲不愿破例搞特殊，与其他人同吃大灶。“五一”节随父亲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康克清同志前来热情招呼她，紧握她的手，尊称她“师母”，突然发觉她的双手长满厚厚的茧疤，倍觉亲热。
抗美援朝时，党动员大家出钱购买飞机大炮，父亲把自己的工资留下少部分作家用，其余的全都捐献了，母亲为表示自己的心意，拿出保存了几十年的手镯捐献，笑眯眯地说：“我也要保家卫国”。政府配给父亲的汽车，她从来不坐，每月多余的汽油都上交了。四川来的亲戚朋友，她都热情招待，困难的拿父亲的工资接济，有的留住冢中。
一九五五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回来重庆居住。解放初年重庆各界知名人士如卢作孚、胡子昂等的夫人，在市统战部的关怀下，组织了妇女互助会，纷纷捐钱捐房子，办起了二十凡所托儿所，搞得颇有成绩。母亲回来，有人劝她参加，她欣然同意。互助会拟办小学，母亲受父亲的影响，重视教育，将由北京带回来的一幅名画“清明河上图”捐了出来，在白象街买了一套房子，支持互助会办学。这所小学开办不久，由于重庆市统一教育措施，私人不能办学而停止。除支援互助会外，她还把政府每月给她的为数不多的生活费节省下来，捐赠给街道办蜂窝煤厂，救济无业贫困的居民，以及一些公益事业。家有一件无价宝，父亲晚年体弱多病，毛主席送了他一支在长白山生长了两百多年的野生人参，父亲舍不得吃，母亲带回重庆，送给了中药研究所标本室，一些名家的字画送给了博物馆，在她心中只有公没有私，相信公家甚于自己和后人。
母亲回重庆时，国务院指示给于付市长级待遇，安排在陈付市长住过的院子内，全院共八间房，“文革”中造反派强迫搬进来三家。七四年中央落实政策，一些干部从外地调回北京，北京的亲友劝她回北京居住，在她身边长大没有工作的子孙可以带去，她说：“我老了，不麻烦政府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前途由他们自己创造”。母亲离开我们十年有余了。母亲的一生是勤劳节俭不图享受的一生，她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努力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和社会的工作。虽然她识字不多，短于言词，但是父亲却很尊重她，几十年如一日。
现在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倡爱国主义，严禁败国主义。勤劳节俭、艰苦奋斗可以兴国，是爱国主义，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足以损国，是败国主义。要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品质与中国固有的优良的传统道德品质紧密结合，才能成为万世师表。鉴于我父母的德行，故写此文，以兹纪念。
( 1997年6月27日 《 四川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