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春先生大鉴:
林可玑君转到四月八日手书敬悉。一是同盟与青年党从来相处并无间，然自慕韩归，情势一变，当时即颇费调处，以为互有责任，及台端回国，又趋好转，澜深引为幸，以为努力消泯过去痕迹大有可能。成渝两地同澜意，而相与从事于此者亦非无人，不料政协会后又造成不快情绪，自争执国府名额之事变生，曾、余两君均为同盟中委而发表谈话，乃亦以同盟为争执对象，向日不快之情，至此而趋于表面化矣。当时澜在成都，初无所闻，返渝后闻君劢言，曾因此事之发生，而与慕韩诸君讨论到贵党与同盟之根本关系问题，明白提出“界限划清，另定合作办法”之主张，慕韩、启天极表赞同，君劢既告知同盟各负责人，于是分家合作之说，渐为人知。并无如来信所谓“公开令中青脱离民盟”之决定。但根据“界限划清，另定合作办法”之合意协定，同盟座谈会曾作“请有青年党籍之盟员自动退盟，并盼盟外合作”之决定。此二月初旬之事。因当时澜在成都，虽有该项决定，尚未有何行动，澜返渝后，即予搁压未行，盖澜意以为党派关系之须调整者，当不止贵党，而此又为必须调整之事，故主张并同意调整党派方案时商讨，然迄今未有任何决定。澜盼先生早归，亦正为国事多艰，在野各党必须力求合作。党派事小，国家事大，不能以小而忘大也。此外《新中国日报》以往之态度实有改正之必要，澜曾屡为先生言之，如强分同盟政协代表为各单位之立场，因而引起伯钧向新民报记者之谈话，加以声明。去年昆明、成都学生运动之被破坏，评中共之被称“共匪”，此当为以往之事，近来之拥护所谓“国权运动”与强调反苏，尤其戴笠死耗，以重要地位登载中央社恭维之报道，凡此皆足引起批评，贻人口实。同盟对青年党之政策，实有不敢苟同之处。澜常思先生如不去旧金山，必不有今日之情势，当台端归国之后，青年党曾、余诸君不再在言语上刺激同盟，亦或可望渐泯过去痕迹，又或者先生与舜生仍如过去数年情形，直接任事，政治上可收调协之效，亦不致如今日之有许多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然均未能如愿。于是乎有一义不得不为先生告，个人意识在某种情势下，实不易左右群众意识，若不从事实上求所以转变群众心里之道，一二人难竭尽其力，随时调处，而收效殊微，感此痛苦非澜一人，此则有望于先生更加努力者也。
张 澜 拜启
（《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 第253—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