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见四川公报载四川财政厅为查明前嘉陵道尹张澜、代理道尹卢廷栋违令吞款，呈请通辑一案。细阅全文，不胜骇异。查川北一道，自五年五月起，至七年二月代理道尹卢廷栋去职时止，前后收入共计约三百一十万元。其支出之数：拨给三师二百八十万元，垫支顺渝安设电线费三万元，垫解成都赈款二万余元，解交财政厅二十万余元，拨给管金聚、罗团长在顺庆时兵饷各费二万余元，道公署历年经费四万余元，合计支出之数与收入之数约略相当。虽变起仓猝，未及正式造报，而一切簿册印据，无不俱在。不特帐目丝毫无误，可以对全川父老而无愧。而财归实用，款不卢糜，扪心自问，并可以质鬼神而对天地。执事不加细察，罔事稽求，竟自五年九月起算至六年二月止，以为其间卷逃吞握至九十七万四千余元。揆之情理，岂可谓平。查执事之所以致误者，厥有两端：一由于不审当时实在之情形，一由于仅据不完全之案档。自五年五月十二日讫于是年八月，为响应西南反对帝制，独立及收束军队之时期。当其始，成都政府尚存北军，又进驻合州，川北势力尚弱。欲求达护国之目的，不能不广集枪枝，添招军队。其时，又改编各县警备队，又收纳省城模范警备队，又收拾川北各地之护国军。其后，又收束周、王溃散军队。迨收束周、王军队后，地方渐次宁静，兵额稍嫌过多，于是一面遣散旧式枪械之兵，一面又归还各县警备队。是时兵额之多，尚超过一师有余。观是年十月内以数营拨归第一师后，而川北尚足一师之数，可以见当日之兵数也。此四个月中，兵数极多，事变复杂，所需经常军费、招集费、编练费、设备费、遣散费、补发欠饷费、恩饷费及其他之临时费共去六十余万元，虽均由第三师领支，而鄙人目击情形，无一不实归实用，不然以如此剧变，而川北二十余属闾阎无恐、鸡犬不惊，则其保全者亦已大矣。西南起义以来，用过经费号称千万，即萧君在大竹一县，据闻所用亦数十万，乃竟于川北二十余县之保全必要经费六十余万一概抹煞，此由于不审当时实在情形而致误者一也。又三师军费及临时费自五年九月以后，每月预算共十三万数千元，有钟师长呈报督署之正式预报及饷薪表可证。至罗督军之仅准拨给八万元者，盖由敌视川军故意克减兵额，并将其特科军饷一概削除以薄川军而自厚其势，遂激成五师长联名反抗之举。如当时照其批准数目实支，不特川中各师有不能成军之势，而饥兵哗溃，又将糜烂地方，故当时不得已仍照实数拨给，直接以顾全川军，即间接以保持秩序，此中不得已情形计，为全省人所共谅。至当日联名通电之各师长，尤当深悉其苦衷。试查当日各师，曾有一照罗督批准之数目给发者否，即可以知当日之实在情形也。且罗督办理不善，五师长联名陈诉之电，中央并未不以为然，则川北之照实数拨给，即不得指为违令。执事乃仅据罗督批准之案，遂以为违令吞握之证，此由于仅据不完全之案档而致误者二也。至三师五年九月以前所用各款，在罗督与川军水火后虽故意刁难克减数目，犹不能不承认有此用项。而执事则举九月以前之事一概抹煞，其考核之不精，则犹不待辩也。总之，川北款项各有正当用途，各有确实取据。当黄前厅长奉戴省长训令转咨来道时，正预备与财政厅结算，以清，而省城战祸猝发，兵事延长，遂致搁置，拟俟川中有正式任命之大吏时即当归办交代，和盘托出。即钟师长用出细数亦当由该师详细造报，事关国家财政，人民膏血，断不受无端之诬毁也。鄙人平生日无一长，惟不贪财一节，差堪自信。执事今乃以为吞握巨款，呈请缉封。鄙人家产，所值不过千金，既处公等权力之下，祗有惟命是听。南北统一，川局平静，鄙人当自归，亦无劳通缉也。
《晨报》在发表此文加了如下按语:“查张之为人，以廉洁著称，访之川人，皆一致称赞。而熊、肖所以出此，毋亦党同伐异之劣性有以使之然耳。兹觅得张澜致熊、肖函，观此即可洞悉真相矣。”
（《晨报》1919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