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1945年双十节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署“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的同时，蒋介石却私下发布(剿匪手本)，指使其嫡系部队与八路军，新四军频繁地制造摩擦，甚至贼喊捉贼地诬陷中共阴谋发动内战，一时形势极为紧张，战争乌云又重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在内战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环龙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虎的官邸认识了周恩来副主席及夫人邓额超。
那是在 1946 年5月中的一天，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我身着国民党军服去謁见我追随多年的上峰杨啸天先生，杨先生当时正在客厅内接待两位神采奕奕的客人，经杨先生的介绍，这两位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副主席及夫人邓颖超，我毕恭毕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并表示能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感到十分荣幸。周副主席平易近人，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询问我在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还没等找张口，杨先生就抢先作了回答:“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姓阎名锦文，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如需效力尽管吩咐。”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希望大家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多做贡献，并表示欢迎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级人员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人民不会忘记曾经为革命事业做过页献的人等等。从此，我牢牢记住周恩来先生对我的教育与鼓励，由于周副主席的谆谆教导与循循善诱，我逐步对形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如果国民党政权一旦崩溃，我将何以自处?为个人着想，我必须争取为共产党做一些好事，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状态。
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当时设在马斯南路的一栋花园楼房内，距离杨虎在环龙路的寓所很近，为什么周副主席在上海期间与杨虎曾有往来?这里的关系十分微妙。据我所知，杨虎当时对蒋介石十分不满，这种“不满”并非有什么政治觉悟，而是基于对蒋介石的私人成见，本来，杨虎同蒋介石同是孙中山先生的亲信，杨虎曾在辛亥革命中，在黄浦江上夺取肇和兵舰并向上海制造局开炮，为上海的光复立过功，因此，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垂青。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量屠杀革命人民，杨是这次血醒屠杀的主要凶手。当时的上海市长是陈群，上海人民对这两人恨之入骨，呼之为“狼虎成群”。后来不知何故，蒋介石在利用杨虎之后，竟将杨虎弃之不顾，让杨虎在上海当个有名无实的中央监察委员，因此，杨对蒋怀恨在心。
在重庆谈判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使他们的鹰犬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暗杀他们。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许暗下毒手，否则唯戴笠是问。这一切都说明尽管杨虎是资产阶级政客，屠杀过革命人民，但是，杨虎后来确曾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
抗日胜利以后，我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警备大队任大队附，负责沪西地区的社会治安工作。我的警备大队部设在华山路2092号陈家祭堂内。管辖卢家湾、徐家汇、常熟路、南市、长宁等警察分局，而杨虎所在的环龙路以及张澜、罗隆基就诊的虹桥疗养院正是在我的辖区内。当时上海警备副司令是周力行，周是杨虎的女婿，稽查处长何龙庆又是周力行的亲信，都是自己人，因此，我行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1949年5 月初，南京已经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上海逼近，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及所有达官贵人均纷纷向台湾或华南逃窜，留在上海的军警宪特奉蒋介石的旨意，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共产党外围组织和一切民主人士，抓人的警车时时呼啸而过，上海呈现一片白色恐怖，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时刻，有一天杨虎在他寓所的楼上召见了我，要我做两件事，1.调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人的姓名、职业?关押在何处?将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设法营救;2、最近从中共方面获悉，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罗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如果这样事情发生，由你负责营救。上海战役即将开始，张澜、罗隆基及一切政治犯的生命危在旦夕，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杨虎说此话时，当时在场的有杨虎的夫人田淑君和杨虎的旧属王寄一、孙履平二人。
王寄一原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孙履平为市立法委员，两人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都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因而在营救张澜，罗隆基等问题上与杨一拍即合。王寄一此时已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取得了联系;孙履平协助杨虎与中共的外围组织和民主人士章伯钧、邓初民、郭春涛等联系;我则负责营救张澜、罗隆基。
解放前夕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本家，也是戴笠生前的亲信。此人此时奉命督促上海各界知名民主人士逃往台湾，对在押的革命人士采取秘密处决的办法，惨遭杀害的不计其数，甚至在警察局的楼上刑讯时即杀人，毛森是一名穷凶极恶的军统特务和杀人魔王，上海人民一提起毛森，就感到毛骨悚然。
1949年5月9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召集各警备大队附、大队长开紧急会议，会议内容事先不通知，由稽查处长何龙庆主持。何龙庆在简单地分析了上海当时的危险形势后说，奉上峰指示要逮捕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经过调查了解，此二人住在霞飞路虹桥疗养院治病，必须迅速采取防范措施，勿使其逃脱。
上海警备第三大队长聂琮是军统死党，平日与我面和心不和。在这次会后，聂琼未与我磋商，即私自带领王南山、徐良琪、赵振奇等10余名军统特务分子径往虹桥疗养院，将张澜、罗隆基所住的病区围住。聂琮也深知我与杨虎及淞沪警备副司令周力行关系密切，同时我又是警备大队附，采取重大行动，不通知我似乎有些不妥。于是聂琮在虹桥疗养院用电话通知我到现场商量，我明知事态发展十分严重，如果让聂琮将张、罗二人押往整备司令部看守所，到那时再想营救，真比登天还难。在这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必须沉着冷静，既不能与聂琮顶撞，更不能暴露我有营救张、罗的动机。怎么办?我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立即驱车前往红桥疗养院，与聂琮说一些吃喝玩乐的漫无边际的闲话，以取得聂琮的欢心，从而稳住聂琮的情绪，转移聂琮的视线。聂宗简单地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把张澜，罗隆基押往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我告诉他这点小事何须聂大队长亲自动手，由我负责处理，保证他俩插翅难飞。聂琮此时正在与两位浓妆艳服的少妇闲话，我立即转身来到病房，只见张澜、罗隆基二人睡在病床上，满面愁容，一副病态，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我这位身着国民党军服的不速之客。我又迅速地离开病房，用电话向副司令周力行请示，说明张澜、罗隆基二人病情十分严重，行功不便，可否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保人，保证他们不逃跑，就地派人监守，随传随到，保证万无一失……，周力行了解我与其岳父扬虎的关系，对我的建议当然表示同意。当时我内心十分高兴。有周力行做靠山，还怕聂琮不答应么?我放下电话筒来到聂琮面前，向他传达周力行副司令的指示，聂琮虽然有不悦的表情，但对副司令的指示又不敢公然违抗，因此，聂琮对我说:“你看着办吧!”转身乘车回警备大队部去了。
送走聂琮，我指定两名队员守在张、罗病房门外，并警告他俩，非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触张，罗，嗣后我又来到虹桥疗养院护士长办公室请来郑定竹副院长，向郑询问张、罗的病情。据郑大夫说，罗隆基先生于1947年因患肺结核、糖尿病而住院治疗，一直由郑负责诊治。张澜老先生因患齿槽脓漏与尿道感染，于1949年3、4月间才住进医院的，接着，我试探性地问郑大夫可否为张、罗二人具保，如能具保，我本人会向郑先生提供必要的方便，如派人看守、加强警戒等等，郑大夫见我说得有理，文刻表示愿与我合作，出具保证书，保证张澜、罗隆基随传暂到，决不逃走，并且愿以身家性命担保签名盖章，将保证书交我收存。
郑大夫何以敢冒这样的风险?事后才知道这是有思想基础的。郑大夫因长期为罗隆基看病，因而与罗隆基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同时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民盟同志，对民盟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而斗争的光荣历史十分钦佩；特别对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刚正不阿的品格和一生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事迹，深表敬仰。郑大夫对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法西斯行为极为不满，今天面对张澜、罗隆基可能遭遇迫害的局面，岂能袖手旁观?基于义愤，郑大夫终于挺身而出，甘愿以身家性命为张、罗担保。郑大夫如此坚持正义，慷慨助人，当时我内心深受感动，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暴露我的秘密身份。
拿到保证书，告别了郑大夫，我驱车回警备第三大队，向大队长聂琮说明办理经过并出示保证书，聂琮又加派几名军统特务分子每日前往虹桥疗养院轮流看守。
大概在5月11日晚(具体时间因年代久远，记不清楚)，我来到环龙路杨虎家中，将以上经过向杨作了详细口头报告，杨亲切地告诉我说:“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周先生的指示，周先生来电要求我们营救张、罗二人脱险。”我立即表示豁出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从此以后，凡乎每日晚间均向杨报告张澜、罗隆基在医院的情况。杨还提醒我必须防止特务在医院内对张、罗下毒手；同时尽可能对民盟其他领导人和一般盟员的安全亦须设法保护。在上海解放前的那几天，我经常到虹桥疗养院楼上病房，表面上是巡视队员们对张、罗二位监视的情形，说话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医护人员对我都有几分惧怕。但到病房内对张、罗二人则婉言劝慰，不时地向张、罗二位透露营救之意。因为执行监视任务的队员都在病室外，我与张、罗谈话的内容，他们是听不到的，我曾利用这个机会告诉罗隆基，警备司令部准备逮捕所有盟员，以便罗隆基趁郑大夫查病房时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使其他盟员早日逃跑。事实证明，我这样做的结果是生效的。在这以后不久，有一次，我在警备大队部内听聂琮说盟员都逃跑了，我心中暗喜，民盟其他成员的脱险，通过郑定竹先生的策划，总算完成了任务。
民盟其他成员脱险的第二天，杨虎通知我必须立即向张、罗“摊牌”，说明真相，然后采取行动迅速转移。我又来到虹桥疗养院 206病房，向他们二位说明我是奉杨虎的命令，来负责营救他们的，张、罗二位虽与杨虎相识，但对我的话是真是假还是半信半疑。忽然，罗隆基先生问我，杨虎的夫人田淑君现在何处?我即告知现在环龙路，并将电话号码告诉罗，以便罗直接与田夫人通话。这样罗隆基才深信不疑。
大约在5月14日晨，聂琮在大队部内向上尉队员刘光琪布置任务，说是奉上峰指示要在虹桥疗养院内干掉张澜、罗隆基，方法是用锋利的匕首在病房内行刺。刘接受指示后，即草拟一份具体行动计划，并将匕首交聂琮检查，言定次日晚9时行动。可是，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事件，在上海已层出不穷，军统特务头子深恐社会上因张、罗被刺与李公朴、闻一多事件联系起来，酿成更大的反抗浪潮，故取消在医院行刺的办法，改为将张、罗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系石块，将其投入江内，毁尸灭迹，以掩人耳目。特务头子王新衡对此事作了缜密的安排，并决定将任务交给我率领4名精干队员执行。
我得悉这一计划后，心情十分深重并且感到异常紧张。此时，杨虎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逼他飞往台湾的纠缠，已经转移到别处隐蔽起来。我费了很大气力才找到杨虎。当时在场的有王寄一等人。我将保密局行动计划向他们作了详细报告，经过大家分析，一致认为如果我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在将张、罗沉入大海的同时，我也将被推入大海，这是军统惯用的杀人灭口的伎俩。怎么办? 情况紧急，不容迟疑。大家一致认为，在王新衡下令转移张、罗的同时，即是营救张、罗的大好机会。必须有轿车一辆，亲信助手二人，转移的目的地有三处:一、环龙路杨虎家中;二、西爱威斯路田淑君家中;三、贝当路小咖啡陈家(陈经理与杨虎是儿女亲家)。以上三处都是花园楼房，电话，前后门都可应用。为了保证张、罗安全转移，杨虎提供了很多方便，还把咖啡烟厂陈经理的汽车借给我用，由我亲自驾驶，同时指定潘云龙、庄儒伶二人作我的亲信助手，协助我执行任务。
潘云龙、庄儒伶二人都是杨虎介绍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当时潘、庄二人被安排在警备第三大队任尉级队员，干总务工作，专管军饷、粮食等事。这两人枪法很准，能打活动目标，大家称他们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壮，气力过人，百八十斤一手即可提走如飞。因为我们都是杨虎的旧部，平时往来比较亲近，又因为我们都属非保密局系统，往往被军统分子视作外人，甚至受到排挤。这种分歧更使我们在精神上团结一致。他们二人待遇较低，我不时地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因此，在感情上逐渐打下了基础。由他们做我的助手，行动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当时上海解放战争已在外围打响，市内各区都做了战争准备，国民党军警宪特各机关也都做了撤退前的抵抗部署。潘云龙、庄儒伶二人在无人的地方谨慎地问我如何打算，是跟着走还是留下来，我见他二人态度诚恳，但拿不定主意，便亲切地对他俩说:“请放心，我们都是杨司令的人，来去都应该听杨司令的指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咱们弟兄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杨司令要走，决不会丢下我们;杨司令不走，我们也别乱动，跟着杨间令是没错的。”二人见我说得有理，心中十分高兴，我又进一步向他们宣传当时的形势，要求他俩尊重杨司令的指示接受我的指挥，二人一一表示同意。可是，表面上我们三人还要装出一副准备随军撤退的样子，否则一旦引起保密局方面的怀疑，事情就不好办了。
事隔两天，杨虎对我说:“时局很紧，老蒋逼着我非走不可，我一方面要做出随他撤往台湾的姿态，另一方面到必要时，我还要躲起来。你如见不到我，可与田椒君电话联系，张澜、罗隆基如何脱险，仍由你负责没法营救，这是立功的机会。”
从此以后，我再也找不到杨虎了，孙雁平、王寄一等人也找不到了。原来他们躲起来比杨虎还早七、八天。正当我感到孤独焦急的时候，忽然接到随军撤退的命令。这是稽查处长何龙庆亲自到第三大队向全队宣布的，要我做好充分准备，何时撤退，临时通知。如果接到撤退的通知，不能按时到达指定的集合地点，则按抗命论处。是时，看守在虹桥疗养院的警备第三大队队员的心情，自然也随着时间的紧张而紧张，纷纷要求换岗。于是，我就把看守张澜、罗隆基的队员调回，换上庄儒伶、潘云龙二人轮流看守，被撤换下来的队员很高兴，认为他们可以在散退前乘机掠夺人民的财产了。
1949年5月24日上午，我正式接到警备司令部要我移解张澜、罗隆基的命令，指定的集合地点是上海警备司令部。我当即驱车到虹桥疗养院，对张澜、罗隆基正式声明我奉扬啸天的命令负责营救他们，这几天一切行动须听我的指挥。张、罗二人始则缄默，后经我再三婉解，他们反问我此事有何根据?我说你可用电话询问杨啸天或夫人田淑君。张澜仍不以为然。可是，罗隆基竟在小本子上查出杨家的电话号码，当即拨通电话，因杨已转移，田淑君接到电话，一听是罗隆基打来的，于是就告诉罗隆基在此关键时刻，必须遵照阎锦文的安排。阎是自己人，听阎的话万无一失等等。张、罗得悉真相后，心中欢喜，如释重负，再三向我们表示谢意。我又转身来到病房外通知庄儒伶、潘云龙二人此时此刻必须听我的命令行动，如有别人来转移张、罗，可格杀勿论。同时，我又回到病房内，告诉张、罗二人，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干万不要出病房。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我即驱车到上海近郊观察解放战争形势，只见各交通要道均已设置路障，军车来往频繁，明碉暗堡，随处可见，西北方向不时地传来隐隐的炮声，气氛极为紧张，眼看解放上海的战役迫在眉睫。张澜、罗隆基二位的生命及我全家的安全系于呼吸之间。此时此刻，我很想与中共地下党及扬啸天先生取得联系，向他们请示具体行动时间，可是无论如何联系不上。我心急如焚，只得又与田淑君电话联络，万万没想到田此时十分焦急，也正在找我，她在电话中告诉我，接到吴克坚先生的指示，要求你今晚12时以前完成营救张、罗的任务，转够地点是环龙路杨家。并且也要求我全家必须同时迁出，否则必有被杀害的危险。从整个营救行动计划上看，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民主同盟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对此是有周密安排的。
5月24日晚10时许，我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开往虹桥疗养院。是时，上海全市已经戒严，各路口都有哨兵把守，因为我身着军官服装，并有当夜口令，所以能在戒严的时间通行无阻。当我将汽车驶入虹桥疗养院内时，医生护士见汽车漆有警备总部字样标记，又有身着军装的军官驾驶，深夜到此，知道情况不妙，胆小的吓得躲起来，胆大的在一旁观看。我快步来到病房，手提左轮手枪，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张、罗二人此时心中有数，迅速离开病房，由庄需伶、潘云龙二人搀扶登上汽车。张、罗二人坐在后排中间，潘、庄二人分坐在左右保护。我迅速将车驶出疗养院，转弯拐角，避开大路，在黑夜中向环龙路急驰。一路上有好几处岗哨向我喝问口令，我很熟练地答以当夜的口令。及至环龙路扬虎住宅门口时，碰上国民党军队的夜间巡逻值勤车。值勤军官不仅盘查我的身份，而且检查了我的车内有无武器，车上坐的是何许人。我即告知张是我的父亲，罗是我的哥哥，为了随军撤退，我需要将家属妥善安置。夜间值勤军官对我的回答深信不疑，让我把汽车开入杨家院内。事后得知，早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杨家院内迎候。田淑君将张澜、罗隆基迎至客厅，互相寒暄祝贺。此时，大家才忧然大悟，原来杨虎的花园楼房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总部了。
为了让虹桥疗养院副院长郑定竹先生免遭牵连，我在离开疗养院时，将郑先生代表医院出具的保证张、罗不逃跑的保证书交还了医院，以免事后军统特务找他的麻烦。
张澜、罗隆基得救后的第二天，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都解放了。我的家属也转移到安全地带。正如策划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所指示的那样，我的家属如不及时转移就有受到杀害的危险。就在我救出张、罗的第二天，军统特务头子王新衡派人到我家搜查，并扬言要抓我的家属，给我看家的朱书宏先生也受到这些特务的虐待。
我由一名国民党军官走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教育的结果。
营救张澜、罗隆基一事触怒了蒋介石，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令悬赏百两黄金通缉我，并派遣保密局少将行动科长朱山猿执行追捕我的任务，甚至妄图杀害我全家老小，以泄其愤。这个万恶的军统特务，在上海解放初期，即被上海公安局捕获归案，依法抢决，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解放后，我蒙党的关怀照顾，部队首长在上海市委办公厅亲切地接见了我，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与鼓舞，人民政府将我安排上海市公安局任专员，并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使我感戴不尽。
我现年 72岁，但身强体壮，还在从事律师业务，争取在晚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微薄的贡献。
每当茶余饭后，当我全家欢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我不时地想起远离相国的亲朋，特别怀念近在一水之隔的台湾的亲朋故旧。我殷切地盼望祖国能早日和平统一，大家都能捐弃前嫌，共商国是。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阎锦文愿与台湾的亲朋故旧共勉!(章长炳整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7卷，第107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