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的夜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上海市区进攻，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陕西路口的虹桥疗养院(现徐汇区中心医院)里，急速地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冲过几道哨卡，在市内几条大小马路兜了几圈之后，驰进了南昌路59号杨公馆。
这辆挂着军用牌照的轿车里，坐着一位长须垂胸的长者和一位戴着眼镜的温文儒雅之士，由一个中校军官驾驶，还有两个便衣军警护卫着。
这就是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曲折、惊险而真实的故事--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杨虎关系营救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人物张澜和罗务基脱险的动人一幕。
我是当时的虹桥疗养院副院长，曾亲历亲见亲险其事，并为此承相过不小的风险，在我的生活经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疗养院张罗逮捕 挺身而出作担保
1949年春，南京政府撤退到广州之后，正在上海作军政部署，其中一项是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即是重要的目标。
国民党当局把逮捕张罗并在必要时押解去台湾或加以就地处置的密令，下达给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陈大庆和毛森，具体执行的则是稽查处警备大队，并已侦知张罗正在虹桥疗养院治病。
5月10日上午9时，警备三大队大队附阎锦文，奉命率领武装特务驾着吉普车闯进了虹桥疗养院，布岗搜捕，使得平日宁静的医院突然紧张起来。由于特务事前对医院情况作过周密侦察，所以一下就闯入205、206病房，要把张澜、罗隆基二人带走，当即遭到张、罗的痛斥。
那天，正逢院长丁惠康有事未来，我是副院长，自有必要行使我的职权；作为医生，也有医德要求我对病人负责，于是，我挺身而出，拿着两张病历卡，义正词严地对阎锦文说:“我是负责替张先生和罗先生治病的医生，他俩的病情都有记载:张先生的是尿道感染、齿槽脓漏、眼疾，而且有半身不遂现象；罗先生得的是活动性肺结核症和糖尿病，两位的病情很重，都需要住院治疗，每天不但要服药打针，还必须输液接氧，绝对不能离院，我们医院必须对病人负责到底。”
开始时，特务们气势汹汹，强词夺理争辩，一定要抓人，我接着说:“牢监里的犯人尚且可以保外就医，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医院里来抓病人?如果有什么生命危险，谁来负责交代呢?”
我看阎锦文缄默不语，无词以对，我就试探他以商量的语气提出一个办法:“请容许我们再会诊会诊，一旦病情稍有好转，立即通知你们，到那时再把人带走，行不行?”
此刻阎锦文的凶狠态度有所收敛，审视犹豫了一下回答:“你敢担保他们不会逃脱的话，可以考虑在院监守。不过，我得请示上司才能决定。”
当我觉察到紧张局面有转机之时，果断地脱口而出:“我完全可以担保。”
阎锦文当即转身出去拨通了警备司令部的电话，向副司令周力行(杨虎的女婚)报告刚才的情况，获准由院方担保，就院监守，保证不逃跑，随传随到。
阎锦文向我提出了具体条件: 1、用身家性命担保，并出具保证书；2、把205号病房的张澜搬进206号病房与罗隆基寄押在一室，3、派武装军警在 205号病房内日夜驻守看管。
同时，阎锦文还查问了我的身份，地位和家产，我如实告诉他。我是这里的到院长，肺科主任，家有住宅和自备汽车，他认为这些条件符合要求。于是，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下了书面保证，签名盖章，交阎锦文收执。
一场抓人的紧张局面终算到时缓和下来了，但是，张澜、罗隆基两位先生的命运将会怎样，尚在未定之天，而历史的机缘，把我这个克尽医生职守的人即和张罗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并且进而使我这不不太过问政治的医生同解放战争的进展和中国的前途相联系起来了。
寻访叶笃义 为营救奔忙
我既然为张罗二位作了担保，就不得不关心事态的发展变化。
随着解放军一天天的逼近上海，国民党方面正忙于步步撤退。与此时间，被列为搜捕对象的民主人士的命运，越来越危在旦夕，而我所冒杀身之祸的风险也就更加难以逆料了。
我除了必须恪守医德之外，在为张罗长期治病的接触中，了解到两位先生的学识渊博，态度谦和，待人诚恳，令我尊敬，并进而感受到张罗二公为争取民主而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实在为之饮佩，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不仅要精心为他们治病，而且要不顾个人与家庭的安危，挺身而出，尽一切可能仗义相救。
尽管守在205室的特务监管很严，但我还是通过到206室病房诊治的机会，同张罗二位密商脱险的对策。同时，也注意做好看管特务的“安抚”工作，让他们有所松懈或宽容。
一天，我利用切脉听心肺时同张罗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 美国的对华态度，在国共两党斗争之间，还有一种第三方面的力量，即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或者叫做民主个人主义者，也是美国要加以利用的。所以有必要把自己被监押在医院的消息透露出去，让美国人知道。罗隆基、叶笃义等人与美国某些重要人物有个人私交，可以通过叶笃义去拜访美国驻沪领事馆，请其设法营救，所以啊我火速去找叶笃义。
张澜告知我，他与叶笃义原住在一幢房子里--永嘉路集益里8号，他住三楼，叶住二楼，我立即驾车按地址去寻访叶笃义，但扑了个空，四处不见叶的影踪。我回到医院，心急如焚，却在无意中从特务口中获悉当局正在搜捕叶笃文，这样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
正当我疲于奔命、一筹莫展、焦急万分地在家中闷闷不乐的时候，夫人汪婉青看出了我的心事，追问缘由之后，安慰并出主意说:“你不但要找到叶先生去美国领事馆求援，而且还必须催促叶先生从速离开上海。”
这就提醒了我，在营救张罗的同时，又增添了叶笃义的安全问题，更加产生了自己身负重任的正义感和紧迫感。
说来凑巧，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叶笃义，突然出现在虹桥疗养院。原来外界一点也不知道张罗被监押在医院的消息，他是来通知张罗出去开“碰头会”的，我在门诊部不期而遇，拉着他的手转到僻静处告知医院所发生的一切，要他“务必见机行事，尽可能去一趟美国领事馆，并速速隐蔽转移。”他回答说“一切照办，这里的事就拜托郑大夫了”。分手后，我即去206室转告张罗二位。
叶笃义不负嘱托，立即转告各地盟友关于张罗被寄押的消息，发电致香港盟友告知张罗“肺病住院”(意即出了事)，又去了美国使馆。当特务闯进永嘉路集益里8号抓人时，叶笃义已远走香港了。美国领事齐文斯得知张澜、罗隆基遭捕寄押的消息后，曾接连两次到虹桥疗养院看望，并表示愿意伸出友谊的援助之手。但由于此时此刻形势日趋紧张，上海解放指日可待，特务机关密谋处置张罗的计划有二: 押送台湾或就地处决，齐文斯已使不出力，无可亲何了，除了两次来访留下的鲜花外，再也没有音讯了。
地下党奉指示 拟订营救方案
在营救张罗脱险的过程中，从中共党内到党外，包括国民党人士在内的连锁策反活动，展开了复杂而又机密、艰巨和惊险的斗争。
我平日不问政治，与国共两党毫无瓜葛，那时与民主同盟也没有关系，是历史的机遇把我推向这个历史政治事件之中，只是尽到了一名医生的责任心和出于一个普通人民的正义感。关于这一营救活动所进行一系列斗争的内情，有的是我当时就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有的则是后来才弄清楚的。
张罗被捕监押的消息，外界虽然尚未传开，却不出数日，即为中共上海党下党组织获悉，后来，叶笃义到达香港把此事告知了乔冠华，这两路所得知的情报，同时汇报了中共中央。周恩来指示上海局竭尽全力，通过一切可行的办法，营救张罗脱险。
营救的方案之一，是秘密到医院伺机行动，劫救转移出去。地下党经过研究，委派 1927 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庶凡，通过四川的各种关系，物色到国民党军人谢醒通协助行事，对这个方案，我是赞同的，并提出后门的铁锁极易打开，可以由我引路出士，但张澜不同意，他认为“潜逃出去不一定有把握，如遭不测，反到死得不明不白，而且还会连累担保人郑大夫。”结果，终因特务监视太严，谢醒通的轿车在外面空等了三天，没有成功。
营救方案之二，是从敌人内部打通关节，策反监管军官阎锦文，而阎是杨虎的亲信门徒。所以，关键人物是杨虎。
曾庶凡找谢醒通研究，如何通过与杨虎有至交的人事关系，去策反杨虎，能使之深明大义，幡然来归。
经研究分析，扬虎其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和护国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1915年底，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上海策反袁世凯的“肇和”、“应瑞”、“通济”三舰起义，杨虎受任海军陆战队司令，与舰上响应者里应外合，夺取了该舰，发炮轰击制造局，名声大震。但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极右分子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时，他任淞沪警备司令，伙同当时的上海市长陈群，成为这次血腥屠杀的指挥者，革命群众曾经愤恨痛斥为“狼虎成群”。
抗战期间，杨虎在国民党官场不得志，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对历史上的不幸事件有所自疚。同时对重庆的处境不其满意，抗战胜利后，回南京挂了个无责无权的闲差“监察委员”寓居上海。与中共人士有所接触，组织了“兴中学会”，倾向爱国民主运动。
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大江之后，从南京逼近上海，杨虎自知一生的功过是非，是去(台湾)是留(大陆)，何去(跟着国民党)何从(靠拢共产党)?正是日夜焦灼思忖不安的大问题，如果去台湾，将介石肯定不会重用他?要是留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他呢?
根据历史背景与现实形势，恰逢扬虎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处于进退维谷，犹豫难决的关口，一旦有人指点迷津，抉择一条正道，权衡利弊轻重得失，争取过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通过各种关系、策反杨虎阎锦文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刘晓、吴克坚的领导下，展开了对杨虎、阎锦文的一系列策反工作。
由于曾庶凡受张澜的委托，奉组织之命前往四川去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西南军政人员的工作，留下营救张罗的事，另由陈约珥(王锡珍)接替。陈约珥有个朋友邹平凡，原是军统人员，因受陈的影响，渐趋进步，顷向革命，愿出力效劳。
邹平凡过去的老上司熊剑东是位国民党的已故将军，留下遗孀唐逸君，住在愚园路西首一幢三层花园洋房里，她出身名门大家，系滇系军阀唐继尧的本家侄辈，又是学界名流，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表侄女，为人热心社会活动、交游广阔，多年前与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罗君强之妻孔慧明，合办一所协兴商号，人称“三太公司”，唐逸君与杨虎夫妇有较好的关系。
杨虎的妻妾甚多，原来的夫人叫陈华，去了香港，是唐逸君的知心好友。另有一位夫人叫田淑君，独自居住在南昌路 59号一座楼房里，而杨虎则同如夫人陶圣庵住在永嘉路。
陈约珥通过邹平凡去做者逸君的工作，再由唐去摸清杨虎的动向。
唐逸君接受任务，去到永嘉路杨公馆登门拜访，以请安和探问陈华夫人为名，从谈话中了解到杨虎的处境--一方面毛森奉蒋介石之命，已准备好飞机票要他去台湾，另一方面则感进退两难，身不由己。于是，唐逸君鉴貌辩色，猜透杨虎的矛盾心态，提出一个将功补过，靠拢共产党的极好机会，她对杨虎说，“你老是我的大哥哥，陈华是我的老妹子，为你我着想，万全之计，现在只要你老出面密令阎锦文反正，放出张澜、罗隆基，岂不是有办法有希望了。”
杨虎这些年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统战政策，不无了解，瞻前顾后，左思右想，这倒不失为一个较妥的政治去处和新的出路。便表态说:“抗战时在重庆，我与周恩来先生有过交往，1949年中共代表团撤退前，周先生专程来访，亲口嘱托我保护民主人士，至于张澜先生，在重庆时我们也是熟识的，营救朋友，义不容辞啊!
杨虎当即拍板定夺，第二天就找来了门徒阎锦文，交代任务。对张罗二位，表面上严加看管，实际上妥为保护，等待时机，营救脱险。
阎锦文本来也与场虎处在相同的心态环境之中，对杨当然唯命是从，而且正中下怀，乐于负起这一敢冒风险的重任，以求得个人与家庭的后路。
杨虎为了避免国民党逼他去台湾，并防止别的麻烦，不得不采取措施，转移到秘密住处隐蔽起来。
弄清事实真相 X光室内密谈
自从阎锦文接受秘密使命之后，在疗养院 206 室见到张罗时，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使张罗顿有“受宠若惊”和疑感不解之感。阎锦文见机行事，向二位透露了机密实情，说明是“奉中共地下党和先生杨虎之命负责营救脱险的。
张罗听此一谈，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尤其是张表方老先生，认定这是反动派的阴谋设计，“欲谋害之，必先抚慰之”，不但不信，而应警惕“谨防有变，内藏杀机”所玩弄的勾当。为了弄清真假，特约我去相商，研究如何对付。
罗隆基怎然想起一个人来—田淑君，这个扬虎的夫人，是过去较为熟识的，可以从他那里探知虚实。但又怎么学同田淑君联系呢? 接着罗隆基又思索忆及一个旧友名叫李泽之的人，也是杨虎的徒弟，人称“天津杜月笙”，是个大亨，定能知晓杨虎夫妇现在何处。张罗嘱托我去把此人请来相见面谈。
我想，在疑团丛生的险恶环境里，外面局势又日趋紧张，倘贸然把李泽之找来，能安全吗?又想，我既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如果不能营救脱险，我还是没有尽到责任。急中生智，眼睛一亮，心生一计: 楼下X光透视室有专供我使用的时间，别人不得随便进去，何不把李某请来，在此暗室中与罗隆基相见密谈。
我驾车按图索骥，在东湖路寻访到了李泽之。我原以为，他既然是天津大亨，必是个彪形大汉，想不到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个操一口苏州话的瘦小老头。承他慷慨允诺，约定明日上午九时正到达虹桥疗养院。那天上午八时半前，我就查完病房，来到206室，安排用藤椅把罗隆基作为重病号抬进X光透视室检查，让他和李泽之密谈联系田淑君证实杨虎、阎锦文反正营救的事，李泽之满口应允照办不误。
不料李泽之到南昌路59号找不到田淑君。原来杨虎与田淑君早已分居，南昌路的住宅，归田使用。此时因局势紧张，为了完成营救张罗的特殊任务，兹事体大，万一泄漏机密，会酿成大患，势必连累一大批人。所以，杨虎偕如夫人陶圣庵从永嘉路秘密移居到别处，田淑君则住到五原路另一所房子里，各自隐蔽起来，外界无人知晓，就连亲信阎锦文和李泽之等人都无法养清楚他们的去处。
上海解放前夕 张罗安然脱险
1949年5月24日，眼看上海解就在朝夕之间，国民党败局已定，兵慌马乱，正在忙于撤退。阎锦文突然接到上蜂命令，指示他连夜将张澜、罗隆基秘密移解出虹桥疗养院，按原计划处置，然后嘱阎随军去台。阎锦文明知此举凶多吉少，事不宜迟，必须火速行动，急忙布置有关人员，在疗养院内外接应。
当阎锦文行色匆匆地赶到206病房时，无奈张罗因李泽之找不到田淑君出面证明杨虎、阎锦文的文举是否属实，心头的疑团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困感不安。一听说阎锦文要马上采取劫救行动，立即遭到张澜的坚决拒绝和严正的驳斥。
凭张表老数十年的政治阅历，经过清朝，民国以来的风云变幻，切身体察到北洋军阀和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自从受到特务的监押之日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分析说:“蒋介石对我不外两手:一是绑架去台湾，听其驱策；二是丧心病狂，暗中杀害，我决不会俯首听从，终必抗争而死。我当明明白白地去死，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死，到千万人看得见的地方去死，我决不能死于暗枪冷弹，被杀于荒郊野外。晚清谭嗣同，以死唤起后继者，续其未竟之志。我以死作为对国家，对国人，对革命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他慷慨成词，正气凛然。
阎锦文心急火燎，一再表白自己的心迹，他说他不是没有去处的人，而是不愿再为反动派卖命，才听从场虎先生之命行事，而杨虎是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托的任务，而地下党又是受命于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
由于张澜年老耳背重听，谈话交锋主要是在罗隆基与阎锦文之间进行的。罗隆基不失为足智多谋之士，对张说“表老，你我风南联床，生死同舟，您不走，我努生不敢惜命。”另外，他又看出阎锦文的言词态度自有其合乎情理之处，思忖着:如果阎是耍阴谋搞暗害，尽可毫不客气地武装架走，用不着苦苦要求合作，看来，再拖过下去，贻误时机，风险更大，岂不辜负中共方面的期望，倒不如冲出去尚有一线希望。
外面战局瞬息万变，时间一刻一刻过去，不能再等待了，罗隆基最后问阎锦文:“请告知你们的行动计划。”阎凑近两人低声答道: “今夜由我亲自驾车将二位护送到南昌路杨虎公馆隐藏起来，那里是田淑君的住宅，没有闲杂人等，是个安全的地方，有地下人员在接应。现在，听从我的指挥。”
阎锦文一声令下，派人搀扶着张澜，连请带拖地同罗隆基一道下楼走出虹桥疗养院。
南昌路上庆解放 迎接新中国诞生
护送张罗的车辆冲破几道检查岗哨关卡，安全到南昌路 59 号杨公馆。这里，早由阎锦文调遣武装军警守卫在大门内外接应。
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上海西郊进入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南昌路59号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临时办公处，杨虎夫妇，中共领导人，解放军指挥员等一大批人士，先后来杨宅与张澜、罗隆基共贺虎口脱险，同庆上海获得解放。
1949年5月25日清晨五时，即张罗安全脱险之后，我在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培恩公寓42 室诊所接获罗隆基打来的电话。“我是努生，昨晚阎锦文把我和表老从医院里营救出来了!现住在南昌路59号杨虎的公馆里，昨晚真是一场脸境啊!请您早些到杨公馆来，我们当面细谈。阎锦文现正在我们身边，希望您安排好，早点来……。”从电话声里听得出来，罗隆基讲话时的语调安详而兴奋，声音有力而激动。其实，这也是我的心情。我当即把电话里传来的喜讯，说给我的夫人听，这时我俩心中的喜悦与兴奋，真是难以形容。
我一早就去把医院的有关医务工作安排好，怀着一段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的轻松而欢欣的心情，拎着药箱，驾车前往南昌路杨公馆，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罗隆基把上述惊险一幕详烟的说了一追，并着重地描述:“险就险在时间非常紧追，真是千钧一发。刻不容缓，而表老硬是不肯离院，说是宁死不屈!”这时阎锡文在旁插话说:“我当时心中实在急煞，郑大夫，您想，要说服罗先生相信我已不容易，再要去说表老真是难啊!幸亏罗公在危急的当口，作出判断，只好对表老软说而又硬拉了。我们到了杨公馆紧闭铁门，作为准备，如有冲击，立即火并，确是惊险之极!”
5月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庆祝上海、杭州、南昌等大城市解放的胜利，并称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赴平聆数。
6月1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电复张澜: 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不久，张、罗由沪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位唯一身着长衫、美髯飘拂的长者，正是张澜表方先生。这时，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也出任森林部部长要职。
(《卢湾史话》第3辑 名人专辑 政协上海市卢湾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