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开国大典》影视,毛主席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宏亮的声音，震奋人心。站在毛主席身旁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银须飘忽,举止庄正，使我由衷尊敬。
回忆我见到张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是民盟成员，抗日战争期间同在重庆，由于我丈夫胡铭绅与张澜是同乡亲戚，因而早就认识他。
1946年间，张澜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一任主席，在重庆政协会议结束后，民盟总部将迁来上海，消息由上海四川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传来,要我丈夫胡铭绅具体安排，胡当时在上海和成银行任资方代理人，民盟成员，接受任务后，随即将和成银行宿舍在西爱咸斯路即现在永嘉路的集益里8号作了安排，我也一起参加料理。腾出一幢二开间三层楼房子作为民盟总部的办公场所，又用二楼朝南一间房子供张澜主席家庭食宿。12月，张澜一行偕同秘书等七人由南京来上海，胡铭绅与我等前往轮船码头迎接。当时我见到他既满怀抗战胜利的喜悦，又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发动内战很愤慨，对国是忧心忡忡。1947年上半年，张澜来上海不久，即投入反帝、反蒋，反对内战，恢复和平的斗争。民盟总部多次在沪举行记者招待会，揭发美蒋所谓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因而国民党把他当成眼中钉，他有两个秘书，一名范朴斋，民盟中央委员，西南总部委员，一名叶笃义，现民盟中央副主席。他俩经营来福熙路我家住所(现延安中路803号)商谈，我给他们安排在一间僻静的小房间里，有时起草文件，有时商谈民盟活动到深夜。1947年11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强迫民盟解散,使民盟处于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民盟工作人员部分陆续撤离。当时有信息传来，国民党特务要对张澜的秘书范、叶二人下毒手。在这紧要关头，范、叶二人深夜到我家，我将小孩睡的后房间让出来，食宿都在里面，由我安排照料。当时我非常警惕，外面打来电话，先由我问清情况，有人来访敲门，先由我开看。经过五天时间，等到胡铭坤设法弄到去香港的船票，才秘密平安地离沪去港。他俩走后，张澜仍住在西爱咸斯路民盟总部，他的两个女儿也住在一起，生活非常俭朴，原来的厨师和服务人员都不用了。我为了尊敬他照顾他，经常烧些小菜，叫人送去。有次我与胡铭绅去探望张澜，张说: “你俩将民盟成员顺利转移，使我放心，我从心底里感谢。现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的决心，绝对不变。我就在这里看，看他们(指国民党)把我怎样!”他这种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坚持胜利的决心，值得人们钦佩!然而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放过他。集益里民盟总部周围有特务监视，后来又托人拉拢张澜、罗隆基，玩弄假和平阴谋，遭到张澜的拒绝。1949年2月3日，张澜、罗隆基又被国民党特务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夏，张澜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前一天，一辆汽车，直开我家门口，走下车的白发長者就是我一直尊敬的张澜，我双手握住他老人家的手，表示问候。他老人家拿出一包东西交在我手上说: “麻烦你了，感谢你俩对我的关心照顾。”我双手捧着，一股暖流，浸入心底，不禁热泪盈眶。送张澜走后，我才看到送给我的是一盒人参，一盒阿胶，还有一件红白条子花的塑料小面盆。真是情意深长，使我终身难忘。(李立群整理)
(原载《长宁文史资料》第1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