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兴办的“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一国立成都大学(三)
廖友陶
三、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在战斗
一九二八年的“二·一六惨案”把国立成都大学和张澜校长推上了激烈战斗的主战场。
当时，反动派正窥伺方向，急于对革命远动进行残酷镇压，恰好成都省立第一中学的择师运动激化了。到二月十四日，竟发展到同学误伤反动校长杨廷铨致死，国民党军阀抓住这个口实，就决定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
这就出现了从疯狂逮捕到残酷杀害的白色恐怖情景。二月十六日凌晨，反动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四川法政、志诚法专、省立第一师范等学校，逮捕了师生一百多人。白色恐怖的中心是旧皇城里的国立成都大学。
十六日拂晓，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武装军警一团之众包围了成大，逮捕革命者。在校内，亲身经历的苏友农同志回忆说:“凌晨六点钟，室外脚步声急，有金属碰撞声，我下床走近窗缝，看到各寝室门外都站有士兵，手持上刺刀的枪枝把守。到天亮时，舍监叫同学到图书馆前草坝集合。从草坝看见紫禁城墙上坐着很多反动士兵，枪向草坝瞄准着，草坝周围站了很多岗哨。同学们按宿舍编号，依次站队，由舍监按宿舍编号名册点名。点完，一反动军官同所带名单核对，另点钱芳祥、李正恩、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瑗、韩钟霖等六人出列。又问:‘那些是社科社的?站出来!’当时，站出二十多人(有李保鲁、周家念、何正明、范敏、兰光衍、秦模、吴涛、刘年富、陈尔康、李争稔、苏友农、陈鸣西、黄文涛、王定鹏、廖维国、罗映江、冯云先、寇华表、陈鳯梧、谌德琦等)。反动军官叫钱芳祥等站成双行，排到队伍前面，命令反动士兵监押离校。行进中，共产党成大特支书记钱芳祥笑语如常的说:‘砍头流血，铁窗风味，是革命者家常便饭!’”另外几位社科社成员回忆说:“我们集合战队前，有位中立同学对李正恩说:‘不要出去，看来军警要捉人’。正恩同志说:‘不!社科社的都出去!’胡景瑗还学张校长口吃腔调说:‘这个叫叫没道理!没没关系，走就走！走那那那都可以’。站队时，钱芳祥向大家说: 没得什么了不起。”!
但是，当天午后四点钟，反动派就火速把共产党员钱芳祥、李正恩、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瑗和社科社社员韩钟霖等六位同志和其他学校的八位同志一起杀害于成都下莲池，制造了震惊全市全川的“二·一六惨案”!
李正恩等六位同志的主要情况是----
李正恩:宣汉县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曾任中共成大支部书记，共青团成大支部书记，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员。
钱芳祥: 巴中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李正恩同志第一次被捕后，继任中共成大特支书记。
王向忠: 高县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宣传部长，中共成大支部宣教委员，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员。
王道文: 渠县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
胡景瑗: 南充市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社员。
韩钟霖: 宜宾市人，成都大学学生，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社员。
这恶耗传到成大的情景，“莪蒂”(苏廷一)在惨案发生后三天写的散文“血钟响了”(载“国立成都大学五周年纪念特刊”)有生动的形象记录:
“……晚膳后……刚跨进校门，遇着工友，我正想探询，看见他们悲愤罩在脸上，一见我就说:‘听说已经杀了呀!说杀在下莲池的……妈的!问都没有问，杀得好快!有我们的六位先生。’我暗自揣度:谁也不料他们会被杀，谁也不承认他们该杀。军阀的铁蹄下，公理正义没有保障，谁能担保他们没有流血刑场呢?我幻觉着……轰动宇内的血钟响了，响了!”
“我忘形的回到宿舍。同学们正议论，流露不同的表情，激烈、唏嘘、长叹、冷嘲……原来他们已得确实消息。血钟响了!我们的战士真被杀了……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心版上留下回忆遗痕和难忘的革命精神……。”
“……我们谈话的中心转到。‘听说当局已下定决心，明天还要杀人，学校寄宿舍也还要严格的搜索、捕人’”!
看来，反动派不止于在“二·一六”阴谋杀害革命者，还妄想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哩!
而且反动派对壮烈牺牲的烈士们还进行极端无耻的诬蔑，宣传更大祸心的口实。他们捏造了极端荒唐的所谓“罪状”，叫嚣“……中国国民党四川成都市党部函开:转据成都省一中函称:此次校长杨廷铨被殴身毙，系石犀社纠集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师大导社、附小新青年革命团、法专共进社、省师赤锋社及一切共产反动分子袁诗荛所为。仰将各该社团一要钱芳祥、王道文、王向忠、韩钟霖、李正恩、胡景瑗等，立即正法。”不久，反动派通缉大批同学的通缉令中又威胁说:“……该党等潜伏各处，阴谋扰乱破坏……若不严拿惩办，断绝根株，将何以靖地方! ……在逃要犯，勿任一名漏网……。”总之，反动派气势汹汹的妄想还要搞“断绝根株”的更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
但是，反动派终于缩回了魔爪。
这是由于我党领导了有效的胜利反击。反击的主要任务是: 一、揭露“二·一六惨案”的真象；二、打退反动派更大规模逮捕和屠杀的阴谋。
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发出宣言，号召为烈士报仇。宣言说: 社会科学研究社等，是我们的革命团体，袁诗荛等十四人，是我们最努力的领导者。要武装暴动，杀尽国民党，建设苏维埃。
反动派贴出所谓“罪状”的第二天，二月十七日，省一中的教职员就发信质问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声明从来没有同市党部有过“函件往还”。又发函要求刊登所谓“罪状”的“新四川日刊”更正，还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作同样声明。彻底揭露所谓“罪状”纯属捏造。
接着，在中共的组织领导和影响下，以成都大学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全面持久的反击，直战斗到胜利。还在同志们被捕不久，中共川西特委立即托人转告成大张校长，请他设法营救。张校长素来器重袁诗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之成大又被捕去一批他所深爱的先生，他满口应允尽力而为。立即去电重庆刘湘，请向刘文辉说情，希望对袁诗荛从宽处理；又直接找刘文辉，刘托辞不见。这样，张校长就以去为题，进行战斗；于是围绕这问题展开了革命对反革命的激烈斗争。
二月十七日，张澜校长宣布辞职，对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发出辞职书，严正指明:“……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在澜尤无以塞其家人之口。然该生等个人之关系，仅属于一命之存亡，而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此澜所以引咎辞职，以谢邦人。……惟有将国立成都大学就近函请地方政府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两部接收维持，使西部最高文化之根芽得以保存，八百余学生之德业不致失所……”这辞职书指明杀害嫌疑，众心不服；破坏学府尊严，迫人引咎；交出大学，彰其阴谋。批评责难，抗议要求，辞严义正。
紧接着，党又通过各种渠道，动员成大学生和教职员，围绕张校长辞职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全面反击。二月二十日，成大临时学生会、“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骨干之一的陈古松等为核心积极行动，呈文二十四、八两军部请求切实保障教育，并请代为挽留校长复职。这天午后，成大教职员集会，决议:派代表挽留张校长，并致函当局，请宣示枪毙学生证据；维护学校尊严，保障教育界生命。三月九日，临时学生会再致函挽留校长；教职员也再函挽留。函件中都斥责军阀反动派杀害各校师生无根据，是摧残教育，毁坏人权；高度好评张校长经营学府之辛劳和功绩；极言昌明西南文化的重要性，肯切慰留。实质，挽留就是坚持张校长代表的“民主与科学”的革命文化发展方向；客观上暴露着反动派制造“二·一六惨案”的真象，打击了他们还要搞大规模逮捕屠杀的阴谋。
斗争开展，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影响下，军阀们纷纷挽留张校长。首先，刘文辉、邓锡侯、二月二十三日致函挽留，先辩护杀人是“肃清乱党，维持治安”，“与此案无关之教职员学生，尽可安心”。提为“乱党”，又说“无关”，暴露了更大的祸心。最后说些挽留的好听话。
这是为何?首先由于军阀反动派意见不一致。当时的四川省长赖心辉二月下旬挽留张校长的电就不提什么“杨案”。刘湘电文说:“教育顿失保障，学生惨罹形戮，军警仓猝，干渎尊严”。语意责难刘、邓。军阀们意见显露矛盾。终于迫使刘、邓暂时搁下挤走张校长以改变成大办学方针的阴谋。
张校长之所以能这样的进行战斗，是由于中共及时动员成大同学迅速形成战斗集体，又迅速争取得全校教职员紧急动员起来。惨案发生四天后就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向三军质问惨案真象，要求保障学校和人权，斥责捕杀师生不合法，不合理，指明“牵合杨案”和“清党”是作恶，要求“公布保障人权和学校之令”。声明“否则，全体辞职”。对此公函，三军答复较快，强调两点:一、声明处置“杨案”乃“万不得已”，坚持其合法有理；二、声明此后学生犯法，“由法定机关依法办理”。还加三条“但书”。最后表示“尊崇”学府。三军中田颂尧更单独复函，声明不知“省方恐怖情形”，声明会建议严清党，慎行法。就是声明自己未参与制造惨案的决策和行动。总之，两封复函意见矛盾，暴露惨案真象更明，促使刘、邓不敢轻易再搞更大规模捕杀的罪行。
到三月初，成大临时学生会发出“为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捕杀学生宣言”，抗议不审讯，无证据，枉杀“西南最高学府之学生”，乃蹂躏人权，破坏学校，宣布“誓死反对”!要求表明“将来教者学者生命之如何保障，教育之如何维持”。宣告“同人持此二义，奉此周旋。苟当一息之尚存，决无毫毛之反顾。”教职员与三月三日召开会议，致函三军部否认复函的“但书”: “……所谓学生犯法，一涉及特殊关系暨紧急情形及军事秘密，而不由法定机关依法办理一节，不能承认”。主张都应“依法办理”。
这些斗争的结果，成大胜利辉煌:首先，战斗的主阵地核心人物张校长复职了；三月九日张校长对学生应允复职。十二日，成大临时学生会欢迎校长复职和教职员复课，会上校长训词说:“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此次惨杀学生，固非办杨案，亦非清共党，其真因：一、由于当道不满意于去冬各校学生联合会之争教育经费独立，罢课游行，殴辱教育厅长。而学潮至今未息，瞬将开学，恐怕学生又与政府为难，遂不能不加以威压。二、由于成都劣币充斥，凡是兵农工学商，无一不受痛苦，而所谓劣币风潮，日在危险恐惧之中，当道既无法解决币潮，遂亦不能不出于威压。于时适有省一中学生聚众殴毙校长杨廷铨之事变，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遂希承意旨，变本加厉，突借杨案以杀人。又因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的军人，系与成都党务有关的人，就把平日对他们持反对态度的各校学生，胡乱捉来枉杀。他以为指之为杨案凶手，则教育界对于殴毙校长之罪人处以枪决，当无异辞，并且指之为共产分子，一朝而能诛除大批暴乱党徒，尤当为社会上一般有产阶级之所赞许；而于无形之中，即可将学潮、币潮灭压下去，那些被杀的人，还要说是死有余辜，诚不能不谓其计巧而手毒。至我之决心辞职，固因学府横被蹂躏，学生之生命毫无保障，但不止是为成大及成大学生而言，实在见得此次惨案之关系极为重大。以前军人虽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试问以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至今不知其所犯为何罪，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薙而禽狝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冤枉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心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幸好本校教职员先生同学生，本大无畏精神，一致出而主张正义，虽未达到圆满目的，然社会上已明白此回惨案的是非，妄杀人的军警团当局亦稍知所警惕，也算是得了几分消极的效果。至于一般的青年学生，现当革命期间，固不能不抱有革命的思想，造成革命的人才。但是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智识，与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才免得走入歧途，才不至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孙中山先生平生研究中外政治的书籍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各数百种，又积数十年之经验，所以能够创造中国的革命学说。与乎伟大的成功，断不是像今天说得来三民主义四个字的人，便叫做革命同志，贴几张标语，喊几声口号，发一篇宣言，便叫做革命工作。须知道没有真实的本领去讲革命，去加入党团，结果，激烈的分子固免不掉作了无谓的牺牲。就是稳健分子，亦不过给他人效无聊的奔走。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究有什么益处? 此次学生会自行议订公约，次后不再在校内为政治结社，扫除浮嚣气习，只是专心研究实学，造就将来真能改革政治及社会经济的人才，亦深觉可喜。我今天复职，即是有感于教职员先生和学生的奋斗与热忱，不忍成大中途停顿，所以来继续维持。……”。
接着，成大临时学生会发出恢复上课宣言，自豪的书名:“敝校已定于本月十五日开课”！
于是，军阀反动派挤走张校长，改变成大进步革命方向，办不到就整垮它的阴谋被打退，“二·一六惨案”的真象被揭露；打退了军阀反动派妄想搞更大规模捕杀的破产，以张校长复职为主要任务基本完成。
这一战斗胜利的结束后的第二年，一九二九年三月，在张校长主持下，成大以社会科学研究社为主力举办了盛大的五周年纪念会。中共成大支部直接组织领导了此一意义重大的庆祝活动。这以群众振奋，欢声笑语，高歌乐舞的盛大庆祝，冲破了当时反动派精心筹划捲起的白色恐怖笼罩的悲凄气氛，更有力的沉重反击了反动派，扩大了前一阶段斗争的胜利成果。
五月二十二日，是国立成都大学五周年的诞辰，前两天就发出了“国立成都大学第五周年纪念大会宣言”，阐明纪念的意义:一、“它是努力的结晶”；二、“首先揭出男女平等，无性别的招收学生”；三、打破学阀派系操纵学校的“反封建”战绩，要纪念和庆祝这些精神；四、提出的任务是联合革命与科学，提高学术思想水平，要培养革命人才。最后，“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将来，就是要努力于革命人才的培养，革命科学的发扬，革命文化的推广”。
大会标语也明确反映此种意义，如“成大学生应本创造学校的精神去创造社会”，“成都大学学生应防止军阀式的教育发生”，“成大学生应抱革命精神去研究学生”，“大学教育学术思想应该研究自由”，“成大学生应反对封建思想和复古思想”，“成大学生应建设西南的新文化和新思想”。
这纪念会的筹备和举行过程所反映的政治倾向都富有革命进步意义。大会筹备动员了四百多同学，组建十个部进行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出版部。纪念仪式十分隆重。
纪念大会上，主席团主席梁造今报告开会理由，主要讲了纪念意义，另一主席讲了校史。张校长表方、吴君毅、沈懋德教授等讲话的意义深远，言词淋漓，全场倾听，鼓掌如雷。当时，还有成都反日大会代表讲话，痛斥反动政府外交失败，新军阀甘心媚外。号召民众觉醒，奋发联合，打倒新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
举行仪式的当天起，连续表演游艺三天，像话剧“孔雀东南飞”、“子见南子”、“常棣之花”、川剧“情探”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还有前一天举行的陆上运动会，都很受来宾赞赏。纪念会四天内，有来宾几万人次；全校都充满歌唱赞美，欢声笑语，真是快乐纪念，热烈庆祝，形成了对反动派的盛大示威。
纪念会特别庆祝了“二·一六惨案”后保卫学校，保卫校长，揭露惨案真象，打退更大规模逮捕和屠杀阴谋的巨大胜利。大会出版的“国立成都大学五周年纪念会特刊”，刊载了郑鸿启写的《纪念成大生日并告同学》，主要说:“去岁成都惨案发生后，被牺牲的就是各校学生。但是，各学校的当局与同学，于此时都是悄然无声，没得片言支字的表示，以主张正义公理。独有成大于此孤独无援中，还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彼等周旋，置利害于不顾，惨案不致连续发生，未始非此影响。这样大无畏的精神，我们如何不应纪念。”还刊载了“莪蒂”(苏廷一)撰写的报告文学“血钟响了”，形象的记录了“二·一六惨案”时国立成都大学牺牲六位烈士的悲壮伟绩，文笔精微细密，情感热烈丰富形象，艺术的永留下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鲜血染红的史页。这些抗议抨击呼声，更是对反动派的盛大示威。所有这些思想情感，更集中反映在张澜校长撰写的论文里，题目是“中国学生的出路”，刊载于“纪念会特刊”。这是当年掷地有声的一篇论文，指明中国社会的出路，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并铲除其社会基础，作制度的变更，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是在号召社会革命了，而且鲜明的指出，中国学生只有投身这样的革命，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在法西斯思想和文化专制主义所谓“党化教育”统治越来越严厉，“二·一六惨案”后反动气氛越来越浓厚，被反动营垒严紧包围的城市里，这样洋溢革命进步精神的成大校庆纪念大会，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革命的旗帜更高的升起。而这校庆纪念会的整个精神，又凝聚到这本满载学术论文、政治杂感、文艺作品，充满政治性、学术性、文艺性的“国立成都大学五周年纪念特刊”里，长留盛绩，永伴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