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兴办的“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一国立成都大学(二)
廖友陶
二、把成大办成“民主与科学的堡垒”
张澜校长要领导全校师生把成大办成民主与科学的堡垒，这是由于他的教有思想决定的。
张澜校长的教育思想，首先对教育实质大力肯定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教育精神，反对教育领域的复古浪潮和奴隶制精神，因而斥责“独裁统一的学说思想”和“注入贯输”的教育方法，认为这是在“束缚自由思想，培养奴隶精神”。特别反对当年以“异端邪说”的名义禁止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甚至据此捕人杀人的恶劣现象，斥之为“变从前的夏楚为现在的刀枪!”因而发出号召:“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化事业的人，应该发表精神独立的宣言: 要实现学生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成大教育研究会成立时，张校长讲话时说:“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 我是怀疑的”! 对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鲜明对抗。张校长对教育制度的观点是，认定取法欧美的阶级教育制度，就“实际是禁止穷人受教育”，是“依照财产多寡而设立的阶梯式的教育”，“是封建教育，贵族教育”，是“特殊阶级的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反正义的事情”。他严正的指出:“现在能够符合让工人、苦力、贫农、雇农子第读书要求的，就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来看，只有苏俄。”据此，他提的教育任务是:“从事文化和革命的教育者，应该提出贫民教育的口号来反对资本家的贵族教育。这是我们把少数人的教育政造成为多数人的民主教育之历史的任务”。并指明“教育是社会政治的一个部分只有改造社会政治，才能完成改造教育的使命”。这就是构成张校长教育思想的对教育精神实质和教育制度以及教育任务的主要观点。还有他对中国学生出路的观点也是个重要方面，也指明四点:一是应以对人类的责任作为衡量知识者品学、志行、气度的标准；二是解决学生在校和出社会的矛盾，改造社会比改造个人重要，这就要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还通过革命，作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才能见成效；三是在中国，改造社会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人民革命成功后也不会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学生必须把创造非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引为任务，参加这样的革命，也才有真正的出路；四是学生在“现在”，应确立新的人生观。以上观点，就形成了张校长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张校长有着这样的教育思想，无怪乎他当年常对部分师生谈论蔡元培先生办北大时对高等教育的一些观点，如“大学者，‘襄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办理北大时种种主张: (一) 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及学生。其在校外之言行，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还说，“这是办学应当思索取法的。”张校长的思想言行是一致的，当一九二七年四川军人先后“易旗”，四川省归入了国民党统治范围，还在“四·一二”蒋介石捕杀革命人士之前，就搞了个“三·三一惨案”，为蒋介石背叛革命开路。成大却在三个多月后的七月二十四日，出了一张校告，有一段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致见讥于明达大雅之俦。时事多非，群言易惑，诸生务悉斯旨，努力自修为要。”这宣告的学校方针政策，主要是“各种主义之说，均可尽量研究”，“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时，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正要分共，与宁“合流”，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这个校告同蒋汪的文化专制主义针锋相对，是“民主与科学”的革命呼声。其实，这样的教育风格，张校长早在办南充中学时就有所表现。当年，他最不高兴学生死气沉沉，只要两三星期学生沉闷寂静，他就会对较亲近的人概叹:“办成死人学堂了!”这可用蔡元培先生一段话作注脚，蔡先生说: 学生在校，“既要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致，为发明创造的预备。”张校长倡导活泼进取，坚实耐劳的办学风格是一贯的。因而他办成都大学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政策，其革命民主主义基调十分鲜明突出。
这在学校设置专业、院系和课程，聘任教师和使用人才等等方面的方针和措施都有鲜明具体的反映。在张校长领导下，学校聘任教师，抱人才主义，不问政治信仰，不管党派关系，只要求真才实学，不干涉学术见解。他认为北大有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辜鸿铭，只要学有专长，就聘请，有成就，一律欢迎，“兼收并落，百家并存”，使大学能成其大。提出口号:“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所以成大教师中有著名的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青年党的学者。特别是聘任教师的办法充满民主精神。聘任教师，不由校长个人决断，而由学校设聘任委员会主持。聘委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系主任和教授互选的文、理科代表各一人组成。每学期期终四周前开常会，审查下期新聘教师的资历和学力，规定等级特。就是学校行政管理的庶务、会计、出版、社务各部的主任和秘书、学监、校医等高级职，也由聘委审查通过，学校才进行聘请。聘委的表决方法是投票。这套方法和措施形成的度，纠正了当时学校由校长独裁，滥用私人，以不合格教师充数的大弊，树立了用人公开，用人唯才的民主风范。
成大还聘请了许多外国人任教，总计先后有二十多人，在当时僻处西南的高等学校，这实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好措施。标志着成大聘请师资，不仅打破学派把持陋习，也打破了省以至国界，对当时封建习气浓厚的四川教育界说来，也是教育民主的新风尚。
成大当时聘请的教师，如熊晓岩、张铮是国民党熊克武系的人物；黄季陆是国民党西山义派分子；李璜、陈启天、杨效春，是国家主义派分子，主讲社会学和教育学，宣扬他们政治观点和唯心主义教育学说。中共党员杨伯恺却在文预科给我们讲授社会学概论，讲明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是私产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结果必然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还讲明了各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依据；各个社会政治、法律、道德、文化、艺术等，都是同当时国民党统治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针锋相对。在成大、在西南的高等学校高举了一面旗帜。同学们都说:“大大地擦亮了眼睛。”
而且，还不仅是学术的民主精神，就是财政收支，成大也充满民主精神。成大的经费，经过四川善后会议议决和张校长同各军协商，一九二六年仅由刘湘善后督办公署领到二十万元。一九二七年五月，改由盐务稽核所划拔，仍旧每年二十万元，还要学校派人到各军防区的盐场去提取，很难收齐足数。一九二八年，学校把原案和经费困难情形呈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请照原案拔足六十万元。财政部复电“照准”。再经张校长向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商筹，按定案拨付二分之一，每年三十万元。这些财政收支是公开的，学校设财务委员会，由校长、总务长、教授代表三人，职员代表二人组成。开支预算，由财委制定，由财委监督执行、审查，每月贴榜向师生报销、核实。厉行节约，杜绝贪污。因能量入为出，不欠教师薪资，不断增加学校设备，这确实是经济民主的好风尚，在当年高等学校中确实难得。
当时成大的学制、专业、院系和课程设置以及教师主讲学科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二六年设六年制大学预科本科，一九二七年设七年制大学预科本科，就是二年或三年预科毕业后，升入本科，四年毕业。预科又分文预科、理预科。
专业院系设置是这样的: 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学系、历史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物理系、生物学系；法学院，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另设体育学系。
课程设置和教师主讲学科的主要情况是这样的:
文学院: 向仙乔任院长。
中国文学系: 向仙乔兼任系主任。
教师: 向仙乔、李培甫、赵少咸讲文字学、音韵学。
龚道耕主讲经学。
吴虞主讲荀子、韩非子。
伍非白主讲庄子、墨子、公孙龙子。
林山腴主讲文心雕龙、史记、文选。
吴芳吉主讲楚辞、唐宋诗选。
卢冀野主讲宋词元曲。
李劼人主讲文学概论。
刘复主讲文学史。
刘鉴泉主讲目录学。
还有一位余苍一教授。
历史学系: 叶秉诚任系主任，主讲中国通史。
教师:张森楷主讲历史研究法。
刘掞黎 主讲中国通史。
洪诚中 主讲欧洲中古史
张仲和 主讲欧洲近代史。
何鲁之 主讲西洋古代史。
蒙文通，主讲古史甄微等。
还有一位祝屺怀教授。
教育学系: 宋懋钦任系主任，主讲普通心理学。
教师: 刘绍禹主讲行为主义心理学。
刘天宇主讲教育学。
杨效春主讲教育学、社会学
李璜主讲社会学和中国文学系的哲学。
陈启天主讲社会学。
杨伯恺主讲文预科社会学概论。
景昌极主讲康德哲学。
郑寿龄主讲西洋哲学史
杨逸子主讲社会学。
外国语学系: 廖学章、刘星垣任系主任。
教师: 廖学章、刘星垣、何光玖、焦尹孚、谢文炳，崔平真、费尔朴(外)、泰勒(外)、史它锐(外女)、马格锐(外女)、邓孟德(外)、满女士。
预文、理科的英语教师: 张绍尹、张锡州、王叔驹。
理学院: 沈懋德、郑愈、魏时珍任院长。
物理系: 沈懋德、郑愈任系主任。
教师: 吕子方、任瑶仙、胡卫予、郭鸿銮、刘世楷、班诺夫(德)、郑瞻韩、谢宝善、杨秀夫。
数学系: 魏时珍、胡助任系主任。
教师: 谢苍璃、何叔宜、周润初、张世勋、杨俊明、饶德滋、何幕。
化学系: 曾验实、曹四勿任系主任。
教师: 李季伟、彭用仪、林兆宗、隆华、杨秀夫、
周太岳、张幼房、张汉良、熊祖同、张畔青、王耀群、顾葆常。
生物学系: 罗方叔、刘运筹任系主任。
教师: 周太玄主讲生物化学。
罗元叔主讲植物学。
黄景新主讲动物学。
张淑沅主讲普通生物学
肖洪模生物实验室制标本兼绘图员。
教师还有刘伯量、刘尔题。
法学院: 熊晓岩任院长。
政治学系: 吴君毅兼任系主住，主讲政治学。
教师: 张铮主讲宪法原理。
黄季陆主讲地方自治。
杨兰生主讲行政法、政治思想史。
张萍洲主讲政治学。
教师还有张重民、张水宽、高承元。
经济学系: 张禹九任系主任，主进经济学原理。
教师: 肖子度主讲银行论、货币论、金融经济论。
尹伯端主讲经济学史、财政学。
法律华系: 谢升庵任系主任，主讲刑总则。
教师: 费孟舆主讲民法管则。
刘抱芄主讲民法物权篇。
袭千昌主讲民法债权篇、公司法、票据法。
这些教师，有的是国内知名的学者，有的是新由国外著名大学毕业富有科研成就的专家，对提高学校学术水平都能有所贡献。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人士都有远见，都以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进步为重，支持此一学府的发展进步的。如一九二六年四月，成都的所谓“五老七贤”之一的徐子休出面干涉成大聘请吴虞教授执教，叫嚷:“吴又陵不忠不孝，怎能教书”?! 张校长反驳说:“吴又陵在北大双手打倒孔家店，怎么不能教书”?! 加以蔑视，不予理睬。《吴虞日记》记录此事说:“四·二七，同表方谈，表方云:……徐某此举可悯笑，当置之不理”。“五·六，表方言: 昨周奉池出任调合，谓徐炯意气用事”。“五·七，表方言: 刘甫澄、赖德祥均不以徐炯为然，舆论大多数不直之，故徐炯逐软下来矣”。
关于学生，张校长常说: 大学生毕业后，都是社会领导骨干人才，不能读死书，成为不知国家大事的书呆子。他提倡学习古代太学生干预朝政的风气和精神。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成大健行社一批学生投靠权势，去做党官，社会科学研究社学生对政治逆流进行激烈斗争时，他常勉励社科社学生要学习孟子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坚持为人民事业贡献一切力量，作后凋之松柏。这对正在斗争中锻炼的青年起了鼓舞、教育的作用。--可以说，这就是张校长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象在张校长和学校这样一些办学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制度措施、教师队伍培养下，成大学生出现了什么状况，反映出何等样的教育效果呢?
一九二六年张校长到校时，成大学生中已经有三个社团，三种派别。一个是国家主义派的“惕社”，一个是国民党右派的“健行社”，一个是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简称社科社)。张校长对各党派学生组织，都听其自由发展，还给予必要的补助。但是，他有倾向性，大力扶持的是社科社。
这个社科社，是由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邀约进步同学发起组建，又是随着党和团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九二四年，成大开始招收预科学生，中共党员何致远、李正恩、苏光弼在同学中活跃的展开了工作。一九二五年，贾铨(子群)由刘愿安同志介绍入党后，党和团的组织在成大发展了。
这年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中，由何致远、李正恩、苏光弼、贾铨和团员张星石、廖云亮、钱芳祥、梁造今、周家念等邀约钟铁云、王道文、吴子哲、张代耕、王永和、罗映江聂泗、冯孝先等同学发起，纽建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建立组织以后，由李正恩、钱芳样主持工作，直属国民党左派成都市南十六区分部领导，其核心由党团员组成，先后计有党员二十多人，团员二十多人，社员最多时发展到五、六百人，从校内发展到校外，农业专科学校有个分社就有二十多个社员，彭县也有个分社。社内，积极组织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促进思想觉悟的提高。还出版了对外宣传的“野火”半月刊，由张星石、梁造今任主编，宣传马克恩主义的理论，反对唯心主义流言，揭露封建军阀压迫人民的罪行。刊物的出版，得到张校长的经费支持。因而，它和成都当时的革命社团导社、共进社、锐社、赤峰社、石犀社、新青年革命团、少年俱乐部，被称为党所领导的八大赤色团体。社科社的发展壮大，主要得到党的正确领导，但是张校长从思想、工作、经济上的支持，也有很大的关系。张校长在1933年出川考察途中，对杨达璋、杜象谷谈起过他的想法，说:“社会科学研究社学生，多诚骂君子，有志之士，予与扶助，为国育才。古云: 得天下英才而有之，一乐也。”杜象谷还说:“表老每言及此，兴致特好。只有常起憾意。我体念其情，是‘二·一六惨案’失其得意学生六人，伤痛其心过深，久而难忘。”
社科社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前进的。
一九二六年夏，何致远同志不幸病逝，是党、团、社科社的巨大损失。但这年下年，随着成大学生增加，共青团又新发展了陈际卿、何煦、周蜀西、罗世贞、王向忠、韩钟钦、苏友农参加组织，由李正恩担任团支部书记。同时，社科社也有了较大发展。正在这时，投机分子易光谦看到北伐战争胜利，请求参加国民党左派南十六区分部，遭到拒绝，就勾结变质的“赤心评论”分子杨紫舆等把持的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破坏“一个学校只建立一个分部”的组织原则，批准他们在成大建立“南四十一区分部”，还组织了个外围组织“健行社”；从此，处处同社科社尖锐对立和斗争。
突出而影响深远的革命对反革命的大较量，是一次公开的学术讲演的斗争。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成大开学不久，国家主义派的惕社要欢迎其领袖李璜来学校任教，向学校借礼堂开大会，以扩大政治影响。社科社向张校长建议:“既要在学校公开讲话，大家都讲。”于是，张校长决定: 三派学生组织都请专家主讲，开成学术讲演会。还说校长要亲临听讲。社会团体和各校同学都支持这一行动。终于在致公堂举行了此次民主与科学精神洋溢的讲演会。张校长、不少教授、多数同学、社会人士和外校同学一千几百人到会，盛况空前。
李璜先讲，主要说: 国家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从前衰弱，由于提倡爱国精神，就强盛起来，因而劝青年要发扬爱国精神，拯救中国。还说: 国家不能独立，什么都说不上，今天连国家都风雨飘摇，难保安全，还说甚民权、民生? 侈谈耳! 不救国，什么主义都办不到至于共产主义，黄梁梦，脱离国情，害国，害民，害己!
健行社请的杨吉甫教授，主要讲: 国家主义太狭隘，共产主义路子走不通，那是遥远无期的事。只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能实行。
社科社请的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同志，最后讲话，首先说:“我讲的题目叫‘乡坝老进城看告示’!”一句话激起听众的注意和兴趣，会场气氛活跃了。接着说:“我是老百姓，普通一民众。听进学理，是乡坝佬进城看告示，只觉得凶! 凶! 凶!!! 我想讲个家族主义，盘算个刘家天下，又怕难办到，纵然办到，只是我一家一族好，一旦想到‘朱门酒肉臭’就难心安理得的过日子。又想讲国家主义，象刚才李先生讲的要国家独立富强，这很好，但是，怎么才办得到? 对谁要独立? 由谁争独立? 又由谁来建设，怎样建设富强的国家?
是什么样的富强国家? 我没有听明白啦先生怎样说的，我糊涂，搞不清楚，觉得在我们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不讲反帝反封建的国家主义，真有点不好讲。我就想讲个人主义算了，只顾自己和一家人，天下事管他娘。只是历史又告诉我，“覆巢之下无完卵”，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家中国人遇到洋鬼子不遭难? 在被帝国主义蚕食鲸吞的中国，只顾个人那一家子，看来也不行。刚才杨先生又告诉我们，‘只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对! 我想，这个三民主义，恐怕应该是三年前孙中山先生真释过的新三民主义，是要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的三民主义，就是要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要联合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工农大众的三民主义。中山先生直到逝世，还用遗嘱叮咛人民: ‘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我想去想来，只有中山先生的指教和政策，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争得国家独立，有了独立，又打倒了依赖帝国主义作恶的军阀，要建设富强的国家，也还要依靠工农大众。要真正发动和组织工农大众，还是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既然要联合中国共产党，联合苏联，只好讲国际主义，同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世界。道理和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我这个乡坝佬最怕说空话，挖了锄头就要说收成，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的话粗俗，请原谅!”刘愿庵同志刚讲完，张校长立即起身，掀髯欢笑，带头鼓掌，连声赞赏:“讲得好! 讲得好!”全场热烈鼓掌。经过这次学术讲演，社科社的社员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不久，军阀向育仁从南昌勾结蒋介石回川后，在重庆又勾结王陵基等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到了成都就打出国民党“整理党务特派员”的旗号，组建个“成都市党员登记委员会”，还有成大学生易光谦担任委员。成都的形势逐渐逆转了。
就在这斗争转折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午后，刘愿庵同志召集成大全体团员到岳府街铁路公司，报告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新老军阀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信号。今后，革命斗争艰巨、长期化了，党的任务更重大了。上级决定，成大全体共肯团员升转入党，设党支部，由李正恩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从此，社科社在党直接领导下，更加强大，战斗力更增强了。
四月二十四日，向育仁策划指挥易光谦等伙同反动工会的刘辅之、刘加惠等，举行反革命的“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国民党左派，捣毁成都市总工会，叫嚣捉拿刘愿庵、钟善辅，迫使共党人和草命者转入地下。社科社对此非常愤慨，给了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在成大校内张贴郭沫若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张贴武汉国民党中央讨伐蒋介石的文告等；还贴出墙报揭露健行社分子投靠军阀，到各县当党官，搜罗地痞官僚、土豪、劣绅组织反动集团，破坏革命的罪行。使易光谦、周克谋等对社科社的领导骨干刻骨仇恨。首先，易光谦就以国民党“成都市党务登记委员会”名义，检举成大学生钱芳样、李正恩、王向忠、钟铁云、苏光粥、韩钟钦(后叛变、改名伯勋，成了大特务，解放后被镇压)等六人为共产党员，请省教育厅转军警团职合办事处，通辑法办。到七月，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便衣到旧皇城门口，非法逮捕了李正恩同志。幸好有同志看见，立即报告学校，学校派熊晓岩教授为代表，向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提出质问: 一、李正恩是成大在校学生。即使应逮捕，也应事先通知学校，由学校交人；二、如说李正恩是共产党员，应提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证明所作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证据；三、此种无犯罪证据的非法抓人行动，成大学生人人自危，身体自由无保障，不能安心读书，影响学校教育正常进行。希望立即释放，否则将事实真象公诸社会舆论评议。结果关押了三个月，由学校保释回校。
这年九月，成大又招收两个年级的预科学生，其中转来的党员王宜昌、刘力生、钟汝勤；又陆续发展新党员吴子哲、杨国文、王道文、周绍尧等，支部有党员二十三人了，经上级决定，扩大为特支，书记钱芳详(李正恩被捕后改选的)，增设副书记一人，选苏友农担任，王向忠任宜传干事，廖云亮任组织干事，分组三个小组。共青团也转来团员程自鹏、吴启慕、张荣笏、杨尚棣、何嘉惠、廖季文(友陶)、藏礼鑫、徐嘉祥、王定鹏、苏灿瑶、唐宗甫、彭文伯等，又陆续发展团员陈光何、任志俊、姜炳兴，团支部也有了二十多人，组成了特支，选程自鹏担任特支书记，廖季文担任组织干事、吴启慕担任宣传干事，也编成三个小组。每月举行团员大会，由党特支副书记出席指导。这样，党团对社科社的领导更加强有力了。
社科社的社员也发展到超过四百人。这样的发展，是由于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觉醒和热情，并未受“三·三一惨案”和蒋汪背叛革命的影响，无所顾忌的投身草命组织和革命运动。党和团加强组织社科社的革命理论学习，适时修改社章的宗旨，明确提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原则，积极研究社会革命的实践问题。还规定学习书籍，报告和讨论读书心得，促进思想觉悟，准备了新的战斗的思想基础，使社科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同年秋，成大学生会改选，社科社同健行社、惕社又展开了墙报式的激烈斗争。王道文王向忠、胡景瑗、韩忠霖等辛辣的语言和文笔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特别是王道文、王向忠合写的一篇“新‘陋室铭’”，逸酣畅，情文并茂，使人读来朗朗上口，一经贴出，迅速流传全校。其文曰:“山不在高，有神则灵。人不在多，有旗则行。斯是运动，唯吾德腥。谈笑无工农，往来尽劣绅。油痕唇上滑，钞票手头清。无工作之累己，有官职之荣身。南昌总司令，西蜀向育仁、易某云: 何惧之有!”再由“野火”半月刊转载，流传更快更广，使丑类芒刺在背，啼笑皆非，必欲杀敌以泄其愤。
当时(二七年下年)，成都的革命气氛出现着高潮: 首先是工人运动开展。国民党的省工会捣毁成都市总工会，国民党左派市党部，逮捕工人领袖孟本斋，并加以杀害，革命工人针锋相对的捣毁了国民党的省工会，押着工贼马云衢、闵次元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罚跪，听工人代表控诉。罢工进一步高涨，得到六万多工人支援，声势浩大。反动派惊慌万状，伺机镇压。
其次是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斗争焦点是教育经费独立，反对军阀扣留各地肉税(这是教经专款)，学生要求教经，教师要求薪资，罢课、罢教。十二月五日，闹到非教育厅长出面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教育厅长万克明会见群众时态度骄横，几千学生押他上街游行，到二十八军部时，他突然逃去，学生追赶被扣，由于日夜游行示威，反动当局被迫释放被扣学生。寒假学生还乡，运动扩大到全川，反动派更急于发动镇压。
各市县的反劣币运动，声势更浩大，影响更广泛，打击军阀更沉重、直接、普遍，反动派更恐惧，更急于寻衅镇压。
总之，当时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这几股革命力量互相支援、配合，革命浪潮汹涌湖拜，使反动派急寻口实举起屠刀。各学校的反动派也纷纷送去告密的黑名单。成大的黑名单由易光谦等商定，由健行社小头目吴子刚(人初)和周伯村于一九二八年春节给向育仁时，亲交刽子手的。这正是军阀反动派求之不得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