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张澜先生
张梅颖
张澜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界。从蒙馆、书院到小学、中学、大学、留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举凡教育各个层次与类型，张澜先生都有涉足，都有建树，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系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蜀中学子半门生”，其影响所及，不独在四川，即便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他对教育的执著探索、深邃思考与卓越贡献，为转型期我国教育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仍不失其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张澜先生教育思想的内涵
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方针
张澜先生的教育实践，强调学用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国计民生之所需。他在南充办职业教育，推动了南充实业发展与地方的自治，实为四川职业教育之肇端。而其最值得称道的教育实践，则是在担任四川大学前身国立成都大学校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使成都大学崛起于西南，成为一所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高等学府。可以说，今日四川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基础、传统、校风，形成于张澜入掌成大时期。这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的巅峰，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改革主张，也都在这一时期得以系统的阐发，并集中体现在成都大学的办学过程中。
为把成大办成一流大学，张澜针对四川历来较为闭塞，引进人才比较困难的状况，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而且不论党派、学派，只要确有真才实学，一律礼聘到校，委以重任。一时间成都大学人才荟萃，云集了许多著名教授，仅在册的外籍教师就多达28人，居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前茅，从而彻底改变了旧有学派把持包办学校的陋习，这对于封建气息还较浓厚的四川教育界，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张澜主张兼容并包，倡导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对成大校内各种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都不加干涉，容许各种学派和不同政治观点“百家争鸣”。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成都大学教师中不论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是国家主义派、托派，抑或是精通国故的蜀学宿儒，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后生学者，都可以各抒己见，按照各自的政治观点、师承的学术流派、知识体系授课。他允许信仰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信仰国家主义的惕社三个学生团体同时存在，鼓励他们各自在校内出刊物、开大会、宣传讲演，彼此展开民主讨论，他曾经分别出席三个学生团体举行的全校规模民主与科学的学术讨论会，听到精彩处带头鼓掌。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张澜以大无畏精神，在成都大学公开发布《校告》，宣称“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因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929年，成大五周年校庆，张澜在成大出版的《现代教育》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再次重申：“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同年12月，在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旗帜鲜明地宣示：“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的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这种针锋相对抵制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情况，在当时中国的各大学是不多见的。由于有这样的自由，不仅吸引了大批人才，活跃了思想和学术空气，而且开阔了师生视野，推动师生认真研究学问，探寻真理，提高教学质量。它对于改变四川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现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强调教育改造社会的责任
张澜的一生是曲折的，他目睹了晚清的腐败、袁世凯复辟、连年军阀混战造成民生凋敝、积贫、积弱、积愚的现实，深感社会变革的迫切。留日求学期间，他即抱定“弘扬教育，倡办教学，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志向，萌生了以教育来改变社会的思想，把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培养青年上面。五四运动让他认识到只有造就一批既有科学又有民主新思想的人，才能改变将来的社会。他重视教育对人性的培养，认为人格教育是教育永恒的主题。每个人首先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才能尊重他人的人格。尊重他人人格的人，才能平等待人，真正处人；尊重自己人格的人，才能洁身自好，真正处事。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教育，是张澜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说：“青年学生要担当事业，就要振作精神，意志坚强，行动确实。有真认识、真操守的人，才能做出真事业。”教育学生毋自私自利，有廉耻，有气节，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希望他们学习古代太学生干预朝政的精神，关心国家大事，以天下为己任，“对于这种改造环境开辟出路的事业，不独应该参加，还须引为自己的任务”。
针对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民众教育极度落后的不公平现状，张澜大声疾呼“人民有纳税的义务，应该有入学的权利，一切学校不仅应该免除学费，而且应该设法使出了很多间接税的工人、苦力、贫农、雇农的子弟能够读书，这也是国家兴学教民的本意”。
在《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一文中，张澜指出“教育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又是政治的一个枒枝，不能在社会政治之外而独立，所以只有社会和政治的改造，才能完成教育的改造。那么，我们从事教育改造的人，能够不参加社会的改造和政治的改造么？这是为世界与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化的趋势所决定的”。张澜十分清楚地指出了改造教育的人，必须参加社会的改造。这就是张澜“明确主张的”学校对于社会的作用，学校应该走的方向。
在成大五周年校庆的纪念文章《中国学生的出路》中，张澜强调学生的前途不在适应旧社会，而在创造新社会。因此，他极力要求成都大学学生“积极地研究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革命的方向，以造成一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他特别指出：“这是学生将来入社会后，不致被旧社会生活同化，而反可创造新生活以推动社会发展文化的有效保证。”
张澜先生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澜先生的教育实践距今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仍然没有过时，仍然闪烁着人本主义的光芒，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反思我们今天的教育状况，我以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一是教育的目标问题。教育的首要目标要使受教育者具备完善的人格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批判的精神，然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多的行政干预，数不清的人才培养计划与工程，缺少个性化的、用固定模式批量生产人才的做法只会压制人的想象力与创造潜能，违背教育规律，与教育追求的目标南辕北辙。
二是大学的使命与责任。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责任是改造社会，是引导社会价值取向的地方，大学教育要秉持和坚守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不二使命，成为出学术、出思想和引领社会进步的殿堂。然而今天的大学却被社会拖着走。大家都知道关于大学乃大师之大、非大楼之大的教育名言，过去常常被人们引用来解释西南联大现象，那时候的教授们每天都要躲着敌机的轰炸，住着茅草屋，饿着肚子，却培养出蜚声海内外的大师，创造了烽火中的文化奇迹和中国高等教育的传奇和丰碑。现在的条件今非昔比了，然而我们并未培养出真正经得住推敲的大师。我们今天缺少了理想主义，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人才评价机制出了问题。无数的考核、评估、量化管理催生了急功近利与学术造假，跨越式的发展被形象地称为“开发商办大学”而不是“教育家办大学”，大学被某些人当成谋求利禄的敲门砖，课题组长、学科带头人被直呼为老板，凡此种种缺乏常识的办学方向使得大学变得日益官场化、功利化、世俗化，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实用主义击溃了最后底线，一些大学教授“谋食不谋道”，缺少反思能力与担当精神，致使大学精神严重缺失。
三是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因为教育从宏观上说可以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微观上说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平等权理应作为教育发展的大方针、大方向，然而贫富差距形成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造成了起点上的不公平，使教育背离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初衷，蜕化为一小部分人垄断的精英教育、贵族教育，使社会阶层固化，穷孩子、苦孩子缺少上升的渠道和空间，代际贫困严重危及社会公正与和谐。
在探讨这些教育问题时，回顾、研究张澜先生当年倡导的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方针，他重视教育对改造社会的作用，他对高校进行民主管理的探索，他对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倾注的心血与热情，他的教育平权思想，特别是他为造就千千万万能够改造社会、振兴国家和民族、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栋梁之才而奋斗不已的精神，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疑会使我们从中获得启迪和教益。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崛起，是知识分子的自信、自尊和觉醒，我们要努力为使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大学成为受人尊敬的、塑造人格与灵魂的、提升民族创新能力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原载《群言》杂志2012年第6期)
张梅颖，张澜孙女，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