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澜先生生平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雯松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有我的长辈：表老的外孙张学宪先生和外孙女刘武山女士和陈和平女士，有来自民盟的同仁，有来自教育界的领导、校长、教授、馆长等，有南充的各位老朋友们，大部分嘉宾我都熟识，部分朋友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也神交已久，这次相逢于此我倍感荣幸。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张澜职业教育集团和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对光临今天盛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即将到来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刚刚过去的3月19日是中国民主同盟建盟80周年，而后天4月2日是张澜先生诞辰149周年，可以说，这三个时间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意义。冥冥之中，这三个数字和时间，把我们大家今天聚集在这里，来到表老的故里，一同再次领略表老波澜壮阔的一生，再次感受表老深邃的思想和信念。表老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民主建国和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所有人尊敬和缅怀。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缅怀表老、学习表老思想理论的会议，是在新时代发展、乡村振兴新局面逐步展开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尤其是抗击新冠疫情这一年多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和抗疫过程中取得的各项成就举世瞩目，真正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在党的100年诞辰前夕，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个是这一会议的中心思想，也是张澜研究会的办会宗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但是，在八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地，民主同盟建立之初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现在不同，那时，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民主人士来说只是众多国家命运前途选择的一个重要选项，这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我们对张澜先生当时以致到建国期间的历史选择，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自始至终的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的重要思想，从兼容并包、学用结合、执着求是、到民主建国都是表老思想的精髓，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研究。
我今天在这里要说的第一个主题，是张澜先生人格的独立性，在每一个大事件面前的选择，都展示了他坚韧的人格独立性，这是在参与保路运动为民请命赵尔丰的大刀架在胸口时；是在就任北洋政府的四川省长主持晨报工作时；是在建立国立成都大学的教育系统时；是在民盟建立之初的三党两派的纷争之际；是在伪国大即将召开青年党国社党脱离民盟之际；是在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宣布非法表老发表个人声明之际；是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之际；是抗美援朝前夕征求民主人士意见之际；是毛主席怒斥梁漱溟先生“反动透顶一贯反动”之际；是建国初期民盟内部两派纷争不息之际。这每一个历史时刻，表老都显示了他独立而伟岸的风骨，秉持了“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原则，没有退缩、没有私欲、更没有依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和朋友，独立的人格，说起来写起来相当简单，但在中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做到并坚持下来中何其难也；
表老为什么能够1941年纷乱复杂的民主人士格局中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不是因为他的军事实力，也不是因为他的人脉资源，更不是最高领袖的授意，恰恰是因为他在三党三派中的无党派属性，是他不偏不倚的公正性，是他君子群而不党的独立人格，这种人格不是建立在私交、路线、资金和交换上的，而是建立在光明磊落，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坚韧的品德和人格基础上的。
表老为什么能够从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夕的民盟代表名单中的最后一位的半退休状态，被毛主席圈阅划为第一位。恰恰是因为表老的独立性，不止是人格的独立性，更加是在盟内地位的独立性。这个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优秀的执政者和执政党是会在大力发展拥护者的基础上，也能够理智的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有理性思考，并敢于提出真正朋友的独立意见，是伟大时代和执政党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前年去世的原民盟老主席丁石孙先生在张澜诞辰130周年纪念会上曾经讲过：我们应该多想一想，民盟的同志靠什么对他人、对社会发生影响？ 靠什么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赖？这里边，首先起作用的恐怕还是品德、人格的因素。
第二点，我想谈一谈我对表老的参政议政方式的一些浅见，建国后的历史上著名的事件：1953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当梁漱溟先生为农民说话反对现行国策而顶撞毛主席，毛主席公开指斥梁“反动透顶”时，一时间与会者噤若寒蝉，包括张澜也不再会上说话。但是，会后当晚，在集体失语的前提下，张澜就此事给毛主席写信，仗义直言，为梁漱溟辩诬。其实，早在梁漱溟发言前两月，张澜已借群众和亲人的来信，向毛主席提出了“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殊堪注意”工农差别的问题。表明他和梁漱溟是基本持同一观点的。
从这件事中，我可以看出表老和梁漱溟先生对待参政议政方式的不同，他们二人此事观点基本相同。梁漱溟先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心中满怀着“武死战、文死谏”的精神，因而会在公开场合和毛主席顶撞。但是，死谏真的合理吗？公开反对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吗？通过公开反对的方式激怒执政者，是参政议政的有效解决方式吗？所提出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了吗？
而纵观张澜的一生，对于敌人他始终是公开地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他的铮铮硬骨。对于同道和朋友，他既敢于亮明和阐述自己的观点，又很注意方式、方法，使执政党朋友更加易于接受。
到了新时代的今天，表老的参政议政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还是这个事件，还记得毛主席的回答是什么？这里节选一下，“但是你却不懂，仁政也有大有小，中国当前的现状，迫切的是需要实施大仁政，即：发展重工业，攻打美帝国主义。因为只有施展了大仁政，才有机会施展小仁政，即：照顾农民兄弟，发展乡下。如果只专注于施展小仁政而不管大仁政，那就是帮助了美帝国主义欺负自己，有国才有家，国都没了，怎么谈家。”请大家注意，毛主席的回答和如今的国家格局状况颇有同理，在如今繁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大力发展国家高科技核心竞争力，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西方国家据理力争。这些国策会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公知们内心颇有微词，认为民生受损，国进民退。我在这里不评述观点是否正确或错误，或者全部错误或部分错误。我要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要掌握参政议政的方式，要调查研究社情民意，要摆事实，讲道理，但要通过合理的渠道，而不是靠大嗓门靠舆论攻击，要注意方式方法，参政议政不是决策，是要让决策者能够听进去合理的不含攻击性的意见。
我曾经听过一种观点认为，表老病逝于1955年，恰逢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交界之时，表老的病逝是民盟的不幸，却是他个人的幸事，因为表老病逝后纷沓而至的“引蛇出洞”、反右、章罗联盟、1958年沈老代表民主党派接受改造等等。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里不妨假设一下，如果1957年表老健在，他一定会阻止章罗储直接发表他们的言论，甚至毛主席也会和表老沟通后不一定提出号召大家提意见的主张。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在命运的安排下，1958年民盟迎来了八十年中的低潮。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见证了改革开放41年的变化，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要以更加坚定的姿态并以合理的方式深化改革开放，支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八十年前，中国民盟的诞生，就是因为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国家和民族利益就是民盟的最根本的利益。八十年来，以表老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坚定不移地以爱国、报国为根本宗旨，坚定不移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以天下为已任”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和初心。在改革开放中，更要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张澜先生的高风亮节、身先垂范，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期在绵久。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