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五)
失群的孤雁—失散党员“寻党”的故事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无畏；无论遭受什么挫折和磨难，从未动摇过当初入党时的庄严宣誓。如此壮举，就是因为他们对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坚守立场，一心向党，自觉与党同心同德。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铸造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展现了光辉的人格。也有这样一部分共产党人由于遭遇极端恶劣处境与党失联后，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执著寻找党组织。
1.漆鲁鱼远涉千里遭磨难乞讨找党
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李市镇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1934年10月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前夕，因陈毅身负重伤，中央决定他就地留下治疗，并决定将漆鲁鱼一道留下护理陈毅，且兼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长。
红军长征后，在敌数次“围剿”中，漆鲁鱼与部队失去联系。之后不久又在赣南寻邬县落入敌手。在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辩称自己是“曾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敌人将信将疑，便心生一计进行验证———带来病员叫他诊断。他熟练地给病人诊断一番并用英文娴熟开出处方。敌人见他是留日归国的医生，经审讯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数月后便释放了他。
1935年5月，获释的漆鲁鱼急切盼望能与党组织尽快接上关系。可党中央和红军已经长征，原来的关系早已断绝，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到广东省兴宁县去找曾共过事的老蔡同志从而找到党。
可是，沿途全是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岗哨和密探，漆鲁鱼人生地不熟，又身无分文，真是寸步难行。面对如此千难万险他依旧暗下决心：就是沿路讨饭，也要找到党组织！
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漆鲁鱼从江西省的瑞金出发，从这年的盛夏走到初冬，一路风餐露宿、乞讨度日，徒步行程800余里，最终到了广东省兴宁县城。期间，每天讨来的残羹剩饭难以果腹，身穿的单衣也褴褛不堪难以御寒。
漆鲁鱼到处寻找党组织，却始终杳无音讯。他又继续从兴宁一路行乞辗转赶到400多里外的汕头那个曾经工作过的秘密交通站寻找。然而，到了汕头才发现，原先老蔡开设的药房早已人去楼空。
思来想去，漆鲁鱼感慨万千地决定：“只有回上海找党了。”然而赤手空拳，路途遥遥，再徒步前行何日可至？最后，他设法找到一家慈善机构，说服负责人为他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以难民身份踏上去上海继续找党的征程，他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来到上海。
此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上海。过去相处的革命同志都已撤离，可靠的亲友也不知去向。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漆鲁鱼连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能找到。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环境复杂、行人又多，他转了一天又一天，望了一月又一月……两月过去了仍未能如愿。长时间的乞讨生活使他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两眼深陷、枯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
预感到一时在此不可能找到党组织，便结束半年多的乞讨生涯，于1935年年底返回老家四川江津，寻找当年入党时的关系人。殊不知，当时不仅是江津甚至整个重庆都没有党组织的存在。
在家待着的时间里，漆鲁鱼深觉离开了党组织，就像孩子离开了母亲，心中时刻思念着她。一天找不到党就一天都不安心。1936年2月，他再次告别家乡父老来到重庆，继续积极找党。漆鲁鱼到重庆后，暂时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遗孀家里。他秉持坚决要找到党的信念，先自觉开展起进步活动。
1936年6月，漆鲁鱼仿效上海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组建了“重庆各界救国会”。该救国会以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逐步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期间，漆鲁鱼根据自己对党的抗战政策的理解，积极组织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漆鲁鱼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影响日益扩大，它的积极行动引起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的注意。张曙时1935年初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四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是当时四川仅存的几个重要党员之一。
1936年暑期，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员、重庆三里职校的刘传福回成都探亲时，偶遇张曙时并向他介绍了重庆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的情况。张曙时从刘传福处得知重庆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估计是有“人”在从中领导。张要刘回重庆后对漆鲁鱼进行考察。刘一一照办，随后再赴成都向张详细汇报。9月下旬，张从成都秘密来到重庆，对漆鲁鱼领导救国会的活动表示赞赏，指示刘加入重庆各界救国会并与漆鲁鱼更多合作。
与党失散许久的漆鲁鱼，终于看到了重回组织的希望。他将重庆救国会自觉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之下。由于有张曙时在政治上的正确指导，漆鲁鱼领导重庆救国会不仅擎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而且聚集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骨干，为中共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他寻党行动已不再是个人行为，已同整个重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共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决定大力恢复和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央非常关注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1937年10月，张曙时派刘传福等人来到重庆，协助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审查漆鲁鱼等人后批准恢复了其党籍。
至此，在奋斗了800多个日日夜夜后，漆鲁鱼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温暖的怀抱！
而漆鲁鱼所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为抗战初期重庆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基础。张曙时不仅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还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
1937年12月，经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的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被任命为书记。它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重庆市工委在救国会骨干中大力发展党员，并直接领导和推动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中共川东特委成立后，漆鲁鱼出任宣传部长。到1939年10月，中共川东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此时是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的时期。此后，漆鲁鱼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2.李聚奎等扮乞丐历艰险千里寻党
李聚奎（1904-1995），湖南省安化县（今涟源市）人。1926年9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后编入湖南独立第五师）。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李聚奎在彭德怀等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定地说：“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共产党员，除了追求信仰之外，应该别无所求。”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不忘初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誓言。
1936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聚奎与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同红五军、红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
1937年3月，西路军在祁连山区悲壮失败，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
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率领300余人的部队被敌人冲散，与他在一起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他们在祁连山的密林里流离转徙，几天后，因缺水断粮而饥饿和病痛时时向他们袭来，最后李聚奎身边仅剩一个警卫员，警卫员也双脚冻烂，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警卫员委托给一家老乡，自己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开始了等待和瞅准时机设法寻找中央的迢迢征途。
此时的李聚奎也已是一副病痛的身躯，他拄着一根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为避开敌人的搜查，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叫花子模样，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渴了，喝一口路边的积水；饿了，嚼一把野草，或向民家讨口饭吃；困了，就在荒野中露宿。
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流亡中，李聚奎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在千里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终于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
这天晚上，李聚奎借宿在一家骡马店里，同几个赶毛驴做生意的人同睡一条大炕。临睡前，这几人议论不休，说：“离此地100里的王家洼子住着一支军队，那些军队可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和老百姓……”李聚奎一听，立即振奋起来，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其中一人说：“听说是红军，是红二十八军一团的部队。”
两个多月了，这是李聚奎第一次听到关于红军的确切消息，他顿时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李聚奎便爬起来，匆匆赶往王家洼子。傍晚时分，到达王家洼子援西军指挥部，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徐向前、刘伯承等首长时，一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刘伯承激动地说：“不要难过了，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后来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数十年后，当解放军史料撰写人员采访他的经历并向他提及他的这些辉煌过去时，他却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多写那些牺牲的战士，不要写我。为了信仰，他们血洒征途。我们算幸运者，没啥写的。”
1995年，弥留之际李聚奎把儿女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说完又颤巍巍地把他在5张白纸上一笔一划写的遗产“清单”交给5个孩子。孩子们展读，那上边赫然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一个传奇将军、一个老共产党人何等高尚的情怀！
与李聚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开国上将朱良才。 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5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路军失败后，时任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的朱良才历尽艰险，跋山涉水，辗转千里，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也最终找到了援西军，找到了党组织。
开国大将，时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王树声也是冲出敌人重围、身遇危难，矢志不渝一心要找到党组织。独自千里一路乞讨穿越沙漠，他最终昏倒在沙漠里……所幸有位老乡（亦说是个小商贩）俞学仁搭救了他。老人说：“红军都是好人，是咱穷人的队伍。我一定把你带出腾格里大沙漠，送你到延安去！”他们渡过黄河，来到宁夏同心城外，找到了红军。
开国中将方强回延安时也是一路行乞艰难找回党组织的。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方强在祁连山突围中被俘。在狱中发起成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坚持斗争。同年6月组织200余被俘人员脱险归队。
在这艰险困苦之际，当年的入党誓言一直言犹在耳，方强抱着绝不被困难吓倒、坚决不退缩、定要找到党的坚强信念，开始了寻党的艰难旅程。他历尽艰险，跋涉千里，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入夜，他露宿在田边地头；饿了，捧一口泥水充饥；脚底化脓了，就用几片菜叶进行简单包扎。就这样，经历了一个多月难以忍受的磨难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的身边。
开国中将欧阳毅，当时所在的小分队也被打散了。欧阳毅从此孤身一人。怀着一定要找到党组织那矢志不渝的信念，欧阳毅过起了野人和生活，穿越一望无际的沙漠时差一点渴死。好不容易穿过沙漠后，已形同乞丐的他来到了甘肃到宁夏必经的一座长城垛子下，这里的关卡检查得十分严格。他的讨米袋里除罗马怀表、派克自来水笔外还可怕地装有9发子弹。他索性故作镇定把干粮袋掀开一角主动递上让敌哨兵搜索，最终机智地闯过检查。
欧阳毅继续沿途讨饭，过了黄河后松了一口气。他走进甘肃靖远县许家湾，来到一户叫许秉章的家门口要饭。他说自己是个落了难的生意人，想讨口饭吃。没想到刚说完，许秉章就说：“你做什么生意，别骗我了，你是红军。”又聊了几句后便热情提议他以写字谋生也未尝不可。
有了卖字攒得的路费，身体也恢复了元气，欧阳毅便决定按照计划启程去找红军了。不敢公开打听就只好耐心地捕捉一切有关红军活动的信息。事也凑巧，一次，他在与一位到过陕北的老乡闲聊中打听到了红军的行踪。
于是，欧阳毅告别许秉章和乡亲们，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而去……虽然一路上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都用自己的书法手艺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地一路走了过来。走到庆阳驿马关，找到了红军。
欧阳毅最终历经千难万险，靠讨饭、卖字终于到达延安，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
3. 陈为人边舍命保档边设法寻党
陈为人（1899-1937），湖南省江华县人。五四运动后到上海，在上海早期党组织领导下他与俞秀松、罗亦农、张太雷等组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其首批团员。1920年冬赴苏联学习，1921年冬奉调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党的二大、三大和五大代表。1928年冬和1931年春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到1931年，中共早期秘密档案已收集积累了总计约l万件20余箱。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1931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张唯一将这些中央文库分若干次紧急转移。后因他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急需另一可靠人选担此重任。1931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管理中央密档，由张唯一单线联系。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赴苏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待了任务。陈为人虽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仍向党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敌破坏。不知情的陈为人之妻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去张家送文件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时间里返回，他意识到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决定立即搬家。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他既不便找党内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可是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
这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且早已衣食无着，可他还是不顾一切以化名张惠高、木材行老板之名租住于此，以保全中央密档。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
鉴于文库安危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也无任何经济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无奈他把二楼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将铁皮罐头之类杂物都卖光，唯独留下一楼摆设以示老板派头作掩护。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就将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为人不得不常常搬家，长期的奔波劳累、生活的极其艰险和两次入狱的折磨，使他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时常咳血不止。没钱吃药，就把萝卜当水果吃润肺。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最后不得已，他让进步青年李慕英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信谎称“姐姐重病”速来沪。她来后见家具变卖一空，姐夫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可怜的仨孩子饥饿难熬。他为逗愁苦的孩子们笑就领上跳个舞。
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1935年底，在敌狱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咬定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证物证只好放了她。为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妻子在培明女中附小任教，这给他带来转机，她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次接头情景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小饭店归来后陈为人如释重负，还轻松地与孩子们说笑起来：“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他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就这样，他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用生命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最后把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为挽救他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他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他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两次送他进去，两次他都跑出来。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无奈他为革命密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病逝。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4. 贺页朵坚定信仰，保存入党誓词
"牺牲个人，言首秘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一份入党誓词，也是现存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它们写在一块布上，在1931年出自共产党员贺页朵之手。
贺页朵是江西永新县才丰乡北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27年投身革命，曾任乡农民协会副主席。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红军搜集情报，还参加过红军攻打永新的战斗。1931年1月25日，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是在他工作的榨油坊进行的。在桐油灯光照耀下，他在一块红布上写下了入党誓词，并在布片顶端写下了"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3个英文字母。他识字不多，在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里，24个字中有5个别字。
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伏击战中负了重伤。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写有入党誓词的布条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取下来反复地看，默默地读。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才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负责人。
对贺页朵而言，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努力革命，信仰不动摇；保存入党誓词，就是坚守信仰。
为什么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就是因为他们有信仰，哪怕是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他们仍然坚持战斗，坚守信仰。漆鲁鱼、李聚奎、朱良才、王树声、方强、欧阳毅等千里寻党，陈为人舍命保档，贺页朵保存入党誓词，就是因为他们有信仰，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