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定明
成都“慈惠堂”创建于清朝雍正年间，坐落在成都慈惠堂街。在今成都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附近。是一个管理慈善事业的总机关，是成都最大的民办官助的慈善机构。总部设在慈惠堂街，其原有前、中、后院和西院。中堂顶端有一道匾额“大启宏开”。内院是办公机构，设有接待、人事、调查、财会、供给等部门。
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民初，成都各种官办、民办慈善团体甚多，尤以雍正初年（约1726年）创办的慈惠堂最大最著名，久而久之，街也因堂而得名。到民国以来，政乱财窘，救济经费逐渐挪作他用，堂务日废。市政公所成立后，市政督办陈光藻（字鸿文），对堂事颇具热情，认为这个机构是办慈善事业，要有实惠，不是虚名，绅办胜官办。陈鸿文决定改变慈善堂人员“无所事事”的现状，他三顾茅庐，诚邀大善人尹昌龄出任慈善堂的总理。
1923年尹昌龄出任慈惠堂总理后，致力于成都慈善事业。将当时老成都的慈善机构原普济堂、育婴堂、幼孩厂、济贫厂、恤嫠局等一并裁撤，归慈惠堂统一管理，成绩显著，博得社会好评。慈惠堂事业在群众的信任和社会的热心捐助下发展迅速，尹先生把所有的盈利都用来壮大成都慈善事业。
其间尹昌龄设立了育婴堂、养老院、瞽童习艺所、女童教养所以及孤贫儿童工读所五个慈善团体，收养的老弱残废多时达两三千人。
1940年后，日寇飞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街附近的东大街、盐市口、少城公园一带，每每沦为一片火海，人员伤亡惨重。尹昌龄日夜操劳，安排鳏寡老弱残疾人员疏散到遍布郊外的慈惠堂佃户农家小院隐蔽躲藏，自己也暂避于培根火柴厂。
黄穉荃在《国史馆馆刊》写道，尹昌龄经营慈惠堂多年，躬亲综核，一丝不苟，常对手下办事员说：“慈善机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
于是尹先生把当时的丁公祠办成一所“文诚义塾”，选孤儿之优秀者肄习其间，专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英语好的送到武汉、天津工厂学技术；国文好的，荐到军政界任司书，选送到各地的学童，别人都乐于接受，认为慈惠堂的人受过道德教育，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
慈惠堂总部门首书“慈惠堂”三个大金字，左右有一副对联:
谁甘舍去伶丁孤苦颠连可怜他爷娘束手；
我愿后来君子饥寒痛痒当自家儿女关心。
慈惠堂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设正副理事长各一人、理事十人。理事长一职规定必须推举廉洁、公正、有声望的人担任。1942年底，尹仲锡“病日侵时，有继任难得之虑，及拟定章程，特立理监会。11月23日，为本堂大会，仲锡扶病到会，提出尚有不测，拟举张表方为理事长，王聚奎、秦寄宇为副理事长，邵明叔为首席监事，经众一致表决纪录在簿”。理事长尹仲锡在卧病弥留之际，还嘱咐老妻：“人死后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启动，待举公正者任事时，始办移交。”
尹仲锡认为张澜刚直为民，德高望重，能维护慈惠堂事业完整健康的发展，曾推荐张澜继任此职。当时抗日战争正处艰难时期，为抗日救国，张澜身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忙于国事和盟务，奔走成渝之间，无暇顾及，曾声明:“尹先生前嘱本人任本堂理事长，因不常在成都，不能担任。”
民国31年11月29日在成都病逝。死后家无余财办理丧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赙金主办。成都十二桥烈士王干青，与昌龄共事多年，深有感触，作《吊尹仲老》诗曰：“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亿万计。”可概其一生廉直。
其时家无余财。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理事长一职必须请张表方先生担任。”慈惠堂理、监事联席会议投票选举张澜为理事长。
张澜参加了尹仲锡悼念活动，并亲写挽联:“想少登翰林壮为良吏晚年推耆旧一生聪明正直矫矫不群人之云忘邦国殄瘁深为今日痛也；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废疾有所养廿载主持扩充勤勤弗倦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独于先生之见之。”为了安慰逝者在天之灵，同时张澜也感到救济事业也是一件大好事，对贫苦人民有好处；另一方面可以为开展民主活动，支持进步力量做点工作。于是1943年1月张澜接受了这个职务，但不受报酬。
1943年1月1日，新任理监事在慈惠堂开会，“票选张表方为理事长，徐申甫为副理事长，郑西屏、何培权、王海平为常务理事。……一月二日午前十时，堂监事在慈惠堂开会，公推蔡鸾阶为临时主席，票选邵明叔为首席监事，秦寄宇为常务监事。”
张澜担任慈惠堂理事长后，依据章程设总管理处，聘费平如氏担任总干事，该堂原有主干人员，亦一律加聘，新增各组室，暂以常务理事兼理，会计采独立制度。并规定一月五日起，正副理事长及常务理事长均到堂办公。
为了令该堂业务方面能够更好的开展，还设立了成都慈惠堂稽核室和慈惠堂保管委员会。成都慈惠堂稽核室成立于1946年，“因张表方为推行法制，而使各组室各附属机构分层负责起见，特成立稽核室，系介于会计室、出纳室间之一财政上司法机构。”
张澜确定了“教养与生产并重”的办堂方针，制定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计划。张澜在2月20日接见成都《新新新闻》记者，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慈惠堂理事长身份，并谈了办理慈惠堂的方针及对今后工作的设想。他说: “为使慈惠堂事业更发展，现在对内部要加以整理，加强工作效率，培根小学已易名为培根孤儿工读所。今后对普济院之老人、女婴所、培根孤儿工读所，不仅止于教养，而且还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并为社会中之生产者。简单说，慈惠堂今后使女婴所每一个女婴，培根孤儿工读所每一个孤儿，普济院每一个能工作的老人，都不是‘吃饭不做事的闲人’，而是社会中之生产者。所以慈惠堂今后对于孤儿、女婴、老人，是要使他们能走向职业化、社会化的道路。”张澜认为对于孤贫儿童来说，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使他们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应该为他们以后自主谋生创造条件。
张澜任慈惠堂理事长后，力求使事物民主化，分别通过投票选举出理事组成理事会，选举出监事组成监事会。通过这些理监事人员来促进该堂事务的开展，这也是张澜民主精神的体现。在这期间张澜对慈惠堂所属各机构的规章制度、办事细则等都进行了厘定或修改，使一切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在此期间对一些机构进行了改组，如将培根畜牧场、培根菜园、培根果园组成园艺畜牧委员，举办保育训练班等。但是由于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社会问题较突出，需要救助的人很多，有时慈惠堂也应社会政府的需扩大收容人数。但又由于市场物价波动厉害、政府币制及一些经济政策的影响，慈惠堂解放时感不敷，于是则只好向政府请求补助或免除该堂田地产等的赋税。
慈惠堂遇到困难时，张澜一方面通过正常的公函与政府交涉，请政府设法对该堂予以维护；另一方面也通过与政府官员的私人之间的情谊（特别是同乡情谊）来推动该堂困难的解决。1944年8月，慈惠堂为请四川省民食第一供应处仍然按照原价二十万领取一百双市石平价米(因当时四川省民食第一供应处每百双市石平价米的价格已涨至六十万），除致公函于四川省民食第一供应处和粮食部外，张澜、徐孝刚等人通过私人关系致函时任粮食部长徐堪，请其致函成都民食供应处照原价卖与慈惠堂。1944年9月26日，徐堪复函张澜:“慈惠堂食米每月一百双市石仍然原价购领一节，事属慈善，赈济贫苦，自当即令成都民食供应处照办。”然四川省民食第一供应处回函却与徐堪信中回复不同，于是慈惠堂又致公函于粮食部，并由张澜再致私函与徐堪相商，请徐堪令饬四川省民食第一供应处按平价一百双市石二十万元价格卖平价米与该堂，同时，又请徐堪转请财政部就请该堂所有田粮额请予减免，只“征六分之一，证实各半”。在1944年11月13日，徐堪回复张澜函，平价米仍按原价购领，“致于慈惠堂所有产业减免粮额一节，经向财政部查询，照章除自用土地可以免赋外，其他有收益之土地概应照例征粮，至有无变通或补救办法，正向财政部商洽中矣，有结果再行奉闻。”1942年，火柴实行专卖之初，慈惠堂为了能“得到火柴专卖利润的二分之一作为对该堂的补助”，理事长张澜和副理事长徐孝刚分别致私函给徐堪部长，张群主席，请二位向财政部商洽此事。同时就此事还致函财政部孔祥熙部长，请其维护该堂孤贫利益。虽然此次函商结果未能如愿，但财政部还是转赈济委员会要求该会按月补助慈惠堂三万以济孤贫。
在张澜掌管慈惠堂近5年，慈惠堂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培根火柴厂是慈惠堂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办好该厂，张澜聘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王干青为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接手后，狠抓产品质量，使所产“娃娃牌”火柴畅销全省获利较多，取得较好的效益。1944年培根火柴厂收益为6888141.16元，慈惠堂该年总收入30813308.09元，占该堂年收入经费的22.35%。1948年，该厂年收益3000万，净利为700余万。王干青同庶务主任袁观商量，提取一部分利润为工人办夜校、办幼儿园、买书籍报刊，为工人制睡床(在此之前，工人睡在烘火柴的炕上，有不少人中毒死亡)，以及改善工人伙食等开支。这样就影响了别的部门的收入，他们就对王干青很不满意，要求理事长将王干青撤换。张澜说:“王厂长有本事，提高了产品质量，使产品畅销；而产品又是工人生产的。用一部分为工人谋福利，这很好嘛!他没有把钱塞进自己的腰包这就好嘛!你们应该向他学，把你们办的事也办好。你们有困难，我可以另外想办法。要我撤换王厂长，这可办不到。是非不分，赏罚不严，怎能办好事情呢?”经过这类事例的教育，纠纷减少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其他单位也多能自给自足。在张澜的支持下，王干青、袁观等人还办了工人夜校，最多时有五六十人，还有厂外的人也来参加。工人夜校不仅教文化，还向工人进行时事和革命知识的教育。四川大学学生、张澜的女儿张茂延等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常来讲课，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使他们在学校学文化的同时，提高了革命觉悟，生产积极性也很高。
张澜对慈惠堂中的腐败陋习进行改革，建立一些新的制度。例如女婴教养所教养的女婴，教其读书识字，达到初小程度，教其绣花、编织等技术。社会上有人领养女婴作女儿的要保证不受虐待。为了防止坏人领养后转卖作丫环、妓女，教养所建立了查访和家访制度。对慈惠堂所属其他单位都进行整顿改革，把慈惠堂由募捐救济团体变为生产自救、自食其力的单位，慈惠堂旧貌换了新颜。
张澜接任理事长后，进行人事大变动，对各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以及某些要害岗位人员进行了调整充实，选用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强的人担任。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盟盟员，在他的主持和掩护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如“育婴堂”堂长肖华清、“养老院”院长李筱亭、“女童教养所”所长吴恩灼（原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的女儿）、“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副厂长周烈三、事务长袁观等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也是民盟盟员（解放前夕王干青同志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其余的解放后都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在慈惠堂及其所属单位中展开了成都民盟及地下党的活动。在“培根火柴厂”内，袁观、岳小平及王干青的儿子（均为地下党员兼盟员）借他的掩护，在厂内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讲时事，讲革命道理，还经常到民盟和民盟有关的报社以及民盟基层组织进行活动，受到盟内外群众的好评。袁观之弟袁钊在“慈惠堂”担任收租员，经常利用此身份到温江、郫县、新繁一代迸行地下工作，张澜的大女儿张茂延（共产党员兼盟员）在川大念书，张澜的家遂成了川大党小组及学生中民盟盟员秘密开会的场所，张澜夫人担任义务招待员。
张澜在成都没有住房，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子女在乡间读书，就医也很困难。王干青便劝他搬到培根火柴厂去住。厂房后面有几间草屋，经收拾一下后，问张澜可不可以将就? 张澜很满意，他说:“很好！很好!能有个安身之地就行了，我在乡下也住草屋嘛!”于是一家八口就借住在慈惠堂培根火柴厂房后几间草屋里，客厅里摆了两排竹椅，中间方桌上放了几只土陶茶杯，全家人都在厂里搭伙，跟工人一起吃大锅饭。从这时起到1946年10月离开成都去上海期间，张澜在成都就在这里生活居住。
张澜一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了又补的旧布衣和布鞋。张澜平时在家只有两件麻灰色布衣(1949年还穿着这布衣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有一次他的夫人给他做了一件兰色哔叽衣裳，他舍不得穿，只有开会或上街偶尔穿一穿。由于时间久了，后来衣服上破了一个洞，女儿张茂延找来一块阴丹士蓝色布准备补上，却发现颜色不合，打算去街上去配同色的布。张澜见了，马上阻止说:“这有什么不好，就用这个补上去就行了，老百姓是笑破不笑补的。受人尊重的不是衣服，因为这是表面的，只有在道德品质上才值得人尊敬。”此外，他没有接受慈惠堂分文工资，他常说: “‘无欲则刚’。一个人把自己摆在最后自然无欲；无欲就能将客观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失脚落水呢!?”
办保育训练班，张澜接办慈惠堂后，有鉴于“该堂所属育婴堂本年度一至七月收养婴孩77人，死亡达58人，实属骇人听闻，至有碍育婴堂事业之发展，曾决定彻底改善，现已聘定汪明瑀、蒋良玉等五人，组织设计改进委员会，一面在该堂女婴教养所内办保育训练班。……注重饮食起居医药之改善，以期成为一健全之保育机构，为社会保育健全之生产后备地”。该班自1943年11月25日正式开办，附设于女婴教养所内，后于1945年3月迁入丁公祠内。开办之初在女婴教养所挑选16岁以上女婴14名，由女婴教养所遣嫁自愿入班受训者三名，外招收高小毕业生6名，共计有学生23名。班主任由女婴教养所所长王海平兼任。汪明瑀教授主持教务，聘教务管理员各一人，进行日常教学管理。到1944年6月学生进入实习阶段后，增聘保育员常乃琨先生，并由育婴堂提拔大小婴儿30名，供学生保育婴孩实习。
保育训练班自开办以来，就聘请各专门教授担任《儿童心理学》、《儿童护理学》、《家政学》、《个人卫生学》等有关儿童保育课程。每周还对这些孩子进行精神谈话两小时，让他们到儿童机关参观三小时，每隔一周还到华西坝金大教室上课，以便就地参观新医院工作情景及借用仪器，在理论学习期间，该班即与布后街树基儿童学园接洽学生实习事宜。每日午前全体学生分赴树基幼雅园婴儿园观摩实习，并先后参观明声育哑学校、中西慈善会孤儿院、昭忠祠育哑学校、警察局游民习艺所。通过这些参观实习使学生明了社会救济事业之概况，启发她们的牺牲服务精神。该班学生经过各位教授精心教育，在1944年4月底进行会考，均取得较好成绩。五月到六月中旬这段时间施行补习教育，加授理化常识、英文、应用文、算术等。并加大这些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先后选购有关儿童保育参考书籍约十种。
该班从1944年6月底开始正式实习，地点就在女婴教养所内，由该所自备相关实习用品，并于育婴堂提来婴孩30名以便实习学习照顾。实习期间，无论巨细，均由该班学生亲自操作，饮食、烹饪、衣服缝纫、疾病护理、鸟屎衣服洗涤，一切事务都由学生担当。除此，还对所保育婴孩进行一定教育、游戏、运动等。“各婴儿除由护理人教以礼貌及优良习惯外，每日午前九至十一钟，由课堂负责学生教以歌唱运动及游戏。”
这些保育班学生经过半年的实习后，于1944年底正式实习期满，考核成绩及格正式毕业，最后有23名学生取得毕业证书。这些学生毕业后，有六名外就，其余17名留班继续服务。该班学生都能勤慎工作，积极认真，护理实习成绩较好，在护理育婴堂交来的三十个学生的实习过程中，仅有一名婴孩因体弱多病于1944年12月受惊而死，其余二十九名都身体健康。
张澜还十分关心“女婴教养所”里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女们（一般是10岁左右的儿童），他经常向周列三太子询问了解这些儿童的身体、生活和学习情况，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并经常到“女婴教养所”看望他们，还深入教室、寝室、食堂去问寒问暖，发现问题即作指示，帮助解决。全所的教职工和儿童们都非常熟悉张澜这个名字，大家都十分尊敬爱戴他。每当张澜一来，儿童们就自然地围拢去，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爷爷一样，热情地招呼:“张爷爷好!”离别时都依依不舍。
培根义学是张澜先生最后办的一个慈善实体。学校实行教养兼施，有家可归走读，无家可归的住校。每天七节课，放学前一小时做工，早晚开设自习课。日食三餐，两干一稀，周五打“牙祭”（每人半斤肉）。
张澜先生治学严谨有方，他给学校制订的的校训是“忠信笃敬，博学祥说。”他制定校歌是:古今名彦，半属孤寒，奋发精神志必阐。注重本源，力挽狂澜，勿羡粉华勿畏难。炼得过节错粮盘，好作青年榜样看。
张澜规定每天的升旗口号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精诚团结，团结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按张澜先生的旨意，学有成就者，毕业后可以深造或就业自立，有益于自身和国家；若不能深造，凭手艺做工也不会失业，仍有益于自身和国家。
张澜每次来校都是光头长鬚，身着一件半旧的布长衫，脚穿布鞋，出门步行或坐“黄包车”(人力车),没有半点架子，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人物。有一次校长刘明藻请张澜给毕业学生题词，他挥笔写道:方以聚类，物以群分，嗟吁多士，学有专精，教尔之道，意在立身，育才建国，实遂我心。
张澜的幺儿张崙，张崙聪明好学，成绩优异，他报考川大附小，第一榜中头名，第二榜没有了他。川大训导长韩伯熏一方面指示川大附小不予录取，另一方面亲自来张澜家中，非常“恳切”表示愿为之“说情”，张澜坚决拒之，将张崙送成都慈惠堂所属孤贫儿童教养所与孤贫儿童同窗学习。张崙与孤儿们一起生活和学习，没有丝毫特殊。
张崙的同窗同桌李华松先生回忆:有次张崙同学流鼻血不止，张澜先生到学校来看望时，他还翻阅了我桌上放的作文本，对其中《乡村牧童》作业给予修改。原文是:
晨往八星庄运竹修校舍，晚归途中见乡村牧童有感:夕阳坠，明月升，牧童赶牛往前行。骑牛背，手牵绳，横吹笛萧口中能。观山玩水多畅快，个个面带笑盈盈。
先生把‘前’字改为‘家’字，他说:‘晨放牧往前行，晚收牧往家行。’然后他又将最后两句改为:现世多少名耀者，机关用尽不如君。
1946年下半年，张澜离开成都时，最后一次到学校看望师生，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学会立身处事，掌握学问，将来要为民众办好事，为国家出好力。穷不移志，不作庸俗人。要做轰轰烈烈事，应为堂堂正正人……”在与师生告别时，卢子鹤老先生请张澜题词，他写下一幅对联:
国政盼统一，希望爱国者诸君坚持民主奠国运；
人心思和平，但愿同仁君子团结建国利人群。
临走，张澜还把他的著作《说仁·说义》一书(木刻，线装，蓝皮，白底黑字签书条)送给了李华松同学，叫他学以致用。其意是“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慈惠堂除了慈善事业外，也成为各民主党派汇聚的地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据点，成为成都有名的民主之家，起了民盟总部联络点作用。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常来此秘密联系工作。王干青、周列三、袁观、等与张澜同住在火柴厂内，一切大小事情商量办理。中共和民盟的一些负责人张友渔、张志和、杨伯恺、李相符、潘大逵、田一平、范朴斋、马哲民、曾庶凡、于渊、肖华清等，常到这里商议重大问题。各方要员、民主人士、进步学生也常到这里拜访张澜，向他请教。张澜在慈惠堂与各方面人士交往，协助中共在各方面开展统战工作，如刘文辉、潘文华、龙云就是在1944年11月在慈惠堂由张澜秘密吸收加入民主同盟的。这大大增强了西南的反蒋实力，民盟的活动经费也基本得到解决。西南地区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军政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受到张澜的影响，大力支持中共和民盟活动，乃至加入民盟，同共产党合作。中共地下党员游萍经常到慈惠堂与张茂延联系盟务工作，并与川大取得联系。当时川大发展盟员人数最多其他学校和单位也先后发展了组织。进步力量在成都的许多活动，就是在慈惠堂和所属单位内进行的。宪政座谈会、政团同盟以及后来的民盟会议，大都在这里举行。由于慈惠堂里的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忌恨，经常派特务监视和跟踪。
1947年6月2日，国民党成都大逮捕，随即国民政府强行接管慈惠堂，设为官办。慈惠堂内的共产党员和民盟盟员全部离开了慈惠堂。
(作者单位: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张澜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