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张澜与中国共产党
伍定明
一. 担任成都大学校长，把成都大学办成当时西南的“民主与科学的堡垒”。
1.支持不同党派学生公开演讲，探索真理。
1927年3月中旬 ，“惕社”为欢迎青年党首领之一的李璜到校任教，请李璜作报告，以扩大其政治影响。“社科社”知道后，也想借此机会宣传革命主张，遂向张澜建议:“既要在学校讲演，就应让大家讲。”张澜说:“好嘛! 既让大家都讲，‘健行社’也可以请人讲嘛! 那就开成学术讲演会，让校内外的师生都可以来听，这不更好?”张澜决定后，三个社团都分别请人到会讲演。“惕社”请的是李璜，“健行社”请的是成大教授杨吉甫，“社科社”请的是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开会时，张澜亲自到场，成大教授、学生、社会知名人士及外校师生1000多人出席，盛况空前。李璜、杨吉甫、刘愿庵都按各自的政治观点，讲述中国只能实现什么主义和当前的政治主张。
李璜首先讲演，称国家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这个国家从前衰弱，由于提倡爱国精神，就强盛起来。他诱劝青年要发扬爱国精神，拯救中国。还说，国家不能独立，什么都说不上，今天连国家都是风雨飘摇，难保安全，还说甚民权、民生?侈谈耳!不救国，什么主义都办不到，至于共产主义，黄粱梦，脱离国情，害国，害民，害己!
杨吉甫教授的演讲，主要针对国家主义问题。他认为，国家主义太狭隘，共产主义的路子走不通；只有三民主义符合国情，在现实生活中能实行。
刘愿庵最后讲话，他首先说:“我讲的题目叫‘乡巴佬进城看告示!’”一句话激起听众的注意和兴趣，会场气氛活跃了。接着说:“我是老百姓，普通一民众。听讲学理，是乡巴佬进城看告示，只觉得凶!凶!凶!！!我想讲个家族主义，盘算个刘家天下，又怕难办到，纵然办到，只是我一家一族好，一旦想到‘朱门酒肉’，也难心安理得的过日子。又想到国家主义，象刚才李先生讲的要国家独立富强，这很好! 只是，怎么才能办得到? 对谁要求独立?由谁争取独立?又由谁来进行建设?怎样建设富强国家?又是什么样的富强国家?我没明白李先生怎么说的，我糊涂，搞不清楚!觉得在我们这样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里，不讲反帝反封建的国家主义，真的有点不好讲。我就想讲个人主义了，只顾自己一家人，天下事管他娘。只是历史又告诉我:‘覆巢之下无完卵’，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家中国人遇到洋鬼子不遭难?在被帝国主义蚕食鲸吞的中国，只顾个人和一家子，看来也不行。刚才杨先生又告诉我们，‘只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对!只是我想:这个三民主义，恐怕应该是三年前孙中山先生解释过的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直到逝世,还有遗嘱叮咛人民:‘必须唤醒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想来想去，只有中山先生的指教和政策，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争得国家独立。有了独立，又打倒了依赖帝国主义作恶的军阀，要建设富强国家，还要依靠工农大众。要真正发动和依靠工农大众，就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并同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才能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平等、幸福的新国家。”他针对李、杨的论点，一一进行批驳。也由于他批驳得有条有理，听众也频频点头。
刘愿庵刚讲完，张澜就立即起身，带头鼓掌。连声称赞:“讲得好!讲的好!”全场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讲演会，是成大三派学生政治力量的大较量，而获胜者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社”，因为它获得了好评，扩大了政治影响。各派并存，各种学说互相争鸣的结果，使真理在争辩中得到发展，得到广大师生的承认，不仅对学校并对当时四川马列主义的传播都有一定推动。
2. 公开反对四川军阀大搞思想禁锢，营救进步学生。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国共分裂，进行清党。四川军阀大搞思想禁锢，公开迫害进步学生。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张澜则以校长名义于7月24日发布《校告》称：“本校学生必须了解三民主义，其他各种学说亦得研究。为布告事。查本校前经议决，依照国民政府所定教育宗旨，实施党化，以求三民主义之实现，学生不论入党不入党，必须了解三民主义，及不得为反革命宣传，此为共同应守之大则。至于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致见讥予明达大雅之俦。时事多非，群言易惑，诸生务悉斯旨，努力自修为要。此布。”
《校告》公布后，国民党骂张澜“宣传赤化，”并由四川军阀派一旅长带兵去搜查他的住宅。他却处之泰然，照常不要保卫，独自一人步行数里，到学校坚持办公。
1927年7月 ，成都大学学生、“社科社”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党员李正恩被人告密遭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逮捕，张澜闻讯立即派法学院院长熊晓岩与与当局交涉，提出质问:1.李正恩是成大在校学生，即使应逮捕，也应事先通知学校，由学校交人；2.如说李正恩是共产党员，应提出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证明和所作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证据；3.此种无犯罪证据的非法抓人行动，使成大学生人人自危，严重影响学校教学秩序。经力争，军阀被迫释放了李正恩。
3. 同情进步学生，公开祭奠被军阀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
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兵包国皇城内各学校，逮捕了进步学生100多人，其中成大学生38人。据当时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回忆:“他们被捕后，我们立即托人告诉成都大学校长张表方，请其设法营救，他满口答应，立即打电话给重庆的刘湘，请其向刘文辉说情。但四川军阀在数小时后不凭任何证据，未加任何审讯即将袁诗荛、钱芳祥等14人枪杀，其中成都大学有六人。”事起仓促，张澜来不及营救，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大会指责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惨杀师生，蹂躏学府，毫无人性，愤而提出辞职抗议，并通电全国，披露事实真相。他还支持学生印刷《二一六惨案专刊》寄往国外。由于张澜与中共的配合作战，军阀当局担心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其余被捕学生，通缉犯也不了了之，避免了另一场大屠杀。事后，张澜拿出自己的私款，托训育主任杨达璋为死难烈士收尸含殓，备棺埋葬。坟墓建成之日，张澜亲书墓碑，请杨达璋为代表，率师生临坟祭奠。沿途鸣放鞭炮，观者咸为哀戚。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杀共产党人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是杰出的革命家，都被毁尸灭迹，未闻有成都大学“二一六”烈士之公开义葬者。
4. 主张思想自由，允许学生组织各种团体。
1929年12月14日，张澜在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会上的演讲中说:“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对于被视为“危险”的马克思主义，张澜同样主张研究。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会变成共产党吗?”的问题，他指出“殊不知我们是研究学问，不是去加入政治团体。我们研究学问的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决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讨经济真理”，“不能拿反共作为一种遮蔽真理的成见。”他反对反动当局动辄以“政治问题”甚至刀枪来干预压制思想学术自由，认为不只是“违反学府性质”，摧残教育的反动行径，更是“销毁中国文化，阻止人类进步的一种大障碍”。张澜不仅支持学生组织学术性的团体，还不顾军阀的反对，允许持各种政治观点的学生组织政治性的团体。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反动言论，共产党在校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打算办一个半月刊，无奈经费无着落，迟迟办不起来。张澜得知后，不仅给予热情鼓励，让学校总务处多方协助，每月补贴50元出版费，自己私人资助60元，解决了筹备中的大问题，使刊物终于办起来，刊名《野火》，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这个刊物共出版了数十期，在传播革命思想，动员学生参加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在张澜支持下“社会科学研究社”创办了《科学思想》期刊，约请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写稿。守旧派、顽固派对此刊常加非议。张澜说:“我办成大，学生究竟走什么道路，对社会起什么作用，必须有明确的主张，就是我办刊物的旨趣。”该刊发行后，校内外订阅者颇多，对青年思想影响很大。张澜的三篇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就发表在《科学思想》。
成都大学的党团员人数是成都各学校中最多的，也是唯一秘密成立中共特支的学校。校内的中共支部和共青团书记李正恩、贾子群等经常同他联系，关系极为密切;共产党员教授赖鸣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受到他的倚重，致使成都大学成为西南地区的民主堡垒，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二. 张澜从事的民主进步活动。
1. 营救进步学生的杜象谷。
1930年10月25日，中共广汉特委策动广汉驻军（川军28军第二混成旅）3000余人举行兵变。成大学生参加甚众。行前，他们将行李存放在图书馆，该馆负责人杜象谷曾是张澜的学生、秘书。事发后，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出军警大肆逮捕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成都三大学许多师生被列入了黑名单，杜象谷也被逮捕，“罪名”是杜与参加起义的学生相“勾结”。张澜在重庆闻讯后，急电刘文辉，提出抗议，并请代校长熊晓岩出面斡旋，使杜在被关押了三个月后得以保外就医。
2. 掩护参加升钟起义的游击队员。
1932年11月25日，南部县升钟寺数千农民在中共四川省委和南充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憾全川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转移至南充、阆中各县，张澜尽全力予以掩护，为川北保存了一股进步力量。
3. 执掌南充中学，与新军阀抗争。
1932年7月，张澜复任南充中学校长后，继承和发扬他在成都大学坚持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思想更加进步。所聘的教职员，大多系成都大学毕业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学生，打破了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垄断学校教育的局面。据曾在南充中学任职的教师后来评论说：“川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迅速发展，都是和张澜在南充办学分不开的。”
新学期一开学，张澜就宣布废除国民党所规定的“星一纪念周”，免去学生学习“三民主义”课程（国民党党课）。他还提倡民主自由，学生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阅读各种书刊的自由。学校图书馆购有包括《苏联宪法》在内的大量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
杨森在进驻南充后，认为南充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20军“戌区”的空白点，务必想方设法消灭这个空白。于是多次要进入南充中学“清党”，都被张澜拒绝。杨森还派特务到学校监视学生活动，张澜知道后勃然大怒，让学生们将特务抓住痛打一顿，然后命特务带去张澜的名片，召来杨森面斥，并告知杨森: 已给校警配枪4支，如特务胆敢再来，则先打死暴尸三天，再召其来领尸。
一次杨森请张澜老师到杨汉域师部赴宴，争取让张澜支持他进入南充中学“清共”。张澜识破其阴谋，但仍应允去赴宴，便坐黄包车前往。杨森伪装热情接待老师。张澜就坐后，杨森亲切地对老师寒暄，问道:“老师现在有多少岁了呢?”张澜答:“我有100岁了”，杨森说:“你哪里有100岁呢?”张澜说:“你驻南充，征收粮税，都征到100年了，我怎么没有100岁!”杨森十分难受，但仍保持师生情面，吞下张澜给他的严厉驳斥。张澜喝了茶后便告辞而去。杨森口吐恶言说:“这老头不落教，本军长非杀他的头不可。”
杨森在南充土门市大操坝的反共大会上说:“本军长对共产党分子，绝不留情。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他还大言不惭的骂张澜说:“南充有一个不安分，不讨好的老人，本军长要杀他的头”。 同时，还散布流言，攻击张澜“通匪”，罗织罪名意图加害。张澜在城内不能住，回到南充县南溪口家中，但仍常受骚扰。
4. 欢迎、支持红军入川。
1933年1月 ，英国人罗伯特A·柯白，访问过张澜，写过一本书《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书中说:“张澜是一个教育家与思想自由的政治领袖，他有卓越的经历，他苦于新老军阀的内战不休，人心思治，与其维持军阀的争夺，则不如迎红军入川，安定大局。”
红四方面军入川并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四川省委作出“欢迎和拥护红军入川，创立川东北和川西北苏区已成为当前的中心纲领”的决定，并规定达县、南充、阆中等地为重点区域，与川陕苏区相配合。张澜兴奋不已，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支持他的外侄苏俊(中共地下党员)、学生贾子群(1926年入党，曾任成都大学团支部书记)、王燕生(侄女婿，1926年入党，南充第一任党工委书记)等准备参加接应红军的工作。为此，南充曾搞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迎接红军入川的飞行集会。
5. 劝说军阀田颂尧不与红军为敌。
张澜期望红军入川团结四川省军人一起奔赴抗日前线，赶走日本侵略者。那时，在与红军交战中曾被击败过的川军军长田颂尧，对红军怀恨在心，想趁红军在川北立足未稳的时候突然袭击，打垮红军。张澜闻讯，当夜赶到田颂尧驻地，力劝田在大敌当前，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增强反蒋抗日的力量，中国才有希望。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使田颂尧回心转意，并根据张澜的建议派出联络员与红军建立了联系，约定双方避免冲突，使红军争取了时间以巩固川北根据地。
6. 不惧军阀强暴，秘密会见地下党员。1933年初，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西充西阳寺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来到张澜南充永安南溪口的家中见张澜，谈到深夜才离去。
7. 公开宣传红军，表达对蒋的不满。
1933年4月30日 ，出川考察的张澜应在南京的原成大学生之邀前往致训词，张澜在谈近日与各方人士交谈的观感，概叹道:“近来北平至者谈到，中央军不能战，最耐战的是宋部、商部都系冯、阎旧部。连日以来，日军以武器胜我，死伤甚微。我军则多数已不能成军矣!国弱如此，尚不谋振兴，蒋政府太失人心!”又说:“蒋对剿共之他军，失利者俱不予补充，而概另编制，故非蒋系军队皆不愿剿共。陈诚之败，其他皆作壁上观。共军如此，亦专于中央军为难。中央军贪污盛行，军饷被军官吞侵，兵士所得极微，故对共军作战皆不愿效死力，反而被共军招引过去。某役国军步防区有女红军数人挟银袋通过。连长令士兵开枪，皆不理，言:‘我辈素未得饷，何必杀人。’连长见机，大声言道:‘我平时亦深服红军，信其主义，诸位既有此意，我们不如同往相投吧!’遂带领部队随女红军而去。故红军愈剿愈多矣!”
4月29日， 张澜与欧阳竟吾、伍非百夫妇、蒙文通、刘衡如等谈及南北政府和反蒋、联共、抗日等问题。他说，南京政府与过去的北洋政府，仍然是一丘之貉。所谓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所谓“国”，也无所谓“民”，更谈不上“政”，只不过有几座洋房，堪称为“府”罢了。又说，新军阀与旧军阀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北洋军阀的政治理论是传统的封建政治理论，他们这套理论在五四运动时期遭到猛烈的批判后，完全破产了。新军阀蒋介石的政治资本稍多一些，他利用参加过革命运动的经历，利用孙中山的名声、三民主义的旗号和国民党的政党组织，制造了新的专制理论。领袖个人独裁至上，且不成了皇帝了么？还谈啥子“民国”、“民主”呢！
8. 派校工报信，杨森歼灭红军企图失败。
1933年8月初张澜考察活动结束，回到南充住在奚致和家中。这时红四方面军正进行仪(陇)南(部)战役。红军英勇奋战，解放了仪陇全县，控制了广元、昭化、阆中和南部等县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杨森的部队，溃逃到南充及其近郊。他的后队，有一部尚驻在蓬安县的周口镇。这时杨森的计划是，诱红军过河，一举歼灭之。
据当时在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回忆，“杨森的部队退到南充时的，有一部分住住在南充中学。大概是为了安定人心吧，杨森有一天召集难民在体育场开会，我也去听了。开会时就有不少的人问、红军追过来咋个办?我们拖儿带女地向哪里逃?有的生病了，有的没吃没住的。这日子咋个过?场森针对这些问题，在会上向大家说:‘你们不要怕红军追过来。我们正希望他追过来。他们过了河，我们正好歼灭他。我们不但要歼灭过了河的红军，就是现在还住在蓬安的几千红军，我们也要铲草除根，一起歼灭。我们留在周口的部队，已经作了部署，退到这里的部队也作好了准备，你们用不着害怕。时间也不会很长的。’杨森说这些话，态度很认真，看来不是假话。我看住在学校的士兵的动静，也在擦枪擦炮，也有准备打仗的样子，就更相信杨森说的不是假活了。就把杨森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向奚致和讲了。不久，奚致和就叫他的伙房(炊事员)费xx来叫我，说张校长要叫我去替他这一封信。
我到奚致和公馆见到张校长，他要我送一封信到仪陇县马鞍场红军指挥部，并要我自西充去仪陇；还要我白天去，晚上打火把回来。又向我说了一些要小心谨慎的话。
我拿着信当天就走了。可是头一天走到多宝寺就天黑了，第二天才到达，第三天才回到南充。我那时不过十七、八岁，还有点脚劲，还不感到疲劳。
我送信到仪陇后，蓬安的几千红军和难民很快就撤退完了。杨森的部队也就扑了空了。”
红军得到张澜的情报后。立即作了转移的部署，使军民得以转危为安。随即于9月22日发动营(山)渠(县)战役。于10月3日解放了营山县城。6日占领了蓬安的周口镇，击溃了杨森的部队。解放了营山、渠县大部和蓬安县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
袁义和还回忆，“杨森遭到这次失败后，知道张校长已回到南充并认定是张校长私通‘共匪’，泄漏了他的机密。派刺客害他。有一天张校长走到南充鸡市口，啪!一颗子弹从他的耳边擦过去。掉头一看，一个人影溜走了。他意识到是杨森要暗害他。他同奚致和商量后，奚主张暂避一下好些，军阀成性的杨森，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于是张校长和奚致和一道，由西陇垭大路离开南充，到成都去了。张校长走后，南充中学有共产党嫌疑的老师，也先后离开了学校。”
9. 营救在狱中的中共党员席懋昭。
1935年春，中共党员、天全县灵关小学校长席懋昭在掩护红军过夹金山后，受党派遣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顺利出川后，回到家乡仪陇时被反动派逮捕，其妻贺伯琼也在灵关被捕，关押在仪陇。张澜知道后，积极声援，设法救助，席、贺夫妇得以保释出狱。并特意安排席懋昭到南充营业税务局作一名三级卡员，安排贺伯琼到南充芦溪铺金台小学任教。席懋昭得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告诉了张澜，并表示打算从速北上延安。张澜给与了支持，并把自己的名片送给席。席顺利到达延安并受到陈云的接见。
三. 出任安抚委员会委员长，救济难民，利用公开身份，暗中掩护革命。
1.张澜为什么要出面当“安抚会”委员长呢 ?
A、“救济难民”、同情百姓是张澜参与发起“安抚会”并出任委员长的重要考虑。当时，由于四川各路军阀在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剩”中大肆抢劫杀戮和在战区及其附近地区征收包括剿赤费在内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人民不堪重负，加上反动派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恶毒宣传和造谣中伤，造成民众的老慌，致使战区和邻近地区人民大量内逃，许多人沦为难民，散布川北各县,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张澜是四川少有的时常关往川民福祉的政治社会活动家，对此，他不能无动于衷。关于这点，当过张澜家庭教师的林金若曾问张澜“你平日说共产党正派，为什么要到安抚会去办事?”张澜直截了当地说:“安抚会是救济性质，无非是暂时赈济一下人民的困难。”
1933年10月17日 ，在“安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张澜强调两点“一、重点是安抚二字，应减少接近匪区人民之负担。要请刘总司令将失陷地方之捐税免去，明令驻军不得征收，即收复之地，亦应赦免。二、安抚委员会既已成立，亟须办理救济难民。现通南巴各地难民约二十余万，前由总司令部，转来田军长一电，请本会接收难民，拨款救济。望总司令及各委员筹办募捐，但民间疾苦甚深，不易担负，捐款只好向军政界之富有者募集。”
1933年10月18日，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在讲话中说: 本会之性质，既非政治机关，亦非隶属于剿匪军总司令部，本会委员系在各方面聘请而来，其性质系属半官半绅，可说是一种独立的组织。至职权范围，约可分为救济匪区，与接近匪区之难民，组织匪区与接近匪区之难民和民团，暨慰劳三项。除此之外，如地方上之一切行政，本会慨不过问。
B、安抚委员会工作的重点地区是川北，张澜是川北乃至整个四川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人品好、威望高、关心百姓疾苦，是担任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得到社会各届的支持。
C、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也赞同、支持张澜担任此职务。
据贾子群的弟弟贾柱南的回忆，“关于安抚委员会委员长一事，刘愿庵、张秀鹏、李葆鲁、贾子群在一起商量过。有人提出张志和作委员长，大家觉得还是张澜合适。经请示后，刘愿安等托贾子群给张澜作工作。贾子群说:上面(指党)说了，要求大舍小，希望你干。这样，张澜才同意了”。刘愿庵、张秀熟、李葆鲁、贾子群都是当时四川地下党成员，在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时他们就和张澜关系密切。
2.张澜领导“安抚会”开展安抚救济活动。
A、从“安抚会”成立到结束，张澜始终把募捐救赈作为一项主要作来抓。以军政和绅商为主要对象，面向全省各县开展社会募捐运动。曾计划向成都军政界筹款20万元以上，商界10万元，向重庆方面筹募10万以上。张澜之所以以军政界和绅商界为主要对象，就在于他体会到“民间疾苦甚深”，“此项教济经费，自然不能再加人于人民”。
1933年10月17日，张澜致电重庆民生公司卢作孚等先生:关于救济一项，当议决成都方面军政绅商分别劝捐，军政界由各军首长负责募集廿万以上，绅商届由本会委员尹仲锡、徐申甫、陈益廷、彭植先负责筹募十万。并渝中各委员，筹募十万以上。均经大会一致通过。特此奉达，希查照办理为盼。
10月22日 ，张澜约集各委员，会商省市及外县募赈办法。成、渝、万三市:1.用募捐册各处劝捐。2.组织游艺会。3.办彩票并细密组织。外县募捐办法:1.外县募集款事务严繁卢作孚不能兼顾，添杨懋秋代理救济组主任，以胡戎生、贾文琴、冯均逸助理一切进行。2.外县募款之 ，先由安抚会规定，函请当地县职，召集富绅捐款。3.由本会请总部，令各县、安抚委员会所定募捐款额，限期汇解并定出奖励办法，以为拖延敷衍者戒。
11月15日 张澜主持安抚委员会第一次常会，并报告成立以来会务概况。再次强调募赈一项，为安抚会唯一工作。募赈办法分乐捐游艺，两方进行游艺募捐，成都市正在进行，几日来成绩尚好，希望渝万两市，及各大县镇，均能继续举行。普通乐捐募册，已分发各处军师旅团营，刻按薪饷摊捐。在十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凡会内办事人员纯系义务，仅工役支给半月薪。从十一月一日起，各职务员月支二十元，办事员支十六元。
12月1日 ，张澜致各军方首长，务祈将认捐之款，早日分拨各处。
12月10日，张澜以目前难民不下百万，仅成渝两处所募赈款，其数甚微，杯水车薪，安能有济，兹特函请各县县长及各机关法团领袖负责，广为劝捐，以期集腋成裘，共襄义举。
B、在发起社会募捐的同时张澜数次致电或派人向有关当局请拔赈款。1933年10月29日,张澜和刘湘联名致电有关当局和个人要求拨川汉铁路存款30万元；11月18日,致电蒋介石,恳请把“美棉麦借款”中作为“匪区”复兴农村之用的款项拨出部分以赈百余万难民；1934年8月18日因四川特大水灾致电国民党中央,在痛呈巨大的灾难事实后，希望“中央”“垂念川民，“请拨巨款以拯饥溺而靖地方”。11月20日张澜又特派李横到江西谒蒋介石请拨赈款50万元。
C、张澜向四川当局大声疾呼切实减免“匪区”和“接近匪区"人民的负担。
10月22日 ，张澜致函刘湘，请蠲克复匪区各县，田赋及所有苛捐杂税。
D、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免使难民有流离无所之痛。
1933年10月27日，安抚会委员长张澜，邀请部分安抚委员，研究匪区土地处理办法，决以土地归还原主人为原则，但须限制大地主，凡有土地超过二百亩者，视其地方情形另行重定限制办法，总期达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要旨，并根据中央特派专员何成濬对刘总司令所谈要旨为主，凡匪区失陷已久，如通南巴仪等地，土地已经人耕种者，则侧重耕者有其田之旨，免使陷于匪区之民众归还原主之旨，免使难民有流离无所之痛。
E、红军离开苏区后，保护苏区人民免遭大规模的屠杀。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奉命从川陕根据地撤离后， 红、赤、苏之眷属留下上万口，杨森打算遵蒋命令大举剿杀。张澜呵斥杨森“不能杀害红军亲属”，从而挽救了大批革命眷属及人民群众之生命。
F、多举措，救济川北难民、灾民。
红四方面军离开川北根据地后，各县当局资遣难民回籍者甚多，惟地方财力不胜，纷纷电请安抚会补助，张澜商同程特派员在中央赈款项下酌予拨给。
1934年11月6日 阆苍南盐潼等处难民，日来死亡甚众，张澜速电请二路军速将留住及移送安插之难民确数，并贫苦老弱妇儒若干，查明通知，以便拨款派员协助办赈。
11月14日，张澜致潼川田总指挥颂尧称:住嘉江西岸阆苍南盐潼等处难民，无衣无食，日有死亡。转饬所属各县县长迅为调查，凡难民流住该县未经贵部移送者若干，已经贵部安插于某县者若干，各该县难民之贫苦老弱妇儒若干，务将确数通知本会，以便拨款派员协助赈济，至盼至感。
12月6日，张澜顷分函二十八九军军司令部，本会此次在省募集寒衣，制造药品甚多，行将陆续起运，到阆苍南各县散放，以恤难民。拟请贵部迅即转令沿途各县县长驻军关卡，对于上项物品暨押运人员，予以保护，毋稍留难。
12月18日，张澜致刘湘函，通报杨森军队退至营山后，竟在该县“发抵粮卷，以征集谷米”，实乃“与该县劫后饥民争食”，商请刘湘“照通、南、巴、仪原例”，颁令豁免营山人民（民国）二十三、二十四两年粮税，并请致电杨森，“制止军队与饥民争食”。
1935年1月7日，张澜分电通知罗福祥、冯均逸两县长，苍、阆、南、蓬、仪各县难民急赈，所有本县及外县难民限于一星期内，将其老弱确数祥为登记。并迅择任妥实精干士绅十余人，一俟放赈员到，即襄助办理，是为至要。
四、做四川军阀上层工作，积极呼吁全面抗战。
1935年春夏之际，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四川老共产党员李嘉仲介绍他与张澜相识，张澜尽力帮助，道义与利害相结合，终使刘湘联共之心毅然而定。
秋天，党中央又派李一氓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 鲜英、钟体乾为谈判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
1936年4月间，李宗仁派叶琪来成都。冬，张澜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刘湘派代表去广西与桂系联系，商谈抗日及有关问题。西安事变后，刘湘的代表张斯可去桂林同李宗仁联系，探询桂系对时局的态度。张回川后，将会商情况向刘湘报告，刘命张斯可以刘的特使名义于1937年5月再赴广西桂林，一是要看本月刚到桂林的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与李宗仁谈得如何；二是想与这位共产党的全权代表磋商一下抗日大计。经过李宗仁的引荐，张斯可与张云逸握手畅淡。经过张云逸、李宗仁、张斯可的共同努力，共产党与桂系、川军三方联合抗日的纲领草案(《红桂川军事协定》或《川桂红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不抗日，再打内战，三方面联合起来反蒋。经过这协定、党中央稳定了西南，放手发动西北及东北方面的统一战线。
1936年秋，中共中央电召张崿(慕良，张澜的二儿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德国留学，曾任中共留德学生党支部书记。1933年赴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在张澜身边工作，通过张澜影响四川以至西南实力派，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反蒋抗日的阵地；同时，寻找机会协助党恢复和发展被严重破坏的中共川北党组织。
慕良回到南充后，在南溪口乡下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张澜十分高兴，常与慕良谈论时事， 长谈到深夜，谈抗战形势、谈共产党的主张。两人都认为四川是中华民族复兴基地，也就是抗战的基地，做好刘湘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影响全国，从而更加努力稳定刘湘的决策和路线。
1937年川北遭遇百年大旱，张澜任四川省赈济会常委，张崿任赈灾委员，两人同往川北通、南、巴一带重灾区视察。张澜坐滑竿，张崿步行，每天走70里、80里路，有时找不到吃的东西，饮水也困难，但他很努力，坚持工作，在经过的地方恢复了一些被敌人破坏了的党组织。张崿在张澜身边工作的两年，其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张澜，张澜从儿子慕良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献身的共产党员形象；正是从与儿子的多次谈话中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为他在今后的岁月中树立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澜先生在红军时期(1927年—1937年)，在成都、南充等地办教育，还受刘湘委派到出省考察，负责过安抚会工作。张澜作为留日学生；保路运动的元老；首届国会议员；曾担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等地方行政长官；成都大学校长；南充办学多年，弟子遍及全省；其个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四川的军阀或重要有影响的人物都与他着各种关系，或留日同学或国会同僚或学生或部下。张澜清正廉洁、办事公道、一心为民，曾被誉为“川北圣人”、“布衣省长”。曾有“得四川者必先得张澜”之说，张澜是当时四川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张澜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从事了大量的民主革命活动。这些活动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帮助了红军及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使川陕苏区人民在红军离开后，免遭国民党反对派的大规模的屠杀；救助了川北地区数十万难民、灾民得以生存；推动了四川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张澜先生是白区民主进步力量的旗帜。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成都大学成为西南的“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担任南充中学校长，南充中学成为“共产党的大本营”，杨森20军“戌区”的空白点。张澜长期支持掩护中共在川北地区的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的同志都说，如果没有张澜的掩护，是不可能在南充顺利开展党的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张澜先生就是“统一战线”红军时期成功实践的典范。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就是领导和团结成千上万的人民大众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爱国者的张澜能始终追随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的个人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的骄傲。张澜等民主革命者长期与共产党人一道坚守信念、共同奋斗、顽强拼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