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张澜先生与任乃强教授的师生关系
贾德灿
摘要：古往今来，师生关系无外乎终生益友型、分道扬镳型、反目成仇型等几种类型。执教半世的张澜先生其师生关系中既有像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成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视张澜先生为革命导师的学生，也有任卓宣那样先加入中共、被捕后变节求荣、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与张澜先生渐行渐远甚至分道扬镳的学生，更有杨森那样大权在握后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被张澜先生讥讽后就反目成仇甚至想杀害张澜先生的学生。为补史料缺如，本文试图梳理分析张澜先生与任乃强教授的师生关系，这对于我们高职院校里构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的新型师生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师生关系、亦师亦友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在社会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还不难发现农村居民家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现代人们也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哪怕只教过自己一天的老师，也要一辈子当作父亲看待。然而，古往今来，师生关系却无外乎终生益友型、分道扬镳型、反目成仇型等几种类型。执教近半个多世纪的张澜先生，其师生关系中既有像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成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视张澜先生为革命导师的学生，也有任卓宣那样先加入中共、担任过中共地下时期湖南区委委员，被捕后变节求荣、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与张澜先生渐行渐远甚至分道扬镳的学生，更有杨森那样大权在握后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被张澜先生讥讽后就反目成仇甚至想杀害张澜先生的学生。这些史实都有详尽的史料记载。
为补史料缺如，笔者搜集了一些有关乡贤任乃强先生的史料，试图梳理分析张澜先生与任乃强教授的师生关系，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大中小学校和高职院校里构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的新型师生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以兹答谢主办单位张澜教育集团和南充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邀请本人参加“张澜先生生平及思想学术研讨会”的盛意。
一、寒门学子任乃强几辍学 恩师张澜慷慨圆其梦
1904年，在张澜先生创办的南充县立小学堂读书的任乃强家庭发生变故，父亲任青云因加入哥老会受到牵连而在成都被捕入狱。为营救父亲，其母亲和兄长卖光了家产，家道中落。幸得县立小学堂读书免费，并供食宿才免于辍学。1909年小学毕业考入顺庆府八县联立中学。1910年转入张澜任校长的南充县立中学。因天资聪颖深得张澜关爱。张澜非常赏识他的地理天赋，将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地理图书借给他阅读与摹绘，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地图，从此养成了爱好地图测绘与收藏的习惯。1915年冬，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赴北京或者上海读大学，被县高小校长林维干聘为县小学监。1916年，时任嘉陵道尹的张澜以“人才难得”，亲自出面“请会”（一种经济互助的形式，类似今天捐资助学的“希望工程”）与卢子鹤老师邀凑足一千吊钱（即一千银元）作为学费，送23岁的任乃强赴北京求学。在张澜先生的悉心安排下，任乃强作为首批南充赴京求学的学子，于当年春经汉口、上海到达北京。（据说与任乃强一起受资助去北京读书的还有张鼎铭、王恩洋。张澜的设想是，任乃强的史地和生物功底好，可以搞经济地理，从事经世致用之业；张鼎铭数学好，可在科研方面出成绩；王恩洋擅长哲学，可为培育社会风气效力。 他们后来都不负张澜先生的期望：张鼎铭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王恩洋成为著名的佛学家。任乃强则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地理学家、藏学家和教育家。）任乃强原拟报考北京大学地理系，到京后才晓得北大无此系，且须读预科，他鉴于自己经济困难，遂报考了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堂本科（即今中国农业大学），学农业经济地理专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任乃强被推为学生领袖，在前门演讲时被捕，旋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1920年以优异成绩从农大毕业，又恰逢张澜在北京《晨报》馆主持工作，被聘用到报馆从事编务工作，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职业。
二、张澜在南充搞地方自治 任乃强成为得力助手
1920年，张澜因母亲病故回到家乡，任乃强也随其返乡。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普遍厌战，一时间，地方自治成了人心所向。南充也在此时宣告自治，而具有“川北圣人”、“布衣省长”之誉的张澜自然成了民众推举的领头人。在张澜的推动下，南充各地中学纷纷开办农业、蚕丝、工业、医学、师范等各类专业班，几年以后，大批实用人才支撑起了南充的地方经济。五年间，川北二十几个县得到大治，当时川北是夜不闭户，大家都丰衣足食。
张澜把自治的重心放在发展实业和教育上。他认为“南充的教育可以说是实业的教育，南充的自治也就是实业的自治”。他把这两件大事都放手交给任乃强去做。先是委任任乃强为南充县实业局局长，派遣任乃强出川先后考察上海、南通、无锡等地的实业，以谋划川北实业计划。任乃强考察半年回来后提出发展南充实业的两项计划——发展丝绸业和桐油业，实施后对南充地方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1922年任乃强协助张澜创办新型的南充中学，兼任教务主任，在校内开设《乡土史》，自编教材，讲授巴蜀地方史。1923年，为“开通地方风气”，任乃强创办《实业半月刊》，撰写了许多宣传农业为本、实业救国的文章和鞭挞时弊与地方陋习的杂文、漫画、剧本。1926年，为了纠正学生们对蚕丝工艺不感兴趣的偏见，任乃强辞去实业局局长专任南充中学职。他在南充中学开办蚕桑班，亲任罗瑞卿、任白戈就读班的班主任。1927年，任乃强参加编撰《新修南充县志》，用半年多时间走遍全县各乡镇，查看山川河流、道路桥梁、名胜古迹、寺庙祠墓、土质物产等，撰写“舆地”、“沿革”、“物产”三篇，以科学观点剔除旧志糟粕，开修方志之新风，被张澜誉为“一洗前人之陋”。1928年，任乃强编著《四川史地》是近代第一部运用现代地学知识和新的史学视野，全面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被许多高校用为教材。任乃强也因此成为“一方名士”。
三、 张澜出川考察 任乃强随同详尽报道行踪
1933年夏初,张澜受四川当局委派,以四川代表身份赴两广考察,历时三月,行程逾万。此次考察时间虽不长,但却是张澜革命生涯中一次十分重要的历程,对他后来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四川军阀刘湘在“二刘之战”中胜局已定,眼见四川省主席的宝座指日可待,亟思办几件拢络人心之事。于是一方面宣称“克期出川抗战”,一方面倡言四川教育、实业。刘湘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虽是依靠蒋介石起家的,但又对蒋十分警惕,担心有被吞并取代的危险。在全国一片反蒋声浪中,刘湘对蒋的前途亦有疑虑。在刘湘的二十一军中,鲜英(特生)历任师长、参谋长,颇受信任。鲜又因特殊关系与各界民主人士交往甚厚.刘原拟派鲜出川探询两广军界之动向。恰适此时张澜避难来渝。刘湘素景仰张澜,于是决定以张、鲜为川省代表,组成“四川省教育、实业、地方自治考察团”赴广西等地考察,随员三人,定为杨达璋、任乃强、杜象谷。杨达璋为张之准婿,医科毕业。杜象谷,北京政治学校毕业,原为张之秘书。任乃强,张之得意学生,北京农大毕业,时正以《四川教育改革倡议》一文,引起全川教育改革大辩论而出名。张对任之倡议极赞赏,专函邀其同行。随员分工是:杨侧重对医、工等方面情况的考察;任侧重于教育、农业方面之考察;杜则侧重于政军方面的考察兼作秘书、译电工作。任乃强当年曾随张澜先生同行,除按日将沿途观感寄交重庆《新蜀报》连载外，还留有日记《峡外游痕》记载此行甚详。
此次考察使南方各省了解了四川人民反蒋抗日的立场。张、鲜向刘湘详细介绍了两广和南方几省抗日反蒋的情形,亦对促成刘湘政治态度的转变和川军出川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此次考察后,刘湘与桂系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1936年刘、桂代表与中共驻挂林代表签订《红、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联合抗日反蒋,实际上也是因此次考察打下了基础。对广西等地的考察还对推动四川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广西、广东等地教育改革和实业建设的一些经验,考察团返回后向四川当局提出了采行建议,虽因军阀政府腐败而未能充分吸取他省先进经验,但张先生后来建议设立的“南充蚕桑改良场”、“民众教育馆”,任乃强在重庆大学农场部及省三中的教育改革等,均系吸取广西等地经验而施行者。
四、在新中国里师生关系仍然一往情深
1946年，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任乃强在成都慈惠堂加入了张澜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后仍旧埋头于自己的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康藏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直到成都解放。1950年元旦次日，任乃强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之请，向西南军区领导人介绍康藏情况，提出不少有关解放西藏的重要建议，后多被采纳。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军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时贺龙与任乃强有一段对话，可见任乃强对张澜的敬仰。贺龙对任乃强说：“我们共产党，既往不咎，有功必奖。比如你们四川的张澜，他做过道尹和省长，现在我们都推选他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任乃强马上接过贺龙的话头说“张表方是我们南充人，还是我的老师，我知道得比较多。他作川北道尹和四川省长时，全家还是西充县王姓的佃户，张师母还与她的家人上山下田劳作。张先生做成都大学校长的薪水，才用来在南溪口买了一份田地，那时他已快70岁了。他是古今最清廉的官员，与其他道尹、省长不同。”
同年4月任乃强被遴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被政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协助王维舟筹建西南民族学院。
1950年6月20日，79岁高龄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亲自回函民盟成都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称“五月廿日函悉。前在川曾与任乃强君谈，希望他加入民盟。彼曾否正式办理入盟手续，不得而知。任君确系进步人士，定能作一个好的盟员，尚希予以延揽为盼。”同时又致函任乃强先生本人，称：“筱庄（ 任乃强，字筱庄）老弟：前接来函，所谈关于川康藏一切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实不可多得，我已将原件交周恩来先生参考。今后尚希继续努力，多多的有所贡献。弟台入盟正式手续如未曾办过，可与民盟蓉分部接洽，按新盟员入盟手续办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民盟开展组织整理、盟员盟籍审查重新进行登记时民盟成都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函询任乃强先生入盟介绍人张澜主席，张澜主席对任乃强先生的肯定。从敬称比自己年幼22岁、一手栽培成长的学生为“老弟”、“弟台”的称谓之中显而易见张澜先生谦卑低调、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从“前接来函，所谈关于川康藏一切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实不可多得，我已将原件交周恩来先生参考。今后尚希继续努力，多多的有所贡献。”的褒奖中又可见张澜先生识才、爱才、举荐用才的人才思想。
1951年，任乃强因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与主管部门领导发生纠纷，被斥为“污蔑农民领袖”，开始在川大受到批判。1952年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同年秋天随四川大学农学院师生赴北京南苑农场学习苏联农业经济理论，其间任乃强去张澜家拜访过后，中央民族学院力邀就教，但因川大未准而罢。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逝世。任乃强此后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划为“极右”分子，取消教授资格，被监督劳动改造，处境极其困难。“文革”中甚至只得避居老家岩洞。改革开放后，任乃强振奋不已，以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获得了多项社会科学成果荣誉。88岁那年适逢张澜诞辰110周年，他还著文怀念恩师张澜。1989年3月30日，病逝于成都，享年96岁。
从1904年任乃强入读县立小学堂认识张澜老师，到1955年张澜先生辞世，在长达五十余年的师生关系里，由于双方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相互认同，相互欣赏，相互支持，美好的情意相伴了一生。
参考文献：
1、任新建、周源主编《任乃强先生纪念文集》 中国藏学出版社
2、龙显昭、郭光杰主编《张澜纪念文集》 四川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