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为什么会成为中共的忠实朋友
---读张澜先生《答梁乔山书》
张学宪
摘要：本文通过研读张澜先生的《答梁乔山书》，探索了张澜先生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演变脉络，以及成为中国共产党忠实朋友的政治基础。1919年4月27日张澜发表的《答梁乔山书》标志张澜思想已经开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张澜先生说“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的确，论述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张澜是第一位的。
一、文章历史背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时候我们缅怀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亲密合作者张澜先生在觉醒年代支持、信仰、传播社会主义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张澜的这段光辉历史，现在的历史研究者知道不多，鲜有宣传。所以感到有必要借此机会就张澜前期民主革命思想的起点和产生谈一点管窥之见。
张澜作为一个著名民主革命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起点在哪里？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历史总是前后自然联系的，不能任意选择，更不能人为隔断。就是说，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所生活的年代和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给他的营养，根本脱离开复杂的生活环境和其周围的亲友以及给予他各种影响的那些人。
首先张澜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苦大仇深。少年的苦难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始终始终没有忘本，始终保持了对底层劳动人民深厚地热爱和同情，这是他爱国爱民思想形成的根。
满清末年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动乱年代。满清政府为了延续他们的封建制度，不得不采用了一些新政来缓和矛盾，当时清朝廷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是可以效仿的。所以留学日本成了清朝的国策，朝廷多次号召青年留学，出台各项政策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留学的积极性。1904年张澜因在成都尊经学院学习优秀，被选为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时间12个月四个学期。此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出现了国富民安的情况，这些都深深吸引了张澜的目光，开拓了他的视野，同时对祖国的前途又充满了忧虑，他发奋图强，博览群书，学习新知识，参加各种集会。由于日本的开放早于中国，所以许多西方的政治思想不断地被介绍到日本来，其中也包括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时流亡在海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伴随着中国救亡的思考，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被这些早期先进思想家所接受。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生计学说沿革小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有社会主义的影子。
此时的在弘文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不可避免受到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冲击，后来许多成为反清斗士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学习过，如黄兴、陈天华、戴戡、鲁迅等。曾经在弘文学院学习过的李书成回忆道：“那时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刊》，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也有不少附合者，弘文书院学生都对梁启超表示崇敬”。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说“各省聪俊子弟，来兹肆业，熟闻梁文邪说，沾染日帮恶习，竟有留连忘返之势。”梁启超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顺应了渴望新知的靑年留学生的需要，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梁启超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改良中国社会，不仅详细介绍了西方民主政治，还是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早在1902年，他就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介绍了唯物史观，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
郭沫若曾经说“在清末与封建残垒作战中，梁启超那种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它的精彩。”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
研究陈独秀的学者唐宝林说：“维新派对中国封建思想的批判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形成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潮流从1903年开始才真正出现”。
张澜作为留日学生的优秀代表，在日本留学期间为四川自办铁路，呐喊呼吁。在慈禧祝寿的会上直呼那氏退朝。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有数千人，拒绝出席慈禧太后祝寿的典礼的有少许人，但公开要求还政的只有张澜一人。
一次张澜与何拨儒等同学讨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问题，张澜认为:观点俞现代俞接近科学，而科学要寄望于民主，但民主是反封建的，这清朝廷是不会答应，所以要革命。何拨儒很有兴趣地问，“革命起来，会不会破坏那些上古文明的遗存？”张澜笑了笑回答说，革命也有婴儿期，做错事是难免的，这叫在劫者难逃嘛。
从张澜在留学期间这一系列爱国行动中可看出，张澜的进步意识起源于康、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追求英美民主政治的维新思想，又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思想，康梁思想里面又包含若干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应该算是他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启蒙的途径。
1911年6月9日，四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群众保护运动，反对朝廷将四川人民筹款的似建的川汉铁路权出卖给英、美、法、德四国，这是一场反帝反朝廷的群众运动。 张澜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挺身而出参加保路运动，成为保路运动领导人之一。在斗争中，张澜被四川总督赵尔丰关押起来，张澜，蒲殿俊，罗纶在牢房里，面临赵尔丰死亡威胁，仍将生死度外，饮酒赋读。张澜以田为主题，为乐辅题的形式表达了对大同世界理想社会的向往，谱写了大同世界的乐章，勾画出人人平等，个个温饱的大同世界。
张澜好朋友蒲殿俊，罗纶，还有一个颜楷都是四川立宪派代表人物，早年参加维新活动，戊戌政变失败后潜回四川，在广安的紫金精舍废八股，而教授经世致用之学。他们的政见都是追随康、梁的。张澜的世界观深受他们的影响。
我们知道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基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想基础上的，结合了西方的“平等”思想。这也是张澜初期民主革命思想的表白，说明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理想在他心里已经留下了印迹。
张澜与蒲殿俊、罗纶等国会议员赴京出席第一届国会。张澜怀着“中国可以富强起来”的愿望，在京停留将近一年。亲身经历了中国第一次实际运作民主政治。
在京期间，由汤化龙介绍，参加民主党。5月29日在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之际，蒲殿俊未经先生同意，代他登记加入进步党，他断然退回党证，先生说:“啥叫‘民主’、‘进步’?都是一些好听的空话，恕我概不参加。”从此退出政党。但是他的思想感情方面与进步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朋友大多是进步党成员，蒲殿俊是他的老朋友，还有像梁启超，汤化龙等人，都与先生过从甚密，尤其是云南都督蔡锷将军，先生与之私交甚好。他的言行与进步党基本上保持一致。进步党的领袖实为梁启超，梁启超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把中国建成一个仿英、美多党制民主国家。
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张澜愤然向罗纶道:“连北京也无民主气味，这二次革命看来必须继续!”随即先生、罗纶等川籍议员离京返川。
张澜返川，取川陕栈道，由陕西入川。时值白朗起义反袁。袁军围攻会剿，义军转战陕甘，与袁军周旋。张澜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里，少年时代的苦难使他本质上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痛恨官匪，写了“兵惟畏匪民畏兵，此语吾闻泪欲倾”诗句。
梁启超最初是打算借助袁世凯力量实现民主政治，但是当他发现袁世凯要当皇帝时，毅然举起护国大旗，他的进步党同志们蔡锷、戴勘，张澜加入了武装倒袁的行动。
张澜从忧国忧民到奋起反袁，是张澜志之所在。这就成为他一生壮丽的民主革命事业种下了根苗。
从1916年六月护国战争结束到1918年上半年，张澜先后担任嘉陵道尹和四川省省长（分别由蔡锷和汤化龙举荐），不可避免地卷入南北争斗的漩涡中。在这场南北军阀大混战中，生灵涂炭，伏尸遍野，疮痍满目。他说：“川南人民之受其蹂躏、劫夺，家破人亡，举目皆是，有敢申诉者乎?”张澜忧国忧民,面对内忧外患黑暗旧中国,不得不是上下求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1918年张澜以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省长的身份独身来到北京建立“流亡”四川省长行署，张澜既痛恶北京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又痛恶军阀假借护法之名，行争地夺权鱼肉人民之实。把一线希望寄托于新思想、新主义了。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北京也正处在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猛烈冲击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之中。社会上流行各种主义，如国家主义，现代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罗素社会主义，整个中国思想界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在这个有道者胜，不道者败的时侯，张澜跳出四川军阀内斗的漩涡，来到北京眼界大开。恰好这时进步党的机关报《晨钟报》因揭发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接借外债而被查封。他利用四川省省长的地位和财力人力，接办了进步党研究系办的《晨钟报》，改组为《晨报》，扩充设备，以应报刊发展之需。蒲殿俊在辛亥革命之时为四川都督，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长，他愿意放弃高官厚禄，就任《晨报》社长，请回李大钊任副刊总编辑，为什么要请回李大钊呢？原来李大钊最早加入了第一个挂出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国社会党"。李大钊的社会主义启蒙应该从这里开始。社会党后被袁世凯解散，于是李大钊来到进步党领袖汤化龙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后由汤化龙选送到日本留学（张澜和李大钊均在汤化龙的民主党共过事）。李大钊在日本在日本工人运动领袖幸德秋水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家河上肇的影响下，由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曾任《晨钟报》主编，因不同意进步党的国家主义，辞去总编。
社会主义其实当年的进步党人，后来的研究系对并不陌生，梁启超早年在日本从经济上就对社会主义进行过理论分析，对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理论。汤化龙的民主党和蒲殿俊的共和党的党章都提到过社会主义。鉴于这种历史渊源关系，为了在划时代的思想大战中占一席之地，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来到《晨报》副刊，增设了“自由论坛”、“译丛”两栏目。在副刊上发表了30多篇新思潮及社会问题，印刷发行《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两刊，使《晨报》面貌为之一新。留日学者、晨报总编陈溥生在李大钊帮助下，开辟了国内第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专栏除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著译和马克思生平简介之外，还刊载了马克思的原著译文。这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专栏，不仅是全国报刊开辟的第一个专栏，而且持续时间也最长，直到同年11月11日止，存续了6个月的时间。
二 《答梁乔山书》说了什么？
1919年4月25日，湖南人梁乔山在《晨报》“自由论坛”栏目上发表文章，讨论社会主义。28日，张澜是在克服有关社会主义“无书可读”，在“自由论坛”上发表了《答梁乔山先生书》，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及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基本认识，以及他关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见解。张澜何以如此明确而坚决的，说明由于历史渊源，社会主义早在在心里播下了种子，“正如行五里雾中，忽得晨曦之照射，快何如也。”
他说：“数年以来，常觉人类之至不平等者，莫如以少数人垄断权利，而役大多数人如牛马，鞭笞刲割，日取其骨髓膏血以供其淫奢逸乐之资，而视为当然。”所谓“数年”，就是1911年至1919年，为官八年他亲身经历所得到的认识和感想。他没用“压迫”与“剥削”的字眼，而他显然是反对压迫与剥削的。贫寒家庭出身的张澜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剥削，也就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和阶级斗争有一个暂短的痛苦过程。
他说：“吾国新起之资本家，无一非政治当局，资本与政治合而为一。民众既对于政治之恶劣而积怨毒，更对于财产阶级而生其不平，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又一也。”总之，张澜的思想认为穷要革命，社会风气不良，民不聊生要革命，正是当局不良，财产阶级肆虐要革命。张澜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各阶层现状得出的结论。
张澜批评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贵族实业，强权实业。不是利于民，而是夺民之利，凡夺民之利者，又必然要引起社会革命。因此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时候，张澜和梁乔山理解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群众为劳动者，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权利即为国家所公有，则义务亦为国家所共担，如医院，学校，养老，育儿等。破除私产制，按计划进行生产，分配，消费。这些都符合共产主义原理。
显然张澜是赞成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在他看来，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必然会引起社会革命和社会动荡，给老百姓带来痛苦，短期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当民怨沸腾之时。“一旦社会主义之潮流汹涌澎湃而来，盲动盲从，徒袭社会主义之名词，揭社会主义之旗帜，而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其祸之广延迅捷”。这是在四川保路运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张澜亲眼所见。要避免社会激烈动荡，付出巨大代价就要开启民智，唤醒民众，这就要发展教育和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张澜寄希望于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去宣传教育人民群众，担负启蒙的责任。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让老百姓明白社会 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张澜最后认为社会主义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阻挡是阻挡不住的。同时也要按社会革命的客观规律办事，一步一个脚印，不要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结果事与愿违。
三、学者评述《答梁乔山书》的历史意义
关于张澜政治思想的这一主题，学界很早开始探讨了。
张澜大女婿，老革命刘雅清较早认为：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党的胜利》，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期上，鼓吹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布尔什维主义一定在全世界胜利。陈独秀跟即写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的《每周评论》上，进一步论述俄罗斯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张澜发表的《答梁乔山书》，论述的是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堪称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文献。在张澜发布这篇文章之前，报上见到的只是李大钊写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 ，仅介绍世界革命和苏俄革命的情况，而没有论述中国是否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论述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张澜确是第一位。
学者康大寿认为：张澜这种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认识的深化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是他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张澜作为北洋政府任命的省长，能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严禁过激言论的当时，他能够公开在报上讨论社会主义，指责政府的不是，如果没有真诚而强烈的爱国之心是不可能做到的。
张澜学生，老共产党员岳小平认为：张澜在北京两年多，他不仅同李大钊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接触，受他们的影响，自己也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提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初步由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兴奋地向当时在北京的老朋友卢子鹤说：“共产主义将来一定会在中国成功，因为中国穷人太多，人民苦极了。”
学者余科杰认为：张澜在五四运动前能如此深入地讨论社会主义，实属难能可贵。在当时，社会主义作为与旧制度相对立的新事物，无论其为哪个流派，对北洋政府而言都是不受欢迎的。而张澜仍然是北洋政府朝中之人，宣扬社会主义更要冒风险。正如后来张澜回忆说：“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彼告我以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我遂写文一篇，登于《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儆我，曰：‘表方，你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晨报》登载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字，自1919年2月该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就开始了，但开始主要刊登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翻译作品。而国人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的文字见诸《晨报》当属梁乔山、张澜等人的为最早，可谓开了国人讨论社会主义风气之先。
四、我的结论
在梳理张澜的行迹和学者们的评述，张澜在“五四运动”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两个时期。
启蒙时期，从日本留学起，到北京任职前，张澜通过对维新派、立宪派、进步党多种渠道对社会主义思潮和思想有所接触，奠定了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基础。
产生时期,从1918年6月起，在北京的两年多，通过对李大钊及其他进步年轻人的接触，以及多渠道刻苦学习马列著作，思想已经开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答梁乔山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张澜采用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英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指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张澜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时年47岁，比李大钊大17岁，虽然他们都是曾经是留日学生，接受过西方教育，都是从进步党（研究系）阵营中杀出来的，一个成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成为第一个在报纸上讨论“共产主义”，终身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者。然而穷苦出身的张澜作为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亲身经历、领导了群众运动，在护国战争中又成为“今日管仲”，当过四川省省长，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实践经验，所以提出的方案很有前瞻性，体现了张澜的深谋远虑，这些宝贵见解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得到了印证。
参考文献
1. 张澜文集上册 37页
2. 谢増寿《张澜年谱新编》
3. 伍定明 《张澜年谱长编》
4. 刘雅清 《读张澜先生"答梁乔山书"前后》 张澜网
5. 刘雅清：《80岁再论张澜与马克思主义》
6. 刘雅清 《从《田家乐》诗看张澜早期思想》
7. 康大寿 《五四时期张澜的政治思想述论》
8. 岳小平 《张澜前期思想和历史功绩的评价》
9. 余科杰 《张澜评传》
10.《近代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图谱》
11.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40年文存（1079年-199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
12.《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1979年
13. 樊亚玲 《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14. 康有为 《大同书》
15.《梁启超政论集》
16. 朱俊瑞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7.《李大钊选集》
18.《陈独秀文集》
19.《湖北文史资料》第八辑
20.《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21. 唐宝林主編《陈独秀研究文集》
(作者: 张学宪，张澜先生长女张茂延的长子，长期致力于张澜研究及资料的收集，足迹遍及美国、北京、重庆等地。目前担任张澜网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