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擎大旗民是主
——简述张澜的重庆行
重庆民盟李朝林
194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年。7月4日，七十四岁高龄的张澜，在范朴斋的陪同下，八时四十分自太平寺机场乘坐飞机离开成都，九时四十五分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入住上清寺特园。此次重庆行，时间之长，事务之忙，影响之大，收获之多，无疑均超过以往。
力擎大旗民是主
7月6日，张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赴渝任务》，称此次来渝，任务有二：“一为促进国内民主团结”，“一为商讨同盟盟务”；他还强调，“同盟总部设于重庆，本人离渝已久，盟务诸多问题尚待商讨，以便加强推进”。
当时，盟务诸多问题中，最需加强推进的，当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早在春夏之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战后中国命运等问题提出主张。在这一背景下，民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也当应对时局变化，开启新的历史使命。
6月5日，民盟总书记左舜生在重庆信义街家里召集在渝中委开会，议定于7月1日至5日在重庆举行代表大会。但由于时间仓促，民盟中委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冷遹7月1日至5日又去延安访问，此间召开代表大会已无可能。虽然抗战胜利日近，但国共争端日紧，民盟召开大会、力促国内团结的事已不能再拖。为此，张澜抵渝后，立即为两事而奔走。
7月6日下午，在民盟重庆市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张澜发表讲话，认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主团结”。24日，民盟举行纪念邹韬奋、杜重远大会，张澜在致辞中强调“人民的民主团结，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25日，张澜在特园召集民盟中执委会，作出通过民盟对时局宣言、10月1日在成都召开民盟临时代表大会、限期成立民盟重庆市支部等三项决议。8月3日，民盟在特园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会上，张澜介绍了民盟的历史及一贯主张，强调民盟历来主张民主、团结、抗战，而其中尤以民主为中心的中心；关于战后中国立国的国策和原则，张澜认为，除了实施进步的民主政治、保持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外，还有保障社会各阶层应得权益、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两个根本原则。11日，他就抗战的胜利结束发表谈话，表示民盟愿以最大努力协助各方面“向着人民的要求去做”，“协助其有所成功”。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及十项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为了更好地推动民主建国的任务，民盟总部最终决定代表大会在陪都重庆举行。8月16日，张澜嘱付范朴斋去成都，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筹款，并带信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坚定他们对民盟的信心。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日至12日在特园召开。
这无疑是民盟历史上的一次盛会。诚如张澜开幕致词所讲：“我们经五年来艰危奋斗，到今天显然的在政治上已反应出我们的力量，在社会上亦获得广泛同情，即在国际间亦显然获得重视。”关于本次大会的任务，他强调：“今天开代表大会，检讨过去，计划将来，当此抗战胜利结束的时候，更感责任重大。如何整饬内部，使我们组织更健全更普遍，使我们一贯主张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求的真正民主政治，能促其实现，这就特别需要研讨。”关于民盟的将来，他坚信：“我们能使人民的要求和主张，能透过我们的组织表达出来，我们的力量将不可估计，而前途的光明远大，更可预卜。”
这次大会参会代表人数多且代表性强，会期长且程序规范，会议不仅充实了领导集体，还通过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报告、大会宣言及民盟纲领，为民盟的后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根据新改规程，大会改选主席，张澜再次当选。这是全体代表的选择。《民主星期刊》所刊文章认为，张澜“曾经从他的一切言行中证明他是一个贤明的领导人物，这次又以大会全体一致的起立方式拥戴他为同盟的领导人”。这也是广大盟员的选择。范朴斋在日记中认为张澜“持正敢言，公而无私”，“品格甚高，言行相符，故能感召群众”。这更是历史的选择。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成立，张澜是发起人之一。1941年2月25日，黄炎培等在重庆新村4号共商组织民主同盟具体办法，张澜是参与者之一；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张澜以中执委身份出席会议；10月，又接任民盟中央主席；11月16日，与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在国统区公开宣布政团同盟的成立。其后，张澜邀请救国会参加政团同盟，参与推动宪政运动，不断扩大民盟的组织及影响。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继续被推举为主席。
抗战胜利之后，团结问题不仅在国共两党，民盟内部也显紧迫。在12日下午举行的闭幕会上，张澜致词，希望“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的盟员之间，以及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必须互信互谅，精诚团结，才能完成重大使命”。
10月15日至16日，张澜又在特园召集第一次中全会，协商选举了十八名常委，讨论通过了大会宣言及大会交议的各项议案，决议在全国设置七个总支部，在重庆筹办民盟机关报《民主报》。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张澜与各方协商民盟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反内战运动，呼吁国共两党停止武装冲突。10月26日，他在民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不愿中国再见内战，军事冲突应立即停止，希望舆论界一致主张。”11月19日，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联合22个爱国人民团体500余人在西南大厦召开反内战群众大会，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12月9日，他参加重庆各界于长安寺为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与梁漱溟、张东荪敬送挽联：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
这年最后一天，蒋介石宣布，次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民盟而言，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成立时所主张的“团结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大会提出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主张深孚民意；政治协商会议商得九个代表席位……“光明远大的前途”似乎即将到来。然而，张澜的忧思仍多，他在年内作《有感》抒怀：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遍四方！谁见轩乘能使鹤，不知牢补任亡羊。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
十数相晤终两隔
张澜的忧思不无道理。进入1945年以后，虽然抗战形势日趋明朗，但各方关于战后重建的分歧犹大。
1月15日，民盟针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宣称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为抗议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张澜也拒绝出席。
7月14日，张澜致信蒋介石，推诚相告，劝他考虑民意，识民主潮流，改变主张，放弃于年底召开一党国大，迅速召开各党派会议，争取主动，不要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在信中，他特别强调：“吾国不能离开中共以言统一，犹之世界不能离开苏联以言团结”，真诚希望蒋介石能以“千夫非之不为动，山震岳撼不可夺”的决心，力排党内众议，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23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招餐，邀请张澜、左舜生等参加，希望就张澜14日致函中提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张澜坦诚相告：反对召开国民党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目前应召开国、共、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组成的政治会议。同时指出，主张召开政治会议就是有团结之诚意，才有可能消除分歧，实行团结。蒋介石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召开政治会议，并重复过去对张澜说过的老话：“你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张澜笑着说：“外面还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呢。其实，共产党只要说得对，做得对，我们为什么不该赞成和支持呢？我看就是蒋先生也该赞成支持啊！”
此次张澜与蒋介石的会谈，虽仍有龃龉，但多了笑意，而以往，虽然批评有坦诚，但言辞却多严厉。
1939年2月，张澜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批评蒋介石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认为国民党要自己先行作起。当得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后，他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其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指责国民党秘密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措施。蒋介石为了拉拢张澜，派陈立夫去特园拜访他，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张澜以“我今年已六十有七，老了，不堪当此重任”为由，表示“万难从命”。
1941年3月，张澜面见蒋介石，痛陈因按保摊购军粮、强拉壮丁、新县制增加人民负担，导致民主状况日趋恶化，“政府与人民已成隔绝”。11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期间，民盟参政员向参政会提交有“取消学校、军队中之党部”等内容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蒋介石极为恼火，不准将该案提交大会讨论。这种态度大出张澜意外，于是与蒋介石面对面争辩起来，蒋介石恼羞成怒，指责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并下令特务加强对张澜的监视。张澜一气之下，将提案自行油印散发。次年，因抗议中共及民盟部分参政员未被继续遴选，张澜拒绝出席第三届第一次参政会。
1943年9月中旬，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前，蒋介石派张群敦请张澜出席。张澜声明：第一，参政会不够一个民意机关，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人参加太少；第二，我的提案政府不采纳，甚至不许提出讨论，我还开什么会呢？17日，蒋介石又亲自邀请张澜等人交换意见。张澜直言相告，要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第二天，蒋介石在参政会大会上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不料，就在当天，张澜所作长篇政论文章《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在成都秘密石印散发，后传播至延安、重庆等多地。文章通过对“民主”“党治”的本质内涵和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弊害的深入分析和大胆揭露，深刻阐述了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此事让蒋介石异常生气，大骂手下无能。就在这次参政会上，面对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颠倒是非的污蔑和CC分子破坏会场的丑行，张澜抗议国民党这种“强凌弱、众暴寡”的行为，当面斥责蒋介石“竟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于是散发他带至会场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蒋介石告诫张澜“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他却说国民党的“一切举措，徒示人以非诚”。
这一时期，张澜反对内战，从不妥协，主张团结，从不偏袒。黄炎培有诗赞他“行方落落偏从众”，“语亢巍巍乃藐诸”；《自由画报》有文赞他“虽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但火气比青年人还大，朝气比青年人还强”。当然，他与蒋介石多有言语不和，但也并非仇雠之交。1940年3月，张澜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宪政、川政座谈会，在会上指责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不恰当。他的指责虽引得“众皆惊顾失色”，但后来确也有实效：11月15日，四川省政府主席由张群接任。
1945年12月5日，张澜接受重庆《新民报晚刊》记者浦熙修的采访，谈政治协商会议及有关问题时，说抗战以来和蒋主席谈过十次上下，因为自己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张，但蒋主席始终容忍，这就不愧为政治家风度。
蒋介石能够有“政治家”的容忍，也许正缘于张澜有四川人的直憨。《双十协定》之后，各党各派有了平等合法地位，民主渐成潮流，张澜的语调也有了变化。
三会特园话两得
《双十协定》的确让国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三赴特园会张澜，让张澜见识了政治家的另一种风度。
8月28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乔冠华正依次介绍来迎候的代表时，毛泽东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银髯飘飘的张澜，不等乔冠华介绍，毛泽东就走过去说：“你是张表老？你好！大热的天，你还亲自到机场迎接，不敢当啊不敢当！”张澜说：“你为国事操劳，不负众望，应当应当！”
这是张澜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此前，两人虽未谋面，但并不陌生。
1918年底，张澜担任北京《晨报》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实际工作，撰写并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兼职助理员，是《晨报》的忠实读者，而且毛泽东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得到过张澜经费上的支持。而张澜也通过李大钊之口，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和他在湖南、北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
1938年6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毛泽东和张澜均在列其中，但毛泽东并未出席会议。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与张澜交换意见，相关情况也报告过延安。1943年3月，董必武在延安作《大后方的一般概况》报告，就专门介绍过张澜，说他“富有正义感，很耿直，社会声望很高”。张澜1943年所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在国统区被列为禁书，次年2月21日，《解放日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详细介绍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民盟的成立，得到过中共的热情支持，其后又在争取团结、抗日、民主中互相支持，因此，毛泽东对张澜及其领导的民盟，已有相当的了解。
张澜对毛泽东的进一步了解，更多来自朋友和中共组织。中共党员中，有他的学生朱德、罗瑞卿，有他的老友吴玉章，还有他的次子张崿。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澜发动群众准备欢迎。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得到张澜的赞同。武汉国民参政会议期间，张澜经吴玉章引荐，与周恩来、董必武等结识。在重庆，他通过联署支持中共参政员的提案、拒绝出席参政会、散发“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真相资料等方式，支持中共。在1945年7月6日民盟重庆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黄炎培、左舜生介绍了延安观感，张澜对延安、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印象。8月28日，当中共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告诉张澜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张澜立即与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陈铭枢、章伯钧、邵力子、梁漱溟等一起去机场迎接。而当年蒋介石入川，陈立夫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都坚持不去。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三次到特园，会晤张澜，商谈国是。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到特园，登门拜访张澜。会谈中，毛泽东向张澜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的问候，介绍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及解放区建设等情况。听了中共的主张，张澜连声称赞很公道。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特别谈到共产党和平的诚意和民主建国的主张，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宴会上，不善饮酒的毛泽东欣然与张澜对饮枣子酒，还为特园主人题了“光明在望”四个字。9月15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到特园与张澜密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一些结果，并直言蒋介石是想在美国的帮助下，准备打内战，武力统一中国。张澜真诚地对毛泽东说，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要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并建议将谈判的结果公开，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对此，毛泽东当即采纳此议，并且称赞张澜“老成谋国”。会谈中，毛泽东还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共通力合作，希望他协助地下党发展地下武装，张澜表示同意。同时说：“张国焘在四川，如果不是杀人过多，早站住脚了。”毛泽东说：“我们改正了。”9月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发表《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这篇写于9月10日的文章，主张“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国共商谈内容应“随时公诸国人”，以利于集思广益、共商国是；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维持民主、以武力维持统一。
10月10日，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次日，张澜到机场为毛泽东等送行。
张澜德高望重，很早就流传有“得四川必先得张澜”的说法。在特园见了毛泽东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说：“得天下者毛泽东。”此后，张澜坚定了与中共合作的信心，并在关键时候作出正确抉择。
耄耋扶病出巴峡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及民盟总部先后迁离重庆。张澜因为年事已高，且为领导西南盟务、加强与西南实力派的联系而返回成都。离渝前，邵力子邀请他早点去南京，张澜回答：既然要打内战，我来做啥子？
10月10日，本已无意出川的张澜决定抱病东下。行前，他对记者表示，民盟在当前艰难形势中，尤须加倍于和平民主之努力。当晚，他嘱托秘书沈自强照顾家人，表示此行将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为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
此时，形势的确艰难：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公开撕毁，较场口血案、李闻血案先后发生，张澜在成都被特务殴伤，民盟调停内战进展困难……尤其堪忧的是，民盟内部裂痕加大。
10月11日，张澜由蓉抵渝，拟赴京沪。但在重庆见报载政府已下国大召集令，破坏政协决议，于是决定暂缓行程，由范朴斋先赴南京查看情况。10月26日，在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召开前夕，张澜在特园向来访的吴玉章明确表示，民盟坚持政协决议，不会参加国大。11月12日，张澜在答复民盟总部电话请示时，再次表明这一立场。当晚，他又接连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强调民盟的政治立场。14日，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民盟组织广泛宣传民盟总部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11月15日，没有中共和民盟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开幕。
国民大会开幕后，民盟分裂已成事实，张澜不得不离开重庆，东下主持盟务。虽然张澜出生在西充，较多时间生活在南充、成都等地，但因为地缘、人缘和事缘，他与重庆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
1905年夏，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当时，重庆有学校想高薪聘请，但他毅然选择返回南充，为家乡教育服务。1918年3月下旬，张澜和随从北上赴京述职，途径川陕边界的城口县的山高林密之地，在一山垭上隐约见前面一队人马，似为土匪拦劫之状，两随从提议返回。张澜镇静的说：“情况不明就退缩，似此何日才赴京，土匪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要钱么，继续往前走。”突然前头人马来了，挡住去路，为首者下马抱拳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我加王三春。”一听王三春就知道，当地有名的土匪，因生活所迫，投身绿林，劫富济贫。听说张澜因军阀困扰去北京述职，因敬慕先生清正廉洁，于是带人护送一程，并向先生赠送路资银元400块。张澜问明情况后，一面表示感谢，一面拒收银元，同时告诫王三春不要伤害无辜百姓。
返回四川后，张澜继续为川政统一而奔忙。1921年4月3日至15日，四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在重庆召开，各县代表百余人、中外来宾及各界群众千余人出席，吴玉章作主题报告，张澜出席大会并讲话。1925年9月9日，张澜在重庆致电刘湘、赖心辉、刘文辉等，对自流井善后会议提出不同看法，反对征收增加川民负担的“过渡费”，主张尽快制成省宪。
1933年3月，张澜因“私通红军”，发动群众准备欢迎红军入川，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转至重庆牛角沱特园暂住。4月10日，在民生公司第二十二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第八届董事，此后还继任过第九届董事。17日，受刘湘委派，在鲜英等陪同下，率“四川教育、实业、地方自治考察团”，在朝天门码头乘民生公司民生轮，赴江苏、浙江、广东、广西考察。1934年，刘湘因围攻红军失败后，提出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等职务。9月1日，张澜乘邮航机飞赴重庆，会晤刘湘，请其复职。10月，又力劝刘湘接受蒋介石邀请，赴南京晤谈，促成以刘湘为首的四川统一局面。11月1日，民生公司刊物《新世界》第57期刊载先生应卢作孚之邀在该公司所作讲演的记录《广西的建设》。在讲话中，张澜总结了出川考察的收获，提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救中国的定是西南，四川如果学习广西的经验和做法，也可以救中国，四川将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1935年3月初，张澜在重庆接受记者采访，就如何促进四川统一发表意见，提出裁军、统一财政及中央支持等主张。他还受聘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及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重庆就举行第一期县政人员考试发表谈话，认为考试可以杜绝任人唯亲。
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陪都后，为出席国民参政会、处理盟务等，张澜到重庆的次数明显增加。1938年下半年，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等，历时约三个月。1939年，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四次会议，当选休会期间驻会委员，被指定为宪政期成会委员。此外，他还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这年，他在重庆停留的时间有半年之多。1940年，他出席宪政期成会、国民参政会等，在重庆历时近四个月。1941年，他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二次会议，均当选休会期间驻会委员。其间，他还参与调解国共争端，发起组建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有近半年时间。1942年，他因抗议中共及民盟部分参政员未被遴选，拒绝出席第三届参政会，在重庆只停留了近二个月。1943年和1944年，为出席参政会三届二次、三次会议，到重庆均约一个月。而1945年这次，从7月开始，到次年5月返蓉，历时近十个月。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时，已临近春节。会后，张澜返回成都，与家人短暂团聚后，于18日又赶赴重庆，处理盟务。
12月12日上午八时三刻，在民盟中委鲜特生的陪同下，张澜乘机由渝飞汉转沪主持盟务。此时，他已七十五岁高龄，且病后初愈，但为了民主事业，他从民盟发祥地出发，经上海，一直走到北京，再也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