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张澜关于中国之命运与蒋介石的抗争及其基本政治立场
民盟高坪总支 张维刚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见到胜利的曙光，美、英、苏等国废除了一百多年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四强之一，其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操控于谁之手，摆在了国、共两党最高领袖面前。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对战后中国的命运并由谁来掌握其命运作出了回答。蒋介石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1]内政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蒋介石说：“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2]即是说，中国的命运其根本取决于政治统一，与国力集中，而政治统一要“统一”于国民党，国力集中要“集中”于国民党。蒋介石说：“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改。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3]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大肆吹捧，认为“本书不仅为我革命建国所应遵奉之南针，亦且为建立世界永久和平之宝筏。”[4]张治中说：“在全国庆祝平等新约的欢声中，领袖蒋先生将以他的巨著《中国之命运》刊布，这是主宰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的启示，也是将要主宰未来命运的无数主人所应共守的指针。”[5]
这“宝筏”，这“指针”，实质就是“国民党即中国，中国即国民党”，其关键之处就是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放弃武装割据。蒋介石大骂共产党是“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并扬言要在两年之内解决共产党，“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6]
鉴于蒋介石必须消灭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对同国民党的合作上再也不抱多大希望。1943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介石）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又说“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7]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由于国民党大力宣传，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共中央认为有从思想上予以彻底批判的必要。1943年5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一文，指出：“中国现在思想界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8]
1943年7月1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在宣传工作上应采用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要抓住蒋介石的流氓政冶，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9]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从历史、政治、文化角度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驳。同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发表讲话，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10]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8月25日，《解放日报》针对《中国之命运》“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论点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批驳，凌厉尖锐，在国内舆论上、思想上占据了主动。
但是，中共对《中国之命运》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总清算，则是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45年4月，毛泽东将在中共七大上的开幕词定为《两个中国之命运》，并鲜明地指出：“中国之命运还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11]这本书就是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这本书中，毛泽东针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提出“废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将国家统一于“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政治”。[12]
对中共与国民党围绕中国之命运在思想上的论战，民盟高度重视，时刻密切关注论战的发展，作为中共的政治盟友，民盟给予了中共坚定有力的支持。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亲自出面，从不同的角度，配合中共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批驳，直接与蒋介石进行强烈的抗争。1943年7月6日，张澜致函蒋介石；同年9月18日，又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这两篇文章，斥责蒋介石“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提出了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诉求。
一、中国需要实行真正民主政治。蒋介石说：“今天的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为基础，而其最基本的项目为培植民主制度与健全国防体制。”[13]怎样“培植民主制度”呢？蒋介石说，就是要消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主义，“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14]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15]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国民奋发自主自动精神”的重要部分，蒋介石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质就违背了他自己所倡言的“培植民主制度”，“应以国民奋发自动的精神为基础”，这就是说，其民主制度不是真正的，是虚假的。张澜批驳道：“民主政治一词，有形态，有实质，有精神。假如行民主政治，而只做到民主的形态，甚至连民主的形态亦残缺不完，最重要的民主的实质，民主的精神，则一概弃置，此种民主政治，只是虚伪的民主招牌，而决非真正民主政治。蒋主席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里说：‘今后的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其自主自动的真精神为基础。’政治的建设，做到国民自主自动，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16]张澜借用蒋介石本人的话，以批驳蒋介石其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指出：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发扬“国民奋发自主自动”的“真精神”，其核心就是发扬“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精神，而这恰恰是蒋介石所深忌的。
二、真正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实施宪政。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起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将建国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而宪政实施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并且国民政府于全国“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权于民选之政府。”[17]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这三个工作在本质上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说，三者并举则国家富强，三者偏废，则民族衰败。” [18]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致训词说：“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在宪政实施后，本党还政于民。”[19]但就在蒋介石致训词前的一个月，即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就任主席，彻底完成了自己的独裁统治。所以蒋介石许诺“还政于民”是十分虚假的，人民得不到一分一厘政治权力。董必武指出：“大后方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更露骨的来说，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20]。蒋介石宣扬“实行宪政，他是借此来欺骗人民，欺骗英美，企图取得盟邦的援助。”[21]民主政治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宪政，即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有人、所有组织、所有政党，在宪法的约束内活动，这是保障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也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张澜敦促蒋介石，尽快实行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张澜指出：“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人有独立的人格，人人有共守的宪章。”“民主政治，实在是人类进化的最合理的政治，已为世人所公认，在今天是亟应使其实现的。”[22]“应从速准备实施宪政[23]”。
三、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废除党治。蒋介石在《中国之命 运》中，为国民党一党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把国民党塑造成全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 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唯一政党。”[24]“抗战的最 高指导组织，唯有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 [25]“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 部。”“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26]这是典型的一党专政理论，即党治理论。张澜深刻指出了这种党治的弊端：“什么叫党治？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他是不愿意有他党存在，而且是否认他党存在的。他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所私有。”[27] 而这种党治的核心，就是“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竟至 超过国权。党权如果与国权发生冲突，党总有最后的决定权。” [28]在国民党一党专制下，“一切民意机关的代表，都是党部和政府指定和圈定，于是只有党意、官意，而无真正民意之表现。”[29]张澜更进一步指出：“欲贯彻一党专政的党治，必先强化其党，统一其党。”[30]根据董必武在《大后方的一般情况》介绍，蒋介石“强化其党统一其党”的做法主要有二点：一是“强迫入党”。“国民党曾于政府机关、学校、军营、工厂等处进行集体入党的办法。”[31]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更明确地说：“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32]对于蒋介石强迫人民入党，张澜表示强烈反对：“对于全国官吏军队，警察学生，以及办理地方自治人员，均一律的尊视他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更无强迫其全体入党之事。”[33]二是任人唯党。董必武指出：“国民政府有考试院，权力很大，照它的章程，一切的公职人员都要经过考试。”[34]“考试已经是只便利国民党员，再由主持的内政部来监督地方自治与选举，那里有非国民党人任公职的权利呢？”[35]张澜在《致蒋介石书》中直接指出：“现在政府之用人，既以一党为其范围，尤偏重特殊关系，使国内无数才智贤能之士，皆遭排弃，以国家有用之才，投置闲散。”[36]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中又指出：“自一党专政以来，党外人才多遭摈弃。”[37]张澜呼吁：“彻底根除国际任何一国之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主义[38]。”结束“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党治政府。”[39]
四、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反对独裁政治。凡坚持一党专政，其结果必然是独裁政治。蒋介石说：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40]即是说，中国执政的政党，只能是国民党。蒋介石又说：“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41]这“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其实只是蒋介石一个人，只不过蒋介石不好在《中国之命运》中明说而已。董必武指出：“一切机关的存在都是表面的，实质上一切权力都在他个人身上。”[42]“总之，只有蒋介石个人是最高的。”[43]张澜说：“因一党专政而成为党治，因党治而成为独裁政治。”[44]独裁政治是一党专政的必然逻辑发展，因此，要消除独裁政治必须先要消除一党专政。独裁政治的弊害很多，主要有两点：一是愚民哲学。张澜指出：“大凡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智识和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为唯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独裁者习而安之，亦以为唯我独尊，唯我独智。”[45]比如说，《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其党徒吹捧为不仅中国，乃至世界都应当遵照的标准。陶希圣说：“总裁以一身系国家民族的安危存亡；换句话说，今日，国家民族的命运，实决定于总裁之手。”[46]周寒梅说：“自从蒋委员长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亟欲详读其全文，非谨为先睹为快，而且谁都希望知道这位伟大的领袖，对于中国过去如何观察，中国的现在如何把握，中国的将来如何创造，对于将来新世界，中国是居于何种地位，负有何种使命，这时代的文献，将支配了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头脑，将奠定新中国的亿万年康乐幸福和平富强的基础，也将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命运。”[47]蒋介石自己也在《中国之命运》中推行这种愚民哲学，他说：“在社会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则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则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则而行。”[48]艾思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愚民哲学的目的就是维持国民党一党专制，“所以，《中国之命运》里所说的‘真知’，实际上是等于‘无知’；而蒋介石在‘真知’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要求的，只是糊里糊涂的盲目信仰与盲目服从，浑浑噩噩地跟着腐朽到顶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险，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中国境内蒋介石辈一切反动唯心论宣传，其真正的目的全在于此。”[49]二是独裁政治就是腐败政治。独裁者要维持独裁统治，必然要纵容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攫取利益，不能做到惩恶扬善，使社会没有正能量。董必武指出：“蒋介石的统治完全是为着一群封建法西斯的私人利益。”[50]“我国历史上有‘郭公好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传说。蒋介石正是郭公一类的人。他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实际只是纵容下面作坏事。”[51]如果不改变党治，就不能从政治上改变独裁统治，最终不能消除腐败。张澜指出：“党既以国家为其一党之私，独裁者更以党与国家为其一人之私。”[52]“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能惩止。所有政也党也，一切形成腐化，终至全国怨毒，皆集于独裁者的一身，而无法挽救。”[53]
五、实行民主政治，不能“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即国共要真诚合作。张澜在《致蒋介石书》中说：“国际战事虽胜利可期，而国内政治情形则忧危未己。”[54]而国内政治最为“忧危”的是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对共产党始终坚持必欲灭之而后快。罗刚在《〈中国之命运〉的时代意义》中道出蒋介石这一心病：“中国共产党问题，是现代中国政治上一个极严重的问题。”[55]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首先是溶共，周寒梅道出了这一计划：“最低要求是其他各党各派绝对不能妨碍国民革命的大业，最高要求是其他各党各派一致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戮力国民革命之大业。”[56]“溶共”做不到，便欲以武力灭共，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透露了这一计划，蒋介石说：“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57]配合舆论上的攻势，蒋介石于1943年6月调集了50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张澜在《致蒋介石书》中，直切劝诫蒋介石，彻底做到政治民主，实现国共真诚合作：“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能否合作，实为国人之所深切关心。如非认真而且彻底做到政治民主，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则此问题将无法解决。”[58]其次，承认共产党军队的合法性。蒋介石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59]一句话，共产党存在的前提就是取消政权，消取军队。张澜认为，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共产党军队是合法的：“甲要一党专政，因而训练党军，以图巩固其政权，即不能禁乙之训练军队，与之对抗。”[60]第三，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实行三民主义。蒋介石说：“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61]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在讲民生主义时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62]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进一步阐述民生主义时说：“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63]即是说，除方法外，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思想上是一致的。蒋介石既然将三民主义奉为最高原则，那么共产主义也应是“民国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之一。然而，蒋介石却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64]这就在三民主义中排斥了共产主义，也即排斥了民生主义。这就失去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张澜剀切劝告蒋介石：“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则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本有相同之点。国共合作，已往之历史亦非无可循。设以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为目的，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为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65]
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发表后，蒋介石看了，立即约见张澜，吓唬说：“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并将此书列为禁书。1944年2月21日，《解放日报》在第二版，详细介绍了该书内容，赞扬该书“发行以来，风行一时，对各方影响甚大。”[66]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张澜的基本政治立场即民主政治思想、联合政府建立等方面，都与共产党高度一致。
一、民主政治思想。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时指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政治保证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67]民主政治的根本，就是废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张澜说：“真正的民主政治……政治的主权，一定是要在全体民国的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在一个党的手里。”[68]1944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致林伯渠电》，将“实行民主政治”引入国共谈判的条款，从而把握住政治上的主动。[69]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明确提出：“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70]
二、联合政府建立。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的性质，就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否定。1944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71]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72]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73]1945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时说：“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74]这个“原则转变”，就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所以，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民盟立即响应。1944年9月27日，张澜在与成都各报记者谈民主运动时，提出中国“需要组织联合政府”。[75]
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的最后主张》，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并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十条主张。[76]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信毛泽东，提出召开国共两党会议以商国事。11日，毛泽东复信婉拒赫尔利提议，并提出“在重庆召开国家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77]1月15日，民盟发表《民主同盟纲领》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等十项政治纲领。《民盟纲领》发表后，影响甚大，社会各界争相抢阅，卖至二百元一份。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民盟纲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可见民意所在。”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指示新华社将《民盟纲领》予以“发表，广播”[78]。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重庆时，毛泽东指示：“一、争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79]3月3日，毛泽东在讨论七大政治报告的草案中指出：“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80]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想：“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81]
1949年12月7日，张澜在民盟四中全会上讲话说：“自从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时候起，我们一贯就是与中共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尤其是在大关节处，是一致的，是没有分岐的。”[82]
注释：
[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
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一九O至一九一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2]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一九O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一九五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4]张炳钧《〈中国之命运〉的内容精义》。《读〈中国之命运〉》四十一页，中国文化出版社北平分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行。
[5]张治中《〈中国之命运〉与青年》。《读〈中国之命运〉》六十一页，中国文化出版社北平分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行。
[6]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一九一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7]《毛泽东年谱》中卷4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
[8]解放日报，1943年5月5日第1版。
[9]《刘少奇年谱》上卷427—4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10]《毛泽东年谱》中卷4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1]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66、1069、19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1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中国之命运》一三八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14]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之命运》一七五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15]《毛泽东年谱》中卷4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6]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94-19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17]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601、603、60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8]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中国之命运》一二八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19]《全党同志应研讨建国问题》。《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261、262页，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20]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32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21]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3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22]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88、18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3]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9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4]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由北伐到抗战》。《中国之命运》106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25]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中国之命运》189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26]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中国之命运》195-196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27][28]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第19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9]张澜《致蒋介石书》。《张澜文集》1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30]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9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31]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3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32]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一九O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33]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9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34][35]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23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36]张澜《致蒋介石书》。《张澜文集》1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37][38][39]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95、19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40]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198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4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之命运》166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42][43]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321页、32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44][45]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第19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度12版。
[46]陶希圣《我们对中国之命运的期待》。《读（中国之命运〉》1页，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行。
[47]周寒梅《〈中国之命运〉的伟大启示》。《读〈中国之命运〉》28页，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行。
[48]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之命运》161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49]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文集》第一卷687—68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50][51]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337页、3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52][53]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9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54]张澜《致蒋介石书》。《张澜文集》1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55]罗纲《〈中国之命运〉的时代意义》。《读〈中国之命运〉》19页，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行。
[56]周寒梅《〈中国之命运〉的伟大启示》。《读〈中国之命运〉》37页，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行。
[57]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191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58]张澜《致蒋介石书》。《张澜文集》18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59]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197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60]张澜《致蒋介石书》。《张澜文集》18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6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由北伐到抗战》。《中国之命运》75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6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80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6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83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64]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化》。《中国之命运》72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65]张澜《致蒋介石书》。《张澜文集》第18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66]《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15页，民盟重庆市委文史委员会，1988年7月。
[67]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5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68]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18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69]《毛泽东年谱》中卷521页，中央文选出版社，2002年8月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70]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71][72】[73][74】《毛泽东年谱〉541、542、543、5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75]张澜《在成都华西坝五大学十二个学会主持的国民座谈会上的演说》。《张澜文集》20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76]民盟《对抗战的最后主张》，《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142页，民盟重庆市委文史委员会，1988年7月。
[77][78][79][80]《毛泽东年谱》中卷，572、574、579、5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8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82]张澜《在民盟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张澜文集》371—37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