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自己有几百万军队，相比之下，当时共产党要小些点，因此，想大打出手，想把共产党全部消灭，独霸中国。
1946年12月，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决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政协决议先组织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再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蒋介石不愿意这样做，他就想国民党单独干，不要共产党参加。他一面调兵遣将，他认为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美国作后盾，又想大打内战。民主党派中最大的当时是民盟，民盟在国际国内都有较大的影响。民盟是三党三派组成的，不是一个政党，是一个民主联合体，是参政会里面主张抗日、民主、救国的三党三派组成的。三党三派都有自己成立的历史，在抗日民主方面联合起来了。这个时候，国民党就想瓦解民盟，民盟坚持团结统一民主，反对分裂，反对独裁。
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后，蒋介石对民盟非常仇恨。到了1947年二、三月份，党在南京、重庆、上海等地的办事处都撤退了，剩下在后方就只有民盟。这时候蒋介石一步一步的逼民盟，把民盟所有的报刊都捣毁或撤销了。认为民盟是共产党的工具，在报纸是造了民盟很多谣言。6月初，成都“六一”大逮捕，把民盟负责人范朴斋、张致和、杨伯恺、于邦奇等都逮捕了，下面的盟员、盟友也抓了很多。我父亲在上海就很气愤。在成都是邓锡侯的范围，邓锡侯就把范朴斋、张致和关在他的花园里，软禁起来。父亲写信给邓锡侯说:你杀死了，杀绝了民盟的人，也没得办法。到7月以后，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总动员令。那时候，国民党、共产党都互称为匪，国民党新闻处发言人董显光攻击民盟通“匪”。7月7日，蒋介石发布“剿匪建国广播演说”。我父亲7月8日发表了书面谈话，并警告蒋介石:“否极必复，史事昭然，匹夫天职，何敢不尽。”蒋介石又听不进去，国民党就更加疯狂对民盟，枪杀民盟中央委员杜斌丞。我父亲气愤的说:他要把这个事情要向全世界公布。董显光威胁我父亲，不准他离开国土半步，并且还说，不准他写完。
这时，我父亲到上海开民盟二中全会，2月份，本想回四川。 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特园访问，两人关起门谈过，胜利后国家局势，四川这么办？他们已经谈好了，对西南，协助西南人能够与共产党合作。我父亲忠实于于毛主席的谈话，准备回四川。到上海后情况就变了，蒋介石内战大打起来，民盟被迫害了，没有办法，民盟就不准他离开上海。家里边去一个人，我是7月份去的，8月份到了上海。到了9月、10月形势更加紧张了。10月20日，国民党就派军警特务把上海民盟办事处、南京总部这两个地方包围了。过了两天又撤退了，过了几天又包围了。里面的人除了罗隆基、李相符以外，里面的人都撤退了。民盟没有一枝枪，没有任何房屋财产的一个政党，共产党撤退后，就把房子交给民盟管，所以民盟总部就在南京。这个时候民盟总部，秘书长梁漱溟在重庆，周新民代秘书长。周新民、李相符都住在那里。后来有的到香港去了，有的回家了。我父亲因为上海开会前，尽量拉民盟，民盟第一届没有一致。都盼望我父亲到上海去，李济深、郭沫若都盼望我父亲去，好像我父亲不去就没有中心。
我父亲从重庆到了上海后，住在集益里，没有住在办事处。那个时候，张群与他交涉。他就住在卢作孚等四川人办的和成银行一幢小宿舍内。原来住了一个经理，来找我父亲。只有我们住的地方，还没有特务包围。20号开始包围，正遇是南京邵明叔病了，父亲喊我到南京去看一下。我到南京就住在同学家中，第二天，我与同学到了梅园新村，就直接走了进去。我们看到一间房子里有很多书，是党的办事处撤退时，留下的书。我们在里面选了一个多小时，李文符回来了，就对我们说，外面有特务在问那个还不出来，罗隆基喊我们走，书他带出来。我在那里住了二、三天就回来了。这个时候，集益里只有我父亲、叶笃义，陈新桂住在办事处，办事处被特务围了后，他就到集益里来了。我们四人就住在那里。
到了27日上午，报纸就公布了说是民盟是非法组织，要取缔民盟。叶笃义从街上回来，给我父亲说，他得到消息，除了我父亲与沈钧儒年龄大了不逮捕，其余全部要逮捕。父亲马上召集中委紧急会议来商量，那天到的有6人，我父亲、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章伯钧、叶笃义，开会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到南京，同罗隆基等三个代表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他们撤离包围，保证安全。当天晚上，叶笃义就到了南京，他的弟弟南京。第二天，黄炎培走的时候，在车上的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宣布对民盟的办法。他下车后，叶笃义、罗隆基都在等他。他们三个就去见邵力子、张群、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美国大使，叶笃义的老师，两人很熟。同时见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那个办法是蒋介石亲自动手的，叫民盟光荣解散。接着去找了邵、张，他们都说，没有办法，都是蒋亲自交待。这以后在南京来往交涉了几天。他们提出，要国民党下命令，国民党又不与负责。民盟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组织，当时在世界上，在美国、英国、东南亚国家都有支部，还有民盟海外组织，世界上都知道，民盟是民主团体，是正式合法组织。民盟没有办事处、没有后方，没有一枝枪，不能说是非法组织，他不愿承担这个罪行，要民盟自行解散。
开完会后，沈钧儒就没有走了，就住在集益里。集益里没有好大，有三层，每层有两间屋，一大间一小间。二楼是我同父亲住，三楼是叶笃义、陈新桂住。上面有个格子间，住是一个合成银行的青年练习生，另外还有一个煮饭的勤杂工。整个集益里就只有这几个人。
27号开会后，沈钧儒就没有走，到底什么原因，走吗还是不走?我以为沈钧儒住在那里是等南京消息，但是，这几天，南京没有同上海联系。他们来联系过，那天晚上很晚了，大概10点过了，我父亲已经睡了。电话响了，电话在一楼，有个姓张的年轻娃儿去接电话，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重要急不急，他知道10点过，我父亲睡了，就没有上楼来喊我父亲。那个晚上就没有接到电话。所以，上海对南京的事情，都没联系上。
最后国民党坚持民盟自己解散，后来陈立夫出面给他谈，只要黄炎培进去，罗隆基、叶笃义就在外面等。黄炎培进去后，要黄炎培根据他的意见写解散公告，而且要限定时间答复。黄炎培只好根据陈立夫的意思，写好公告，公告写好后，还要带回上海开会讨论，由张澜签署发布。还特别叮嘱黄炎培，一个字都不能改，改了一个字都不作数。要按处置共产党办法来处置，所有民盟中委要登记，全国盟员进行登记自首。还要求黄炎培给上海打电话，在规定的时间里回复，因为父亲睡了，没有接到电话，只好承认。
4号，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在两个特务护送下，到上海。回来后黄炎培就回家去了，罗隆基、叶笃义来集益里住。罗隆基一到，集益里聚集了大批军警，一部黑色轿车堵住大门，一部汽车堵住了弄堂口。那栋楼只有一个门。两个地方都堵了，人出不去。
5日，父亲召集开会，除了章伯钧走了，由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罗隆基、叶笃义、张云川、陈新桂(列席)参加。其余在上海的中委，都没来。那天开会是从上午9时到下午三时。先是黄炎培报告上海谈判经过，然后又谈了罗隆基的问题。罗隆基被国民党看得最严，在南京，罗隆基上街就有车子跟着他。为什么要把罗隆基看得很紧，因为罗隆基与美国使馆很熟。美国二战时总统是罗斯福，后来又是杜鲁门。那个时候国民党天天在上海报纸登，美国支援了中国好多钱，好像是5亿。当时中国上海通货膨胀，物价一天变几次，纸币不值钱。买银元、美元，大家人心惶惶。一天，罗隆基碰到司徒雷登就说，你把钱拿给国民党，就是把钱丢到水里面。实际上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国民党就把罗隆基看得很紧，不许他离开南京，离开医院。
罗隆基到上海，在集益里住了几天，四人住三楼。罗隆基去那里，沈钧儒就没出门。罗上街到商店买东西，就一定坐车，前面一部，后面一部，特务对他非常客气，帮他开车门，人家是大官。
5号，在开会的时候，黄炎培先把报告公告的产生情况，然后把公告拿出来大家传阅。沈钧儒问了一句，还有没有办法?黄说，临走的时候陈立夫说了，公告一个字都不能改，改了就不作数。大家沉默下来，没有一个人开腔(说话的意思)。大家都挨到方桌中间的方桌坐下来了。史良对罗隆基说:“把你养肥了好杀”，罗过来在史良的大腿上拉了一下说:“你已经肥了，杀得了。”沈钧儒是史良的老师，看到他们开玩笑，其他人都不开腔，沈在桌子上啪了一下，发脾气说，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开玩笑。他一说，大家都不开腔了。后来有人说，沈钧儒是因为不同意解散民盟而发脾气。当时，那个不同意解散，那个敢不同意解散。民盟一切都是公开的，包括一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民盟为什么能发展起来，是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功。40年，在成都，当时国民党把主张抗日的团体，逮捕了二十几人，成都地下党坚持坚持八字方针。民盟孕育而生，董必武、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民盟坚持八字方针，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奋斗，血也流在一起。当时我在川大读书，也发展了几个盟员。46年后就在大邑搞地下活动，后来牺牲了。当时，是非常亲热的。共产党当时处在后方隐蔽，公开活动的是民盟，民盟是一个合法的组织。从中央委员到基层都有党员，很多党盟交叉，一说逮捕，不仅党员要牺牲，一般进步群众也要牺牲。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从9时到下午3时，并没有得出一个好的办法，他们考虑的是民盟盟员，还没有考虑到里面的党员。特务几次上楼催他们快点，一直到下午。父亲有病，睡在床上听他们每个人发言，他自己没说话，中午也没有下来吃饭。散会的时间，父亲把开会的送走后，在楼梯上对我说，民盟要转战了，以后要搞地下斗争。民盟转入地下斗争，是二中全会决定的，二中全会并不是几个老头子在开会的。我父亲的声望很大，就是因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是刚正无私，哪些小团体，都有私心。他从晚清末年就想把国家搞好，就想为国家找出路，他全心全意真心为人民，为国家着想，从来没有为个人着想。二中全会开会前，到上海，党在上海办事处马氏兰路也不太远，往往来来。后来解放后，马氏兰路就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敌人记得清清楚楚，哪些人到过办事处，哪些到过集益里。
我父亲白天都在家中，晚上吃完饭，才出去溜街。我们住的地方离徐家汇不远，常去徐家汇耍一下，徐家汇有很多淘汰产品。我们在上海没有钱买黄油，就在地摊上买剩下的黄油吃。冬天冷，没有衣服穿。就在地摊上买美军的淘汰毛毯，把它染了，做成衣服穿，天天照样上街。我们住的巷口正对面，有一间很小的裁缝铺，特务就守在店里。
罗隆基没住几天，就到医院去了，先去的是广慈医院，后来又到了虹桥疗养院，罗住院去后，汽车就走了。沈钧儒就由他的学医的儿子接回去了，有时回去，有时又来。有一天，两人在街上碰到，并没有说走。又过了两天叶笃义给我父亲说，沈钧儒化妆到香港去了，周新民来接的。我父亲也没有说啥子。说沈钧儒留了一封信，一包糖。我没有看到信，也没有看到糖，沈钧儒就走了。
我父亲为什么离开四川，到上海以后，二中全会是同董必武商量了的 ，民盟二中全会组织还有几个原则，都是党帮助决定的。二中全会以后，董必武评价很高。
沈钧儒到香港是个谜，到底与谁商量过，没有谁说的清楚。我去上海任务是照顾我父亲，父亲年龄大了，身边无人。沈钧儒同父亲商量过没有我不晓得。
解放后，我回到了四川。85年，母亲去世后，我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住在一个同学家。她的父亲到解放区比较早，他父亲说，当时，民盟解散后，到香港恢复组织谁去，谁留，是党的安排。罗隆基与美国很熟、蒋介石还是靠到美国的，不会杀他。父亲年龄大、同张群关系及西南实力派都好。沈钧儒的危险大，所以决定他到香港去。沈钧儒到香港是党决定的。临时总部的负责人是沈钧儒、章伯钧。
民盟是没有钱，也没有盟费。第一次临代会，是我父亲喊范朴斋到成都找刘文辉等出钱开临代会。民盟有点钱，出钱的人刘文辉、龙云等。出钱的人，是要我父亲掌握这个钱, 叶笃义也说了寄钱到香港，上海，上海几百盟员转入地下工作，四川民盟脱险出来的21人的生活、安置也是用的这个钱，到香港的来来往往的钱都是这里的钱。当时共产党员都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用，按月拿钱是不可能的。在成都时，我是小组长，他们在我家中开会，都是我母亲招待，是同志之间相互关爱。我们在成都，有时可以收集到延安的消息。后来没有了。马识图还找了一部收音机，去城外收听消息。
在上海民盟转入地下，父亲也出了钱，他用钱很省，你拿钱在外面随便用，他是不会同意的。他还支持上海地下党。民盟解散后，没有人敢到我们住的地方来。我大哥从美国回到上海，都不敢来见父亲。听说我们住处被包围了。
48年，来到人很少，父亲平时在家中写了两篇文章《论五常》、《墨子贵义》。我父亲写东西，没有图书，手中只有一部《辞源》，就把这两篇文章写出了。引用了很多古代先贤的话，我觉得我父亲的记忆真好。经常来的是史良，来的时候总要带点吃的东西。父亲没有工资，靠我给一个外国医院打字，挣点钱。她看见我没有穿的，还送我衣服。她也请我们到家中吃饭。我觉得她对我们还是很关心。她也经常去虹桥看罗隆基，史良看起来是一个大姐姐，与叶笃义经常联系，叶笃义的消息就是从她那里来。那一年，我们还得到一些小报看，我还以为是地下党给我们看的，现在觉得是上海民盟送来的。上海民盟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不应该因为解散公告就是动摇分子。
我们刚到北京时，住在北京饭店，当时民盟总部是一层楼。我父亲是民盟主席，有的事情应该找父亲商量。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谈话，刘王立明说，我们主席都没来。7月份到颐和园，政协会还在酝酿之中，当时国旗也还没定。颐和园来人，民盟来的人，我只看到罗隆基、叶笃义、范朴斋来得多，开会的情况谈得多。内地的人有的写信问我父亲，为什么不到香港去。我后来听说民盟政协代表10来人，沈钧儒第一，我父亲是后面的。后来毛主席把我父亲勾到了第一。经常来的在党内有朱德、罗瑞卿、任白戈。朱德经常来，他来后，父亲老是谈他的身体，朱德就把自己的医生傅连章喊过来为其看病。朱德第一次来，带着一个草帽，穿的是黄衣服，一二个警卫。毛主席第二天来北京饭店看父亲，走的时候，父亲很感动。后来，我父亲又进城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经常来看父亲，都是四川人。
张澜、沈钧儒、陈叔通在集益里张澜的住宅里，有一张合影。叶笃义说，那张照片是沈钧儒到香港欢送时合影，不是这么回事。是民盟解散的第二天，陈叔通不晓得民盟解散一事，到集益里来耍，碰上了，就照了这张像。罗隆基到虹桥后，就没有再来了。
(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张澜研究中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