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字表方,1872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张罐沟(建国后张罐沟划归西充县莲池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青年时代起一直追求进步，爱国爱民,曾发起和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参加反袁护国战争，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国会众议员和四川省长。“五·四”运动后支持新文化运动。在任成都大学校长期间,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主张各党各派兼收并蓄。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为反蒋抗日奔走呼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在日本蓄谋已久的进攻面前,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三、四个月内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随后又炮制了“满洲国”。
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国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的迫切要求。但蒋介石置民族大敌的入侵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屈服,对内镇压人民、镇压革命。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同时增设特务组织“蓝衣社”及外围组织“复兴社”,肆意践踏民主,蹂躏人权,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和爱国人民投入监狱,横尸血泊,使国家精英丧失殆尽。这引起张澜强烈不满，对国事忧心如焚。下面这首诗就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
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
由于张澜受到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的影响,逐渐和吴玉章、张秀熟、袁诗荛等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而,使他看到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希望。
特别使张澜钦佩的是,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所持的立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后，共产党率先主张抵抗,并发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和劳动民众书》,号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发表《对日宣战通电》,再次提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使张澜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从此,他渐渐由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同情者,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者和亲密的朋友。
1933年春节前后，红四方面军进抵川北，张澜兴奋不已,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并派专人到红军驻地接应。他期望红军人川团结四川省军人一起奔赴抗日前线,赶走日本侵略者。那时,在与红军交战中曾被击败过的川军军长田颂尧,对红军怀恨在心,想趁红军在川北立足未稳的时候突然袭击,打垮红军。张澜闻讯,当夜赶到田颂尧驻地,力劝田在大敌当前,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增强反蒋抗日的力量,中国才有希望.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使田颂尧回心转意,并根据张澜的建议派出联络员与红军建立了联系,约定双方避免冲突,使红军争取了时间以巩固川北根据地。这一消息传到驻防南充的军阀杨森耳中,他顿时暴跳如雷，想以掩护共产党员的罪名迫害张澜,并在南充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南充。为了张澜的安全,鲜英等亲友反复做工作,希望张澜赴外省考察,脱离险境。张澜也想到各地了解更多国内外形势，结识各方爱国志士,便于同年3月率领鲜英、杜象谷等人由重庆出发,辗转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广东、香港、广西等地,结交了黄炎培、沈钧儒、蔡廷楷、陈济堂、白崇禧等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开阔了眼界,也增加了对蒋介石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认识。事后，在谈到蒋介石国民党控制区吏治败坏,民不聊生情况时,他曾激愤地说:“所谓国民党政府,是无所谓民,无所谓国,谈不上政,只有几座洋房子而已。"
1935年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曙时与张澜联系,希望张澜对刘湘开展统战工作。张澜爽快地答应了张曙时的要求，几天后便陪他一起去见到了刘湘,并多次做工作,促成刘湘派代表去桂林签订《红、桂、川军事协定》,壮大了反蒋抗日的力量。那时国共合作的局面尚未形成,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展开工作，张澜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刘湘等四川实力派人物之间的联络人,促成刘湘资助红军一笔现金,帮助红军购买了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等物资运回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张崿(张澜次子)被中共中央派到张澜身边工作,在张鳄的影响下,张澜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鳄深入通江、南江、巴中等老苏区,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在军阀“围剿”时遭到破坏的中共川北地下党组织。不久，中共中央又派于江震、廖志高从陕北回四川,开展党的工作,他们找到张澜,希望给予支持和掩护。张澜高兴地说:“我早就盼你们派更多的人来,你们反蒋抗日,中国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支持和掩护你们的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张澜的帮助下,于江震大大发展了共产党在川北的地下组织,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也一直安全地设在张澜老家附近的七宝寺小学校里,始终没有被敌人觉察。张澜还担任了中共地下组织在南充创办的建华中学校长,使中共党员顺利地在校内进行各种抗日爱国活动，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因此，南充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活动的重要基地,支持进步事业的张澜也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更是公开与中国共产党站到一起,共同为抗日、民主而奋斗。
二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多年的抗日愿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得以实现,张澜欣喜万分,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出任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团结、动员、影响了不少人参加抗敌救国工作。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川军将领在张澜的劝说下,先后请缨出川抗日。1937年9月5日,四川各界人民在成都举行盛大的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张澜登台致词,指出“暴日侵华利在速成，我则利于持久战。”“川军冲锋陷阵,夙具特长,吾川目前之抗敌空气极为浓厚,战斗力既强,精神力量亦大。”号召将士民众作好持久抗日的准备,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部队临行前他又分头拜访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人,希望他们在抗日前线加强与八路军的配合，共同打击日寇。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张澜被聘为参政员,参加内政问题讨论。在武汉,他会晤了中共参政员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等人,从此他们经常往来,深切长谈。一次次的交往和畅谈,使张澜对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更加了解和拥护，更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当时,抗日形势十分险恶,投降危机极其严重,周恩来以张澜在西南地区声望很高,殷切期望他协助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开展统战工作,联络西南的军政、文教、实业各界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群策群力,共挽祖国危亡。并指定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怡和在成都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同张澜建立密切的联系。张澜不负周恩来的重托,促成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西南军政首脑在政治上转向进步,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和专制统治,使西南地区民主运动得以迅速开展,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秋冬,汪精卫的妥协投降活动十分猖獗,而国民党政府却听之任之,态度暧昧。张澜曾在文章和讲演中加以抨击。在国民参政会的第二次大会上,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邹韬奋说它“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张澜立刻表示支持。不久汪精卫出逃,发表艳电宣布接受日本首相近卫宣言,投降当汉奸。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冷矞、江向渔等人发表宣言，抨击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这个宣言稿送交各报,竟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不准发表,只有《新蜀报》独家登载。
要坚持抗战,首先要国共合作,而搞妥协投降的人也必定要反共,破坏国共合作。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设立“防共委员会”,通过“整顿党务”决议案,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法西斯法令,实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竭力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张澜的强烈反对。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结束不久,他就赶到蒋介石的住处,当面励声质问蒋:“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不同意?”窘得蒋介石无言以对。6月，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计划付之行动,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将士,并封锁消息,迷惑国统区人民。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尽快让国统区人民知道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真相,张澜邀请董必武到特园向各界民主人士报告平江惨案的经过,加深了人民对国民党真面目的了解。鉴于平江惨案的教训,为切实保障民权,促进团结抗战,实现民主宪政,张澜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11月23日,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张澜与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等人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主张凡抗口各党派,应一律承认其平等合法地位,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一切抵触宪法的设施和法令,应立即终止或宣布无效。随后，张澜又连续组织和参加宪政座谈会，公开发表谈话,抨击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他们派出专人，收集整理张澜的黑材料。一次张澜发言时，有一个国民党特务当场记录了他的讲话,并在张澜讲完后要他签名。张澜毫不畏惧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对特务说:“我所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尽管遭到了爱国人士的普遍反对，但是他们仍一意孤行,继续推行。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重演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故伎,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此屠杀共产党员朱亚凡等人,并逮捕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及负责川康特委军事工作的车耀先等人。为此,董必武特派人从重庆到成都请张澜设法营救。尽管他多方奔走,四处求援,终因蒋介石蓄谋反共,向地方势力施加压力,使他营救无效,罗世文、车耀先等壮烈牺牲.当他察觉到蒋介石借“抢米事件”对革命人士进行扩大镇压时,力劝邓锡侯、潘文华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尽力保释了在国民党特务查封《时事新刊》和《大声周刊》时被捕的共产党员。随后他还致信蒋介石,警告他不要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并趁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召开之机，深责蒋介石诛锄异己,自毁长城,才使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暂时有所收敛。
三
1944年4月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日本为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交通线,倾其全力对国民党统治的河南、湖南等地先后发起狐烈进攻。河南守将汤恩伯溃不成军，一退千里，致使湘桂沦陷,国家更为危急。张澜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在他的倡导下,6月26日,成都民主党政促进会召开大会，对国是提出十项主张,张澜切实实行民主，刷新政治,给各级民主机关以必要权力，切实改革征兵、征粮、征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扰,并实施全民抗战,以保证国家之复兴。
1944年9月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恐慌，一方面由蒋介石在会上作报告,强调“军事统一,政治统一”,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另一方面,由国民党中央社在发布林伯渠的发言时删去“组织联合政府”一段,以封锁消息。张澜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非常拥护,在参政会结束的第二天,以张澜为主席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9月24日，张澜在重庆迁川工厂联合大厦礼堂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拥护中共主张的大会。他在会上强调当时“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以挽救危亡”。
1944年10月7日,张澜在成都五大学“国是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不仅对成都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很大影响，对西南地区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1944年冬,抗日战事更加恶化,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日军还向贵州进犯,全国人民要求改组政府的呼声更高。10月8日,张澜在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座谈会的谈话指出:“我们现在主张立即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各阶层人士应赶快组织起来,贡献我们的力量。”可是蒋介石对全国人民的呼声置若罔闻,竟在1945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张澜洞察其奸,表示坚决反对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
1945年8月10日，日本决定投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同月12日，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强调抗战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和平、民主、建国。他又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此而不懈努力。
(作者冯维纲曾任西充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新闻出版系列副编审.)
(《南充市文史资料--纪念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