迳启者，接尊处昨今两函。只悉昨日本校学生梁造今被捕，乃为尾随妇女之故。当即召集学生梁造今，并昨日同路游行之钱芳祥、钟铁云、郑鸿、王道文、赵锡湘等，详加询问。据云，遵章游览会场，并无违反规则之处。同学数人，亦称梁造今突被拘辱，显系有人陷害，请求查考。张校长当即施以告戒，并训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旋学生钱方祥等数人呈称，校长先生大鉴，昨日学生梁造今游览通俗教育馆，突被馆警逮捕拘辱，曾教授质问该馆究竟何理由。今张校长收下该馆两次来函。一则曰追随妇女，再则曰追随妇女。除此，大字外，并无其他犯罪情节，即告知校长后，亦不能再造事实矣。兹据昨情形，再请校长质问该馆长。若果学生有罪，亦不能敛为袒护，自别于平矣。若果无罪，则该馆负任意指挥军警捕人非法拘禁，负刑学上之责任。特再陈明如下:一、尾随妇女四字，空洞概括，无论何人，均可故入。实为游览会场人人必犯之罪，因会场人众拥挤，同一路线出入，女随男，男亦随女。若不尾随，势必乘空而行。若曰尾随有罪，则男在前，女在后者，应得何罪。设庆祝让众人游览，又不别男女路线，同行稍近，便曰犯罪，这与设陷阱又何异。彼以近随妇女成罪者，岂不曰意在叵测(行淫)乎。夫法律只论行为，不论意识，若纵妇女招摇过市而禁人以目，是真侧足而伫，屏息面目亦得罪矣。何也，以其意淫也。夫梁造今之罪，据该馆长所称，亦不过追随妇女耳。换言之，即同一路线行走，同一路线行走国有罪乎。使梁造今对于妇女，有评头论足之言语，或握手触乳之举动，虽照律法办，夫复何辞。今据该馆长所称，及昨日当场馆长向邓督办及伍非百先生并学生等之谈话，亦未言梁造今有其他不规则之言语，及举动之表示。多人已闻，岂能臆造。仅以追随妇女四字，擅自逮捕。试问律犯尚条，请其指出，此应质问者一。二、学生等当日目观情形，馆警初遇梁造今，即用枪筒木棍乱打，拳足交加，随将梁造今押去，用粗绳高吊树上，用麻绳紧缠子指。此种刑法，究竟何时颁定。且犯罪事实，未经询问明确。而遽然用盗匪之刑，加害于人之身体，并学生等目击情形。已经旧有牌示，将游行示众，似为滥用职权。不经审讯，不经证明，不许辩诉，遍察世界有此法律手续乎。幸而其为学生也，有教授到场证明，即得释放。尚为平民，岂不任意蹂躏，无人伸冤乎。故无论其为学生，非学生，为尊重人权计，为维持风俗计，皆当依法拟办。万无以逮捕，非法吊拷之理。此应质问者二。三、犯罪之对象，必是被害者。此次所云追随妇女，妇女何氏，告发何人。书面报告，应有状纸可考，口头报告，应有登记可查。试问世间有被告已经受身体之刑，而原告尚不知姓名谁何?亦不当场质实，上报之后，脱然无事，仍去逍遥游行。而被告者，即罪在不赦耶。此人究竟与馆长何亲何故，何尊何贵，而隐畏懦如如此。抑或系仇家贿通馆长，设计陷害。抑或系学生等与馆长，何私怨公仇，藉此洩发。此应质问者三。四、又昨日学生等亲闻馆长及邓督办之言，谓梁造今追随妇女二人，并在通俗教育馆随进商业场。想伊等蒙稟邓督办之言如此，假军威以济其私。事成则馆长擅其威福，事败则督办协其冲耍。用心之毒，设计之巧，不愧小人。但查昨日事实，逮捕出自馆警馆员之手，交与巡查队。馆警未出馆门，何以知商业场之事。本校仅放假一日，而连日梁造今均在上课，有上课簿可查，何得云三日。听其口吻，愿系捏造诬陷，故留地步。而孰知与事实，令耶此三日中之情形，及证人事实地点，何以能联成一贯，而断定确系梁造今(缺10余字)。问该馆长详细答复，不特学生品行攸关，亦本校名誉所系。学生认为人权消长问题，不特区区个人受屈而已，特此呈请等语。学生校外行为，学生个人负责。果系违犯国法，自有领刑，依照法律手续，本校无有异词。若犯罪事实，并未成立，逮捕手续，又不依法，不经审讯，不许辩诉，不经证明，而一意孤行，侮辱人格。如枪棍乱打及缠指吊拷之伤害身体，游行之毁坏名誉。实于人格所开至大而违反国家精神。本校长所以兢兢者，兹非为个人争荣辱，实为社会明是非。且恐有权者渐滥用其权，而无人为之纠正，非为是上下相率。而为不法之后，法律关系不明，人权堕落可虑。发端于梁造今，入从此遂成案例，直思之喜怒定罪名，以权力之高下造刑法，处无皆法庭，人人者罪犯。使弱者一举足，一转瞬便成犯禁之资。实为世道，心前途胜忧，特提出质问。请详细答复，是所盼祷。此致。馆长台鉴。国立成都大学校校长张澜。10月10日。
(《国民公报》1926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