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各军联合办事处正副处长、各师长、各旅团营长、各司令、成都省议会、各道尹、各县知事、各自治团体、各机关、各区人民、各报馆公鉴:
此次川北善后会议，各县代表间关千里，一时齐集。相向之余，争言痛苦。僉以为今日欲言善后，其先决问题首在裁兵。川北三年以来，惨遭兵祸。军队之搜刮财产，除正副税外有所谓预征，而到时不准抵纳者；有所谓借垫亦从未见归还者；有所谓有奖储蓄劵、有奖公债等变名巧取而实夺者；有估提附加税项，使地方各行政停发者；有变卖官产公产并定高价以勒人承买者；有变卖常设各仓义积等谷，使数百年备荒储蓄扫尽一空者。言临时勒筹军饷，每次数十万祸数万，每年十数次或数次者；有藉端勒索私人，倾人之家逼人至死者；有强种烟苗，先征重税，一县逼纳至百余万者；有所谓亩捐、门户捐、粮秣捐，并不分贫富而只令按亩按户出银者。其他种种刮钱之法更仆难数。谓其非正式军队而为匪也，乃匪去兵来，费仍不可以已。今日方来一令饬筹8万，明日又来一令饬筹10万。一县之地数师之兵队争驻，一日之税数师之委员争提。驻在本地之旅团营长尚未取足，而在远之军长师长又复严征。近又于遂宁征局成立川北筹饷处，十年十一年等粮税之已经预征。抵垫者作为悬案，乃从三月一号起重征十年粮税。养兵不清乡，又令各县加筹清乡费。官产公产之一二留存者，重复请卖，而搜求并议及于神会之。微以川北最瘠之区，猶尚如此，则他道可知以。川北现驻有良好之军队，因兵多之故，尚猶不免如此，则他道更可知。然则征敛之重由于兵多，已为不可避免之事实。故非实行裁兵人民断难甦息矣。乃查半年以来，全川军队多至二十余师。日言裁兵，实则裁人之兵而增已之兵。言禁止招匪，实则附我者，不认为匪。日言自治，实则只见军治而不让人民以自治。驯致盗匪充斥，满坑满谷，农民转徒，商贾辍途，十室九空，欲哭无泪，民不聊生，至斯已极。公民等既呼天吁地之术，穷虑敲骨吸精之不已，痛深创巨，忍无可忍。今以苦曰，敬为吾川最亲爱最名誉之军人，作最后之忠告。务恳矜此孑遗，各就所部即日切实裁沭，至多留五师左右或先仅快枪为标准以符前日宣言裁兵之本意，俾吾人得稍遂其生养休息。若仍拥众自大，徒恃强权，以人民之生命财产供军队之刀俎鱼肉。是军队既不以人民为人民，则人民固不当以军队视军队。自今以后，不惟一切估派勒捐之款概不承认。即我人民应纳一切粮税久已预征勒取无余，当然不能重上。即将来扣还清楚时，亦各截留各县各乡，以为振整团练之用，必俟军队裁减之后，始能继续完纳。此言既出，誓必实践。今再为我地方父老兄弟告军队之，向地方勒筹款项者，以我人民散漫愚弱而无抵抗力，故得以饥兵哗变相恐嚇耳。试问今日不变之兵，其横征重敛，人民所受之损失究与变兵之扰害地方者何异。人民长此柔弱，将皆不知死所也。今日惟有不裁兵则不纳粮，以促起军人警悟，而激发其天良。养兵本以卫民，至兵为民害，则弃绝之，而不之养于，理极为正当。以袁世凯、段祺瑞权力之大，挟兵之多，一朝人心不附，立见敗亡。则川中军人更何能，长作武力万能之迷梦。不裁兵则不纳粮税，愿我地方父老兄弟，群起而实行此言，则前途尚有一线之生机也。领兵诸公乎，今虽拥兵自恣，而公等之父母庐墓田园子孙，要亦不异于吾人天道好远宁不内怖。公等果能各返良心，自践迭次宣言实行裁兵，则我父老子弟图报正长。若不知出此，使人民无地自存，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正今日情事也含愤和泪，写此哀忱。凡我川人，敬希垂察。
川北善后会议南充代表张澜、盛际昌、李瀚鼎、谭仲枢，西充代表何鸿仪、杨瀚、罗一农，蓬安代表陈懋岱、沈炳煜、伍彝章，营山代表张遇壁、刘裕文、徐文蔚，仪陇代表刘景旭、陈崇哲，邻水代表张固，岳池代表杨晖吉、陈邦侯、唐赓云，阆中代表常慎枢、廖炳章、孔庆庚，苍溪代表陶养齐、黄槐绶，南部代表杜室忠、谢芳回，广元代表刘光汉、欧阳炘，剑阁代表赵壁钧、张舒翮，通江代表吴世珍、周炳文、南江代表袁道南、胡雁题、傅子俊，巴中代表邬承章、赵毅，三台代表王本芳、孙世彦、廖瀚江、郇膏，盐亭代表周之冕、敬维凯，射洪代表蒲懋官、赵松龄、许德汉、鲁参、李雨生，蓬溪代表纪大经、彭蔚文、卢廷栋，安岳代表蔡汝愚、刘仁杰、李昌宜，乐至代表周受益、梁玉，遂宁代表甘鸿宝、冉芸，潼南代表李世芳、张文炳，中江代表颜师孔、岳华同叩。
（《国民公报》1921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