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张澜谈和平》

作者:张澜文化研究院 来源:张澜文化研究院 时间:2021-04-15 08:41 点击:1055次

    动念访问民盟主席张澜老人,还在一 立委提的恢复民盟合法地位之前。在讲话访问张澜先生以前,我曾过很多所谓中国的“有身份的人”,断断续续的印象,集合起来,经济对于一个要人生活,似乎印有类似的浮影:把眼珠一闭,旁若无人,穿着市面上流行的最值钱的衣服,说起住宅,那更是和偶象独处庙宇一样,华贵,森严;门口有武装的司机和带家伙的保卫者,使一个想来接近不得接近,甚至连大门也难进去。

    偶然有一个高攀的机会,便是“三生有幸”了,司仪者引你走一条仅属于访问者的道路,在会客室里坐下来,等待,等待,一只肥健的洋狗,从你身边走过来走过去,好像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这几乎是中国式阔人共同奉行的一种定型。

    照常规称,张澜这位“表老”,革命和早任四川省长,与邵从恩共称为川中二老,政协时期又是会议场中坐上客,再加上中国第三党受一般人的重视,前民主同盟主席的头衔,说起来应该和其他阔人打成一片!那知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也就是说,中国阔人的生活范围,并不愈用于张老先生。

    静静的住宅

    从他的住宅看,三层楼的小洋房,里弄的房子,一座紧靠着一座,外表楼墙成灰色的,像这样的房子,整个永嘉路三二一弄房子样式,统统就是一个形式。

    我在八号门前站住了,同去的朋友指给我,张表老就在这里。推门门不开,把门旁那个白色的电铃钮轻轻一按,不到一分钟,脚步声从远的地方传出,渐渐近了。

    开门的是一位穿着中式短中衣的仆役,当我们说明来意要看表老的时候,他微微一笑,口角露出金色的光芒,让我们先等在会客室,他上楼去看看情形。

    下来的回答,先是令人失望的,他说张先生有一个习惯,吃完午饭,为了养神,他得躺月二个钟点,到四点他才起床。我们一看表,时针才指着一点半。这就需要耐心的等待,否则机会就会先去。赶过仆役而去,我们开始用烟茶来消遣这段着急的时间。

    静静的,烟雾缠绕着小小的会客室,我和同去的友人坐在红色绒面的沙发上,弹簧力量不够,而且手扶的两侧,绒毛已经脱去,连颜色也改变为紫色。沙发和沙发的中部,盖着两双古式太师祈,最里面的墙角上,青灰色的烟筒的暖炉,却不生火,房子里冰冷,冻得两只脚在发抖。四壁没有字画,脚下踏着失去颜色的花毯,隔住房间小小会议室垂鞭色暗。案上积尘少许,大概久已无人过问了。

    这位伺候表老的仆役很年轻,除了那位四川带来的大厨师外,只有他和表老最接近,也最明白他的生活,一个年青的人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终日生活在一起,一点都不觉得寂寞吗?他的答复是:“一点都感觉不到,而且非常融洽。”他解释着这内中有一种力量在联系,张老的品行他都佩崇,张老对一件事坚持到底的决心,他深深的影响了他。

起来,对于我们的访问,连他也深恐应遭到张老的拒绝,他所知道的,这有三四个月了,张老很少接见过客人。前些时,黄炎培从乡下逃难回来,看过张先生一次,张老曾复自称“虹桥疗养院”探过罗隆基的事。除此而外,最近只接见过一次外国记者,而且他们的谈话,不到十分钟。张老学习一般要人的习气,后来居上,不是普通人,乃是因为遭遇到这异常天气,不明朗的局势和衰老脆弱的身体,不得不退后,不得不修养精神。

    主人出来了

    时针指在三点上,距规定守候的时间还有一个钟头。楼梯上忽然走下来一个小姐,不盘不倦的头发,不打粉脸额,披着棕色的大衣,据说这位小组在某大学读书,是张老的第二个女儿,她告诉仆役,张老已经过来。

    这位仆役带了我们的名片上楼,片刻,张老先生沉重的脚步,开始踏下楼。真有令人说不出的愉快,我们期待的访问成功了。

    我们离开沙发,站在玻璃桌的一旁,张老先生慢慢的走入会客室,好像看到一位在乡下农舍里的老头儿。他,头上戴着灰色的绒毛帽,深灰色的长衫上,套着褐色皮马褂,脚下是一双旧式的棉布鞋。

    他坐在临窗的一只沙发上,面容带着稍许的暗,更增加他的忧虑。张先生是一位沉着的老人,他用右手轻轻捋过,他银灰色的胡须。因为坐在沙发上的缘故,气有踹息,闻或低声的咳嗽。

    获得机会,我和张老说的第一句话,张老先生,我们两年不见面了。你老的身体似乎比两年前还健壮些。

    他很惊奇,“真的吗?去年双十节,我曾到一个徐家汇参加一个什么会,临行少穿了些衣服,当场受凉,回来觉得便有些不舒服,从那时起,我便在家里休养,很少很少出门,以后觉得好了些,但感觉到不如从前那样能走能跑。”说着,他不时的用双手拍着沙发的两边,“日月催人老,眼看得一年不如一年”。

    从文告谈到政协

    虽然外面因为蒋总统的元旦文告,掀起了热烈的和平空气,在他看来,和平却绝不如那样容易,这里,他回忆起三年前他参加政协时期那个时候的局势,和现在作一比较,似乎认为如果照目前的看法,中共对于蒋总统的条件,是绝对不能接受。他说:“好机会都让国民党丢掉了,三十四年的时候,毛泽东远远的从延安过来,并有周恩来等从中奔走,而且请来马歇尔作保证人,那时候,中共底还有意谈和,国民党所处的地位,又是那么优越,谈兵有兵,谈地有地,谈人民又有刚刚的胜利后那么强盛的民气,商量的结果,国府委员四十人中,共产党民盟只要十四名,就得不到国民党的同意,加上民社党骂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因此愤然退出,前功尽弃,令人想起来伤心,伤心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十四名的原因,并非共产党民盟在名位上争求多少,这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久的和平。记得那时候的建国纲领,第一条是:一切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最高原则。第二条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第三条,全国各党各派组建联合政府,拥戴蒋主席为最高领袖。请问这种情形下国民党还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同时大家一致赞成,这三个条件,必须严格遵守,经国府三分之二以上人员的同意才能修改。为了保证共同遵守,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才坚持必须占有国府委员十四名的比例。能够这样,国民党不能随意修改,然而共产党又何能随意修改呢?这样分配,结果,依然得不到谅解,政协于是遭惨痛的破坏了,怨谁呢?”

   “和谈”谈何容易

    你想在这样的情形下和平还有希望吗?“以前共产党和民盟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结果都失败了。蒋总统所发表要求和谈的《元旦公告》,有几分意味和平的味道,半点没有。以此方式来希望和别人谈和平,岂不是太天真了。蒋总统的五项文告,一般人认为只有两点,是中共不易接受,也是不能接受的。”张老先生回答说。他解释了这两点内在的严重性,并不诚于政协时期的协议,“比如国家法制不便更改,这等于说现政府形式必须保存,军队要有保障,无异于保持现有的力量。这样新政权的形式和内容便打了折扣。”记者接着又问,如果这五项中这两项较棘手的条件,政府允予修改或取消,是否共产党愿意接受蒋总统的和平谈判?张先生不敢下断言,即反问记者,“你们天天跑新闻,耳闻目染,比我要清楚多了,我自己不是当事人,要确切答复,还要向蒋毛两先生去打听。”

    胡适之忽略了

    胡适之曾说过“和比战强”,张老先生说,胡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忘记这个和战问题头绪究竟是什么地方,仅信口而谈而已。“当然战并不是那一位要人去战,又不是那一个富豪人家去战,而是苦穷的老百姓,受饥受寒,在前线替少数人作战而已。死,也不过死的是老百姓,与高高在上的人有什么相干呢?和,是要高官厚禄的大人们,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或者让出全部。那些既得利益阶级,当然要起而反对。和的对象,正是这些人要和,如此看来无疑问的要遭遇困难。胡适之的想法是对的,但胡适之忽略了,因果关系。”“再说战,战争是力量的对比,力量建筑在威慑上,看看前线作战,政府的军队有美式装备,有强大的机械化,有漫天遮日的空军。共军呢?从武器上来说,我相信赶不上国民党的军队,但自从济南战后,政府的威慑在那里?从改革金圆劵看,当时以二百元兑金子一两,善良的老百姓,把金子换成价值日贬的金圆劵,怎能不伤心。失去民心,就等于失去一切力量。看看上海,看看其他各地,再看看我们四川的征粮,征兵,饥饿,寒冷,大部分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醉生梦死人们,一点也不动于心,照旧纸醉金迷,只求一己的安乐,这样的国家,还成什么样子。”

    民盟的种种

    张老已有一年不知香港方面消息了。“那里的情形,所知道的多是从汇报得来,断断续续,没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报告。”他对于和香港的通讯困难颇为关心。至于章伯钧和沈钧儒的北上参加“新政协”,他说行前香港方面民盟人士曾举行过会议,然后推荐两位作代表。民盟张东荪否认南来担任国共调停之说,他认为这是必然,在政局没有明朗化以前,不但张东荪先生,如果请我张澜出来担任这个艰巨任务,也是不可能。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对民主同盟在法理上有一个恢复的结论。

    最后的问题还是老调重弹。“和!誰不愿意和,相信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不久以前,有些人亲访张表老请他签名,共同呼吁和平,他拒绝了。他说:“我最反对这个毫无意义的举动,想想看,两方面都拿着枪杆子,第三方面几个没有力量的人,来一个通电,发两篇文章,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他是不相信的,政协会议的失败对他的教训太大了。

    关键不在苏美

    “中国是万万不能再战了,这个大破坏后的国土,不容许再破坏。不可否认的,政府受有美国支持,毛泽东多多少少怎能没有苏联的帮忙呢?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太严重,如果蒋毛二位先生,都诚心愿和,美苏两国,也毫无办法。但是蒋先生表面上要和,实际上在华南大扩军队,而毛泽东又要革命革到底。那这和平不但没有希望,连这和平的梦都趁早少做。”

    和张表老谈了整个半个小时的和平问题,结论全在一个“诚”字上,国家民族的利益,应超越党派和个人的利益,这是没有疑问的。

    当表老送记者走出门时,一股寒风迎面袭来,房里和外面完全两样,他看看天气,不禁感慨万端,“这天气应该赶快变了,否则除了少数的人,大部分贫苦的老百姓真是没有活路了。”

(《新新新闻晚报》1949年1月22日,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