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亲历
徐庆坚
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省抗”)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果之一。“省抗”成立不是偶然的应时产物，而是必然兴起的抗敌组织。这些必然因素是:中共四川党组织的重建，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成效，以及在我党影响下“四川王”刘湘态度的转变等等。这些因素互相影响和促进，向有利方向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有对立面的破坏与干扰，出现过回旋、逆流。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排除了一切阻力，在斗争中胜利前进。
因此,记叙“省抗”决不是孤立的就“省抗”而记“省抗”,“省抗”的外延上限不能不溯及抗战爆发前四川省会成都的有关形势，也是上述必然因素的简要内容。
一、“省抗”成立前的形势
党的重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刘克谐、组织部副部长蒲正林等被捕叛变，在康泽的别动队成立特务室，带领特务到处捉人，破坏各地的党组织。五月底，党在四川的地方组织，除少数地区外，均遭破坏。一九三六年二月，当时仅存的中共自贡中心市委，也由于叛徒告密遭到破坏，并波及到荣县、威远、富顺各县。至此，四川地方党组织已无一幸存了。
另一方面，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领导云阳暴动，原定计划是领导云阳党组织在川东发展游击战争。张到渝时，云阳暴动已遭失败，无法联系，乃改作地方工作。后到成都，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并逐步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突围中失去联系的漆鲁鱼，辗转来到重庆，在“新蜀报”工作。五月中旬，他和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秘密成立重庆救国会，参加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温田丰)、甘道生(林蒙)等。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在文化、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工人等各界中建立了组织。九月，张曙时来重庆，与救国会取得联系。一九三七年五月，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公开成立，漆鲁鱼、黄宇齐等当选为理事。同年任中央特派员的张曙时又派人来渝，恢复了漆鲁鱼等的组织关系。长期受破坏的重庆党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我地下党组织的重建，成为“省抗”的领导核心，推动重庆、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辐射到全川。
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
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重庆较成都略先。在重庆救国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新文字(即汉语拉丁化)暑期讲习班、职业青年读书会、重庆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即秘密学联)等。
成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了邮电检查所，扣押、没收进步书刊，进步人士不了解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一九三五年夏，成都创办的《力文半月刊》虽然较为进步，但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甘道生(林蒙)到成都，带来一些全国救亡运动的刊物，才明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因此《力文》从第四期起就来了一个飞跃，在成都吹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声号角(已另有专文介绍)之后，由宣传进入组织，“力文社”曾开始筹备进步团体的联合组织。十月十八日，即在成都青年会礼堂召开“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的筹备大会。
参加这个大会的有工、商、学、文化、戏剧、新闻各界等五十多个组织。大会由车耀先主持，选举“力文社”的于渊、徐庆坚(即笔者)，“注音字母促进会”的车耀先、薛特思，“川西邮务工会”的郑xx，“成都市商会”的彭劭农等十几个团体作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仍在青年会举行，国民党复兴社唆使收买的学生埋伏在青年会附近的漱泉茶楼上，筹备会议开始不久，他们即冲入会场打人，致会议无法进行。
筹备委员会虽然暂停工作，但对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党过去在群众运动中的关门主义作风，唯我独尊的思想消除了不少。如过去认为西川邮务工会是黄色工会之一，属于打倒对象，但这次却争取它、团结它、更不以它的代表郑xx为高级邮务员而摒弃他。张曙时同志约我在贵州馆街陈克勤住所详谈，指示工作方针(陈克勤在解放后任中国航空学院院长，被“四人帮”迫害死)。这些作法，对群众运动的开展有促进作用。“成都戏剧界救亡联合会”，《成都青年》等也先后成立和发行。
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北京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转学入川大的韩天石组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以下简称“民先”)，参加的有上海转学川大的康乃尔等。同时，与党失去联系的饶世俊(当时名饶孟文，华西大学制药系毕业，后赴延安工作，延安撤退时病逝)和蒋桂锐(江牧岳)等组织“海燕社”。同年五、六月间，周源江、萧玲在成都介绍“一二·九”运动情况。
救亡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被冲散后，南新街的“建设晚报社”和走马街的川大教授叶雨苍家便成了定期召集会议和不定期聚会的场所。当“海燕社”的饶孟文、张显仪等不愿加入“民先”时，康乃尔找我去说服饶、张，在南门外陈家花园饶的住所开“民先”与“海燕社”联席会。我简单讲了合作的必要后，由韩天石详细介绍了“民先”的主张与组织，饶表示愿意合并。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力文半月刊》被查封后，接着出版《大声周刊》。三月十四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统一了当时救亡力量，一致努力为争取公开活动而斗争
上层统战工作一角
党在四川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是多方面的，“四川王”刘湘是主要对象。而对刘湘的决策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张澜(表方)，党派钟汝为和我去做张表方先生的工作，两人轮流隔一天去一次。
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心中十分惶惑。张先生曾任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长；他对刘湘部下的厅长、军长等均极严肃，从不起身送客。钟汝为已四十多岁，北大毕业，曾任省教育厅科长，多才健谈。而自己才是一个二十三岁，大学毕业刚一年的青年人，能担起这个任务吗?我带着紧张的心情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汇报成都救亡运动情况。张先生静静地听，和霭地送我出客厅的阶沿上作别。当时张先生住省银行四川分行后院，送我至阶沿是对客人最重视的礼节，以后我每次见张先生时都蒙受此礼。
做张表方先生工作的不只是我与钟两人。我见张先生时，他的次子张谔(慕良)也有时在座。当时，我知道张慕良刚从苏联归来，是在德国学化学后转苏联的。每当钟汝为同张先生谈国内形势，张慕良也表示一些意见。钟对我说:“张慕良是活辩证法”。他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在背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近年，据廖友陶同志向我提供，才知慕良同志原来是我党留德支部成员，曾在德国接待过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他还把周恩来同志在德国的讲话译成德文在德共刊物上发表了。当然，张慕良也直接做其父亲张先生的工作，肯定是起作用的(慕良同志后因肺病于一九三七年逝世)。
我曾介绍“民先”总队长及其他同志同张表方先生见面。
一天，我得到同我单线联系的甘树人同志指示说，蒋介石派了两个人带了一份要在成都逮捕两百人的名单来见刘湘，要求刘湘批准。能制止刘湘批的，只有张表方先生，要我立即去见他，请他出面阻止。
我知道，在张表方先生面前谈什么道理是龙王庙前卖水，因而只简单说了这件事，便提出了要求。表方先生坐在沙发上(他的客厅只有一对沙发，主客并坐)，手捋长须，陷入沉恩，久久不语。我知道这时不能干扰他。大约过了五分钟，表方先生说:“你回去吧!给你们那些人说，放心!”我高兴地告辞了，并立即向甘树人同志回报。
几个小时后，甘树人到我家说:你离开省银行不一会儿，张表方便到多子巷刘湘家。刘湘恭迎入座，张表方沉着脸，对刘湘劈头一句:“你要找死呀!”(找死是四川土语，意即向死路走。)刘湘摸不着头脑，陪着笑脸细问，才知张先生指的是要他批准抓人的事。刘即对张先生表示，“我决不批”。刘湘送走张先生后，返回客厅，很生气地把茶碗一下摔在地上，大声说:“我做到这个样子，张先生还不相信我!”(按:刘气的是他已主张反蒋、抗日、联共)并马上叫人把南京送黑名单的人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权在成都抓人!名单你们带回去!我已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回去，另送你们每人两百元路费。”那两个人一听这位“四川王”公然说没有权抓人的“黄话”，无奈何，只好怏怏而去。
就这样，使成都地区正在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免遭一次控折，自然是党的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就。
刘湘的转变
蒋介石不断吞并地方势力。在西安事变前，山东韩复渠、河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陕西张学良和杨虎城、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广西李宗仁等，为了自保，形成一个松散的马蹄形同盟，但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刘湘曾依靠蒋介石的力量，由统一军权进而统一政权，一身掌握四川军政大权，但与蒋介石的矛盾却日趋尖锐。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族矛盾已上升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加上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刘湘的口号即由“川人治川”改为“反将、机日、联共”(这一过程已另有人语述)。
因而刘湘对成都、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睁只眼，备只眼”的态度。例如《力文半月刊》被封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到四川省政府公函中，点了“夏芷”(即徐庆坚)的名，而徐庆坚仍然在省府建设厅当科员，并未被撤职法办。刘对救亡群众的集会也不加干涉。西安事变后，党与刘湘有专人联系，其中之一为:黄秋侠--甘树人--徐庆坚。有需要地方势力支持群众话动的地方，便通过这条渠道及时解决。
刘湘随着政治上的逐步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其人生观也有所转变。刘湘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他率川军出川抗日时，邓汉祥曾劝他不去。刘则说:“在四川打了二十几年的仗，落个军阀的骂名。为抗日而死，历史上也落个好名声。”所以，冯玉祥先生对刘湘称赞说:我的部下转变认识，没有哪个象刘湘那样快。
当时，刘湘的这种转变很有利于我党的事业的发展。
对立面与逆流
与抗日救亡运动对抗的是:复兴社及中央军校成都分校；CC系占优势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及有关机关。对学生爱国运动起破坏作用的是:三青团、军训教官及反动当局豢养的职业学生。
因此，斗争不断发生，只举几个例子。
1. 进步的《力文半月刊》发行后，反动组织复兴社以任觉五为首，由屈文林主编《青年人》来对抗，两个刊物期期有笔战。《青年人》的发行始终超不过五百份。
2复兴社利用职业学生破坏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筹备会会场。
3.反动当局开除、追捕天府中学学生侯泰阶(方岳)。我地下党组织即通过地方势力，把几个追捕者打得狼狈逃走。
4. 反动派编印《人民阵线在成都》的小册子，极尽诬蔑造谣、下流之能事，“回敬”徐庆坚编写由《建设晚报》印发的《法西斯在成都》的小册子。他们自命为法西斯分子，称放亡运动者为“人民阵线”。
逆流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一个是成都的中学校长们。不叙此，不能说清“省抗”为什么结束。《国难三日刊》为什么停刊。
邓汉祥外挟张群的“政学系”以缓和蒋、刘矛盾，内挟四川县政人员训练所(简称县训)同学会以见重于刘湘。
县训学员共三期有一千零几人。当时，学员任县长的有七十余人，任区长的占全川区的百分之九十，任科长、秘书的无县不有。邓汉祥在政治上倾向于“政学系”，是反共的(详后节)。
成都公立中等学校的校长不属于北大(北京大学)帮即属于高师(四川高等师范)帮，他们为争夺校长搞得你死我活，但反对学生积极投入救亡运动是一致的。他们成立校长座谈会，限制学生参加救亡活动，用开除、默退、记过等手段压迫学生。片面强调读书，主张读好书才能爱国。
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和促进下，抗日救亡运动需要一个统一的公开的组织，甚至是合法的组织。因此，“省抗”便在抗战爆发后及时成立了。
二、“省抗”的产生与作用
“七·七”抗战爆发了，震动了全国各阶级、阶层，民族存亡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在国内，抗战与妥协两种力量尖锐对立。蒋介石举棋不定，刘湘则一再致电蒋，表示对日抗战决心；并通电全国表明抗战御侮的主张。
中共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及时从各方面继续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积极准备武力抗击日本侵略军。刘湘办的《华西日报》在“七·七”以后，也连日发表社论，鼓吹抗战。如七月十六日该报社论《如何对日抗战》中便提出:“愿甚此后之抗战，不限一隅之努力，而必须集中全国武力作后盾。”“而应以‘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很显然这是受我党影响的言论。所谓“一隅之努力，”含蓄地泛指全国各地方，特别是指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抗日斗争。文中的全盘战略观和“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主张，便是鲜明地接受我党的抗日军事战略和策略。
由于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加强活动。七月十六日，刘湘又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已到绝望(针对蒋介石说'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而言)抵抗岂容稍缓”。同一时期以成都市商会为核心开始筹组“省市商界抗敌后援会”。这是彭老劭农同志推动的成果。七月十八日，成都上层人物“绅耆”以唐宗尧为首的七十余人，发起组织“四川各界抗日后援会”。这七十余人中，唐宗尧、李晁父等为老同盟会员；王干青(烈士)、钟汝为是共产党员，这是王、钟努力的成果。以前，成都的大事都以封建地主阶级头面人物“五老七贤”为主，抗战开始后变了，由新的绅耆出现代替了，而且是质的变化。
形势的急剧变化，诸种因素的综合，可以说是“省抗”成立的酝酿阶段。
“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准备七月十九日在国民党省党部大礼堂开成立大会。以筹备不及兼大雨如注，改为开筹备会。公推省党部委员陈紫舆为主席(陈为杨阁公烈士妹夫，当时有进步倾向。早年加入S.Y，后又加入CC).参加团体均为会员。其常务委员会有:国民党省党部三名、人民团体指导委员会二名、川康绥靖公署二名,省政府二名…… 定本月二十四日开成立大会。实际上，从名额的分配来看，国民党占多数。所谓“筹备不及”的背景，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对是否与共产党并肩抗敌的意见不一致，“大雨如注”只是托词而已。
七月二十日，成都新闻记者组织抗敌后援会,筹备员九人中，有张屐谦，孙蕴实(后改名为孙文石)、王达非、王肇裡四名共产党员。
经过幕后活动,七月二十一日，“省抗”筹备会开常委第二次会，推罗干青(情况不明)、陈炳光(前四川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代表绥署，省府)、孟寿椿(C.C，四川大学总务长)起草本会简章，原则是:
(一)甲、本会定名为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乙、各县设分会。丙、凡参加本会之机关团体，均为本会会员。由委员中推二十五团体为常委，并由常委中推党、政、军三机关为主任常委。丁、本会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事务。戊、本会经费由党、政、军机关担任。
(二)除本会外，本省不得组织其他抗敌后援团体。本市已成立者，派人接洽请其取销，加入本会;未成立者，不得成立。
任何规章都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这个简章的原则也不例外。有三点必须说明:
1.“省抗”从省到县都是官办的，有合法地位。我党的策略就是“打进去”，以合法的名义，公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势力。在成都、重庆如此，县如荣昌也是如此，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2.组织系统中只提“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事务”，而不提内部分工其他部门。秘书一职为什么单独提出?这是我党控制“省抗”的必要手段,努力争到的。党即派钟汝为同志担任秘书，他原是国民党员,属改组派,熟悉国民党各式各样的党员。主任常务委员陈炳光，代表省的军政两机关，当然接受钟的意见；陈紫舆代表省党部，但有进步倾向，又是钟的老朋友，也容易接受钟的意见。因此，秘书钟汝为虽是明文规定“处理日常事务”，实际是大权独揽。
3.“除本会外……不得组织其他抗敌后援团体”。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领导抗日救国团体的限制。国民党在抗战前后压根没组织过救亡后援组织。我党既采取“打进去”的策略，并不介意这条限制。
“省抗”地址设在纯化街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内，组织机构有:秘书室、组织组、宣传组。秘书室秘书为钟汝为;组织组组长周荫堂(省党部委员)，副组长李仲阳(省府);宣传组组长廖育群(省府)。秘书室管大印的是郑远才，郑不知给赴延安的青年盖了多少张“省抗”的“护照”
组织组组长周荫堂是C.C派，但在省党部内受排挤，坐冷板凳。他每天只是来坐一坐，不过问事，派一个姓熊的干事算作他的代表。副组长李仲阳是公务员，当时了解刘湘的倾向。他是县训二期生，与我同期，有友谊，能听我的意见。于是我乘机介绍饶世俊、熊唯知、游凤岐三同志参加组织组(解放后，熊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游曾任中央管理局局长)从国民党省党部来的四个人，除熊某外，有两个是他们在成都搞群众工作的，一个是从内蒙伊克昭盟归来的。彼此间谁都明白谁代表谁。我们间闲谈谁也不伤害谁，我们还赞扬那位从伊克昭盟归来者的“战绩”。国民党方面那几个人也觉得我们这几个共产党人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可能我们年龄较长，已入社会工作吧!为了培训干部，办了短训班，通令成都中等以上学校选送学员约二百人。由组织组派人去担任学员的分队长，他们怕学生，推给我们干。以后，成立成都各界、街道的抗敌后援会,根据成都市的地形，划为东、南、西、北四区，西、南两区的学校较多。谁到那区，我们请他们选择。他们怕学生，认了东、北两区;我们便担任西、南两区，正中下怀。我们也团结愿意同我们接近的组织组中的徐获权(改组派成都市主任委员)，他是中学教员，我们约他当干训班队长，参加西南区工作。我过去只有参加搞赤色群众运动的经历，不认为有中间群众，更不能与国民党员共处。在“省抗”工作后有转变，认识到这种共处是执行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左”的饶世俊也是这样，这说明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的转折，因此取得一定的成就。
可是，宣传组便不平静。组长廖有群(县训三期生)是个草包,他奉行邓汉祥控制群众运动开展的指示，说话又给结巴巴，便人听来只有几句不明不白的话。进步群众组织的活动都与宣传组有关，而廖育群的作法，如限制口号的提法，控制宣传队的数目和活动，删改歌曲、活报剧(无布景，在街头演出的短剧《放下你的鞭子》，这样，廖每天都与革命群众发生吵闹。同他闹得最凶的是川大的革命学生张宣。闹得不可开交时，廖便请钟汝为给他解围，但每次都以廖的失败而告终。
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内部的反应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来说也各有不同。如曹笃(叔实)在“省抗”成立前，与甘道生同志举行过一次会谈，曹说:“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只要抗日就好”!这位老同盟会员，仍有民主革命精神。陈炳光在西御街搞了一个俱乐部式的聚会场所，曹和少数进步青年常为座上客，曹满腔热情地同这些青年们闲谈，并不存在国共界限。陈紫舆早年追随杨阇公同志，同赴上海找过共青团中央，在“省抗”表现也好。另有一些人则不同。
不同的根本问题在谁领导谁。“省抗”开第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上，李琢仁(C.C)代表国民党省党 部 发言，说 抗 日运动必须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当场即遭到韩天石、邓名芳、张宣、侯泰阶等同志严肃、锋利地反驳，弄得李下不了台。从此，国民党顽固派便转入“地下”搞阴谋破坏。
“省抗”的成立，有助于开展群众抗日运动。能实现我党要求的公开化，合法化。成都是这样，重庆也是这样。
重庆市抗敌后援会成立后，重庆救国会分派一定力量参加，并且推动抗敌后援会的活动。初期，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战、抵制仇货、募捐慰劳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刚刚重建，各县还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抗敌后援会又是官办性质，不少地方便流于形式。但就整个说来，“省抗”还是起了促进抗日救亡的积极作用。我在此只提及两件事:一是胜利召开一次成都市民抗日大会，二是创办《国难三日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康乃尔来找我，同到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体育场，说准备召开市民大会。为防止军分校及反动派利用职业学生捣乱，要我通过统战关系找地方势力派兵保护。我转报了，第二次同康乃尔会面，告诉他地方当局答应派人分两层保护:一层由武装士兵守公园进口及公共体育场四围:-层由便衣人员插在场内和主席台周围。我俩沿体育场布置警戒位置。康乃尔又约我到祠堂街“努力餐”馆车耀先同志处具体商量。我们谈了布置情况后，康拿出一份大会主席团名单,说是三十三人，而名单上却只有三十二人。我问为什么?耀先同志说:“本来是我，你来了，让给你老弟!”于是，开会当天我担任了执行主席。 大会在体育场靠近通俗教育馆处草草地搭成一个主席台。开会前，主席台上来宾竟有省抗敌后援会代表、省党部的熊某(即省抗”组织组的那一个)。耀先同志同我商定，如果熊某讲谬论，我立请耀先同志发言，予以反驳。
会场中群众约万人，是“九·一八”火炬游行及欢送川军将士出川抗日大会以后的最大一次。这次由康乃尔在群众中担任总指挥。
我宣布开会，接着宣布主席团名单，在念了“林森(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蒋介石)”以后，便提高声音念:“毛泽东!”群众先是一惊，马上高兴起来，掌声如雷。这个名字第一次以合法的身份与成都群众公开见面了。以后的名字中还有朱德、周恩来。第三十二名是刘湘，最后一名是我(徐庆坚)。
熊某的讲话谈的倒是团结、抗战的内容，没有谬论，不需驳斥，第二天我们在“省抗”见面时，谁也没提开大会的事。
这次大会收到了动员市民团结一致支援抗战的良好效果。
至于创办《国难三日刊》一事，已另有回忆录一篇，不再详述，我只在这里表明几句:
与其说《国难三日刊》是由“省抗”派生的报纸，勿宁说是借“省抗”名义，由我党领导掌握的抗日救亡宣传品。它是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另一成果。
《国难三日刊》利用当时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和有利条件经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同意支持和成都市政筹备处(市政府前身)立案,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创刊，每三日出版一期。
报纸发行数目每期在万份以上，主要是通过省政府命令全川各县，及其所属区、乡、镇、联保、保都要订阅，因而发行面极为广泛。全川有上万个保成为基本订户，但没有一个保缴报费，实际是免费供应。因为内容具有“新、真、短、锐”的鲜明特点，发行面又广，具有强大的宣传教育意义和动员全民抗战救国的作用，为省内一切救亡刊物之冠。
它的第一版为重要新闻，由王达非编组。如中日战争的战报新闻，主要用上海、香港航空寄来的《全民抗战》和其它救亡报纸等以及各种渠道提供的可靠消息，一般不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这些新闻又经过王达非改写过。好在是三日刊，迟一点无大影响。头条新闻，往往与“中央社”某些假新闻不相同，真实报导战场情况，最受读者欢迎。除了刊载刘湘、张澜等首要人物在成都各界欢送川军出川抗敌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外，没有长篇社论和文章。
第三版《短剑》栏主要是由苏爱吾编写的。苏的文笔犀利、尖锐、辛辣。他针对一些干扰破坏抗敌运动的现象,用不到一百字的短文作深刻的讽刺。如成都部分中学校长座谈会片面强调“读书”为借口，决定限制学生参加抗敌活动。他就把我们背后戏称的“校长业同业公会”公开写出，标题为《校长业同业公会会议纪要》,文章是问答体:甲曰……，乙曰……。以刻画他们的各种面貌。“同业公会”本是当时商界组织名称，这就把所谓“清高”的一些校长们比作唯利是图的商人，把他们管的学校称为 “学店”。这些校长们大哗，而学生们皆大欢喜。每期都有类似《短剑》。
《国难三日刊》与四川和成都抗敌运动密切联系。许多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和骨干如韩天石、张秀熟、康乃尔等同志都非常关注，经常来社交换情况，表示支持:也登载过他们的来稿。张秀熟在我离开报社以后，他即正式参加了。洪沛然、熊唯知、蒋桂锐(江牧岳)等也都是本刊常客。由此，《国难三日刊》社又成为“省抗”的会外集合地之一。
三、刘湘出川抗战病逝后形势逆转
一九三七年冬初，刘湘出川赴抗日前线后，川康绥靖公署由王陵基暂代主任，四川省政府由秘书长邓汉祥代主席，按刘湘临行前的安排，组成了“绥省联合办公处”，常务成员除王、邓外，有傅常、甘绩镛，陈炳光，由王陵基负总责，陈炳光处理日常事务。
陈炳光组织的办事机构中，有组织科，钟汝为任科长，徐庆坚为科员。邓汉祥又将李仲阳、李崧仙、於笙陔等县训生挤入。
一九三八年一月刘湘在汉口逝世后，四川前进形势逆转。刘逝世后的第三天，邓汉祥就召集在省府工作的以及来成都述职的县长中的县训生，在其贵州馆私宅训话。徐庆坚闻讯不请自去。邓虽发现了我，但我亦为县训生，不好逐出。据邓谈，刘病危时，何应钦、张群轮班“看护”守在刘病榻前，他和绥署参谋长傅常，始终得不到与刘单独谈话的机会。邓谈及川局将来时，竟恶狠狠地盯着我说:甫公不该把军队交给共产党整顿，不该把“武德学友会”(注:这是刘湘团结上中级军官的组织，核心是“武德励进会”,主持者为郭秉毅同志)交共产党去办，留下了后患。邓这样说，当然是发出了逆流的信号。
不久，邓汉祥就以调整改组“绥省联合办公处”为名，将钟汝为和我排出组织科，把陈炳光外调第四区去当专员了。“省抗”因而无形解散。
当《国难三日刊》正在兴旺发达的此时，一九三八年三月，也突被顽固派邓汉祥掌握的省政府下令停刊。后经我地下党员同志积极活动争取，始得由绥署继续拨经费于同年五月复刊。再后又因报社改组后的继任社长刘东父、总编辑赵普矩(省府顾问)逐渐右转，加之绥署处理某事件时影响抗战，洪沛然执笔发表了一短评抨击，时任绥署秘书处长的刘东父即说:“我们出钱办的报纸来骂自己，停拨经费”，遂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被迫终刊。
注:本文叙述“党的重建”部分依据了《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地方党史大事年表》《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大事年表》两书征求意见二稿。
(一九八六年十月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