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二三事
徐庆坚
抗战爆发，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政府等党政军三方联合组成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并由省政府命令各市县组成抗敌后援会。这是官办的合法组织，也是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就。中共四川党组织决定直接参加进去，利用合法地位，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发展抗日群众运动。但是，也有逆流存在，所以在省抗敌后援会(以后简称省抗)中有团结，也有斗争，总的是国共合作。
笔者曾参加省抗的组织组工作。目前手中已无文献资料，仅就记忆所及写成此篇。望当年战友指正错漏。
一、从救亡到抗战
双十二的西安事变在全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在四川同样有影响，它促进了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党对刘湘统战工作取得胜利后有利于不断推进救亡运动，深入开展的必然趋势。党对刘湘的统战工作，已有不少同志写过亲身经历，我不再重复，应当补充一点，即党对刘湘的统战工作是多渠道的。有一条渠道还没有人提到，就是由甘树人同志与刘湘高级幕僚黄秋侠的联系。甘、黄保持随时的接触，在于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
还有一条可以间接对刘湘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做张澜的工作，我在甘树人同志领导下，与钟汝为同志轮流隔一天去看张先生(当时各方都是这样称呼他，张先生不要别人称他任何显赫的官衔),负有党的使命去陪侍张先生的,还有他的第二子张崿，我们三人心照不宣。我随时向张先生汇报群众斗争的情况，介绍有关人员与他见面，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代表等。张先生明知我们是干什么的，但他乐于接待。常见厅长之流向他告辞，他坐在椅上只说声“慢走”。对于我们，则一定送到阶沿，鞠躬相别。
有一天，甘树人告诉我:昨天蒋介石派专机运两个人来成都，当晚见了刘湘，拿一个有三百多人的人民阵线(复兴社分子对党领导下的爱国民主人士的称呼)的名册，要刘湘逮捕。刘湘没有表态。党领导研究，只有找张先生出面才能制止刘湘。指示我立即去找张先生。
我把情况报告和提出要求后，张先生手拂长须，沉默。我不敢打搅他，静候着。一会，他沉重地说:“你，（张有点口吃)你回去告诉你们那些人，放心!放心!”这是满意的答覆。张先生怎么做呢?
我向甘树人报告后，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甘到我处说:“你从省银行成都分行张先生住所出来后，他立即去刘湘处，刘湘非恭敬地接待了张先生。张先生还没落坐，劈头一句就是:'你、你要、要找、找死呀!’刘湘不明白是什么事，问清后也没有表态，只说“请先生息怒。’恭送之后，抓起桌上的茶碗掷在地上:“我今天这个样子(即是抗日反蒋联共)，张先生还不相信我。’马上叫侍从，把那两个人请来。”刘湘对他们说:“我在成都没有抓人的力量。”交还了那个名册，送每人两百元。并说:“两位回南京的专机我已准备好了。”这事，从侧面反映当时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做的深度与广度。
比统战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但因各有专著，这里不再列举。月前，韩天石、甘道生(林蒙)同我闲谈这段时期情况，都认为几次联合行动后，自然形成一种较有固定性的联合，即在建设晚报社、走马街叶雨苍教授家接触。我认为，“省抗”成立后，党指示这些救亡团体参加，由爱国有“罪”的不“法”团体变为合法的省抗组织进行活动。这样一来，构成省抗的群众基础，最重要支柱。
党运用统战与群众运动结合的方针，成都的抗日运动有一定的发展。在成都地区以外，有的还没有从“左”的单干风转过来，与当地抗敌后援会闹对立，前者成孤家寡人,后者死气沉沉，对比之下，更容易认识参加省抗的必要与正确。
二、剖视省抗
省抗号称委员会，委员有哪些人，什么时候成立，我手中无当时报纸，不能列举。
省抗由党政军合组，代表四川省党部的是陈紫舆，军政两方的是陈炳光，二人实际负责。下设秘书组，秘书钟汝为、游元亮，管大印的是郑远才。组织组组长周荫棠，副组长李仲阳，我约游凤岐、熊寿祺(唯知)、饶世俊(饶孟文)参加。宣传组组长廖育群。
秘书组是全会的头脑。陈紫舆曾与杨暗公代表CY(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上海找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加入共青团被拒绝(见《杨暗公日记》)，以后搞国民党改组派。他在国民党中比较接近我党。陈炳光是同盟会会员，刚卸任四川第五区专员，是个各方都不得罪的官僚。
实权操在钟汝为手中，钟与我同做张澜的工作，可是我不知领导他的是谁。钟能说会写，又作过教育厅的中教科长，他大权独揽，胜任愉快。游元亮是个老同志，省抗一切文告都出自他手。当时有些带着盖有省抗大印的证明文件去延安的，都是由郑远才私下给他们盖的。
组织组组长周荫棠，省党部委员，他在CC派中坐冷板凳，不过问组织组的事，两三天来坐一会儿。副组长李仲阳，省政府助理秘书，县训二期生(与我同期)从没有干过群众运动，多依靠我。省党部有一个姓熊的干事为周荫棠做日常工作。此外，省党部也找了四个人来，有个是搞工运的，有个是商人，一个专办党的，一个办团防的。为建立成都各地区、各行业的抗敌分会，这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谁去指导成立和核定分支会的领导人选，谁便占有那个分会。成都的救亡组织成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学校大部份在市区西南。工商界中没有组织，工商区主要在西北。我通过李仲阳提出分区负责的办法来讨论，我们四人又商定要他们先认占那区。这下，他们很满意，没有发生争论，占有东北两区。从此，分道扬镳，不再集中到组织组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中闲谈，有意识与他们四人接近，那位办党的人是刚从内蒙伊克昭盟来的，我们表扬他的抗日活动，他们觉得这几个共产党并不那么可怕，可能我们四人年纪都较长一点。
年轻一点的同志在宣传组就闹得组长廖育群常常下不了台，廖育群是县训三期的，是一个草包。国民党没有人愿意干象慰问修机场民工这类吃苦的事，但别人去干，他们又要对宣传的内容进行干扰。这样，宣传组的年轻同志常常与他争闹，而廖又说不出什么道理来。闹得最凶的是川大的张宣。廖育群没办法时只好请钟汝为帮他解决，实际是他输了，这是团结的一面。还有斗争的一面。斗争的中心，是省党部个别人企图把领导权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中对“省抗”态度各不相同，曹叔实是同盟会成员，还带有老革命者风格，在“省抗”成立前，他与甘道生作过一次合作的谈话。曹说:“不管国民党、共产党，只要抗日就好。”“省抗”成立后，他没有具体负责，但常于下午在西御街陈炳光设的一个聚会点同青年闲谈。有部份不参加，态度不一。其中有个叫许xx的在“省抗”一次大会上，公然主张“省抗”应由省党部单独领导而不是各种团体的结合。立刻遭到在场的韩天石、张宣、邓名芳(女，留德学生)、侯泰阶(侯方岳)的强烈反驳，驳得许xx无言可对，以后不再开大会了。虽然如此，国民党中还有部分人或明或暗进行领导权的争夺，或搞破坏。诬陷康乃尔的稻草案便是一例。
三、主席团中有党的领导同志
成都革命群众离开“省抗”，单独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我不知道是由谁筹备主持的。只是康乃尔通知我，要求通过统战关系，要治安当局派武装保护，防止复兴社、军分校、军训职业学生等冲会场。我转报甘树人，他与黄秋侠联系。商量结果，治安当局派武装兵守会场外围，两层便衣保护主席团。
开会前一天下午，康乃尔约我去观察地形，布置警戒。之后，同到努力餐，康乃尔拿出一个三十二人的主席团名单，要在大会上通过。刘湘名列三十一，最后一个没名字，是执行主席。车耀先说:“预定是我，现在你老弟来当。”
开会了，我担任执行主席，车耀先也在主席台上。我宣读主席团名单:第一名林森(国民政府主席)，第二名蒋中正，第三名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在成都群众中公开合法化了。群众吃惊，先一怔，接着爆发了强烈的掌声。主席团名单中还有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在刘湘名字之后便是我。
群众大会特别邀请了省党部。我们研究过省党部来不来的问题。来，我们欢迎；不来便公开质问。来的人讲演不发谬论，我们欢迎；发谬论，由车耀先同志讲演时反驳，再请群众代表讲话专门驳斥，并由康乃尔预作准备。
省党部派“省抗”组织组熊干事来出席，熊没问我为什么召集这个会(我今天还是回答不出)。我请他讲演，他讲蒋介石说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团结抗战”这一套，没有谬论。车耀先同志的讲演是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容，也没有提国民党镇压救亡运动。总的一句，会场气氛热烈而和谐，表现出抗日团结的精神。
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到车耀先同志是怎样执行统战政策的。张清平(志和)正想上主席台，我出于江津“九·三”起义失败的义愤，正准备去阻止他，耀先同志从后面拉着我长衫，低声说: “老弟，统一战线!”这话真有极大威力，我改阻挡为欢迎。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召开这个大会的动机。
第二天，我同熊在“省抗”组织组见面，彼此同平常一样。
四、《国难三日刊》
“省抗”成立不久，在党领导下又办起《国难三日刊》。社址在大有巷。社长陈炳光，副社长兼总编辑钟汝为。编辑是王达非、游元亮、郭祖力、苏爱吾和我。郑永康和王某管发行，可以说是党领导下的清一色队伍。经费由省政府出。应当提出的是利用省政府的行政权力，把《国难三日刊》送到全川各县、各区乡甚至每一个保。当时四川有一百五十几县、五百多区、几千个乡镇、几万个保，发行数量达几万份。收回报费没有?我不清楚，大概是免费。
《国难三日刊》完全是编辑写稿。一个四开的报纸，全靠编写，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第一版是新闻，消息主要来源是自上海航寄的《全民抗战》等新闻刊物，省政府又提供一点电讯。根本不用中央社通讯稿，也不送新闻检查所检查。这一版由王达非编。头条是战讯，不只是新闻报导，而是带一点分析性质。这一版最受欢迎。第三版由苏爱吾编，他用他特有尖酸、辛辣的笔调写“短剑”一栏的百来字的短文，抨击干扰、阻碍抗战运动的不良现象。大家提供素材，由他选题执笔。如成都校长们搞了一个校长联合会，企图限制学生的抗敌活动。他称这个组织为校长业同业公会(商界组织称同业公会)。他写校长们开会时，“某校长曰”后，用一句话勾画某校长丑恶咀脸(可惜记不起原文了)。
《国难三日刊》没有长篇大论、长篇记述。只有一次例外，是《成都各界欢送川军出川抗日大会的报导》，记了刘湘、邓锡侯、中下级军官代表李召南、耆老张澜的讲演，占了一版。
由于按期出，内容短小精悍，报导正确，在成都的零售也达一千份以上。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上万份在四川是空前的。(笔者在重庆讨论省党史大事年表时特别提出要记《国难三日刊》，朱挹清同志马上支持这个意见。)
国难三日刊社又是一个活动中心，经常来的座上客有:洪沛然、熊唯知、康乃尔等，在我离开以后，张秀熟同志也常来。他们有时供稿，有时代笔写点什么。由于我中途离开，只能叙到初期情况。好在张老、沛然、永康健在，望补充。
“省抗”与《国难三日刊》是党在四川成都执行统战政策的重大成果，正确运用团结斗争策略的典范。它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好例子，应当有它一定的历史地位。
(一九八五、六、十三日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