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的前身，是国立成都大学，“成大”成立前，四川的高等教育的学校是高等师范学校及法专、国专、外专、工专、农专五所专科学院，“成大”的经费因系国立，由国税内拨款，而高师和五专院校系公立，经费由四川肉税开支，当年四川内战频繁，又系防区制，肉税均被各地驻军截留，故每年都有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斗争，省政当局为减少开支，不顾各界的反对，坚持“三大”合并(即成大，师大、公立五专科院)成立四川大学。所以说“川大”是在“成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1928年，我曾就读于国立成都大学。(即现今四川大学的前身)，现仅就我所能记得的片断作为回忆如下:
一、国立成都大学的兴办
张澜先生说:吾川之有大学，独后于全国各行省，在20年代前后，在成都的公立学校可以称为高等教育学校的是高师(四川高等师范学校的简称，后改师大)和成大(国立成都大学)，此外还有，四川公立法专(校址五世同堂街)，工专(学道街)，外专(奎星楼街)、国专(外南小天竺)和农专(望江楼侧，今日四川大学校址)。那时这五所专科学院，统称为四川大学，但无大学校本部的校址，学校行政由各专科院的院长负责，另外还有爵板街的志诚法专校，是私立的。那时说三大合并是指“成大”、“高师”和“公立五院”，当年执政诸公主张合并的目的，也是基于教育经费的原因，这也是三大合并时“成大”师生反对合并的原因。
“成大”的兴办，较“高师”和五所公立学院都晚，一九二五年才正式成立。一九二四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傅振烈，鉴于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已改为大学，四川仿效，经面报当时四川军务善后督办杨森，得其允许，决定停办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改设国立成都大学，并报请北京教育部备案。在皇城明远楼前悬挂国立成都大学横匾；以国立成都大学名义，在秋天招考文、理、预科生二百余人，实施大学六年制的教育。一九二五年，杨森发动“统一之战”，败退出成都，傅校长随杨去职。刘湘进成都任四川善后督办，赖心辉任省长，骋请蔡松佛暂代理高师校务。当年秋蔡以成都高等师范和国立成都大学两校名义共招新生一百六十多人，未明确分别那些新生属何校的规定。学校内部原高师学生均系公费，反对改为大学，而新招的两届新生又坚决要求改为大学，互相争执，斗争甚烈。
是年冬，刘湘在成都召开四川“善后会议”，成大党团成员李正恩、钱芳祥等在中共成都负责人刘惠庵、张秀熟支持下，积极领导成大学生会发动全校学生集队到“善后会议”请愿，历陈四川地大人多，应设立普通大学的理由。又聘前高师校长傅振烈报准北京政府教育部“改大”有案，以后又招两届新生的既成事实，要求“善后会议”：一、确定成都大学经费专款。二、确定正式校长人选，刘湘当即表示同意，赖心辉亦表赞同。“善后会议”接受同学要求，公众推举张澜先生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决议每年在盐税余款中划拔六十万元作常年经费。立即先拨廿万元。余款今后由“成大”向自流井盐务稽核所直接提取。并指定南较场前四川高等学堂校址和陆军医院房屋作“成大”校舍。会议未对高等师范学校的存废作时确表示，也未提由“高师’改办为“成大”的话。(高师后来也改为师大)这就回避了两校学生的争执。“成大”师生赓即列队欢迎张澜先生到校任职。四川第一所普通大学，就在张校长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
“成大”一、二、三届招生都是六年制。一九二八年第四届招生，将原来的六年制改为七年制，即三年预科，四年本科，我是这年秋以同等学历考入文预科的。那时学科分文科、理科两班，文理科三年毕业后，不再考试，即开入文学院或法学院的科系，我就是文科毕业后，升入法学院的经济系，院长是熊晓岩，理科毕业升入理学院，院长魏时珍。“成大”是三院一系，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体育系，我考人预科的时候在校的本科预科同学约八百多人。“善后会议”所指定的校址，又为军队侵占。成、师两所大学的同学均同住在皇城内(今省展览馆)，实在狭窄。一九二八年，省一中发生打死校长杨廷铨事件，学校被停办，师生员工全部解散。“成大”所招预科新生，曾一度借住该校。后来川军二十四军要在该地办炮兵学校和政治训练班，始将南较场地址退还给“成大”。这样“成大”校地除文学院体育系放在皇城内，其余理学院、法学院则全部移住南较场，直到“三大”合并。
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与成大的影响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名，而成都又可算是天府之中的天堂；但那时用于教育的经费，却少得可怜，有时各校连教师的薪俸都无钱发，往往是靠收学费来维持员工的生活，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所以往往开学行课二，三周后就停课闹经费，游行、请愿不断，一直闹到放寒假的时候，才能暂时停顿下来。本来自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上台，政变频繁，财政枯窘，百事俱废，那还顾得上教育事业。四川更是军阀割据，占山称王，实行防区制的地方，你有多大的军事实力，便占据少多县区，被占地方上的所有财政税收都由军队直接派员征收。为了争地盘，打内战，四川可说是年年都有战祸，田粮税甚至是一年数征，民国才十几年，而田税已收到六、七十年。其他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种烟的要抽禁烟税，不种的也要缴税，名叫“懒捐”。那年成都有家小报登出一付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剩屁无捐”，横额是“民国万税”。征税虽多，而教育经费却可以被任意浸吞，学校也可以变作军队的营房，就是年青的学生，也有被拉去当兵的，在这种情势下，教育界不得不被追起来斗争。一九二二年北京发起了全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这对四川教育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更是极大的鼓舞。在成都、重庆师生的游行请愿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下，迫使善后督办新兼省长的刘湘，承认将全川肉税(即屠宰税)拔作教育经费，并在报上宣布通令全川各军照办，规定当年“从四月一日起始以全省肉税划作全省教育经费，独立专支，各县教育机关直接征收，不假官吏之手”。大小军阀把持的四川，对这个决议和省署公文，当然是置之不理。甚而有的军阀如但懋辛等还通电反对。这就使争取教育经费的运动愈来愈烈，遍及全川。
成都是学校最多，学生最多，运动也最多的地方。兼之有共产党共青团的领导和组织，每次学运还把抗捐，抗税，反对劣币，独轮车夫罢工等等联结起来，由请愿游行进而罢课、罢工、罢市。记得有次在省一师(盐道街)召开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大同盟代表会议，各校革命社团的代表热烈讨论，一致认为: 要做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独轮车夫罢工(那时是因争公路行使权而闹事)才能给封建军阀以严重打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当会议正进人热烈讨论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军警，包围了整个教室，不问青红皂自，将在教室内的数十位代表都捆绑起来，男的一律背剪双手，女的将绳子从衣袖中穿过去，一个接一个的捆了长长的一串，押到督院街军警联合办事处，这样大批的逮捕学生，连串押解，在成都尚属首次，致使军警这次的暴行，哄动了全市，波及了全川。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在防区时代更是如此，军阀们年年打内战，苛捐杂税唯恐收得不够，划拨肉税作教育经费，自然成了一纸空文，学生要读书，自然要争取教育经量的独立。在那段时间，成都公立大专院校，开学行课二三周后，就停课请愿游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但成都大学每学期都能行课十八周才放寒暑假。“成大”因系国立，教育经费是拨的自流井(现自贡市)的盐税，当年定案，规定为每年六十万元，但校方每次能实领到的不过十万元，就是这十万元的盐税，还是靠张澜校长这个关系才能领到的。因自流井是刘湘的防区，而张、刘有师生之谊，才能把盐税截留下来，维持了成都大学的生存。
三、三大合并的有关原因
张澜先生对同学训话时，常提到:国立成都大学之设立，是几经艰阻困危，而后始抵于成，为时不过数载，学生即达八百多人，(三大合并学生是1500多人)全校三院科系有27班，海内外学成归国及本省名人专家在校任教者有七八十人，隐然成为西南人文萃聚的学府，在四川教育界堪称“一支独秀”!
校里的教学方针，完全是师法蔡元培办北大的方法，各科学术流派，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兼收并用，我是经济系的学生，经济系主任张禹九老师，他是以日本左派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为教材而讲述的。廖伯恺先生在预科讲社会科学论，揭示社会中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是无产者争取解放的手段。欧美留学归国的尹伯端、包华国先生讲民主政治学，国民党的熊晓岩和国家主义分子还聘为院长。后来在三青团当宣传部长的叶青，那时在主编校刊“科学思思”，鼓吹欧洲文艺复兴的启家思想，并为之贴上马克思学说的标签，如“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青年人现阶段是要多谈书，充实革命理论的认识等言论。张澜先生主张的“是读大学毕业后，要作为国家栋梁之材，读死书，成为书呆子，不是我所主张的”。他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如社会科学研究社是进步的学生组织，而国民党的“健行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这三个组织虽互相矛盾，但在统一的校园里.都是互相制约的对手，公开活动。张校长对同学是关心爱护的，如二·一六惨案发生时，“成大”六位同学，在军方毫无证据而又不经审问的情况下即遭杀害，张澜先生是义愤满胸的谴责军方的罪恶活动，甚而向川军的首脑提出辞职。后来皇城坝又发生了学生被捕的事，张校长在国民日报上发表言论，激烈反对，他说:学生在校，校方有保护教导之责，学生若有违法犯罪行为，亦应通知校方，由学校交人；无犯罪证据绑票式的捕人，学生没有保障，那能安心读书；并当即派法学院院长熊晓岩到军警处坐守要人。熊的态度强硬，义正词严，学生终于放了，但张先生也深遭当权者忌恨。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加之四·一二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蒋介石通令全国要消灭异党分子，重庆早已演出过三·三一惨案，这给成都的统治者早就想把张澜先生赶出“成大”，以便施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供了时机，另外还有一种急于想达到而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以“国立成大”的经费来办成都大专院校的教育，认为这是应付“争取教育经费运动”的好办法。
早在30年初就有三大学合并的传说，甚至谣传南京教育部已派来大学校长，住在春熙路青年会内。张澜先生因此愤而辞职离校回西充原籍休养，“成大”的同学是反对三大学合并的，但校内同学间党派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致使学校训、教工作十分困难，张澜先生对这点是深感失望的。教务长杨达章(张的女婿)对同学言谈中表示出，张校长认为近年来革命突进，政局屡变，政治无轨可循，而教育实首受其害。办党者以青年为工具，导致学生以搞政治为工作，于是党争政潮纷纷扰扰，而学校的重心，不在学校的教室，而在校外的党部，一个组织之中，派别既纷歧，主义信仰又各异青年人其境中，则进退维谷，办学者虽力持正义，终难挽救党派之恶潮，致张校长一时不能允诺回校复职。但同学是坚绝反对三大学合并的，因而组织起护校运动。大家想到他临去时训诫的要同学们认清形势，努力学习，他说:一般青年同学，现当革命时间，而不能不抱有革命的理想，造成革命的人才。但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的能力，才免得走入歧途，不致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生平研究中外政治书籍，又积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所以能创造中国的革命学说，断不能像今天说得来“三民主义”四个字的人，便叫做革命同志，贴几张标语，喊几声口号，发一篇宣言，就叫做革命工作。这些话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是多么地亲切感人。护校运动所以能取得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受张澜先生的伟大人格的影响是主要的原因。为了不给统治者以破坏学运的口实，“成大学生会”当即自行议定公约，以后不在学校内搞政治结社，又推选学生代表苏友农，梁造今等亲赴西充表达同学们挽留校长的真诚意愿。谁料一九三一年秋，省府当局以“整顿教育”为名，毅然宣布三大学合并，护校团经过月余的反抗、请愿，终无结果，当局还令学校提前放寒假，迫使学生离校。一九三二年春三校合一的四川大学从此成立。
四、结束的几句话
“成大”撤了，三大学合并了，学生的革命热情，在自色恐怖的打击下，也受到压抑，就是革命党团组织，也转人了地下活动，张澜先生后来也体会到，政治体制没有改革，一切正义的事业，造福广大人民利益的事业，是无法进行的，就是有爱国爱民的心愿，也无法实现。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休养生活，奋而投身到“民盟”组织中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为争取胜利而奋斗。有了新的中国，有了新的四川，也才有今天的四川大学。
(《武侯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