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在从事民主活动中，数次面临生命危险。但最惊险的是解放前夕，1949年5月24日发生在上海的这一次。
194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面临崩溃，垂死挣扎，疯狂屠杀民主爱国人士的白色恐怖时刻。1月23日上午，民盟主席张澜和秘书叶笃义、孙女张茂延三人到虹桥疗养院访问罗隆基。在出院时将由大厅走下面石阶时遇见了疗养院院长丁惠康。丁惠康与他们虽然素味生平，但他站在石阶下面看到张澜先生有疲惫不安的情态，就想到张澜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他立即建议，请张澜“住进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张澜想了一下回答说:“一星期后再来住院，好么?”丁院长毫不考虑坚决地又对他说:“不行!一星期后不会有一间空的病房，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不要回家去，马上住院吧!”.
张澜考虑了一下，然后他把手杖有力地向地下一顿，就毫不迟疑，反身过来，向病房走去。
张澜住205室，罗隆基住206室。
丁惠康院长不仅医术精，医德也高。为人急公好义，也爱国爱民。对张澜十分敬重。过去张澜到虹桥疗养院会罗隆基时，丁院长见他身体不好，曾多次劝张澜住院，被张澜婉谢。今见张澜同意住院，也就特别欢迎。虹桥疗养院是一所三层楼洋房，布置颇别致。丁院长的老朋友周瘦鹃为他办了一个盆景花园——香雪园。病人入园观赏，也有助于心情舒畅。
是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震动了大上海。5月12日，淞沪战役开始。
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心情尤为紧张。留在上海的民盟领导人，特别是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的张澜、罗隆基，成为他必须严密防范的首要对象。至5月10日，他怕张、罗逃脱，干脆下令派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到疗养院逮捕二人。
5月10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身穿军装，腰佩手枪，带领武装特务六人，来到虹桥疗养院，直闯进张澜、罗隆基两人的病房，叫他们集中到206号，说要把他们逮捕带走。阎锦文气势汹汹，他凶神恶煞似地问副院长郑定竹：“他们生的什么病，病况怎样?”郑院长说：“我是医院的郑医生，张先生患尿道感染和齿槽脓漏；罗先生患活动性肺结核和糖尿病，都病重不能离院。”阎略加思索后说：“如果暂不带走，必须有人担保才行。”站在旁边的副护士长张刚女士就指着郑院长说：“为张、罗两位治病的郑医生就是本院的副院长。”郑定竹毫不犹豫表示：“我可以担保。”阎锦文即进一步威胁说：“你肯不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 郑院长毅然回答：“可以。”接着，即跟他们一起走到西病房护士办公室，写出书面担保，签名盖章，面交阎锦文。经阎锦文用电话请示后，改为拘留院内。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两人暂时寄押在206号病房，隔壁空出一间病房，特指令两名特务住院驻守，日夜轮班，严密监视。并把张澜、罗隆基两人房间相邻的二楼北部划为禁区，除布置士兵不分昼夜地轮班警戒外，还将门向楼梯口的一间房辟为侦稽队的办公室和瞭望哨，使任何上楼的人都在监视、盘查之下。仅限郑大夫和护士可与张澜、罗隆基接触，经再三请求，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张淑延才被允许“探禁”。阎锦文本人每天每夜亲来巡视数次，从不与张澜、罗隆基谈话。张澜、罗隆基曾经问他：要关闭到何时才审讯? 阎锦文置之不理。以后据他说，他当时确实不知“上面”的意图，他只是受命不许张澜、罗隆基逃走或被人抢走。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虹桥疗养院，正在阎锦文所在的警备三大队的辖区内。张澜、罗隆基被监禁约一星期后，阎锦文被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找去面授机密要事：叫他酌情设法把他管制中的张澜、罗隆基二人救出虎口，既不能让国民党杀害，也不能让国民党劫往台湾，一定要保证他俩的安全。据阎锦文说，在上海干他们那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海”(即参加了帮会)的。按帮会的组织系统，他的“头头”是杨虎。他们之间的纪律极为严格，杨虎的命令他必须绝对服从、执行。杨虎为什么要救他俩呢? 原来杨虎虽曾于l927年“四·一二”事变中对蒋介石效忠，但以后和蒋介石搞翻了。他一直不得志地在上海作寓公，玩帮会，做生意。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返延安之前不久，曾设法托一位地下党员向周恩来致意，表示他愿戴罪立功，为革命事业出力，请周先生予以接见或加以指示。周恩来考虑后，没有和他见面，而是请那位地下党员向杨虎转达了这样的回音：杨先生的意愿值得欢迎；杨先生如真要皈向人民，效力的机会一定很多，请稍等待。到了解放军包围上海时，上海的海、陆、空交通全在蒋家魔掌中，上海一些朋友的安全处于危险状态等情况，周恩来都知道，于是经由上海地下电台发了一个电报转杨，大意是，杨先生为人民出力的时候到了，下列诸先生务请营救。杨虎受中共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之托，向阎锦文亲自交待了如张澜、罗隆基二人被捕，则由阎锦文负责营救，阎锦文接受这一任务。
阎锦文奉杨虎的这一绝密指令后，不是不动声色，而是装得比过去对待张、罗更凶恶了。他常到罗的房间里故意高声叱骂，让室外的执行看管的士兵听见。他来院巡视检查的次数也增加了。有时亲值夜班，以示加强戒备。他如暂离时，一定叮嘱看管士兵，时局更紧了，要警惕有人劫狱。如他本人不在，而有人冒充上面派的人来提审或转移这两个要犯出院时，务必拒绝，必要时开枪抵抗。阎锦文当时最担忧的，是怕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忽然把张、罗两人提走，转移拘留地方，增加他营救的困难。
自从张澜被寄押在病房之后，郑院长就借看病的机会，与他们互通消息，一面劝阻来客探望，免受牵累，一面通知民盟叶笃义设法营救。叶笃义闻讯后，即多方奔走，曾通过美国领事馆等渠道，邀美国友人来院探望，以扩大影响。在此紧要关头，特务对叶笃义的搜捕也日益加紧，郑院长从驻院特务口吻中得到这个消息，想立刻通知他，但又找不到他。正在焦急、纳闷，一天，叶笃义进入医院门诊室，与郑院长相遇，郑院长立即把他拉到一旁，轻轻地告诉他：“特务正要抓你，赶快躲避，千万不能逗留!”以前郑院长把营救张澜、罗隆基的希望寄托在叶笃义同志身上，现在又叫叶笃义躲避，郑院长的心情十分沉重。承担这样的风险，而自己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日子一天天过去，风声越来越紧，形势紧急，在此无可奈何的时候，郑院长筹划着和张澜、罗隆基同逃。虹桥疗养院有个后门，门锁陈旧不堪，极易打开，这一情况，只有郑院长清楚，他想从这里带张澜、罗隆基同逃，并把这一设想偷偷告诉他们。张澜、罗隆基认为白天不能露面，晚上又戒严，就是走出去，路上仍难通过。这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郊区，炮声隐约可闻，郑院长内心焦灼万状，为张澜、罗隆基的安全担心、着急，徒叹奈何。
每次阎锦文来院，总是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有次，阎锦文曾向罗隆基透露有营救他们之意，这种话谁敢相信呢?
5月24日下午7时，毛森命令阎锦文：限晚上9时以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中一艘轮船上。阎锦文明白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的最后一只船，要把张澜、罗隆基劫往台湾。阎锦文认为这是他完成任务的时刻到来了。时机已经非常急迫，阎锦文奉命后即于晚8时派他手下的一个彪形大汉揣枪坐于张澜、罗隆基门口，下令说:凡有不奉命令而入张澜、罗隆基病房者先枪杀之，因为军统亟欲得张澜、罗隆基而甘心，而阎锦文非军统，怕有人捷足先登。阎锦文于晚10时来到虹桥疗养院到张澜、罗隆基室内，大吼：“ 现在我奉令把你们立刻押送上船，你们赶快收拾一下你的衣物。” 张澜问上船到哪里去? 阎锦文答不清楚上面的意思，大概是去台湾吧。张澜立即坚决表示：“我宁可死也不去台湾，你要枪毙我，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又低声对罗隆基说：“我是按杨虎的指示来救你们的。你们听我的安排好了。”但张澜、罗隆基是时仍不信任他，阎锦文急得满头大汗地说:“再不走，我将和你们同归于尽，后面的追击者就要来到。”但张澜、罗隆基看不到营救的凭据死也不肯走。罗隆基低声问阎锦文：“你有什么凭据，使我相信是杨先生叫你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急得浑身冒汗。这样僵持了一分钟左右之后，阎锦文急中生智，一面高声大骂，使楼梯口的士兵听得见；一面用罗隆基床边的电话机，给杨虎的夫人田淑君打电话。阎锦文知道田淑君曾和罗隆基在交际场中相识。事有凑巧，电话不仅打通了，并且接电话的人就是田淑君。阎锦文低声请她亲口对罗隆基说一句话，使罗隆基放心。罗隆基从阎锦文手里，接过耳机，听清她说：“锦文确是老杨叫他帮助你们，你们听他的没错。” 这才证实了阎锦文是真来营救的。于是阎锦文又开车将张澜、罗隆基一同接出，在戒备森严的马路中行走，阎锦文除应付口令外，指着张澜向步哨说:“这是我的爸爸，这时候还要赶着安顿了家才能走，真是苦啊!”阎锦文就这样将他们掩护着带到了环龙路9号杨公馆。他们到杨家后，一切按原定计划进行，一面叫杨家的几个武装保镖加强警卫，一面把张、罗安置在地下室内休息。阎锦文肯定当夜解放军会进市区，在张、罗抵杨家与解放军到环龙路之间的时间相距，他料定不过几小时，假如在这短时间内国民党来捕人，他本人(他能双手开枪)和保镖们就尽力武力拒捕。至于把张、罗放在地下室内，为的是防止遭流弹。张澜、罗隆基至此脱险。而此时，市区还正在激战中。
特务们绝望了。虽已脱离虎口，但国民党特务在撤退中，对于张澜、罗隆基还是不肯放松一步。第三大队在江边等阎锦文带张澜、罗隆基不至。于晚11时对撤退中的全体特务人员下令:即时捕拿张澜、罗隆基、阎锦文三人，并悬赏30根金条，每人价10条。据说特务们曾搜查到翌晨三时未获而去，江湾最后起飞的一驾飞机就是为着等候这些特务们的。
沪西区解放了，当苏州河以北还在对峙时，沪东区还在通缉携逃两要犯的阎锦文。
而这仅仅是营救张、罗的一条渠道。还有一条渠道是：1949年春，曾庶凡(1927年参加共产党，民盟中央委员)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西南起义问题去上海。行前，与张志和(1927年入党，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盟省委主委)研究到上海如何营救张澜的问题。
张志和想到过去的部属谢伯周(民盟盟员，曾任乐山新十七师参谋处长)的弟弟谢心通在上海很活跃，就托谢伯周写信由曾转交谢心通，请他设法营救张澜。谢心通当时住在上海岳阳路195弄5号，他在中共党员卢志英的合作下，组成了一个“民有公司”，作为对外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他本人则挂了一个“国民党淞沪区指挥部少将高参”的空头衔。“民有公司”是抗战胜利之初在中共党员卢志英的支持下组成的，开始由谢心通任经理，后谢同卢志英去浙江，改由何培荣负责。
曾庶凡去上海找到谢心通后，谈到营救张澜的事，谢答应尽力去办，并同何培荣研究情况。
何培荣时任上海新城区成都路警察分局局长。他与谢先摸清了在虹桥疗养院监视张、罗的军统特务。看守负责人是阎锦文，而阎又是杨虎的亲信。摸清情况后，于是进一步找人做杨虎的工作。结果找到杨虎的私人英文秘书孙履平和农工民主党成员王季一。孙、王向杨虎谈了此事，杨便嘱附阎锦文要保护张、罗安全，到必要时将张、罗放走。
解放军进逼上海时，谢心通、何培荣担心在民有公司联系不安全，便改在上海大通路美孚石油公司经理王致祥(何培荣的亲戚，杭州人)家联系。就在此时，何培荣介绍李明同志和谢心通见面，李说他是奉周恩来之命来营救张澜的。这样，从两条路来营救张、罗的人便巧妙地汇合在一起。当时在场的，还有孙履平、王季一。
孙、王、谢、何四人商量后，由何培荣、孙履平安排李明与阎锦文见面商谈。后李明也同何培荣一起到岳阳路谢心通住地研究情况。
后情况愈紧，上海江宁警察分局局长李文俊得到消息说，毛森派人到处找谢心通与何培荣，要谢、何赶快躲起来。谢、何于是躲在洼水路王致祥的另一亲戚家里。
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谢心通接到何培荣的电话说，怕毛森把人弄走。李明要到岳阳路来商谈事情，谢便转回岳阳路等待。李来后言及借汽车接人的问题，谢立即叫司机何福把深灰色的顺风牌汽车准备好，送李先生到虹桥疗养院去接病人。而这汽车便是停在疗养院接应阎锦文的汽车。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当天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对张澜脱险作了专题报道。
大难临头的时候，遇到了阎锦文的张澜和罗隆基无疑是幸运的。面对失败的命运，蒋介石在败逃台湾前后曾经下达了多个暗杀的命令，甚至连介绍杨虎与周恩来结识的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也死在特务的枪下，在上海活动的黄炎培次子黄兢武也被特务活埋在监狱里，而张澜、罗隆基能够安然脱险，并担任了新中国的重要工作，阎锦文在其间的作用是巨大的。
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解放后，阎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专员。他每次到北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都必设家宴招待，以张澜家宴的规矩，都是由其夫人代为接待的，但只要是阎锦文来，张澜都一定会亲自作陪。这对阎锦文来说也是一种殊荣了，由此也可看出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给张澜留下影响。后来阎锦文更是以上海大中华橡胶厂驻华北机构负责人的身份长驻北京，并受邀担任了宣武区政协委员。阎锦文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以他营救张澜、罗隆基之日算起，由此他获得离休干部身份，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