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艰辛的童年

      2. 勤耕苦读的山里娃 

3. 一双布鞋

4. 秀才娶亲

5. 民主生涯的起点

6. 尊经书院的高材生

7. 不怕死的四川人

8. 成都六君子事件

9.  智拒邓知县

10. 官府其奈表方何

11. 创办女校，解放妇女

12. 面对屠刀与赵尔丰抗争

13. 冯旅长拜见张校长

14. 忠孝不能两全

15. 张省长走亲家

16. 土匪王三春义拜张省长

17. 丘八怕丘九

18. 川北圣人

19. 学生体育运动的倡导者

20. 半明白先生

21. 一次难忘的作文比赛

22. 成都大学校长

23. 成都2·16惨案

24.  威武不屈斗杨森

25.  张表方做寿

26.  张澜在国民参政会

27.  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

28.  成都慈惠堂理事长

29.  一身正气，为民做主

30.  建华中学校长

31.  毛泽东三顾特园(上）

32. 毛泽东三顾特园(下）

33. 生死置之度外

34. 张澜在上海

35. 朱德总司令最敬重的老师

36. 家风

37. 参加开国大典

38. 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39. 八十大寿

40. 光辉人生

      一、艰辛的童年

清朝年间，在四川东北部有一个叫西充县的小县城，棣属顺庆府。曾有人编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好大个西充县，走弄才看见，大堂打板子，全城都听见。”可见西充县城之小。在该县西北角与南充县交界之处，有一条贫瘠的小山沟，三面依山，沟口临河，外形如同当地人常用的陶罐，且因沟中的居民都是张姓人家，故名张观沟（俗名张罐沟)。张家住在张观沟的上端，所住的三间正房和两侧耳房，乃是川北农村普通的瓦顶篱墙农家院。这里依山面水，风景如画，后山和流经沟前的西阳溪蜿蜒曲折，流水潺潺，一派田园风光。张观沟一带民风淳朴，但土地贫瘠，是名符其实的穷乡僻野，百姓生活贫苦，即在丰年，“富民无尽食白米之家、”“贫者更数月不得白米一食”。西充竹枝词说:“借问平时糊口计，可怜顿顿是红薯”，又说:“ 红苕酸菜半年粮，一遇灾荒饿断肠”。红薯是西充人的主食，所以西充历史上曾被称为“苕国”。

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就在这天早晨，王氏与往日一样，天还没有亮就早早的起床，很快的做好了早饭。她正准备到地里干活，突然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额头直冒冷汗。正在此时大儿子张从善走了进来，看见母亲躺在灶前，马上就与大姐一起把母亲扶到屋中的床上躺下。王氏根据经验知道自己快要临盆了，对从善说“快到邻村请刘大妈”。刘大妈有着丰富的接生经验，张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她接的生。很快刘大妈来到了这里，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工作。辰时（7----9点）屋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张澜就诞生在张观沟张家大院的一间不起眼的偏房里。

    张澜出生的头天晚上，父亲张文倬太困乏了，他不由得和衣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睡梦中“忽然雷鸣电闪，乌云铺天盖地而来。天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大雨倾盆而下，山坡上流荡的洪水，山沟里的溪水，一下暴满了整个张观沟。不知怎地，家里的人一个都看不见了。他着急了，大声地喊着家里人的名字，可是却没有人应声，在茫茫的大雨中只有他孤单单的，看不到家中和村里的一个人。洪水迅速地猛涨着，很快就淹没了田野、房屋。张文倬只得朝房后的山岭上跑去。到了山岭的顶上一看，除了他站着的那个地方外，周围全是一片汪洋大海，波涛掀天。突然，他发现在滔滔的洪波之中，有一叶小舟在波涛中随波逐流，一浪接一浪地将小舟朝他面前推来。小舟之中好似有一小儿，双手紧紧攀住颠簸不已的小舟船舷，在大浪中摇来晃去。仔细一看，又好像是只有一叶小舟，里面没有人。一会儿，波涛将小舟推到了他面前不远的地方，他正要看看舟中到底有无孩子，忽然一个大浪打来，小舟飞起朝他头上落了下来，他吓得‘哇’地大叫一声。”先生惊醒。第二天张澜出生后，文倬遂为新出生的孩子取名澜，字表方（方舟之意）。

   人口众多的张家，家境十分贫苦，不仅吃穿艰苦，就连家中用来睡觉的床都不够。一大家人只能将就着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耳房里的几张床上挤着睡，有时连翻身都很困难。张澜出生后，就睡在一个装谷子的长箩筐里面，睡在箩筐很不舒服，冬天还能将就过去，到了夏天，那日子就甭说有多难受了。睡的是箩筐，吃的是玉米糊，幼小的张澜就是从箩筐里开始了他人生道路的第一段旅程。

    襁褓中的张澜，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虽说家庭人多，但母亲王氏却是十分细心地照料他。白天，王氏到地里干活，就把小张澜用带子捆起背在背上。到了地里，王氏就将张澜从背上解下来，放在一个她既能看得见，听得到，又有树荫的地方让他躺在那里自在的玩耍。日落，王太夫人再拖着疲乏的脚步把张澜背回来。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寒来暑往，时间易过。张澜在不知不觉中已五岁了。

    由于家中人多地少，偌大一家人只有4亩薄田，虽有父亲教馆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但对于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张家来说，仍然是入不敷出，有时连饭都吃不起。家中常年以杂粮、红苕、瓜果蔬菜为食，一两个月都见不到一点白米，日子过得苦极了。张澜等年幼兄弟经常上山拾别人丢弃在地里的红苕鼻子回家煮熟吃。张澜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或赤脚，或草鞋，常年穿补丁衣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衫、一条新裤子和一双新布鞋。张澜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都是在半饥半饱的生活中度过，严冬时节还穿破单衣，赤脚，在寒风中颤抖。乃至几十年后，张澜先生都爱说:“我是吃糜儿红苕长大的。”

张澜是一个很勤快、爱劳动的好孩子。从5岁开始，每天很早就起来去捡狗屎和牛粪。父母还特地用竹子为张澜编了一个小畚箕，做了一个长三角形的粪刮子，每天天还没亮，他就掮着小畚箕，手拿粪刮子出门去捡粪。年龄稍长张澜就开始放牛砍柴。每天早饭后，张澜就背起小背篼，里面放上镰刀，与其他小伙伴一起赶着水牛上了山。小伙伴们一到山上，就让牛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自由地吃草。他们则在一起割草、打闹、玩耍。下午他们把牛赶到小河里泡水，自己也光着小屁股跳下河里游泳，不到太阳下山，谁也不想出来。与其他孩童一样，儿时的张澜也喜欢嬉水玩耍。流经村口的西阳溪成了张澜和孩童们游泳、打水仗的战场。有一块长达丈余，高二米，重达数十吨的巨石伏卧在沟口的溪中，远远望去像一只青蛙，此石被称为青蛙石。童年张澜与小伙伴们夏天常在此跳水、晒太阳，打闹、嬉青蛙石。一天，嬉水完毕的张澜把才洗干净的衣服挂在小河边的古黄葛树上，自己站在青蛙石，一首诗脱口而出:“千年古树当衣架，万里长江作浴盆。”这首诗表达了张澜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远大的抱负。

  二、勤耕苦读山里娃

    张澜满7岁了，正是读书求学的年龄，虽然张澜很想读书，因家中很穷，父母不能送他到学堂读书，只能在继续在家里干割草、拾柴、放牛等农活，以减少家庭负担。小小年纪的他，求学心切，上进心强，经常把牛牵到父亲教书的书馆附近，拴在大树下，让它吃草，自己悄悄站在书馆外边偷听父亲讲课。有一次，当他正在书馆外面专心听课时，牛跑到书馆旁胡姓农户的地里吃豌豆苗，还吃掉了一大片，张澜发现后急得哭着找那农户认错。那农户问明原委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他不必伤心，还鼓励他勤奋学习。

    张澜太想读书了，终于有一天，张澜鼓足勇气告诉母亲，他想到父亲的书馆读书，母亲认为他年纪尚小，父亲给他些家教即可，长大再去书馆念书也不迟。张澜为此伤心落泪，于是又去告诉父亲。父亲以为他是闹着玩，随口答应，却再无下文。

张澜依然常常到书馆外偷听父亲讲课。一天，张澜去教馆时，正遇上课间休息。“张三（张澜在兄弟间排在第三)，你又来听你爸讲课?”一位王姓的学生问他。“张三，你天天在外头听课，啷个不带本书哇?”姓王的同学又问道。“我没得书”张澜答道。“啷个不喊你爸给你买一本嘛?”姓王的同学好奇地问。“家里面人多，没钱，买不起” ，张澜低着头小声地答道。姓王的学生同情地看着张澜，沉思了一下说:“张三，你这样喜欢学习，但又没得书读，好恼火哟，我倒有一本《论语》，但只有一半，而且很破烂了，不知你想不想要，想要的话，我就送给你。”“真的呀，烂了不怕得，我把他补起就是了。”张澜听到姓王的同学肯送书给他，高兴惨了。姓王的同学立即回到教室里，很快就将那半部《论语》拿出来给了张澜。张澜如获至宝，回到家中，小心地将书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细心的把书折皱的角一页页整理好。然后，又找了些父亲写字用的黄裱纸和米汤，将破烂的地方一一补起来。放牛时和晚上回家都捧着书读，舍不得放下，此后张澜常常捧着这半部《论语》有空就读，不懂就问，哪怕是再难的语句，他一定要弄懂，不求其解不肯罢休。不久就把半部《论语》背熟了，令父亲大为惊叹。

父亲见他如此用功，便问他能否记住所教的内容，张澜自信地把父亲所授，朗朗读了一遍。父亲听完后十分高兴，于是就答应张澜到书馆学习，农闲时带他到书馆去旁听。得到父亲的首肯，张澜高兴极了，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论白天晚上只要有空就读书，经常学习到忘我的境地。《四书》、《五经》全记下，出口成章神童娃。

张澜读书很刻苦，听讲又专心，比学堂的学生们学得还好。同学们不懂的都去去问张澜，请他讲解。张澜热心地帮助他们一直到他们弄懂为止。学生们都喜欢他，看他没钱买书，就将家里的旧书或破损的书送给张澜，张澜拿回家粘补好了读，养成了爱惜书的好习惯。张澜喜欢帮助人，邻居和乡亲们有什么困难，他主动帮忙干，有什么要他去干，他总干得很好，大家都喜欢他，知他爱读书，家里存有好书的同学也乐意借给他看，这样张澜虽然住在深山沟里，还是读了很多的书，知识很丰富。

有一年中秋节，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张澜学习兴趣正浓，母亲经多次催促未果，就将糍粑和红糖水端至张澜书桌前。张澜手拿糍粑边看书学习，边沾糖水，竟将砚台中的墨水当着糖水沾上，吃得满嘴是墨。母亲拿碗见状，大笑，张澜莫名其妙，母亲将镜子交与他，他看了才恍然大悟。

张澜天资聪明，读书刻苦，学业优异，尤喜诗词，深得父亲喜爱。父亲对他寄予厚望，把报效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除了给他讲《四书五经》外，还精心教授经史词赋，同时还给他讲《木兰辞》、《正气歌》、《满江红》等诗词和历代爱国爱民英雄人物的故事。张澜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因而能在后来以救民济世，振兴中华为己任。

但张澜的理想并不是成为一名庄稼汉，也不是仅仅像父亲一样做一个私塾先生，他在少年时代就向往嘉陵江、长江、向往大海、向往外面的世界。他仍然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路，他追求是通过科举来实现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便名扬天下。一可光宗耀祖，二可为官为仕。古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并称三余。读书人所有余暇皆用来博览群书、广纳学识，被人们慕为三余广学。张澜便是如此广学之士。科举仕途，读书人趋之若鹜，张澜也和其他读书人一样，呕心沥血地攻读，欲通过科举来成就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张澜十分喜爱读书，像四书五经这些文人必修功课，他早已熟记于脑中。他还特别喜欢读历史和政论方面的书。父亲的藏书早已不能满足他，因为穷买不起书，张澜只好四处借书看，方圆十里读书人家中的藏书都被他借阅了一遍。因为张澜的人品好，守信用，所以有书的人家都乐意把书借给他。张澜还曾到二十里外的西充县城的李举人家借书看。后来，张澜自力谋生以后，家里存了很多的书，张澜喜欢读书和藏书，成了他一生的爱好。他经常一个人在家看书，一坐 几个钟头，对古代名家学说以及近代的各种著作都读，如果有客人来了,谈到有那篇新发表的文章或新出版的书好，张澜就一定请他去找来看。无论是书或者是文章，看了后总要进行探讨，并将自己的意见写在书页上，把书中重点和精神的词句旁边打上圈圈，点点，反复看几次。

 一天，张澜正读书之时，忽然晕倒在地，浑身滚烫发烧，母亲尽心照料，病情虽缓，但仍不痊愈，家里人都很着急，而张澜更急，躺在床上也在看书。后来村里来了一个江湖郎中，家里人将其请来，告知张澜的病情，郎中给张澜把脉望舌后，随即开了一剂药。张澜服药后吐出一口浓痰，顿觉心定气舒，而后又连服几副药，渐渐病愈。之后，张澜更加努力用功学习，似乎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就这样张澜努力的学习四书《四书》、《五经》，念着“子曰”，长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貌，品学兼优，儒雅斯文，身上更兼有父亲的正直端方和母亲的克勤克俭。张澜一天天长大，由少年走进了青年，走向了成熟。

   三、 一双布鞋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张澜时年22岁。就在这年2月，张澜第一次踏进科举考场参加童试。

赶考的头天晚上，母亲把他叫到房里。“三善，这次到县城赶考，希望你专心致志做篇好文章出来。别的我不懂，也说不出其它，你爹是秀才，你二哥也是秀才，我希望你也能考中秀才，取个功名，日后也好有个好的前途。”

张澜听了母亲这番说话，忙笑着应答道:“妈，我一定牢记您的话，考个秀才回来让您高兴。”

“你从出世到今天，从来没有穿过一双新袜子、一双新布鞋，不是妈不疼你，只因家里穷，你的哥哥姐姐多，我实在顾不周许多。这回你到县城去赶考，是件大事，我特地凑了些钱，买了布，做了一双布袜子，还做了一双新布鞋，来，你穿上试试。”母亲一边说一边从衣橱拿出一双亲手做的新布鞋叫张澜穿上，希望他前程如锦。

“妈，赤脚草鞋多少年来我也习惯了，不是也挺好吗? 你何必用省吃俭用积下钱来替我买布做鞋袜呢! 还是让哥哥他们穿吧。”张澜把鞋袜推了回去。

“赤脚草鞋哪能进考场? 你快穿上!”母亲坚持要儿子穿上。

张澜不敢再违拗母命，只得穿上了。母亲又叫他在房间里走走，问他大小怎样。张澜从出生到22岁，穿新鞋袜还是人生中破题儿第一遭，在此之前不论春夏秋冬，张澜都是赤脚大仙，很少时间穿草鞋，更不用说穿布鞋。虽然尺寸大小不会错，但新鞋袜又紧又硬，很不习惯，一双脚像成了鞋子的楦头一般被紧紧地箍着。可是，这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一片爱心，哪能让母亲不高兴? 难过也要说它舒服，于是张澜笑道:“妈，正好合脚，正好合脚。”其实他已经微感趾头胀痛了。

有一次，张澜看见母亲打草鞋时，在草鞋上扎上一些布条。就问母亲为什么要扎布条，母亲说因为家里穷，你从未穿过布鞋，在草鞋上加点布条，也算了此心愿。母亲还答应他参加科举考试时，给他做双布鞋，一则体面，二则带来好运。现在，望着母亲手中包含着家人希望的布鞋，张澜的心灵受到震撼。

第二天一大早，张澜高兴地穿上了母亲为他亲手做的新布鞋，提了行囊，从西充县召善沟出发，第一次离开家乡、走出大山，独自一人来到顺庆府参加科举考试。从召善沟到南充县城有80多里路，由于第一次穿新鞋走这样长的路，新鞋又紧又硬，张澜很不习惯，真吃了不少苦头，脚趾打了好几个大血泡，后来灌脓成疮，留下了几个疤痕。

清朝的科举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张澜此次参加的就是院试，也叫童试。院试是清朝时各省内的科举考试，由提督学政主持。院试前，进行县、府（州）考试，府县考试每三年两次。县试是最低一级考试，每年二月，由知县主持考试。来县里考试的叫童生，县试根据人数的多少分为五场、六场，录取若干人参加府试。府试合格后参加院试。院试合格录取若干，考上学院了叫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分为三类，一类叫廪生，是正额录取，可以从国家仓库取得禄米；二类叫增生，是正额以外录取，当廪生不足时，可以增补为廪生；第三类叫附生。

张澜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没有让自己失望，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以顺庆府第十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增生)。因张澜学习努力，每年考核都是优秀，于是两年后，张澜被增补为廪生。

回到家中后，张澜脱下新布鞋洗干净珍藏之，只有逢年过节或遇到喜庆的日子才 穿一两天，一为纪念一为节约。这双布鞋对张澜而言特别珍贵，在以后从事民主革命工作的岁月里，张澜随身携带的箱子里，除了装着几本书，就是一件旧毛衣和这双布鞋。

五十五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张澜身着长衫，穿着这双旧布鞋，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见证了人民共和国诞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张澜，就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毛泽东主席看见张澜时，不经意地朝下一瞥，见张澜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心想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好歹也该穿双皮鞋，怎么穿了双布鞋呢? 表老真太节俭了。再一看，鞋虽是布的，却还新，但样式却很老旧。以前张澜当省长时,被川人称之曰“布衣省长”，今天张澜当选为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仍然节俭的好传统，真是难得呀! 毛主席想了想，没有说什么，只是对张澜笑了一笑。毛泽东主席哪里知道这双布鞋已经有55年的历史了，对张澜而言，这可是他的至宝呀! 这一天张澜精神饱满、红光满面，他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生的凤愿、一生的追求，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今天得以实现。张澜穿着这双布鞋走过晚清、民国，今天他特意穿着它参加新中国成立的盛典，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双布鞋更显得特别珍贵。

  四、 秀才娶亲

    1894年，22岁的张澜考上秀才后，张澜的父母开始商量起张澜的婚事。“孩儿他爸，三儿的年龄也不小了该成亲了，现在秀才也考中了，再不提亲，恐怕别人要笑话我们家了。”王氏对丈夫说道。听着妻子的话，张文倬也点点头说:“三儿是该成亲了，可是，家中太贫寒，谁愿把女嫁到这里呀”。说着夫妻俩忧愁起来，这一晚，夫妻俩都没合上眼，为张澜的婚事焦虑着。

正在这时，嫁到西充县车龙乡的张澜的大姐带来了喜讯。西充县车龙乡有一个杨姓的大姑娘，人品好，又能干又贤淑，一手女红做的很好。她家看上的是张澜的人品和学问，至于聘礼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有个意思就行了。张文倬夫妇一听十分高兴，立即写下张澜的生庚八字，交给了大女儿带去杨家。几天后，他们收到了杨姑娘的生庚八字。就这样在张澜不知晓的情况下，父母替他订下了终身大事，两家并约定，第二年开春后迎亲。

婚事定下来后，张文倬夫妇又商量如何向儿子说这件事。“娃儿他妈，三儿这个人志向远大，不晓得他满不满意这桩婚事!”张文倬对妻子说道。“我看没得啥 ，三儿是孝子，很听话。再说杨家姑娘也不错，三儿现在这么大了，应该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我想他是不会反对的。这件事就由我跟三儿说吧。只要他没得啥，过几天就叫他到杨家去相亲，尽快把这件事给办了。”王氏的一番话，说得张文倬直点头。

晚上，母亲将张澜喊到一边，给儿子讲了这件事。张澜听了后，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低着头很不好意思。在母亲的启发下，张澜点点头，算是同意了。成亲对张澜来说，他看得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要学业有成，能够在将来一展自己的抱负。杨家这门亲事，他完全是为了不违背父母的心意才答应下来的。根据川北的婚姻习俗，女方的父母看中了张澜，便央求媒人到张家说合，定婚成戚。定婚兴请算命先生“合庚”，合上“庚”才能婚配。张澜与杨氏的生庚八字相合，所以张澜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了下来。文倬先生请阴阳先生按杨氏的年庚，选择不犯凶煞，大吉大利的结婚日期(一般都选冬春季，故现在冬季结婚甚多)，日子定在春节后。定婚兴“纳吉”，俗称“插香”。插香男方要备制衣料、首饰、四色水礼、红香三烛、红烛一对和线纸等物。富者抬盒，贫者挑背，由媒人护送至女家，称曰“请期”。女家给男家也回赠衣、帽、花生、红蛋等礼物，称曰，“还贴”。

 半月后，张澜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西充车龙乡杨家相亲。杨父见张澜生得文质彬彬，眉清目秀，心中很满意，还想了解张澜的学问。于是就对张澜说:“贤婿喜欢《诗经》，想来对联也不错，我出上联，你出下联如何?”“请岳父赐联。”张澜客气地答道。杨父问“门外千山绿”，张澜答“室内春意生”。“十年寒窗，晨昏孤灯照单影”。杨父又出一联。张澜一听，心想这不是指我考读尚未成家吗。于是灵机一动想出了下联“三篇锦绣，烛影摇红喜成双。”“好文采，此子不错！”杨父不由得在张文倬面前夸奖起张澜。当然躲在暗处的杨姑娘看到这一幕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1895年，春节刚过完，张家就在为张澜的婚事忙碌起来。虽说在召善沟张家是小户人家，而且还是佃的别人家的房屋和田地。但三儿的婚事还是要办好，不说怎样风光，亲戚朋友总还是要请的，宁可自己过紧点，面子上总要过得去才行，张文倬这样想着。张澜家本来就穷，一年收成下来，除去开销所剩不多，而所剩之钱还必须全部留下来，送儿子读书考功名。乃至母亲在张澜结婚时都不能为张澜缝一件新衣裳，只好向四姑借件新衣服用两天，张澜拜堂时穿。为了张澜当新郎能够体面些，母亲还特意在莲池街上扯了几尺鸡肠带作为张澜结婚时的腰带。

婚日头天，张家备办丰厚礼物放于两人抬的大木框，请人用抬盒、滑竿、抬礼物，随花轿吹打到杨氏家，谓之迎亲。这个过礼迎亲日称曰“起媒”。是日，女方要请命好的妇女“上梳开脸”，晚上还有一群女友陪伴杨氏 “座歌堂”，用嫁歌“哭嫁”。其内容叙述父母养育之恩，乡友难别之情，声声离不开“我的妈、我的娘”。

翌晨，杨姑娘穿戴一新，头盖红帕，在女友的簇拥下，进中堂，拜别祖宗、父母、兄弟姐妹和众亲友后，乘花轿启程，称为出阁。起轿时要撒筷子、米饭，以示龙凤吉祥和快生儿子。一路上旗伞飘飘，固乐不绝。杨姑娘在兄嫂的陪同下被送至张澜家，名曰送亲。

张澜家门前张灯结彩，摆迎凤酒，司仪高喊吉利言词。这时点红香，鼓乐声响，鞭炮齐鸣。一乘大花轿将杨家姑娘抬至张家大门口，先杀鸡回神，再由“多子多福”的中年妇女挽扶新娘杨姑娘下轿，踏着红毯到中堂举行拜堂仪式。司仪先生说吉利话，随后又喊:“新郎新娘，先拜天地，继拜祖宗，夫妻交拜，转入洞房。”新郎新娘同坐床沿，新郎张澜将新娘杨姑娘盖巾揭掉，喝交杯茶。虽说张家是山沟里的穷家小户，但请客，送礼，摆席，赞礼，闹洞房却一样也不能少。

这一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都到张家贺喜。张文倬人品好、人缘好、又是教书先生，再加上秀才娶亲在这穷山沟里也是一件新鲜事，天大的喜事，所以这一天，来宾特别多。这一天，张家确实喜气洋洋，热闹极了。中午大宴宾客，席间新郎张澜、新娘杨姑娘去每桌向亲朋好友敬酒致谢，晚上亲友嬉集洞房闹房，尽兴方休。当时，新娘除了敬酒，不得出房门和进食。翌日参厨，回门。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小事，刺痛了张澜及母亲的心。在张澜结婚的这天中午婚宴后，正在新房里的张澜被四姐叫到了母亲的房间里。张澜一踏进门，只见母亲坐在床沿上，面色很不好看，像在生气，旁边竹椅上坐着大舅母。不知为何，张澜一见到她，就下意识地朝自己身上这件大袍看了几眼，然后才过来行了礼，叫了一声大舅母。然后再转过身面对母亲问道:“妈，你有事叫我?”母亲指指张澜身上这件自己替他向这位表弟媳借来做新郎穿的长衫，正色道:“三善，你把长衫脱了，还给大舅母。”

“现在?”张澜像吃了一个冷拳似的一愣。

“是的。你大舅爷今晚要穿它应酬去。”母亲面容严肃地说道。

张澜稍稍迟疑了一下，但没等母亲再说话，已将长衫脱下，折叠好，恭恭敬敬交到了大舅母手里，还说了声谢谢。

“真不好意思，昨晚上借，今天下午就来要，实在是你大舅等着用，我也没法，真正过意不去，三老表你不要见怪。”接着，大舅母双手早已将长衫接了过去。“那有什么，你别挂心。”张澜笑着说。

这位大舅母拿了长衫，立即动身，母亲把她送到大门后，就回到房内坐在床沿上，长吁短叹，一语不发。

“妈，你千万不要为这小事生气。”张澜说道。“刚才你大舅母吃过喜酒放下筷子就要来要衣服，我们佃户人家穷了点，亲戚就这样对待我们，我能好过吗? 你做新郎总该穿过三朝，至少也得穿上一天，这不是给我们难看吗?”母亲气得脸色也变了。“妈，这没有什么，无所谓的事，只求你别生气就好。”张澜安慰道。张澜事母至孝，最怕母亲生气，平时娘一生气，他就跪在地上不起来，直到母亲缓过脸色来方才起身。

就这样23岁的张澜穿着借来的长衫，拴着母亲扯来的鸡肠带，戴着父亲借来的青布瓜皮帽，与杨姑娘结成百年之好。婚事过后，借来的长衫和帽子立马还给了人家，留给张澜这位新郎官的，只有母亲给他扯的一根鸡肠带和无数的思考。于是，张澜开始朦胧地认识到，国家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实在不能这样拖下去。出路在哪里？或许只有通过变革才有转机。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渐渐地影响着他。从那以后，张澜不再闭门读死书，而是以一种忧国忧民的心情，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

           五、 民主生涯的起点

 1899年，张澜在家乡教书，努力钻研史诗赋的同时，十分关心时局的变化。在这一段时期，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德国抢占了胶州湾，俄国霸占了旅顺，英国夺去了威海卫和九龙。张澜越来越感到国难当头，不能再闭门读死书，应当关心天下兴亡。他结识了一批具有维新变法和革新思想的朋友，也和他们保持着交往，眼界开阔多了。
   一天，他正在家中看朋友们捎来的《蜀学报》。当他看到维新变法的失败，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惨遭杀害的消息后，不由得热泪盈眶，义愤填膺，为维新变法的失败而深深的叹息着。
   “三儿，你怎么了？”王氏看见张澜满脸忧愤之色，关切的问道。
   “妈，没得啥，我只不过看报看得有些生气而已。”张澜向母亲解释着。
   “三儿，可要注意身体啊！”说着王氏又拿出了一封信递给张澜。
   “妈，那个带来的信？”
   “是他们从县里给你带来的，来人已经走了。你自己看吧！”王氏说着走了出去。
    张澜拆开信一看，是好友罗伦写来的。信中不但谈到了当今的时政，还说了一件令张澜高兴的事，那就是：成都尊经书院的蒲殿俊从北京回来了，准备在广安开办一所新学堂“紫金精舍书院”，现已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批教师了。蒲殿俊邀请他和张澜赴广安任教。他为此特来信征求张澜的意见，若张澜同意。就在近日内尽快去到顺庆府与他会合，一道启程前往广安。
     张澜阅信后，心中异常兴奋，他早就想走出偏僻的山区，到外面去一展自己的抱负。现在机会来了，而且邀请他去的，正是他钦慕已久的《蜀学报》编辑蒲殿俊。能和这具有维新变革思想的人在一起共事，能说不是喜事一桩吗？张澜简直高兴极了。
    当天晚上，张澜去到父亲的房中，讲述了这件事，也把罗伦的来信给父亲看了。
    “爸，你看我去呢还是不去呢？”张澜试探地征询父亲的意见。
    “去，应该去啊！熟读经书韬略，空有一身抱负不去施展，这不是男儿汉大丈夫所为。你放心去吧，家中有你妈和我哩。”张文倬对儿子说着，不觉又咳了起来。
    “爸，你近年来身体不好，我出去了有些不放心。”张澜为父亲的病担忧。
    “有啥不放心的？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啥不得了，你就安安心心的到广安去吧！”张文倬积极鼓励张澜前去广安任教。
     得到父亲的支持，张澜去广安教书的信心更大了。他在母亲和妻子的帮助下，迅速整理好行装，几天后，张澜辞别双亲、妻子，背上背兜，前往广安，来到紫荇书院。
     这紫荇书院设在一座大庙里，所以庙门即院门。张澜踏进庙门，却不见一人，既无香火，也没和尚，读书人也看不到一个，整个寺庙都因年久失修而显得颓败。他好生奇怪地慢慢举步进来，只见庙里的菩萨一个个都被砸碎了，乱七八糟躺倒在地上，狼藉成一堆堆干泥巴，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他找不到人，也不便高声喊叫，可身子却早已疲惫不堪。他正想在一走廊的转角处放下背篼歇歇脚，突然，不知从哪里响起一阵噼啪声，随着这响声，一个人头飞了过来，滚到他脚边，这张脸青面獠牙，赤舌血口，两只眼睛爆出，像两个黑色大桂圆，令人大吃一惊，可再仔细一看，无血无肉，当中是空的，原来是个泥塑的，，也不知是哪尊罗汉的头，冷不防这一番虚惊倒吓出他一身汗来。

他继续朝里走，穿过殿堂，来到一处天井，忽然楼上传来一阵砸物之声，接着突然有样东西从上面坠落在他颈肩后面。他把背篼放在地上，拿起坠落的东西一看，原来是千手观音的一段玉臂。他受惊之余，不禁好笑，便随手把它扔到了墙角里去。

 正当他重新背起背篼，刚要踏进另一座大殿时，只见里面四五个书生，捋袖卷裤，用力抬着一尊铜菩萨出大殿来。他一眼望去，认出走在最前头的正是蒲殿俊，于是立即走上前去打招呼。蒲殿俊一见张澜，也喜出望外，笑迎道:“ 我们正盼着您来来呢。”接着他又告诉张澜，新学堂里有人主张一网打尽菩萨，所以今天大家动手扫除偶像，但有三尊铜菩萨砸不烂，只得抬出庙门丢掉了事。张澜一听，正合已意，于是立即放下背篼，二话没说，跟着就干，参加了这场“倒佛行动”。张澜从小耕田，比起在场诸公，力气大些；平添这支生力军后，三尊铜菩萨迅即被抬了出去。

·     扔掉铜菩萨，是“倒佛行动”的最后一仗，这项任务结束，算是大功告成，于是大家回到里面休息。蒲殿俊将张澜介绍各位，相互行过见面礼后，因志同道合，便十分欢洽地畅谈起来。
    寺庙看来不很大，正面是大雄宝殿，左右两面是一排一楼一低三通的穿逗式瓦房。这里原是和尚们的禅房，因知州下令将此庙改作学堂，僧人们看来已经走光了。整个大院显得清净冷落。
   “这个大雄宝殿，将来可以做礼堂。便于召集大会。两排一楼一低的厢房，下面可用作教室。上面拿来当老师和学生的宿舍……”蒲殿俊向张澜等人介绍着书院的规划安排。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外边人声喧哗，蒲殿俊正想派人出去探问，一群人已气势汹汹地直冲进来。广安有三大书院，来者是另外两个书院的人，他们是顽固的守旧派，近来听说蒲殿俊等人倡导新学，要办新书院，已经大不以为然，今天又听说紫荇书院里蒲殿俊等正在捣毁庙中菩萨，已砸得一塌糊涂，不禁大为恼火，于是冲到这里来兴师问罪。

     为首的几个，认识蒲殿俊，便大步走到他面前，问道:“蒲先生，你我儒林中人，岂可如此胡来? 粗野，粗野!不成体统，不成体统!”

     蒲殿俊微微一笑，说道:“不除旧焉能布新? 此乃常识，何为胡来、粗野，又何为不成体统?迂腐之见，迂腐之见!”

    “你等废八股，即是离经叛道。”又一人出来责问。

    “八股无用，今贤多有阐明。当今欲救国，欲富强，必先废科举，立新学，讲经世济民之道，你等迂儒，墨守成规，顽愚不化，实乃误固之徒，何足于论!”胡骏呵斥道。

   “哼，违迕圣教，背道而行，你们这些康梁党徒难道不怕杀头吗?！”其中一人祭起一顶大帽子罩了下来。

    “我们与康梁素味平生，更未共事，何得诬为党徒？”张澜严正地反驳道。罩过来的一顶大帽子被他掀掉了。

   这场新旧两派的论争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果两书院中人的一连串迂腐之言，都被一一驳倒，弄得他们非但不能吓到对方，反而自讨没趣，最后一个个夹着尾巴溜了。

守旧派虽理屈词穷，但仍不相让，又告到县里，要求当局以康梁余党罪严蒲殿俊、张澜等人，知州欲捉拿张澜等人。此事后在各方调节下不了了之，但

紫荇书院的这段经历，是张澜一生的新起点，从此他为民主爱国奋斗了终身。

    六、 尊经书院的高材生

1900年夏，父亲张文倬因患食道癌久治不愈，病到床头，奄奄一息。张澜得到父亲病重的家报，连夜从广安赶回，到家时，正值父亲弥留之际。看见张澜父亲顿时精神振着起来，要了纸笔，写道:“三善，我舌耕一生，就是放心不下家里这个学馆，我死后，它由你继承、掌管。立国之本在于教育，望你以育天下之英才，为志为乐。”

“爹之教诲，儿永志不忘。”张澜默默念完父亲颤抖的手艰难地写出来的遗嘱后，点头应着。忽听父亲喉头略一响动，双目合上，竟安详地去了。

在安排好父亲的丧事后，为了增加家中的收入和不让父亲的学馆闲置，张澜像父亲一样在家乡西阳观私塾教书。

张澜立意在学堂进行改革，他以气节自励，结合当前的时事，以历史上无数的英雄人物激励学生，在中国危难之时要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他废除八股，教学生经世济民之学，鼓励学生认真读书，踏实做事，不弄虚作假，深受学生爱戴。 他的教学方式活泼新颖，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称赞。

张澜居乡办学，德望日隆，不久张澜和他执教的西阳观私塾便名满乡里。时任南充县教谕的骆文廷乘轿赶70里山路前来视察，赞赏张澜的办学成就并极力举荐他到成都的尊经书院学习深造。尊经书院是四川最高学府，能到这里学习深造张澜很高兴，家人也很支持。

1902年初，张澜在做好学堂的善后工作后，带着妻子为其准备的行装和盘存，揣着南充教谕骆文廷亲笔书写的推荐信，离开南充，到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张澜的人生就此迈入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张澜第一次来到成都。这以前张澜的活动轨迹都主要在南充，在南充广安等地教书。巴蜀之地交通虽不发达，但成都作为四川省的首府，还曾是蜀国的皇城，所以成都府还是很繁华的。南充与成都相比，经济文化都落后很多，消息也十分闭塞，限制了张澜的视野和进一步发展。在家乡南充，张澜从师于父亲和南充著名的维新派举人谢怀宣，大部分知识靠自学，没有能接受系统正规的学习。能够来到成都尊经书院深造，接受正规系统地学习，对张澜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他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如饥似渴地苦学勤读。

成都尊经书院是四川当时的最高学府，办学的目的，“在于延师讲书，分业课程。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内分经术、词章两科，由学使选拔全川各府县较好成绩的秀才一百名为书院高材生，不足额则举行甄别考试以补足，教师也均是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和经学家。书院分东西上下四斋，除山长外，设襄校二人，监院二人，斋长四人，以经理斋务，辅助学业。山长则综理全院行政讲学事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大都为博学通儒、如山长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就前后达九年之久。

由于书院的笃学、崇实、戒浮的好作风，又能广开言路，交流思想，是四川唯一治学严谨、思想活跃的一所学校。张澜来到书院后，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也感到兴奋。特别是书院开设的一些新学课程，他过去接触不多，还得去下一番功夫。因为书院除讲述经、史、词章外，还有兼学天文、地理、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课程。考试方法也一改以前那种陈旧的八股文方式，改有策论，要求学生对政治形势发表见解。尊经学堂新风盛行，思想激进者不乏其人，张澜虽也赞同施行新学新政，但这时还是注重旧学的研究，特别致力于《仪礼》、《毛诗》、《孟子》 、《墨子》等典籍的钻研，并结合现实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不为原义所惑，且多有创见。在努力钻研经、史、词章的同时，也对新学颇感兴趣，积极吸收新文化、新思想，因而在研究旧学时，观点新颖，既出于旧章，又不为原意所囿，成为书院高材生，得到了掌院（校长)骆成骧(顺庆府教谕骆文廷之子、清朝四川唯一一个状元)的赏识。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为清朝廷所用，但“离经叛道”（如廖平、吴虞)，变革社会（如杨锐、宋育仁)者亦孕育其中。当“新政”、“新学”的风潮卷来时，“沉静”的学风也就不那么沉静了。书院的学生十分活跃，还自发组织了“强学会”一类学术组织，经常召开议论时政利弊的会议，特别是在戊戌变法以后，尊经书院更成了维新人士的活动中心。

有了这样一片广阔的天地，张澜兴奋得像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那样，在浩瀚的学海中畅游着，吸收着各种各样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点，为立志改革中国社会的现状，努力钻研起来。

这时，正值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之后。一天，强学会的一些同学聚在一起开讨论会，张澜也参加了，会上同学们讨论国事，当说到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时，无不疾首痛心，学生们声泪俱下，一时会场哭声一片。张澜愤而起立，激昂陈词:“哭什么，能哭垮腐朽的清政府吗?清政府不爱国，难道能使我中华千千万万的同胞不爱国吗? 如今苛捐杂税繁多，老百姓在沉重的压迫下都尚爱国，我等更应有加，我们这些人就更应该为国家的明天拿出办法来。现在，我们只能像欧洲、日本那样，革新时政，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建立一个强盛的中国，强国才免于受辱。”张澜一番慷概激昂的讲话，博得了同学们的称赞。张澜在具有新思想的同学中崭露头角，交友渐广。从这以后，张澜热心于社会革新，经常参加书院社会活动，常与同学议论国事，变为了一名主张变革维新的积极分子。也促进了他不畏强暴，是非分明，敢说敢为的性格的形成。在尊经书院学习的张澜，希望以教育兴国的意识已朦胧产生，这也是他后来留学日本学习教育的原因所在。

1903年，清政府废科举，停办旧书院，改设新学堂。顺庆府也不例外，但要筹备新学，必须要有新人才，要有新人才，必须派优秀学子出洋留学。是年四川派学生二十人到日本学习师范教学经验。张澜因品学兼优，被南充县教谕骆文廷选送到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一天，骆成骧传唤张澜谈话。

“张澜，你自入学以来，专心致志，锲而不舍，成绩优异。家父推举你来，足见老人家别具慧眼。”

“先生过奖了，学生能有今天，皆掌院教导有方。”

骆成骧继续说道: “今年朝廷废科举，办新学，一时全国很多省县纷纷响应，你们顺庆府亦拟筹办新学。创办新学当培育从事新学之人才，你因是本书院高材生之故，已被县选中派往日本留学。目前，县里有专人为此事来与我商议，我自然十分赞同，当即允诺，未知你意下如何?”

“朝廷因循守旧，中国积弱已久，当今图强之计，唯在推进新政。办新学乃新政中重要措施，为办新学而选我到国外去学习，学生哪有不同意之理?”

“如此甚好。待到顺庆府行文下来就要动身，今天我先行通知，好让你早着准备。”

“是，是。”

其时张澜正渴求新知识，既有出 国深造的机会，不仅可以增长见闻，也可亲自体验所谓“新学”是怎么回事。不久，顺庆府下达了公文，张澜拜别骆成骧，离开四川高等学堂，离开成都回到南充。

张澜在成都尊经书院的学习时间不长，只有一年有余。但对张澜的思想发展，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张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正规课堂上系统的学习，读了大量的书籍，很多书还是他以前一直没要看到的。接触了不少维新派人物，维新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张澜虽不是维新派，更不是革命党，但他希望中国通过维新改良，通过教育来救国，让中国走上国家富强的道路，他更是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开明的皇帝身上。

    七、 不怕死的四川人

    1872年张澜出生，就在这一年的8月11日，清朝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出洋。从1872年~1875年，总计派出了120名留美幼童。其中至少有50名考上了大学。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13名留学生赴日本学习。

清政府重视留日学生选拔工作，条件要求是品行端正，将来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各州所选的人员应先令取保，有地方当局对典严加考验。正在四川最高学府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的张澜，因各方面考核优秀，因而被顺庆府选中， 1903年由四川公派到日本学习，这一批公派到日本留学的川人共计60人。当年全国各地到日本留学人员达1300余人（包括自费生)。张澜进入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格致（生物)。

出国留学，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临行前，邻里乡亲都来祝贺，母亲无力为儿子购买出国行装，只好连夜用自织蓝色“家居布”为他亲手缝制了一件长衫。她告诫儿子：“为人不能忘本昧良，终生布衣也是福。男儿当自立自强，自爱自重，读书不求高管厚禄，但求为民造福。”布衣者，平民也，张澜始终牢记母亲的教诲，一直保持着平民本色，一生都穿长袍，对长衫“情有独钟”，被人们尊称为“长衫先生”。母亲还亲自把张澜送到东上的船上。张澜就读于弘文学院。弘文文学院是由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1902年4月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私立补习学校。设有三年制的本科、6至8个月的速成师范科、速成警务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乐科，张澜在师范科学习。课程开设最多的是日文，其次是体操。自然科学方面有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理科指导；数学方面有数学、算术、几何学、三角学；还有史地、图画、英语。1909年停办。嘉纳校长就在这年被选为亚洲第一名奥运委员。弘文学院先后共收了7192名中国学生，共有3810人毕业，张澜是其中之一。当初在这里学习语言的学生中，后来有很多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除了张澜外，还有杨济昌、陈独秀、杨度、陈天华，黄兴、胡汉民、陈师曾、鲁迅、李四光、陈寅恪、林伯渠等也在这里学过语言。　　

   张澜是一个富有勇气、少有私虑的人。他勇敢，自律很强，严肃正直。留日期间刻苦攻读，努力学习日文、学习新知识，赴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还到东京各处参观访问，让张澜大开眼界。日本原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国家，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国势渐趋富强。张澜被日本的巨大发展所吸引，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政治腐朽，经济文化落后，并有被列强瓜分之势，感慨万分。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穷忧虑。张澜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路，并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

     不久，清政府驻日公使发来请柬，邀请留学生们去使馆参加为慈禧太后祝寿的典礼，张澜联系一些进步学生拒绝前往。这在当时可了不得呀，慈禧老太太是清朝实际领导者，张澜等人又是由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大部分留学生都期待着完成学业，回国为清政府效力，张澜等人的行动理所当然的被大部分人拒绝，一些人还把张澜等人的行为称为“叛国行为”。面对这些张澜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心中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不顾及自身前途和发展，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参与了导致他被遣返的要慈禧退位、还政光绪的活动。

   在这次留学生会上，张澜突然起立，站在椅子上，当众高呼:“ 同学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势蒸蒸日上，此正是我中国应该效法的，然而，康梁失败，太后专权，列强侵略，国家阽危，处此内忧外患交迫之中，我认为实行维新刻不容缓，舍此不能救中华。那拉氏理当退朝，还政于今上，并立即实行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

     张澜这一大声疾呼，吓得很多留学生面面相觑不敢出声，都以为他疯了；少数几个怕祸延自身，就偷偷地溜了。张澜的好友刘和成走过来，拉拉张澜的长衫下摆，示意他快点下来，张澜不理会继续讲下去。刘和成急了，一把将张澜拖下椅子就走，急匆匆返回学校。

清朝廷驻日公使得到消息，大为震怒。因为自从戊戌变法以后，凡是宣传维新者皆属有罪，再加上直言犯上，那更是大逆不道了，于是立即一道手谕给二等参赞，命令扣留张澜，押解回国治罪。刘和成等人找到院长出面干涉，张澜才暂被释放，等其完成学业后，再押解回国治罪。

这两件事让张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留了深刻的记忆，大家都知道四川人中有一个不怕死的张澜。

     1905年1月，四川留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的授意下，召集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但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年夏天，张澜毕业，被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抵达上海后，押解人员忙于寻欢作乐，将张澜之事扔下，不再过问。张澜逃过一劫。

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带给这位未来中国精英人物的影响，也将在他未来人生中意义深远地凸显。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有数千人，拒绝出席慈禧太后祝寿的典礼的有少许人，但公开要求还政的只有张澜一人。张澜的选择因为阅历、人生经历所限，尚停留“立宪派”的框架之内。但张澜的大声疾呼犹如黑暗中的闪电，暴风雨中的雷鸣震撼了留日学生们的心田。张澜独自一人挺身而出，不怕牺牲，挑战清王朝。此举影响了不少留日学生，留日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不少留学生纷纷回国，直接投入反清的斗争。

八、 成都六君子事件

1906年春，张澜应聘到设在成都的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任学监（训导长)。 学堂的监督叫王铭新。王铭新年长张澜10岁，读了很多书，思想进步，善于接受新东西，与张澜一样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两人见面如故，思想观点较为接近，成为好友。张澜时常与王铭新一起聊到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期待着中国能有一次改良强大起来。他们把中国的强大的希望，放在有一个明君上。同时认为培养人才、发展教育、唤醒民众是治理中国最好的药方。就这样他们时常在一起议论政治，探讨学问，志同道合，颇为融洽。

1906年夏，张澜为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发展体育运动，联合了成都的几所学校，发起举办四川省中学生体育大会，会场设在成都南较场。各府、州、县来省参加的学生达数千人，大多数是文学堂学生，也有少数军事学堂如成都巡警训练所等的学员。召开这样大规模的学生体育运动大会，对四川来说可是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这既是一个创举，又是一件新生事物。因此一宣传开了，轰动了整个成都城。开幕那天，非但运动场内热火朝天，就是运动场外也是人声鼎沸，前来观看的群众，来了一批又一批，挤得场内场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这时由于革命党起义不断，腐朽的清王朝，眼看统治地位摇摇欲坠，最怕群众聚集，所以巡警道派出大量警力到场名曰维持秩序，实责监督群众。大会主席台上座无虚席，除各地学堂负责人之外，四川总督也接受邀请率大小下属官员前来观看。大会主席宣布开幕并致辞，接着四川总督作为嘉宾第一个讲话，讲了几分钟，算是应境吧。其他重要来宾也一一在会上发言。随后比赛正式开始，各路健将，大显本领，跑跳掷射，精彩纷呈。

当比赛项目进行到障碍竞走时，成都巡警训练所的学员与四川高等学堂的学生忽然争执起来，继之又动手，打起来了。四川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是些文弱书生，哪里敌得过有刀马功夫巡警训练所的学员，很快一个个败下阵来。其他文学堂的学生因见先行动手的是那批巡警训练所的学员，都纷纷抱不平，挺身而出。哪知巡警训练所的学员们随身带的不是木制的体操器械，而是真刀真枪，顿时运动场变成了真战场，刀光剑影，杀作一团。

这时，原来坐在看台上观看比赛的巡警训练所所长路子善见到这情景立刻跑进比赛场内了解情况。当他弄清楚是自己的这些爱徒们在动真刀真枪伤人后，急得六神无主。为逃避罪责，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嫁祸于人，立即回到看台，走到总督面前，面容严肃，一本正经报告:“大帅，刚才卑职下去看了一下，原来是高等学堂的学生跟成都中学堂等学生在故意寻畔肇事，捣乱会场。请大人定夺。”

“哦，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总督大人信以为真，冒起火来。

“大帅，如任其继续胡闹下去，后果不堪收拾!”

“嗯。”总督大人点了一下头，接着突然双眉向上一挑，对着坐在旁边的巡警道头目说道:“立即命令警士鸣枪弹压，驱散!”

巡警道头目哪敢怠慢，刷地站起，跑下看台，传达命令。只一会儿功夫，运动场四周枪声齐起，不久就驱散了这批文武学生，暂时收了场。

但这场武斗因文学生的木制武器，敌不过武学员的真刀真枪，因而受伤者甚多，受伤的学生近百人。

事后，有关学校负责人和学生代表向四川总督要求巡警训练所交出肇事人，依法惩治，并公开赔礼道歉。四川总督却偏听偏信，既不作善后处理，也不调查事件真相，反诬学生嚣张，聚众要挟。这就激起师生的愤慨。张澜联合刘士志、王铭新、熊焘、周子廷（四川高等学校校长)、徐子休（成都师范学校校长)等教育界人士，向巡警道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惩办肇事人，巡警须向学校与学生公开赔礼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并发动各校师生罢课声援（成都学生的第一次罢课)，当局却稽延不理，运用分化、软化手段，离间各校负责人。拖到将近寒假，乃采用提前放假办法，以平息风波，并声言: “业由督署出奏，须候上谕定夺”。在软硬兼施、诳骗并用的手段下，学生回家心切，也便纷纷离校。此事亦不了了之。

1908年春开学，有几个学生被默退（秘密开除)了。问其原因，说是:“遵旨办理”。在大帽子下，学生敢怒而不敢言。

不久，成都优级师范学堂监督王章祜、铁道学堂监督刘紫骥为压制两校学生倡导新风、支持宪政的活动，开除了其中的活跃分子。一直很爱护青年，又鉴于上次体育运动默退了一些学生，余恨未消的张澜，今又见无理辞退学生，就再难容忍。于是张澜联络罗伦、刘行道、徐子休、王铭新、熊焘等人挺身出面，支持受害学生的正义行动，为学生申辩，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因语言间流露出不满当局的意思，王章祜立即向四川总督密报: 张澜等人收买学生、煽惑士林、宣传革命，请与严办。官府接到王章祜等人的密报，便以“莠草不除，则良苗不生”为词，立命提学使方旭查办。后经四川高等学堂总理胡骏说明原委，才未使事态恶化，张澜等人才免受迫害。但张澜等六人却被同时免职。后刘士志走北京；张澜与熊焘一道回南充，推荐熊焘主持南充高小校务，张澜仍主持南充教育。当年人们称之为“六君子事件”。

 九、 智拒邓知县

辛亥革命前的南充官场，同清朝廷一样腐败不堪，学校与地方都深受其害。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城内有府衙、县衙、经司、游击、外委、府学、县学等许多官署。以前这些官员到学堂前呼后拥，教职员工都要毕恭毕敬，盛宴款待。

张澜1906年 任南充县立高等小学（校长) 时，力主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对外礼仪一切从简，知县到校也仅在客厅备茶款待，不设筵席，其随从衙役也只能在校外等候，一律不得进入校内。他的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教学秩序，而且也为南充开了新的风尚，受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

有一天，南充知县邓隆到县立高等小学来“视察”。事先邓隆就早早派员通知了张澜。张澜得讯，立即召集学校全体人员叮嘱道:“我们南充县位在顺庆府各县之首，是第一大县，府、县两级衙门都设在这里，可以说是官吏满城。他们有事无事轮流着闯进来摆架子、吃白食，这不但扰乱教学秩序，影响上课，既有害教育，也加重了学校的负担。这种陋规，应立即剪除。刚才邓知县派人来说，他们马上要来我校视察，我想从他身上做起。你们现在都到校门口去，等他到了时，把他的随从人员等拦在大门外，不许进来，我只在客厅会他，清茶一杯招待，看他怎样!”

大家听了，个个说好，尽管还怀着一颗既高兴又不安的心，但大家终于鼓起勇气，直奔大门口，摆开了架势。

不一会，只听街的那头锣声喧天，几个走在最前头的衙役边打锣边吆喝，直向学校走来。他们后面，跟着一长队人，那邓大老爷的绿呢大轿移动在这堆人马中间，气势煊赫。没片刻功夫，那队人马就到了学校门口，他们既不停下，也不打招呼，直朝里边闯来。门口候着他们的众人，立即上去拦阻。他们哪里把学校的人放在眼里，还是只管朝里走。于是众人一拥而上，把他们死死拦住，把他们拦在校门外，一个也不放入校门内。 这些衙役，平时作威作福惯了的，从未见过这种架势，于是大声吼道:“我们大老爷来视察，你们竟敢阻挡，好大的胆子!”

众人中两个为首的严正地说道:“我们张校长关照，为免骚扰，夫马等都停在校外”。

“什么? 什么?”衙役们个个横眉竖目，“这是谁家的规矩?”

双方吵着，辩着，争执不下。正在这时邓大老爷忽然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原来邓隆刚才坐在轿子里发现前面人马停了下来，一问左右，说是校门口有人拦路不让进去，不觉大怒，立即吩咐将坐轿抬到校门口停下。此刻他踏上一步喝道:“谁在这里放肆!”并指着校方人员怒斥道:“还不让路!”然而众人还是不放人进去，并且将张澜的话重说了一遍。邓隆见喝不退，又觉得不便硬来，于是关照衙役人等全在门外等候。他则带了几个贴身随从，进了大门直向客厅走去。

县大老爷毕竟是父母官，对他不能不讲点礼貌，所以张澜特意地站在客厅滴水檐前等候。

邓隆一到，张澜立即走上一步，施礼道:“原来是老父台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随即一摊手:“请”。侧着身子，在旁引领。邓隆因张澜没有到大门口迎驾，一大帮人又被拦在门处，心里有股气直冒，所以正眼儿也不瞧张校长一眼，反背着手，昂首阔步，跨进客厅，走到上首一张太师椅旁，一屁股坐了下去，鼻子还透着粗气，面孔铁板，脸色十分难看。

张澜在下首坐定后，老校工送上盖碗茶。邓隆喝了一口茶，清清喉咙，下巴颏一抬，双眼也斜着，口气严厉地问道:“张澜我来视察，你身为校长，如此不明礼教? 把我的从人都挡在门外，是何道理?”

“老父台，学堂乃弦歌之所，理当清静，岂容得闲杂人等入内渲扰!老父台来此视察，带数名随员即可，难道衙役人等亦来视察?”

“你······你······”邓隆说不出话来，顿时变了脸色。

张澜见他那副神态，好笑又好气，不愿与他多噜苏，只道:“老父台到此为视察而来，那么现在即请去校内各处看看吧。”

邓隆原是想来吃喝，清闲的，哪有正经视察的兴致? 因此火上浇油，铁清着大圆脸说:“你把所有册子拿来，待我在这里查看!”张澜命人取来了全部册子。邓隆接过册子，只有意无心随意翻了几下，问了几个纯属“外行领导内行”的不知所云的问题，就搁过一边，自管捋着几茎山羊短须，闷声不响，露出一副像在思考什么教育上大问题的模样来。其实他是在拖延时间，等张澜摆出宴席请他入席。张澜则若无其事地在一旁养神。两人就这样耗着，终于知县大人熬不住了，但又不便开这个口，一动脑筋，有了，便问立在旁侧的随从道:“现在什么时辰了?”“回老爷的话，中午时分，正是中午时分。”那随从会意，一边假装掏出挂表来看，一边嘴里信口回答说。

“嗯。”邓隆嘴上答应着，眼睛却在向张澜瞟去。

张澜见两人一搭一档，暗暗好笑，有意不作反应。这局面可不能等得太久，邓知县见张澜毫无动静，脸上尴尬，心里一阵闷气，他是进士出身，又是候补道员的头衔，受这小小禀生的存心冷遇，哪能不恨? 不气! 只见他霍地站起，大声吩咐下去:“回衙! 本县回衙!” 说着，直向厅外走去。张澜紧随于后送出。

邓隆一声不吭，大步到校门口站定身躯，猛地扭过头来，对张澜一串冷笑道:“哼!······哼!······张澜先生果然是方正贤良之人，失敬，失敬!哼······”说时，那对嵌在大圆脸上的三角小眼睛射出了凶狠怨毒的目光，使站在旁边的校里人员都打了个寒颤，为张澜捏把冷汗。

“不敢，不敢，老父台谬赞了”张澜却毫不在意，还作了一个长揖相送。

这以后南充府县大小官员，都不愿也不敢到各个学校打扰了。

十、 官府其奈表方何

1907年，张澜从成都回到南充后，就听到人民群众对“三费局”骂声不绝，系念在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方知三费局是由地方绅士林宝书、肖子仪等人把持的专为县官办理筹款纳捐等事的机构，他们贪得无厌，经常借兵差、官差、学差、赈差等名目大量浮收钱粮，压榨人民。所谓“筹款一万，入官七千，局留三千，”就是公开的官绅分赃规定，借此大发横财。

张澜决心挑战“三费局”及其陋规，经反复商量，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允许各地组织农会、商会、学会，利用“三会”取缔“三费局”。于是便联合一批教师和开明绅士分头联系群众，并经官方批准，在南充大北街成立三会公所，依法取得全县民意机构的合法地位。然后开会商讨，拟联名向省里提出请求: 将三费局裁并于户房（县税务局)，改称经征局，直辖县府，不再由官绅插手。

这即将开出的第一炮，把南充知县邓隆吓慌了手脚，他立即将张澜请到县衙门。“表方先生，听说贵所欲呈请裁撤‘三费局’，有这事吗?”邓隆问道。

“有这回事”张澜毫不避忌。

“表方先生，此事殊为不妥，“三费局”乃本城林举人（林宝书)，肖拔贡（肖子仪，清制，每隔十二年，选拔地方上在学的优秀学生送往京城，叫拔贡，经中央考试后，任命官职)等缙绅协助本县为民造福的机构，岂可随意上请裁并?”

“三费局借为县里办事之名，巧立名目向百姓要钱，这哪里是造福人民。”

“替百姓办事，没有钱怎么行？”

“办事当然要花钱，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筹款一万，七成归官，三成留局，这不明明是官绅分赃吗?”

“你······你······”邓隆被张澜接了底，恼怒了“你说话当留神，请问证据何在?”

“这事全县谁人不知!请老父台拿账目出来”。

“放肆，你有何权力来查局里账目?”

“三会公所有这个权力” 张澜态度严峻。

“谁规定的?不行!只有省里才有这个权力，本县只向督署负责。”

“好吧，老父台既如此认为，本所立即联名呈请裁撤‘三费局’。”

张澜出了县衙，立即去了三公所与大家会商后决定正式向省里呈送请求书。请求书送上去后，省里鉴于时势所趋，被迫遵从民意，决定撤销三费局。张澜他们胜利了。

邓隆因上回视察受到冷遇，本已怀恨张澜。这次三公所被撤销，断了他们的财路，这一恨更刻骨铭心。两恨并发，竟污告张澜是孙中山的革命党人。邓隆、林宝书、肖子仪还使人放风:“张澜煽动群众抗粮抗捐，要严加法办。”企图以此施加压力，把张澜吓到。有人还秘密向顺庆府知府潘矢南诬告张澜等人是“革命党”,“抗粮抗捐”。潘矢南据状上呈四川总督，要求法办，但查无实据。张澜等人进一步揭发了历年南充县知府贪赃枉法，包括邓隆父亲仗势招摇纳贿等丑闻，呈顺庆府衙和四川总督。经过斗争，邓隆等人不但未能告倒张澜，反而招致惩罚。知县邓隆被调走，三费局被取缔，许多陋规也陆续被废除。从此张澜更加名扬顺庆府。

当时南充盛传一首歌谣记述其事:“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官府其奈表方何。”

    十一、 创办女学  解放女性

 1907年春，张澜与南充士绅林维干等策划，在南充县城大北街创办端明女塾初级部（今南充大北街小学)，这是南充举办女学之始。目的在提高妇女地位和文化知识，移风易俗，反对封建主义。史料显示，这是在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等官方文件之后，四川范围内第一个响应者。

女子上学，虽然当时在一些大的城市中已较为普遍，但在南充这个闭塞的小县城还是一件新鲜事，一般人家都不愿意送女子上学，有的守旧人士甚至还攻击女学，说这是有伤风化。张澜办学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办女学没有女学生，学校开办不起来。在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从没有出门去学堂读书的，富家小姐更是连出门都坐轿，还得密封着不露脸不露脚的，怎能抛头露面外出读书，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气。因为有封建思想的束缚和舆论的压力，女孩们不敢报名，在无一人来上学的情况下，张澜首先把自己的大女儿、二女儿送进学校做榜样，还要求同事们也把女儿送进学校；并且果断实行了对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的制度。另一方面张澜还同女塾教师一起四处宣传，亲自登门拜访一些开明士绅和亲朋，劝说他们送女儿入学读书，阐明女学与国家前途的关系，讲清楚女子读书对家庭和女子本身的益处，尽力说服家长，使广大民众增进对女学堂的了解，并消除他们的顾虑。这些士绅素来敬仰张澜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最终打破顾虑，送女儿入学。

开办之初，端明女塾开办的班级是小学初级部，校长是名震川滇的大儒谢怀宣，董事长林维干，名誉校长张澜。学校的师资是很雄厚的: 胡德宣讲地理，邓克钦教数学、图画，王焕廷教说文，何淦侯讲经学。他们都是南充城乡的正绅，均以才高、学显、德馨而闻名。

在具体的学校教育活动中，张澜带领端明女塾打破了许多封建束缚，女子得到了空前解放。张澜发动中小学生，组成宣讲队，四处宣传女子上学对女子本身、家庭和国家的好处，同时介绍成都等地女子上学的情况，鼓励当地女子也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女塾里，他让女生解下缠脚布，组织她们踢毽子、荡秋千，展开体育活动。在张澜和众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端明女塾的第一个班级于1907年夏天终于形成，由此诞生了端明女塾的小学初级部，这便是四川省女学的开始。

当时清朝所颁布的一些教育章程有其进步性，但最终还是强调“忠孝”二字，两个女子学堂《章程》则是以突出“夫为妻纲”的理念。然而,张澜所办的女学，就是要突破这一藩篱，以教授社会性课程为主，谋求个人的全面发展。

张澜在女塾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坚持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学生参加学校公共劳动，如值班煮饭种菜，以培学生的自立能力。到了民国2年（1913），端明女塾又率先开设职业部，开办缝纫科、蚕丝科、织布科、织袜科。端明女塾在川北地区开创了女子入学的先河，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民风大开，随着入校求学的女生逐渐增多，端名女塾由小学继而扩充为中小学。

随着女子学堂声誉提高，敬仰张澜学识人品的民众越来越多，他们纷纷将女儿送到学堂学习。随后张澜又设立了女子小学堂高级班。女校的出现，为妇女的解放和眼界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张澜多方努力下，端明女塾的学生人数由少到多，学生的学习成绩逐渐提高，其中的优秀生如谭琴舫、奚今吾还考进北京、上海等地大学读书，在川北开创了女子入学，参与社会活动的新风。

学校开办起来了，但是封建旧思想、旧习俗、旧规矩，仍在残酷地束缚着、迫害着女性。

有次端明女塾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被家里人硬是从学校里拖回家，由父母强迫着嫁给了一个驻防南充的高级军官做姨太太。被拖走时那姑娘呼天抢地地哀哭的一幕，看了叫人寒心。

办女学就是要解放妇女，张澜在学堂的教育方面，针对社会日益高涨的释放天足的呼声，张澜认为要解放女子的思想，首先便是解放妇女的双脚。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以来，妇女一直被要求缠足，即女子把脚用布紧紧缠裹，使之扭曲、变形，最终使双脚变成如锥子一般的形状，称为“金莲”。女子缠足从四、五岁开始，缠足时先要将脚母趾以外的四趾屈于足底，用白棉布条裹紧后，还要不易松动，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白天由家人挽扶行走，以活动血流，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到了七、八岁时，再将趾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使脚变形，最后只靠大母趾行走，要缠到小、瘦、尖，弯、香、软、正才算大功告成。女子缠足自产生时即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方面，实质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种象征。

张澜作为一个维新思想的崇拜者与实施者，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提倡女子不缠足，让女生解下缠脚布，组织她们踢毽子、荡秋千，开展体育活动。张澜针对女子缠足的事情，办起了天足会，并先从自己的女儿做起。天足会在张澜的培养和支持下，在校内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女生们都响应号召放开了脚，不再缠足了。

张澜想做的另一件事是让女学生能堂堂正正上街行走。在当时女孩子是不得随便上街的。有钱人家的小姐上街坐轿，清贫人家读书的姑娘上街当然只能步行，为了怕遭受人们的非议，他们总是躲躲闪闪快步而过。

一天，张澜召集全体学生集会，学生们以为校长要对他们训话，全体肃立静候。张澜走上讲台，没有发表长篇演讲，只是大声喊道:“同学们，一起跟我上街去!”学生们听了大吃一惊，彼此面面相觑，呆在那里不敢走动。张澜接着又说:“男子可以上街随便逛，为什么我们女子就不能?几千年的封建禁锢我们要打破它 ，今天就从这件小事做起，同学们鼓起勇气来，跟我走!”说完，他带头走在前面，形成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于是女生们三五成群地走在他的身后，朝前走去。张澜不时回头对她们说:“不要怕，勇敢点!”一群女生在张澜的带领下终于消除了自卑和胆怯，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张澜还亲自带领女学生上街跑步。从此女生们理气直壮地走在大街上。女学堂的新风尚轰动了南充。

为了将女学生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自己管理自己，加强自我保护的能力，张澜又向学生提出成立学生自治会。他的号召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学生们立即进行筹备工作。在自治会成立那天，轰动了整个南充县城。

这天，大礼堂布置一新，红绸扎成的彩球挂满全厅，朱灯翠花，相互辉映，张澜亲笔写下“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九个大字挂在讲台的中央位置。为扩大影响，大会还邀请了南充县的社会名流前来参加。在成立大会上，张澜首先发表了激昂慷慨、鼓舞斗志的演讲。学生中也推举了一位代表发言，这位发言的女学生叫邓仲端，她的发言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几十年后，邓仲端老人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场景，依然激动不及。她清晰的记得在她发言时，张澜校长和同学们如何用眼神鼓励她，使她能够在众人面前表达了同学们和自己的心声，得到了张澜校长和实施们的赞许。

在会上还进行了体育表演，其中有个节目是女学生穿彩色衣服，组成“妇女自治会”五个大字，这一空前的表演把大会的热烈气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扩大反封建活动的影响力，张澜带领学生拆毁作为封建象征的南充老城墙。要将祖宗留下来的数十尺高的老城墙拆掉，在当时无疑等于掘了封建专制的祖坟，也引起了嘲骂声、反对声以及各种谣言。对此张澜丝毫没有退却，他四处奔走呼号，力陈利弊，终于赢得了进步人士的赞同。一天，张澜亲自带领全体女生来到南充老城墙，亲手拆了第一块城墙，女生们蜂拥而上与南充有识之士一道，推翻了象征封建堡垒的南充旧城墙。

1911年南充端明女校还举办运动会，创女子运动会先导。

张澜先生的女子教育活动开启最终促进了南充乃至整个四川地区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化。自此，女性教育不断深入，女性解放以及地位的提高成为了时代的潮流。 

    十二、面对屠刀与赵尔丰抗争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 “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至少得延后一年半载”。　1911年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其本质是一场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野蛮掠夺民间资本、反对清政府将路权置于列强殖民资本控制下的英勇斗争。由于事关来自川汉铁路公司的民资股东中各界绅商、平民、甚至包括农民的切身利益，血汗钱，保路运动很快波及全川。引发了除当时股东之外的波及全川的大量人群的人参与，其中就有立志反清的革命党、袍哥等。随着这些人的加入以及“成都血案”的发生，四川各地出现纷纷出现反清起义，起义军的出现，导致清政府被迫从湖北调抽兵力赶来镇压，致使武昌防务空虚，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保路运动起因于清朝政府受1910年发生在上海的“橡胶股票风暴”影响，金融根基受到动摇，财路匮乏。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属于官商合办形式，1911年6月，时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过程中，罔顾股东利益，不仅不妥善处理当时官派人员因挪用公款在股市泡沫中造成的损失，反而发“歌电” 告之四川方面对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同时宣称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如此简单粗暴，打着“国有”旗号，既收“路权”又收“路款”的做法，当然会引起股东们的激愤和抵制。 

张澜当时在南充，得知铁路国有和四国借款合同后，非常气愤，当即赶到成都，与蒲殿俊、罗伦等共同商量决定，不达破约保路目的，决不罢休。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和各界人士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选举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并决定各县选派代表到成都召开股东特别会议。南充县选出五名代表，张澜是代表之一。张澜作为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在保路运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张澜数次与四川总督赵尔丰当面抗争。

第一次是在7月30日，川汉铁路公司开会欢迎刚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多数人还希望他能代表川民力争路权。赵尔丰也假惺惺地表示: “本督此次来川，当然要为川人办事，至于铁路一节，一定代尽能尽之力。但事情办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喽，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讨论研究，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张澜当场起立发言道: “川人争路，是奉先朝诏指，并没违法，无视民气乃故为瞽盲耳”给赵尔丰迎头一击。赵尔丰城府很深，保持缄默，没有答话，却把张澜牢记在心了。

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名为庆祝赵尔丰任四川总督，实则借以表现股东争路之决心。赵尔丰在会上训话说:“ 四川人很穷，负担也很重，要筹足7千万两路款，极不容易。······破约废约，不仅关系国家外交信誉，势难办到，且亦关系能否顺利修路······。如今之计，徒喊保路废约，未免不智。重要之点在于筹款，有钱修路，路可自保，不言废约，而约自废。”赵尔丰的训话 ，颇多指责，暗藏杀机。赵尔丰是铁腕人物，杀人不眨眼，慑其淫威，众人噤若寒蝉，气氛紧张沉闷。

    这时只见张澜快步而过，站在讲桌左方，斜对面即官员座，但他一眼也不瞅，只看着会众，右手一按桌边，操着洪亮的川北口音，针锋相对痛驳赵尔丰,他开始讲话时虽有些口吃，但在爱国激情的鼓动下，愈说愈起劲，道理也愈说愈精透，把赵尔丰为清廷收路辩护的所有论点一一痛加驳斥。

    “适才赵大帅演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赵大帅的话我们股东是很明白很感谢的。但是大帅所说，我们股东究有不解之处。如说川人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试问所谓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谕旨收路国有亦只言鄂境。何以盛宣怀定约将我们夔府数百里的路凭空攘去，抵补与四国?所谓川人筹款来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则我们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吗?如仍照川人从前所修的路来修，则当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怀卖与四国，既要保路，安得不说破约!（鼓掌)

    又谓因民间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此回因收路国有而借外债，因外债而有用人用钱查账悉归外人之约。在朝廷谓无深意苦心，但其停止租而借外债以为是深恤民艰拟矣。然试问:朝廷于租税之外取于百姓的如新如新常捐输、肉厘、酒捐、油捐、糖捐种种，皆有加无已，何不一恤民艰(众大拍掌，声震瓦屋)?独于租股一项要恤民艰?”  一下子掌声陡起，全场激奋起来。

     张澜觉得话既说就要说得透彻，一捅到底，他振一振神，又冲出火辣辣的一段话:“明明夺我们百姓的权利，反以为恤我们百姓的艰难，有此谓吗?”掌声如雷，屋子都震动起来!

     赵尔丰给这么一说穿，觉得身上像给剥了个精光，当众大出其丑，不禁脸色大变，红一阵，白一阵。

     接着，张澜又批驳了当时官场不信过人反信外人那种自卑自贱的可耻言论，又痛斥朝廷对外订立了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他说:“至将修路的用人用钱查帐之权悉交外人，此策我从前曾闻某巨公说过：今日修路定要借外债，且中国官绅对于公款多半侵蚀虚糜，既借外债，便要把用人用钱查帐之权悉交外人，方免侵蚀虚糜诸蔽。不料今日竟实行其言!我们中国官绅之坏，诚多侵蚀虚糜。试问朝廷操用人大权，何不选任贤者(大拍掌)? 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大拍掌)。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大拍掌，声震瓦屋)?以这样失败的约都叫我们不说!假使明年我们股东为朝鲜的人，如朝鲜与日本结的约，我们大家也可以贪生忍辱的不说吗?”他的痛斥，引起台下一片哭声。其中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叫伍崧生，咸丰末年他在北京翰林院当编修时，曾亲眼目睹英法联军打劫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的悲惨情景，至今仍悲愤不已，今天给张澜一引发，控制不住，竟大哭起来。但他太老了，泪水已经枯竭，于是大哭变成干号，但这凄厉的干号声，让人听了更伤心。他一边干号一边用脚顿地，那双穿着方头厚底青缎靴的脚在砖地上顿得噔噔作响。
    张澜说到这里，又把话拉回到筹款问题上:“至谓川人筹款困难，此语尤不然。如湖北路款，竭鄂人数年之力，只筹得一百余万，这才叫做困难。我们四川股款现已筹有一千五六百万，安得说筹款困难!” 掌声又蓦地从四面八方爆发出来。

    “况我们川人并不是莫有钱，并不是不出钱，请以一普通的事明之：如我们四川各府厅州县的百姓一有词讼，虽极贫之家，必费钱三四十串或六七十串不等，至一般官吏之明罚暗拿，少则数百金，多则数千金，百姓不敢少一分文。犹说我们川人不出钱吗(众大拍掌，声震瓦屋)? 总之，我们四川筹款并不困难。只要朝廷以至诚之心待百姓(大拍掌)，一般官吏不掊克人民(大拍掌)，我们的公司总理举得其人(大拍掌)，信用能立(大拍掌)，则莫说七千万修路之款，即使再筹七千万，亦莫有筹不到的。”一时掌声如潮，此起彼落，久久才止。
    “但是现在又有人说，川人能筹款，川人能保再不倒款不?这款的总理为奏派，安得归过于我们川人(大拍掌)?且倒款之害比较盛宣怀所定的约丧失国权之害，孰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归诸川人，丧失国权又是谁人的罪?(大拍掌)?总之，我们股东只知道路当保，约当破，纵使将来不幸路款再有亏倒，我们四川的股东宁肯含辛茹苦，再吃倒款的亏，断断断断不能附和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来吃亡国民的苦！”张澜敢怒敢言无所顾忌，此刻的他，须眉奋张，脸孔都涨红了。

     顿脚声、喊叫声、“卖国奴才盛宣怀”的骂声跟着掌声一起迸发了。这惊动了发布在会场外面各处的几十个身高力大、腰粗背阔、掮枪挎刀的亲兵，他们一下子挤到窗户口来看动静，场内气氛达到了高潮，场外形势也陡地严峻起来。

     张澜左手贴在后背上，右臂向前平伸，声音洪亮地说出最后一番话来: “ 我们四川股东，我们四川人民，大帅的话了解不了解? 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又说陈叔宝全无心肝。如使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尽是心死，尽是全无心肝，大家可以回去对孺人，弄稚子，享安逸的福罢了。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昧心死，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全场在掌声、呼叫声中沸腾了!

     张澜的讲话，言词十分犀利，面对面地把赵尔丰的全部论点驳得体无完肤，不仅驳倒了清廷收路的论据，还大大打击了清廷大员的威风。赵尔丰为之震慑，会众为之鼓舞。“众人有饮泣者，有狂叫者，悲极!愤极!恨极!怒极!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赵尔丰却因此感到很不光彩，对张澜恨之入骨。赵尔丰面对这情势，气得脸色灰青，霍地站起，一甩袍袖，离座而去，下属官员、随从和亲兵也纷纷跟随而去。

在这次会上张澜被选为股东特别会副会长。随后张澜等人两上总督衙门与总督赵尔丰交涉收回路权一事，但均无果返回。于是，在张澜倡议下股东会决定罢市罢课，立誓不争回路权决不开市。

 8月27日张澜等人为保路废约三度上总督衙门见赵尔丰。双方仍不欢而散。张澜见赵尔丰这般顽劣，于是策动股东会，发起了抗捐抗粮的斗争。清朝廷执迷不悟，一面降旨严斥川省官员，一面电令端方率领鄂军入川查办、镇压。9月6日午时三刻，张澜正在寓所与颜楷商量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行动起来，对付即将入川的端方时，一个外国人来报，赵尔丰命令在成都的外国人于下午6时前进入教堂。赵尔丰要动手了，叫张澜避一避。张澜婉辞道: “我自被推举为股东代表以来，只知保国、保川、保路、保款，没想到要保命，您的一片好心，我拜领了”。

9月7日，赵尔丰遣人诈称路事有转圜消息，有要事面商，将张澜、罗伦等人诱自督署花厅，早以埋伏的卫队一涌而出，将他们拖到阶下捆绑起来。独张澜与罗伦，面前有一弁以枪口抵胸作欲放势，背后有一马弁执马刀临颈作欲砍势。被捕的人脸上没有一点血气，甚至还灰扑扑地像敷了一层尘土。还有几个脸上挂着泪珠，只有张澜昂着头，挺着胸，破口大骂，叫把诛语写出来。

按赵尔丰的本意要将9人立地正法，借以吓唬人民，压平争路风潮。但因满族将军玉昆深恐处决9人，激怒川人，难以收拾，不愿为赵杀人作证，并劝他请旨定夺。

赵尔丰暂罢杀机，将9人押至五福堂，指着9人喝斥曰:“尔等将何为，非谋反?尔等初次来谒，即开导尔等要开市，尔等反在会上演讲，要反对到底，谓我不知尔敢尔耶!” 张澜凛然不惧，愤怒抗议:“ 既然准许四川百姓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百姓，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百姓争自己的路权为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从百姓手中夺去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国民!” 说的赵尔丰理屈词穷，拍案呵斥:“ 张澜太横强!” 在此大难临头，性命悠关的情况下，张澜仍然毫不退缩，大声抗辩说: “我代表川民争路权，争生存，理直则气壮，借外债以拒民款，假国有以夺商办，关系国家存亡，岂止关系一省利害，痛苦深，故呼吁烈，何横强之有?”赵尔丰愈益愤恨，传令将9人暂行拘押，候旨处决。

张澜在枪抵胸，刀架颈的生死关头，仍理直气壮地与赵尔丰举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革命精神。张澜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出的胆识和才干，使得他成为民众心目中的“保路英雄”。张澜等9人被拘禁于督署，处于生死莫测的环境中。他们中有的愁眉苦脸，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沉默不语。其中只有张澜、罗纶等二三人因报必死之心，所以镇定自若，处之泰然。

张澜说: 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而人应该有超出环境之情操，也才能不为外物所移易。在此时、此地、此景，张澜写下了《田家乐》，这首古诗三十言，除含有深刻思想意义外，逐句还嵌有鸟名。从此看出，张澜虽然身处缧绁之中，面临杀头危险，但仍心境旷达，从容镇静，这是对清王朝专制淫威的藐视，是为国家为民族吧计生死的高贵品质的体现。

张澜一介书生，说话有时还有些口吃，但为了川人的利益，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数次舌战屠夫赵尔丰；在保路运动每个重要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擎千钧，起了定海针的作用；知道面临生命危险，仍然前往。面对刀枪，独人捋虎须。坚守气

     十三、冯旅长拜见张校长

1914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此时的张澜已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中国必将再次爆发革命。张澜本来就有反袁之志，现在更下定了讨袁倒袁的决心，并积极准备着。因此，他在鼓励学生勤奋学习的同时，还在师生中宣传民主思想，揭露袁世凯的野心，推进军事训练，发动学生反袁，还与邻县革命人士进行联络，发展地方武装，积极积蓄反袁力量。有一天夜里，张澜召集全校师生大会，讲述袁世凯篡国经过，探测群众态度。学生中有两人发言，表示愿加强军事训练，准备进行再次革命，获得全场响应。这是舆论的准备。张澜一面聘请退役军人赵保桢教操练，组织全校师生每天下课后齐赴操场进行操练；一面广泛发动地方人士组织武装和寻找宣慰使任内的旧部，发展武装。这是武装准备。

张澜在南充的活动遭到袁世凯在川爪牙的忌恨，县署还密报給顺庆的北洋驻军。

当时北洋军驻南充的是16混成旅，旅长是冯玉祥。有人向冯玉祥密报，说南充县立中学在进行真枪实弹的军事训练。冯玉祥得讯后，通知县政府传话禁绝。县里立即派人到学校见张澜。

张澜接待了来人，问道:“贵县派尊驾来此，未知有何见教?”

“表方先生，我是奉命差遣，特为贵校军事训练一事而来。”来人碍于张澜的声望，满脸含笑，和气礼貌地说道。

“是来赞助，还是来下禁令的?”张澜开门见山地问道。

“表方先生，县里要我传话禁止，这是冯旅长下的命令，还望明鉴。”

“既是来转告的，就请再转告回去，方今世界各国都实施全民兵役制，我国的征兵制度势在必行，本校提倡军事训练，正乃先进学制内容之一，不可勒令停止。”

“表方先生，如有一二图谋不轨者，趁机怂恿其中，启肇事端，将怎么办?”

“袁大总统顺应民意，筹复帝制，如今万众归心，还怕学生造反?”张澜语含讽刺，但听起来堂堂正正。

“这······”来人嗫嚅了一下，“不过······。”

张澜见来人还要再说下去，于是站起身来一摊手:“请到操场看操场，请!”打断了对方话头。

“不必，不必”来人想自己是奉命来传话禁止的，张澜反倒叫去看操，心里有点冒火。

“看操后再说。”张澜坚持邀请，他不容来人再说，硬是把他请到操场。

操场里，学生正在认真操练，而且还有老师参加。望去个个胸背笔挺，步伐整齐有力，还听得出脚跟踏在操地上发出的沙沙响声。他们手里各有一支枪，使出各种架式，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来人一看大惊，面色徒变。这不是一支活龙活现的军队吗!这岂可容忍?非立即禁止不可。于是会头对着张澜，严肃道:“表方先生，请尊令自即日起撤销军事训练课程，所有枪支没收归公!”

张澜没有回答来人的话，他快步走到一个学生跟前，从他手中取下枪，然后走过了把枪递给来人:“请你仔细检看!”

来人把枪支接到手里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再走到学生行列里对检看了几支枪，又连连摇头而笑。

张澜冷冷一笑:这下可明白了吧，烦请转告知事和冯旅长，请其放心。这些学生中纵有好事者，也造不了反。如仍张皇失措，再传出去百姓会笑话的。来人忙道:“定当如实回复，定当如实回复。”随即告辞而去。

来人为什么检查后态度骤变，哈哈大笑，不以为意就走了呢?原来学生手里拿的都是些木头做的假枪。张澜知道，他是为“真枪实弹”一事来的，所以坚持要他实地察看。

县里把木枪的事告诉了冯玉祥，但这位冯旅长始终怀疑不释。

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张澜和教师们正在学校操场跟学生一起练操。忽然，校门口那边走过来三个穿长衫的人。这三人中，一人在前，两人在后，警卫着那个前面的人。张澜定眼望去，走在前头那个人高伟壮实，气度豪迈，神情安详，步履稳健。不一会，三人走到了教师们跟前。张澜再仔细看去，只见前头哪位阔脸广额，威而含善，目光炯炯，严中带慈，头戴礼帽，身者长袍，脚着一双布鞋。

那人刚刚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就左顾右看，留心观察，似在寻找什么。原来他正在找张澜。他先已听说张澜颈躯长髯，就以这个模样来找人。此刻，当他走到了教师们跟前，早已认出张澜，心自钦佩，又欲一试张澜，便佯装怒气冲冲走进张澜身边，用手指指张澜问旁边一位教师:“这位是谁?”这时，师生们只见来了三个看上去似乎有点来头的陌生人，早已停操。一时肃然寂静，气氛有些紧张起来。那位被问的教师正好认识这个来客，以为要逮捕张澜，他怕张澜被抓走，吓得嘴里打哆嗦，不敢出声。张澜见这副现状，立即自我介绍道:“我是张澜，本校长，请问尊姓?到此有何贵干?”

那人正要回答，忽然本校看门的工友从那边飞奔过来，气喘吁吁指着那人向张澜报告道:“张校长，他是冯旅长，说是来拜望您的，我刚才请他在门房里坐坐，就去校长室找您，可没找到。我知道您准在这里，就赶过来了，想不到冯旅长先到了一步。”

师生们这才明白来人原来是北洋军旅长冯玉祥，情绪更加紧张起来了。

张澜对看门的工友宽容地一笑，挥挥手:“你去吧。”然后对冯玉祥说道:“不知道冯旅长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哪里，张校长过谦了。”“今天我校学生正在上军事训练课，冯旅长是军事专家，既然光临，就请冯旅长检阅指导。”

冯玉祥摇摇手，客气地说道:“不必了，不必了。我只是来贵校随便看看。”说着，就走到学生中间，取下几支步枪验看了一番，见确是木枪，才相信县里的传报没有错。于是对张澜笑道:“打扰了，打扰了。”说完就带着两个随从离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与冯玉祥都住在重庆特园，成为邻居。那年两人初次在重庆见面时，张澜对冯玉祥讲了20年前冯玉祥旅长到南充县立中学查看军事训练用枪真假一事。冯玉祥经张澜一提，才慢慢想起来，叹道:“你好记性啊!”

“不是记性好，因为所处地位不同，你不容易记住我，我容易记住你啊!”张澜笑道。

张澜只是说明一个实际上的道理，绝无奚落的意思。冯玉祥却不好意思地笑了:“惭愧，我那时是个北洋军阀的小头目，跟你们是对立，两条路子。”

“我们现在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啊!”

冯玉祥哈哈大笑，伸出一只大巴掌，紧紧握住张澜的手“是啊!是啊!”一会儿像透露内心秘密似的说道:“当年我来查看枪支真假是例行公事罢了，我是仰慕您的大名，实在是想见见您本人啊!”

“看过后印像如何?”张澜一副开玩笑的神态。

“您那声音神气就叫我十分爱慕。”接着冯玉祥又问道:“当时我给您的印象如何?”

“您那身朴素的穿着，给我的印象实在太好了。我一眼就看出来，您跟那些军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如此说来，我们彼此心许，神交已久喽!”冯玉祥浑身热乎乎地说道，两人相对大笑起来。这以后张澜与冯玉祥成了好友，在以后的岁月中张澜从事民主活动时就经常得到冯玉祥将军的支持和帮助。

    十 四、 忠孝不能两全

辛亥革命胜利后，张澜先生被四川军政府任命为川北宣慰使（川北最高行政长官)。衙署设在阆中，管辖了包括阆中、广元、南充、三台、遂宁、直至乐至、潼南等26县的大片土地。张澜先生出任担川北宣慰使，开始走上为官从政之路。

在近一年的任期中，张澜为治理川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张澜到阆中赴任川北宣慰使之初，面对的局面十分复杂。当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还掌握在旧官僚手中，一方面各地的官、绅、兵、匪形成黑恶势力，乘机欺压百姓；另一方面，保路同志军被解散后，大多数人生活无着落，原由革命党人组织的大汉蜀北起义军，成员复杂，若不妥善安置，也必然会搅乱社会安定。这些都是十分具体而棘手的问题。

于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张澜带领他300人的护卫营(先后担任过四川省主席的杨森、刘湘为护卫营正、副营长。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同学兼挚友张群、陆军师长鲜英为护卫营参谋)，先后开赴保宁(今阆中)、潼川(今三台)和顺庆(今南充)三府所属各县巡查；收容整编或资遣了进入川北的流散溃兵，安置了保路同志军；还设立了川北团练传习所，聘黄隐、孙震等担任教官，训练优秀青年，作为安定地方的武装力量。对于横行乡里、危害地方的盗匪恶霸，毫不姑息，坚决打击，诛除了当时横行川北20余县的袍哥二杆旗大爷冉射平，处决了晏弘等一批为非作歹的恶霸。经过张澜的大力整治，“绅民肃然”，川北秩序“渐循正轨”。

与此同时，张澜着手整顿衙门，力裁冗员。当时，民国虽已成立，但旧时的闲散衙门仍继续存在，各地都有不少闲职，如科举制度下的教谕、训导等。至于各府的听差、劝业员等更是无事可司。针对这种情况，张澜呈文军政府，认为“原有专司，若虚设一官，而无所事事，尸位素食，何补时限，况今大汉光复，首重政治改良。”他要求将满清时代的冗官冗缺一并裁汰，“以符名实，”并建议将所裁人员的经费或作地方办公之用，或扩充学务，归入实业学堂。

张澜还力倡男人剪辫，女子放脚，以革除陋俗，开创新风。满清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男人留辫的旧习许多人一时难改，川北地区尤其如此。对此，张澜一方面布告群众，宣传剪发；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张澜驻顺庆时，便在四道城门外安设卫兵，凡是进城中有保留发辫者，当即由卫兵代剪。营山县有一个外号叫罗三蛮王的土豪，不仅抗拒剪辫，还殴打公务人员，并鱼肉乡邻。张澜得知情况后，坚决将其镇压。对于女子缠足这一损害女子身心健康的封建恶习，张澜在任宣慰使之初，便饬各县贴出禁止妇女缠足的告示，并亲自到各地劝谕宣传，“预晓县民以时势，”对于此项改革，“县民乐从。”

张澜 为官清正廉洁，从不谋私。那年川北大旱，因生活所迫，其四弟（前清秀才)，曾请求他在政府中给一职位，被他断然拒绝，并告诫其弟:“我不能任用私人，你在家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其他亲朋好友见状，也只好就此打住，不再提及此类事情了。这期间母亲王氏和夫人杨氏也照旧在西充召善沟过着日出而作的农耕生活。

在宣慰使职上，张澜办事认事不认人，且奉公守法，在官场宦海中也得罪了一些达官新贵，后来遭到新军阀胡景伊的排挤，任职不到一年便卸任离职了。到卸职时，反欠债600缗。 “别人当官是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张澜辞职时，却是“一年宣慰使，负债六百缗”。因为，他任职时的许多开支，包括人来客往的应酬，从不动公家的一分一厘，都是用自己有限的薪金来维持局面，时而久之，入不敷出。所以当解职归来，不仅两袖清风，而且还带了一身债。

一年债期将至，为了还债，有天晚上张澜把弟兄们都请来，商议办法。

张澜将负债情况叙述了一遍后，面带赧色道:“我极惭愧，在外担任年余公职，非但一点薪金花尽，还负了如许债务，而且期限将到，届时必须偿还。”

“你做了个清官，我们家里人都光彩，有何惭愧之哟?我说倒是一件荣耀的事。”大哥张从善安慰老三道。

“大哥之言不错，但三哥债期将到，时间紧迫，怎么办?”四弟张滽说道。

“这······”张从善一时无言。

“是否可以要求延期，或分期还清?”二哥张涛提议道。

“使不得，一则人家不会答应，二则人家必以我为少信。”张澜无法赞同二哥的办法。

“我看只有向亲友商借这一法了。”张从善抬起头来，皱眉对张澜说。

张澜想了想，对弟兄们说道:“也只有大哥这个办法了，但此事断不能让妈知道。”

张澜刚说完这句话，忽然传来声音道:“别瞒我了，我早听见了”随着这话声，母亲王太夫人走到他们兄弟跟前。大家一惊，齐声叫道:“妈你老人家怎么来了?”

“不要向别人去借，我们家当佃户四辈了，虽穷，但从不随便向人借钱。我想把集凤场那不足四亩的祖田卖了给三儿还债，省得低声下气向人开口!”王太夫人毅然作主道。

“不好，这怎么行，这是我家仅有的一点微薄产业，怎能为我个人还债动用全家产业?这不行!”张澜立即反对。

“我宁可卖掉家产，也不愿你去向亲友借债!”当年张澜因结婚借衣而受欺侮这件事，王太夫人至今还记忆犹新。“是!妈。”张澜了解母亲的脾气，只得答应。

张澜虽然依了母亲的主张，但后来内心一直不安。最终由其母亲出售4亩祖上的土地和拿出历年积蓄才得以还清债务

张澜的母亲王氏积劳成疾，虽经多方医治，病情仍愈来愈重，于1920年8月22日，在西充县岷山乡（今永清乡)召善沟仙逝，享年83岁。石青阳亲自前往西充召善沟吊唁。熊克武（四川井研县人、四川督军)于8月23日发去唁电慰问。

母亲王氏出身贫寒，一生勤劳刻苦，且教子有方，深明大义，对张澜高贵品德的形成以很大影响。张澜对母亲很尊敬，但因常年在外为国事奔走，几十年来极少在家侍奉母亲，家中事务与农活全靠母亲操劳，就是在母亲晚年卧病在床时也难以亲侍汤药。因此，当噩耗到京，张澜悲痛不已，立即在《晨报》上刊登<哀启》后，匆忙结束了四川省长行署的工作，即与好友卢子鹤日夜兼程奔丧返川。

9月，当张澜返回家乡时，母亲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离自己出生地张观沟不远处罗家沟的祖坟里。没能最后见到母亲一面，让他倍感哀痛。家人告诉他母亲的临终遗言:“三善（张澜的小名)在家是孝子，在外是清官，我很喜欢他。可是他不在家。他回来时向他说‘我劳累一辈子，没给儿孙留下半间房、半分地，还死在别人屋子里。他无论如何要存点钱，买一点产业，分给他的兄弟，就算是我留下的祖业吧! 我死了也安心。’”张澜听后默不作声，最后长叹道：“妈在清醒时，她不会叫我顾私的。不过，仅有的一点祖业，也被我卖掉，母亲的遗嘱，我也很难办到。从这来看，我算不上孝子。”

母亲对张澜的影响很深，张氏的去世对张澜的打击是很大的。母亲生育养育了自己，而他自己一直没能在母亲生前在其身边尽孝，乃至母亲病重都不能赶回来最后见上母亲一面，张澜深深地为此自责。乃至22年后还写了一首诗来怀念母亲。

 《 戊寅二月生日忆母亲》

一官何补绝裾恨，不见慈围廿二春。

已感流年频叹老，每逢生日倍思亲。

笑容宛记儿时爱，珠泪潜抛客里身。

节进清明纷祭扫，锦城犹滞未归人。

 十五、张省长走亲家

1920年冬，张澜第一次到南充县三会乡拜访亲家李香圃。三会乡离南充县城有百余里地，因处于南充、西充、蓬溪三县的交界处，故取名三会乡。亲家李香圃的家在三会乡牌坊沟村。

1894年，张澜与南充县三会乡人李香圃应试科举，同时考中秀才。1897年，两人在同一学堂学习，志同道合，情趣一致，相交甚笃。李香圃得一长女，取名李华芳。乔啬、华芳两人年龄相当，品貌端宜，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张澜经常给李香圃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女子缠脚。他说:“我们应率先拥护民主，反对封建，带头移风易俗。天脚实美，何奈要给女子这样深重的摧残。我等女子绝不缠脚，一定要读书。”李香圃应允后，家里女子无一人缠脚，且送华芳进学堂读书，直至大学毕业。在双方大人的说和下，张乔啬和李华芳结为秦晋之好，后乔啬、华芳举行了新式结婚。夫妻两人相敬如宾，始终不渝。

张澜的到来，乡邻们奔走相告:“省长张表方走亲家李香圃这里来了!”三会乡地理位置十分偏远，当地老百姓不说见省长，连见县大老爷也是一件很难的事。不过张澜在乡亲们的眼中早已成了神一般的人物，对这位当过秀才、留过洋、担任过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的地方要员以及不怕砍头舌战袁世凯的大英雄的事迹，通过说书人的传播已经家喻户晓。乡亲们川四面八方汇集于三会乡牌坊沟村李香圃家前的院坝中，大家都想见一见这位当代英雄。有的说:“张表方敢于反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不知这位英雄到底长得象什么模样?”有的说:“听说张省长还留过洋，不知外国人长得是什么样？”不一会，张澜从屋里走了出来，与乡亲们一一打招呼问候，还和乡亲们亲切交谈。当看见张省长穿着一件陈旧的蓝色长衫，没有半点架子，乡亲们惊呆了。张澜一面了解乡情，了解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还向乡亲们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

有人认为，张澜这样大的官，又是第一次上亲家门，给李香圃一定送了很贵重的礼品。此话被张澜听到后，他向乡亲们解释说:“你们以为当了大官的一定很有钱，那是帝王时代的事，而今是民国了，我除了薪俸外，额外的钱从何而来? 我们是民众的公仆，只可立志做事，不能贪图升官发财。”大家听了这些话后，很受教益，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原以为张表方是位很阔气的人，殊不知还是和我们乡民一样。”

张澜一生最喜欢植树，也经常劝人多植树。这次上亲家门，李香圃陪他游览李宅后的刘家庵和玉屏山。在玉屏山的山顶上张澜远远望去，看到山上树木并不多，十分感慨地说:“山川虽有貌，景色不宜人”。立即向亲家建议，要多栽树木。他还对村民说:“大地需要保护，就像人穿衣服一样，人不穿衣服就有寒冷之虞，就失去文明；大地不植树，就有无屏隙之患，就会失去生存。要勤植树，多植树。” 大家点头称是。第二年春季，李香圃带领家人在屋后的玉屏山打坑种树，乡亲们也积极参与植树活动，大家都说:张省长号召我们植树，听张省长的不会错。

在张澜的倡议下，三会乡人多年坚持植树造林，现在这一带树木成林，郁郁葱葱。群众常说:“这是张表方之功啊，表方先生真有远见!”。

     十六、 土匪王三春义拜张省长

     1918年2月19日，四川省长张澜离开成都，奉命到北京述职。3月下旬的一天，风和日丽，天气宜人，张澜和两个随从在城口县城吃过早饭，就策马向西安前进。他们走了30多里，来到川北边境。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乃强人出没之所，通常一二客是不敢通行的。当他们三骑刚刚登上一处山垭，即见前面山垭停着一队人马，似为土匪拦劫之状。两位随行心里惧怕，提议立即返回 ，张澜却镇静地说: “情况不明即退缩，似此何日才赴京。土匪有什么可怕，不就是要钱么?继续往前走!”两位随从只得壮着胆子照办，但仍担心张澜的安全。他们越往前走，对那伙人看得越清:穿着打扮五花八门，个个敞胸露怀，有的还隐隐看出身带武器，必是土匪无疑了，两位随行更感惊慌。

正在这时，忽听一身“起立”，那伙人霍地站了起来，其中一名壮汉两步跨近张澜站定，其他人也紧跟着在他身后站立不动，那为首的人走到张澜面前，拉住张澜马缰，然后深深一鞠躬问道: “你是张省长吗?”

“我正是。”张澜回答说。“请问你是谁?”

    “张省长，请接受我王三春一拜!”那人报出姓名后随即又跪了下去。

    这时随从们都勒住马停了下来，但当他们一听到王三春三字，吓得几乎滚下马来。

   张澜见王三春行这样的大礼，慌忙下马扶起: “不可如此，不可如此，原来壮士就是王三春。”张澜很久以前就听说过川陕边界山里有个强盗头子叫王三春，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今日一见，看上去不像是个恶煞。这人高大粗壮，眉宇之间没有凶相，也无江湖流气，反之，却有三分英雄气概。张澜听了他的说话，看了他的一举一动，很产生了几分好感，但不知他现在是来干什么的，于是问道:“ 今天壮士至此，不知有何贵干?”

     王三春出身非常贫寒，从小受苦，原本也是安份良民，后因生活所迫投身绿林。因其胆识过人，崇尚义气，逐渐成为川陕边境最大土匪头子。张澜为官清正，爱国爱民，早以远近驰名，许多地方甚至有口皆碑。王三春虽为土匪头子，对张澜威武不屈、刚直不阿的革命气节也不得不叹服。昨天，他的一个小头目到城口办事，打探到张澜因军阀混战之扰，将去北京述职，昨晚住宿城口，今天将去西安。他们几个头目商量，为保张澜一路平安，决定派人护送，并深知张澜居官清廉，所带路资不多，决定以银相赠，减少行路困难。因此，他们一大早就从住地出发，急急忙忙赶到这个必经之地等候。王三春讲完来意之后，即叫人将四百块银元捧到张澜面前。

    张澜对王三春其人早有所闻，对他们今天的举动也很感动，但他不能接受，委婉而诚恳地向王三春等人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接受。我知道绿林中人多数都是因生活所迫才走上这条路的，干这行也是为了求生，不是见人就抢就杀，还有一部分是打富济贫。我既非巨商，又非富豪，虽说为官几年，毫无积蓄，身边所带路资不多，无需护送。至于赠银，张澜从未接受非份之礼，非份之务，实在不能接受，请原谅!”

     王三春再次陈述心意，语出至诚，张澜才接受了护送的要求。对于银两，张澜说:“四川这几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这些银两我不能接受，你们拿去分送给贫苦人家渡荒救灾吧!我也同样是很感谢的。”并说:“川陕边区山高土薄，生产落后，人民生活非常痛苦，你们以后要注意打富济贫，不要伤害无辜百姓，并要及早回头，另谋出路!你们现在所为，终非长久之计，何苦长此陷下去呢?”

     张澜苦口婆心的教诲，使王三春等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四百元分给穷人，另谋出路之事待机照办。

    十七、丘八怕丘九

1925年5月初,驻扎在南充的四川军阀何光烈为了消灭异己，独立称雄，趁机大肆扩军。但所需巨款难以筹措，尽管加粮、加税，一年预征三年田赋，仍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抽收“典当捐”。即凡有田土房屋典当关系者，均按典当金额摊派（由地主和佃户分成负担，即家家户户都要出钱)，决定先在南充试办，计划一次筹款70万。消息传来，引起南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张澜得知消息，十分愤慨，一方面由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召集地方各界人士会议，决定予以抵制。联合各乡团人员坚决抵制何光烈的抽捐令，由教育局、团练局分头派员到各乡宣传并督饬公务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接受军方的威胁利诱。另一方面组织南充县男女中学师生举行集会，声讨何光烈。在“五一”、“五四”、“五九”等纪念日时，南充县男女中学的学生联合会连日举行示威游行，男中校长秦蜀风公开揭露何光烈收典当捐的罪行，张秀熟和袁诗荛两位老师，痛斥何光烈在南充残害人民的事实。会后，学生沿街宣传，散发传单，发动市民，反抗何光烈抽收典当捐。

5月10日，何光烈不顾民众的反对，派出东、南、西、北四路人马分别由秦桐槐、李严介、刘宣三、乐以南领头，到南充各乡催收“典当捐”。

在张澜的支持下，5月10日上午，南充中学召开学生大会，教师袁诗尧作动员讲话，声讨何光烈，揭露军阀连年混战，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学生打倒军阀，誓报血耻。会后把50余名学生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宣传队，由教师任绍明、周荼，学生任白戈、罗瑞卿等带队，到各场镇宣讲何光烈敲诈农民的罪行，阻拦征收“典当捐”，追捕何光烈派的搜刮“典当捐”的委员。

东路学生在罗瑞卿、邓德光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直奔南充县龙门场，时秦桐槐已离开龙门。学生们分成两路，一路去擦耳场，一路走御史乡，追至与蓬安接壤的会龙场将秦桐槐捕获。此时秦桐槐正在街上茶馆里打牌，学生们将茶馆大门堵住，罗瑞卿走向牌桌问道:“谁是秦委员?” 秦桐槐官气十足，头也不回地说:“缴款去乡公所找X先生。” 罗瑞卿又问:“你就是秦委员吗?” 秦桐槐不耐烦地眉头一皱，只顾打牌。罗瑞卿见秦桐槐这副傲慢样子，不觉气往上涌。罗瑞卿、邓得光二人将秦桐槐的两个膀子往桌上一按，旁边几个同学随即涌上，抽出短棒，朝着秦桐槐的屁股就打。秦桐槐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连呼“饶命!”“饶命!”。学生们指着他的鼻子说:“马上滚回去，不准下乡来收‘典当捐’。”秦桐槐连声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恰巧那天会龙逢场，学生们就向群众宣传。农民们听说是县城的学生出来反对收“典当捐”，人人拍手拥护。

西路学生追至大通场，抓到了何光烈派往西路的收捐委员刘宣三，当即扭向大街，给他戴上“何光烈走狗”的高帽子，将其捆绑游街，勒令他见人叩头作揖，承认自己的罪行。南路、北路的收捐委员李严介、乐以南听到消息后，不敢在乡下停留，急忙溜回城里。任白戈又带领部分同学去正南 街搜捉李、乐二人，他们吓得藏在家里，不敢出门。 

收捐委员被打的消息传开后，何光烈暴跳如雷，一面派出士兵若干队，身着便衣，携带短棍，隐布在各城门及城郊通往四乡之要道堵截拦打学生。学生队先有预防，分道散匿，未遭大害。只有西路学生队长张仲友、南路学生队长赵光祺，路遇便衣队，被打得半死。赵光祺伤重死亡，张仲友经治疗复元。一面又派兵包围学校，扬言“不交出闹事学生，就要听凭士兵踏平学校”。同时还在南充城内的模范街、仪风街、十字街、三公庙至北门城墙外鸣枪威胁。

秦蜀风校长带领学生护校，张澜发动城里的工人、市民罢市来声援学生的抗捐斗争。何光烈遭此挫折，更加气恼。11日，他派人将五师师印、城防司令印、南充县知事印和南充县征收局印送到南充自治筹备处，威胁道: 他何光烈不能负责维护地方秩序，请张澜先生出面维持。当时，张澜正与各界人士商议如何应对何光烈故意制造的危局。张澜先是拒收印章，嘱来人带回。何光烈又派人送来。张澜勃然怒道:“可恶!可恶！他何光烈要干什么?”嘱来人转告何光烈:“再要交来，我给他收下! 对他这样搜刮人民的地方官吏，人民不需要，可请上面另派。”

张澜还带领几个教师，来到何光烈住处，两个士兵用枪拦着张澜一行人，张澜先生用拐杖挡开士兵的枪，径直闯进了何光烈的官邸，厉声斥责何光烈:“何光烈，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现在不认识我了，也不认得南充父老了!当年你被陈书农打得穷途末路，深夜跑来找我，苦苦哀求。南充父老组织民团义军帮你打退五路大军……如今你活下来，立下了脚，就翻脸不认人了，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殴打百姓，出兵示威，你的良心是啥样子?”何光烈被骂得坐立不安。他见众怒难犯，又怕张澜先生一个电报拍出，又有援兵来攻，那将内忧外患，不可收拾。连忙站起身说:“先生息怒，快快请坐，诸位请用……请用茶……‘典当捐’一事，鄙人实属不知，乃贱内以女流之见，大胆妄为，我为此事正在训斥她。手下兵无知，不受管束，触犯乡民，万望先生宽恕。”

自此以后，何光烈自知张澜不会让步，又慑南充人民的义愤，不得不收回各印，被迫取消征收“典当捐”，并借去西充、南部等处检阅军队为名暂时离开了顺庆。

为了平息轰动四川的打“典当捐”事件，张澜经过深思熟虑后，动员进修班学生自愿报名去何光烈部接受拘禁，因为进修班忙于毕业考试，没有参加打“典当捐”的活动，料定何光烈不敢对学生怎样。学生任启愤、田开琼、蒲向阳、唐正元、张烈5人自愿报名前往，继后经学校具文，派人护送至嘉陵道尹公署拘禁。为了保护学生，张澜还把自己的侄儿张默生（解放后曾任南充市副市长)交给了何光烈。半个月后，何光烈既不敢处理，又不敢释放，张澜遂命学校派人将学生接回。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从此，何光烈再也不敢无视南充人民而贸然巧立名目，任设苛捐。

反对“典当捐”，这是南充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人民群众运动，使学生得到了锻炼，没有张澜的威望，这次运动是发动不起来的，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南充一时盛传“丘八怕丘九”，意即何光烈对张澜无可奈何。

 十八、川北圣人

由于张澜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四川人民非常信任，当四川省长职位空缺时，即推人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请愿，要求张澜主持川政。川军各位将领也一致拥护。

1917年11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长。张澜到任后，立即实行取苛捐、免杂税、兴实业、反贪污，废除了百年的陋规积习，使川政焕然一新。在任职期间，本着“正我爱人”的宗旨，全心为民，严以律己，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艰苦朴素，布衣淡饭，从不讲究吃穿。薪金用于资助他人，从未往家里寄钱。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家属也是如此。

其母亲王太夫人仍在西充召善沟放牛、割草、养猪、下种、收粮。克勤克俭、艰难度日，从没有向张澜要过钱。同时严格督导张澜的妻子刘慧征及兄弟媳妇们在田间劳动，根本没有一点显官家属的气派。对于膝下众多的孙儿孙女，有时候给一些糕饼，有时候给一点小钱。每当这个时候，王氏都要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诲，勉励他们勤奋好学。张澜每次从外地派人给母亲送些大米、腊肉、香肠和一些滋补药品吃，母亲很高兴常说张澜孝顺。有时张澜回家探望母亲，母亲也常对张澜说：“你很孝顺，我很欢喜，我们家穷，你在外当官要做清官，要多帮穷人。”

张澜一生在穿着上从不讲究，只有两套外面罩衣，针织衣，棉衣各一套，都是布的，要穿得不能再补时才换新衣，另外有毛料衣服和皮袄各一件，也都补了又补。在生活上，张澜一直以勤简教育子女，男的不准打牌、抽烟、喝酒，女的不准穿花衣，烫发，涂脂抹粉等。这些对子女影响是很深的，几十年来其子女敬遵父亲教诲，在生活上一直是很勤简朴实的。张澜一生吃的都很简单，除吃蔬菜，豆腐之类素食外，很少吃肉食，每餐2-3个菜。从不铺张浪费，不喜欢请客送礼。

有一次张澜当嘉陵道尹时，请客吃“江团” （鱼名），大家都觉得是一件新鲜事，猜想这一席不知有多丰富。满怀热情地去赴宴，不料一席终了，只有一盘“江团”鱼，几碟小菜，张澜对客人说：“这种江团鱼是很难得买到的美味珍品，我偶然买得几条，想和一家分享美味。”结果客人是乘兴而来的，意外而归。

张澜一生正直、刚强、爱国、爱民，只知为公，不知为私。从不以财物贿赂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衣物和贿赂，有人送礼，他都谢绝。要是有人为达到某种目的，想走门路，拉关系，送来礼物，张澜就会十分严厉地批评送礼的人，退回礼物。只有他的学生偶尔从家乡带少量土特产来看望他，他才领情收下。张澜在经济上很困难， 生活上很艰苦，就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假公济私，侵占公家丝毫利益。

张澜对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很友好，他们的子女中有好学的帮助培养上学读书，生活有困难的，从经济上帮助安排好生活。但决不利用职权安插亲人，谋取私利。在家族中的亲戚或者朋友，有人当面求情或者托人，写信找张澜帮助安排工作，张澜一概不理。张澜说：“你（他）们要是有真才实学还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没有真才实学，想找我帮助找门路，找关系，办不到，背地里找母亲说情也不行。”为这些事得罪不少亲友，有些亲友常对张夫人说：“从古到今都是一人当官，亲友荣贵，朝内有人好做官，就他（指张澜）当官做大事，没人得过他的好处。” 亲戚中五姐的意见最大，她常对人说张澜留学日本时没有钱，路费与用费借了她家五十两银子，后来回国当了官，她要求张澜把她的儿子带去做事，都没照办，她向母亲说张澜忘恩负义，记恨在心。

张澜对那些假公济私，以公肥私的贪官污吏最痛恨，他常对子女和亲友们说：“无欲则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每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做到的。张澜一生的行为充分证实了，也做到了这些。

1918年，四川军阀石青阳驻防南充，管辖南充、西充、广元等17个县。石青阳到南充后，视张澜为敌方，伺机寻衅。他的部队皆招自绿林，习于劫掠。熊克武占据四川后，指责张澜为贪官，令石青阳查抄张澜在南充的住宅。张澜对熊克武所诬陷之词，“不胜駭异”，为澄清事实，以证声名，专门致函熊克武，对有关疑虑账目一一加以澄清，在信函末尾张澜写道“事关国家财政，人民膏血，断不受无端之污毁。鄙人平生日无一长，维不贪财一节，羞堪自信”。

石青阳派兵查抄张澜任嘉陵道尹时住过的房屋，竟是一间陋室，一无所获，问周边邻居都称其廉洁。石青阳不甘心又派人到西充岷山乡召善沟查访。

就在这年秋天，一个阴霾的下午，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由一个排长带领着，来到岷山乡召善沟。他们一路行来，不时在向乡下人询问张澜家的位置。他们来到一条田垄上，忽然看见前面走过来两个妇女: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少妇。那老太太手里牵着条水牛，那少妇背着一背篓草，一前一后，模样看去像一家人。排长吩咐士兵张福上前问路。张福走上前去，口气平和地问那少妇道:“请问大嫂子，张省长的家在哪里?”

那少妇平时看惯了这些丘八，因此倒也并不惊慌，而且这个士兵态度和气，所以更加心定。不过听他问起张澜家，倒是一楞，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见她掉过头去，两眼只管对老太太看，嘴里嗫嚅着，说不出话来。老太太神态自若地对那个士兵指指前方不远处，说道:“张省长家吗?就在前头，你们随我来。”

于是一队人跟着那老太太和少妇向前走去，不一刻来到自家门口。老太太引领众人进屋，说道:“这儿就是张澜的家，我就是他妈。”又指着少妇说:“她是他家里人，我的儿媳妇，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

那排长，那队士兵，一听这话，都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石青阳部队里有不少绿林好汉，平时抢惯捞惯，这次他派这队人马原来是想到省长家里来发横财的，不料见到省长的家竟这样寒酸。张澜家环堵萧然，一屋空空，竟没有一样像样的东西，那排长见了这种景像，半句话都不想问了。他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恼怒，还是懊丧，还是感动。他里里外外又查看了一番后，见都是一派凄清情状，于是带着那队弟兄，垂头丧气而去。带队的排长回去后，如实向石青阳禀报。石青阳感动了，又是惭愧，又是懊悔，他感叹地说:“‘川北圣人’之名不虚也”。从此对张澜多了一份敬重。石青阳也把查实情况如实向熊克武汇报。此后，再无人议及张澜的家财，其亲友因此也多获保全。

         十九、学校体育运动的倡导者

    1903年春，张澜作为四川公派留学生进入到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弘文文学院是由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1902年4月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私立补习学校。设有三年制的本科、6至8个月的速成师范科、速成警务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乐科，张澜在师范科学习。课程最多的是日文，其次是体操。嘉纳校长喜欢体育运动，在学校中大力开展体育活动，1909年嘉纳校长被选为亚洲的第一位奥委会委员。受嘉纳校长 的影响张澜喜欢上体育，认识到体育与强国的关系。

1905年张澜回国后，先后在南充、成都等地办学，在办学中张澜特别重视体育。体育在当时是受人轻视的，张澜却极力提倡，深以洋人诟骂“中国是东亚病夫”为耻，动员学生坚持体育锻炼，增进健康。1906年朱德到张澜任校长的顺庆府中学读书时，张澜尤其高兴朱德爱好体育课，每当课余时间朱德奔驰于篮球场上，张澜便鼓励在场外围观的学生，向朱德同学看齐，到球场上去参加锻炼。有一次，张澜夸奖朱德打篮球勇敢、机灵，跑得快，投篮准。还问他为什么个头不太高，打球跑得这么快？朱德说小时读私塾时，塾馆离家远，每天上学、放学要来回跑4次，久而久之脚板就练出来了。张澜听了，对站在旁边的体育老师说：“每天早上要组织学生练跑步。中国人要早日洗雪‘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
    张澜高度重视体育教学。当时曾盛行一种“斯文”之风，就是平时总穿戴得很整齐，走起路来非常稳重。张澜认为斯文应该是有度的，该斯文的时候斯文，该运动的时候就应该运动，身体是本钱，必须加强体育锻炼，锻炼之时不需要斯文。1940年，张澜在任建华中学校长时，已经68岁了。但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查看学生学习，还与学生一道参加晨练。

     张澜主张学校定期举行大规模的体育比赛. 为了推动体育的普及和运动水平的提高，还积极组织各种体育竞赛。在任成都大学校长时，为了激励学生坚持体育锻炼，他对体育成绩最佳者授予金质奖章。

1907年张澜在成都的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任学监(训导长）时，联合其他几所学校,发起举办四川省中学生体育运动大会，会场设在南较场，各府州县来省参加的学生达数千人，大多数是文学堂学生，也有少数军事学堂的学员。召开如此规模的学生运动会，这在当时的四川是一个创举，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因此轰动了成都城。开幕那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主席台上座无虚席，除各地学堂负责人之外，四川总督应邀也率大小官员前来观看。在比赛中各路健将，大显本领，跑跳掷射，精彩纷呈。

1907年冬，张澜任顺庆府中学校长时，在南充县南门外土门寺大坝上辟地封栅，举行顺庆府中学堂首届运动会。主要项目有团体操、赛跑、传旗竟走、接力跑、哑铃操、木棍起虹（跳绳）、拔河、传球、杜架、跳远等。一时万人空巷，老幼均前往观看。可是一些守旧士绅却说，这是“读书人跳闹玩世”“劳民伤财”，为此张澜坚持抵制。在运动场上高悬“禁止风帽，烘笼入场”之牌，拒绝戴风帽、提烘笼才能出门的守旧士绅入场观看。比赛数日、规模甚大，开川北运动会之先例。在端明女校，张澜还举办了女子运动会，开了女子运动会先河。以后，学校举行大型活动都有体育表演。

      二十、  威武不屈斗杨森

1932年，国民国民军第20军驻防南充。杨森是20军军长。杨森早年有志于学问，曾在张澜任教的广安紫荇书院读书，与张澜有师生之谊。1912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亲自挑选杨森为护卫营营长，杨森与张澜有上下级之礼。

张澜任南充中学校长时，聘请进步教师，提倡民主自由。主张学生有充分民主权利和阅读书刊的自由。学校图书馆购有大量进步书刊，数量达两万余册，包括《苏联宪法》等。张澜校长常为学生讲述为学、为人道理，痛斥国民党新军阀黑暗统治，因而深为杨森所怀恨。

杨森在进驻南充后，认为张澜任校长的南充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20军“戌区”的空白点，务必想方设法消灭这个空白。于是多次要进入南充中学“清党”，都被张澜拒绝。杨森还派特务到学校监视学生活动，张澜知道后勃然大怒，让学生们将特务抓住痛打一顿，然后命特务带去张澜的名片，召来杨森面斥，并告知杨森: 已给校警配枪4支，如特务胆敢再来，则先打死暴尸三天，再召其来领尸。

一次杨森请张澜老师到杨汉域师部赴宴，争取张澜支持他进入南充中学“清共”的阴谋。张澜识破其阴谋，但仍应允去赴宴，便坐黄包车前往。杨森伪装热情接待老师。张澜就坐后，杨森亲切地对老师寒暄，问道:“老师现在有多少岁了呢?”张澜答:“我有100岁了”，杨森说:“你哪里有100岁呢?”张澜说:“你驻南充，征收粮税，都征到100年了，我怎么没有100岁!”杨森十分难受，但仍保持师生情面，吞下张澜给他的严厉驳斥。张澜喝了茶后便告辞而去。杨森口吐恶言说:“这老头不落教，本军长非杀他的头不可。”

杨森疯狂地仇视共产党，在南充驻防时残杀很多共产党员，并且株连无数群众，听说是姓朱的就抓来杀，有一个抬滑竿的贫苦人和同伴开玩笑说他昨 天抬了个“猪”，被过路的兵听见了，说他是共产党分子将他打死。对杨森部队的胡作非为，张澜十分气愤，多次向杨森抗议，杨森很仇恨张澜，不听张澜的话。张澜只好通过南充的开明士绅、民主人士奚政和先生保释出来一些人。

杨森肆意施展反动权威，在南充城乡大肆清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把一般被嫌疑的人，抓捕起来，关进三监狱。杨森说，要把共产党铲草除根消灭掉。杨森在南充土门市大操坝的反共大会上说:“本军长对共产党分子，绝不留情。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他还大言不惭地骂张澜说:“南充有一个不安分，不讨好的老人，本军长要杀他的头”。 杨森在南充、广安等地残酷镇压革命进步人士，还经常在南充茧市街乱葬坟杀害共产党人，用大刀矛子将共产党人一个一个刺死。在刑场上共产党人临死不惧，挺胸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共川北支部第一任书记吴季蟠被捕后，未经任何审问就被杨森在南充县城小西门杀害。据查三二年、三三年在南充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多达100多人，埋在西桥河畔。

张澜知道杨森在背后骂他，甚至要杀害他的消息，他毫不畏惧，坚持留在南充与杨森作斗争。杨森慑于张澜的威望，不敢公开行动。后来张澜掩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于江震等撤离之事，青年党有所察觉，报告了杨森。杨森很高兴，认为有了证据，有了机会，便默许国民党南充县党部书记长、中统局南充调研室主任吴光普纠集暴徒，在1932年冬抢走南充中学、女子中学以及县教育局的校印，并打伤南充中学教务长庞明钦，赶走教育局长任梓勋，并扬言下一步就轮到张澜。一天，张澜在南充县城鸡市口行走，一颗子弹从身旁飞过去。张澜与奚致和只好避居西门外。

1933年1月，杨森任命有“易屠夫”之称的青年党徒易维精为南充县长。易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挤掉张澜势力”以及“清洗共产党员”、“派青年党人掌握各级教育行政权”等三项主张。面对杨森等反动势力的叫嚣和威胁，张澜泰然处之。

一次南充军阀头头们召集会议，讨论教育问题，邀请张澜参加。许多人担心杨森借机扣留他，劝他不要去，但他说:“不去不行，这会关系到南充教育和我们学校的前途，不能不去。”毅然独自步行前往。

1933年中秋节前，进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杨森部队被红军击溃，退至南充近郊，其后队有一部分尚驻蓬安周口，杨森密谋诱歼红军徐向前部队于蓬安县境。这一机密被张澜获知，当即会同在南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商，派遣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星夜赴仪陇马鞍场红军指挥部报信，使红军早做准备，打乱了杨森的部署。当杨森得知此事乃张澜所为时，攻击张澜“私通共匪”，欲加害张澜，张澜偕奚致和仓促离南充赴成都以避之。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撤离后，红、赤、苏之眷属留下一万多人，杨森打算遵蒋介石命令大举屠杀。张澜呵斥杨森“不能杀害红军家属”，从而挽救了大批革命家眷及人民群众的生命。

 二十一、 半明白先生

1923年，张澜任南充端明女子中学校长时，生活十分俭朴，长年累月，身着灰布长衫，外罩一件青布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帽，一日三餐都是蔬菜素食。但是，他对办学，特别是对贫寒学生却慷慨解囊，无私援助。

端明女校师范班有一个王之佑学生，家境十分贫苦，生活费用和上学经费全靠舅父拉船的收入维持。因家里房屋窄小，无法温习功课，连暑假期间也只好住在学校宿舍里。有一年暑假过后，学校已经开学，许多同学都把行李搬往学校。可这时，舅父还未给寄新学年的学费来，王之佑含着眼泪正把铺盖往校外搬时，恰好被张澜校长看见了，张澜马上来到王之佑同学身边，问清缘由后，替王之佑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此后王之佑学习更加刻苦，成绩更加优异。

张澜对品学兼优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南充县金宝乡的王玉周同学在报考建华中学时，各科成绩均优，唯独化学不及格，招生的老师拿不定主意，便去请示张澜。张澜将王玉周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问道:“你其他各科成绩较好，属中上类别，为啥化学不及格呢?”王玉周同学答道:“因为我还没有学到这一章。”张澜又问:“怎么会没有学这一章?”王玉周同学答道:“我刚进初一，刚读一年，初二还没开始。”张澜很是惊奇: “那你为啥子要来进建华，而且要越级进入高中?” 王玉周同学回答说:“为了领助学金。”然后他又急忙解释道:“因为家里穷，不能长期供我读书，我现在跳级来考高中，想早点完成学业，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张澜听后笑了:“我这里能够享受助学金待遇的，必须各科成绩均进入前三名，你化学那么差，够这个条件吗?” 王玉周同学倔强地回答说:“我努力!” 于是，张澜便考问他:“你知道我们学校为啥叫建华吗?”王玉周同学思索一阵后答道:“顾名思义，应该是建我中华吧!”。张澜听后，欣喜地说:“好!我收下你，你去努力吧!” 入校以后，王玉周 同学果然学习十分刻苦有功，各科成绩很快便进入了班级前三名，也顺利地领到了助学金。

据张澜的学生任乃强回忆:“ 我11岁考入高小，是这个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特别爱看张澜先生从日本带回来的地理书和地图。记得有一本叫《支那疆域沿革图》的巨册，我特别喜爱，要求借来托绘，蒙师特例许可。我从那时起就打下了研究史地的基础。学堂有一圈颇高的围墙，我与一个同学发现一架竹梯靠在墙上，我爬上墙顶眺望，被同学开玩笑抽去竹梯。我窘极了，大吵大闹。被先生听着，走来，搭梯接下，拾地下蔑片打了我的头。我冤愤不止，从此恨他。但不久，便从种种事实的感动，转变为钦佩与敬爱他了。那时教学，全是在黑板上写讲义，学生照抄。我们发现他格致课讲稿的书壳上，大书‘半明白先生’五字。心想:‘他都没有学通，就来教我们。’但听他讲的全都新鲜，没有可以怀疑之处，也没有人能驳倒过他。后来与同学议论: 像他那样‘卖独行’的教师，在别人，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他却自署为‘半明白先生’。这种虚心自律的精神，正可说明他品德高尚。

先生嫌原讲修身课的老儒言论迂腐，改为自己来讲。所讲的也是经史格言，但不是理事家那一套，而是鼓励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类古籍成语。有一次期考，他出的题是‘如何才能改过’。他并未曾讲过有何方法改过。考生问他，他要学生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许多年纪大点的同学，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去阐述。我对经籍一窍不通，只曾读过《论语》，记得子路好勇和他闻过则喜的故事，便勉强写出:‘惟有勇才能改过，故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自嫌17字不成文章。恰好历史课讲过了汉武帝晚年厌兵，下诏悔过。于是再配上一句:‘汉武帝晚年悔过。’凑够24字搪塞，羞缩缩地把卷子交了。万未料到，他给我这卷子打了100分，并用红榜贴出来，为全校示范。这真使我感到已被绑在高跷架上，不能不努力学习了。以后我有过失，老师总是用‘你以前是怎样的’这句话来责问我，使我不能不痛改前非，力求上进。”

任乃强从学校毕业后，考入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此时任乃强家已经很潦倒了，没钱供其念书。张澜先生得到消息后，就联合奚致和等人，以“办会” 的方式为他筹集学费，一共10股，张澜先生一人就占了7股。帮助任乃强顺利完成了学业。

任乃强没有辜负张澜老师的厚望，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大家。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藏学、民族史和四川地方史三个方面。是我国近代藏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

二十二、 一场难忘的作文比赛

1943年秋举办了一场南充专署高中生作文比赛，此次比赛是由张澜先生倡议、组织、命题、亲自阅卷和决定名次的。张澜此时已回到南充，任南充建华中学校长。考试那一天，考场上聚集了来自南充及附近县各中学推荐的大约50名同学，刘存宽同学代表建华中学参加了这次考试。考试以张澜先生现场出题，学生根据题目当场作文的方式进行。

比赛开始，张澜先生用粉笔以草书写出考题，然后让大家按题作文。考试的题目是《世界局势鸟瞰》。其中那个“鸟”字，张澜写得略草一些，被刘存宽同学误认为是个“乌鸦”的“乌”字。刘存宽同学当时还不满15岁，学识浅薄根本不知道有“鸟瞰”这个词，看完题后心情相当紧张。但他知道“瞰”字作“自高处俯视下面”解，便半猜半蒙地将此题理解为“像乌鸦一样从空中观察世界局势”的意思，并且据此作文交卷。

过了半个多月，张默生老师通知刘存宽同学，张澜校长找他单独谈话。于是刘存宽同学就跟着张老师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进门一看，没料想到校长办公室里还坐着平时自己十分敬重的六七位老师。张澜等人见到刘存宽同学的到来，显出特别高兴和怜爱的样子。刘存宽同学本性腼腆，又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张澜先生虽然平易近人，但他毕竟是名声显赫的社会活动家和德高望重的校长，刘存宽同学更是不知所措。张澜见刘存宽如此紧张，便对他说:“存宽同学，你不用拘束。今天是为作文比赛的事叫你来的，在坐的也都是你熟悉的老师，你不用害怕。” 然后张澜轻声细语地说:“你先把作文考试的题目念一下。”这句话恰好触及刘存宽的要害，因为那题目的意思是他蒙的，回答全无把握。刘存宽同学只好战战兢兢地回答说:“题目是不是叫做‘世界形势乌瞰’?意思是好比一只乌鸦在天上飞，可以看到下面的全貌。”这一下张澜和在场的全体老师实在抑制不住了，顿时逬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这时，刘存宽同学脑子里轰然一声，脸直红到耳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张澜见刘存宽如此狼狈，便安慰他说:“你对题目的理解得很对，是那个意思。你再想一想，难道除了乌鸦以外，其他的鸟在天上就不能见到下面的全貌吗?”经张澜先生轻轻一点，刘存宽恍然大悟，说:“题目是否应该是‘世界形势鸟瞰’?”张澜立即说:“这才对了。不过你的文章思想正确，条理清楚，论述有说服力，文字也很好，只是在题目上弄错了一个字，理解上还是对的，无关大旨。你知道你考了第一名吗?”然后张澜转头对老师们说:“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张澜还希望刘存宽同学今后要继续努力，切忌骄傲。

张澜在作文比赛中，把第一名给了一个连试题都弄错字的孩子，确实给人以不同寻常的印象。他那爱护人才和循循善诱，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更凸显出他作为老教育家的伟大风格。

    二十三、国立成都大学校长

   国立成都大学是四川的第一所大学，被称为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它在四川的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26年至1930年，张澜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虽然张澜不是成都大学的创始者，但成都大学的真正确立与发展，张澜功勋卓著。张澜执掌成都大学，是他教育生涯中尤为精彩的一章。

    1926年4月6日，张澜正式就任成都大学校长，全体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刘湘、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等四川军界及政界要员以及四川的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向张澜表示祝贺。 

张澜就任校长后，首先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以广揽人才。在张澜看来，学校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层次与水准，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之一。基于这一目的，张澜在聘任各科系教师时，不论教师的政治信仰如何，其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来自何省何国，惟才是举。这样，在成大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党派人士。他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方面的教师聘用上都同样重视。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系的魏时珍，生物系的罗世疑、周太玄，化学系的曹四勿、林兆宗等，皆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教授。在社会科学方面，中文教授有向楚、蒙文通、吴虞、林思进、余苍一等，教授《文学概论》的李人，教授《历史》的叶秉诚，教授《经济学》的张禹九等，也皆为当时学界名流。张澜聘用人才还有一大特点，即少长咸集。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曾济实，年仅26岁即被聘为教授，并任系主任。在聘用外教方面，外国教师28人，英美各占一半。

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时间虽短，但组建了一个群贤毕至、各方人才齐备的高素质教师阵容，在当时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里排名第7。对于当时交通极不便利，信息相对闭塞，地处西部边陲的成都，能够建立如此规模的普通大学，实属不易之事，由此可见张澜在教育上的才能与在教育界的名望。

   张澜兼收并蓄招纳人才的同时，在学校人员聘用制度上采用公开的聘用方式，组建聘任委员会，学校师资等方面的人员任免由该委员会负责执行。委员会聘用人员的议决准则本于《国立成都大学教员延聘细则》。聘任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议决方式为投票表决方式，以票数多寡决定取舍。委员会在每学期即将结束前开会，讨论和评定下一学期新聘教师的资格才能，以及待遇等问题。学校的高级职员同样须经过委员会审查核定后方能聘用。公正贤明的选人方针与严格有效的用人制度，使学校教职员工的整体素质得到充分的保证，避免了任人惟亲、不合格教员滥竽充数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同样，张澜在聘用人才上不拘一格，以民主办学为准则，保证了成都大学师资队伍的强盛实力得以不衰。

   在建立优质师资队伍的同时，从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出发，张澜对学科和课程设置诸方面也大胆进行革新。1926年，成都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除原有的文预科及理预科外，成都大学设置的各个科系都开始招收本科生，包括中文系、英文系、哲学系、政治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教育系等。这是成都大学系级制的开始，至1930年，成都大学的系级制发展为院系制，此时，本科生的人数较之1926年时的96名已有大幅度上升，据统计，1929年时即有本科生1344人。在课程设置上，分为必修科与选修科两个大类。选修科目较之于必修科目多，而且科目涉及面广，这样为每一名学生各自的特长和兴趣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在某方面学有所专的学生得以尽快成长起来。

    张澜遵循民主办校的精神，对于校制也大胆进行改革。张澜亲自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大纲中规定，由校长、教务长、各科学长、总务长、斋务长、系主任、部主任以及图书馆馆长组成校务会议，它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议有实施决定各科系及校部机构的设置、变更和撤销，审核学校预决算，制定、修整和废止学校规程的权利。大纲中还规定校长要定时召开各科系教授会议、教务会议、事务会议，以利于在发现学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后能够及时予以解决。为保障教职员工利益和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学校制定了《教职员薪俸规程》和《教员延聘细则》；根据各科系的特点，还制定了文、理、法科通则。在张澜的努力下，成都大学在民主办校的精神指导下，一整套完整的学制制度得以建立，并力行实施。

    当时的成都大学，可以说是各类思想流派与党派的汇集地。张澜曾在成大公开表示，要学习蔡元培北大办学的思想和方法，崇尚学术思想自由，形成学校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张澜允许教师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讲授课程。杨伯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授社会学，阐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张禹九在讲经济学时，讲演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在那个时代宣讲共产主义学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但张澜却予以支持，他说：“殊不知我们是研究学问，不是去加入政治团体。我们研究学问底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究经济真理。并且社会主义经济学近来在各国大学中，都也有多人研究它了。即如戴季陶先生翻译《资本论解说》，胡汉民先生介绍马克思《经济学入门》，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共产党。‘反共’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拿反共来作为一种遮蔽真理底成见。”在张澜看来，做学问与搞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做学问以追求真理为目的。正是出于这样一个观点，张澜对于持有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思想的教授宣讲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唯心主义学说，也不持反对态度。

   对于学生们，张澜则提倡和支持他们组织学术团体及出版刊物。学生中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有国民党领导的“健行社”，有青年党领导的“惕社”，学校每年拨经费二百元，让他们各自出版刊物；又经常聚三派于一堂，任其自由演讲辩论。成都大学许多科系都有自己的刊物和团体：教育系有《现代教育》杂志和“教育学会”，历史系有《史学杂志》和“史学研究会”，经济系有《经济科学杂志》和“经济学会”，中文系有《文学汇刊》和“中国新文学研究会”，诸如政治系、体育系等都有各自的学术团体。在民主开明的氛围中，学生们的学术团体办得生龙活虎，经常组织和举办学术演讲会，聘请学校内外名人学者进行讲演。成大由于学术活动搞得生气勃勃，名声沸扬，凡有演讲会来参加者，已不仅是成大的师生，甚至还有外校的师生和社会人士。张澜对成大学生组织主办的学会和刊物非常重视，不仅经常参加学生们组织的演讲会，而且还为学生们的刊物撰文予以支持。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怎样研究经济学》一文，就是在经济系组建的经济学会成立时所做的演讲。《现代教育》第一期刊行时，张澜撰写了《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一文作为该刊的发刊词。

     当时北大受到反动派的制约，成大继北大而起，在西南独树一帜，民主自由的空气十分浓厚，因而当时成大有“租界”之美誉。在这个“租界”里，张澜保护了很多知名人士，有一次成都顽固派要他解聘“支手打倒孔家店”的吴又陵教授，驱之出境。他冷冷地说：“讲学自由!”他还以自己的工资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野火》、《定性分析》、《科学思想》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张澜常对人说：“我办大学究竟办多久，不得而知。但我办这个学校究竟该起什么作用，对于学生究竟应走什么方向，是必须有个明确主张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革命走向低潮，张澜公然把他办学的主张以布告形式公开出来，仍旧坚持民主办学，因此反动派硬说他是共产党，派兵搜查张澜在成都的住宅，对他进行监视。他泰然自若，每天一早照常步行到校办公。

成都“ 二·一六”惨案发生3日后，张澜即致函刘文辉、邓锡侯，请辞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张澜在信函中指责军阀“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张澜提出：“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此澜所以引咎辞职，以谢邦人。”张澜在同时发出的另一封《自行解除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函》中，对于成大当下的状况扼腕痛惜，他说：“回溯往日缔造之艰难，与关系西南文化之重大，年来共同维系，仗借实多，一朝别去，能无怅然。此后本校前途，尚希鼎力维持进行，俾至不坠，至感至祷。”

成大师生们在获悉张澜辞职的消息后，全校师生一致挽留张澜，形成了“挽张” 运动。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呈文军阀们，请求取消通缉学生案并敦促张校长复职。呈文写道：“当此西南文化根萌甫树之秋，求其名隆望重足以表彰士林者，舍张校长外，殊若无人。钧坐扶植文化，夙著热忱，决不能任张校长拂衣远蹈。是以特恳再行敦促张校长立即复职，以维学府进行，不特同仁学业之幸，西南文化前途，实利赖之。”四川军阀们迫于各方压力，释放了在押师生，几个军阀头目皆致函电于张澜，挽留其留校。

3月12日，成都大学师生召开了欢迎张澜复职大会，在会上张澜发表了复职演说。在演说中，张澜毫无忌避地披露军阀政府制造惨案的动因，以及自己对于这次事件严重性的看法，他认为，此“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张澜在演讲中还谆谆教导学生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并以孙中山先生为例说明，“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才免得走入歧途，才不至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张澜的讲话对学生们的思想是个很大的启迪，“ 二·一六”惨案后学生们注重实际，注重理论的学习，对于革命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29年，成都大学为建校5周年举办了纪念活动。包括举行了39个项目的运动会和128个文娱节目的演出。纪念会期间，来宾达到几万人，盛况空前。张澜在纪念会特刊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出路》一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学生们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剖析，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现在的学生，必须使用科学的方面，来消极地排除改良主义，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并纠正建设科学发达教育提倡道德那一类片与精神的改造主张（莫要误会为根本地反对建设科学发达教育等）；积极地研究历史的发展，社会底进化，革命底方向，易造成以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这是学生将来入社会后不致与旧社会生活同化，而反可创造新生活以推进社会发展文化底有效保证。”张澜作为一校之长，始终关注学生们革命动向、学习的思想意图及方式方法，可谓效尽拳拳之心。

    四川军阀政府对于成都大学这个“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始终心怀余悸，但碍于张澜的声望又无计可施，于是试图以3所大学合并为名，既排斥了张澜，又裁撤了成都大学。1929年，刘湘与刘文辉两个军阀开战时，刘文辉为了有利于与刘湘争夺权力，遂于当年5月23日由教育厅发出合并公文。张澜对于四川军阀政府所为早已了然于心，于是再次提出辞呈，并于1930年8月离校去往重庆。

    张澜在任成都大学校长期间，将一个几乎只有一块牌子的大学办成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创造了他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高峰时期。张澜由一个晚清时的维新变法者，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思索进取，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而成为一个民主革命的革命者，并以民主为先导，倡导民主办学，主张学术自由，为学校师生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和学习环境，因而使成都大学变成一个高素质高质量的高等学府，并名列全国高等大学的前列。

    二十四、成都 “二·一六”惨案.

1927年“四·一二”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叫嚣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惨杀，中国处在白色恐怖中。四川军阀大搞思想禁锢，公开迫害进步学生。

7月，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负责人共产党员李正恩被人告密遭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逮捕，张澜先生闻讯立即派人与当局交涉，经力争，军阀被迫释放了李正恩。

李正恩事件后，为保护学生免遭军阀毒手，7月24日，在成都大学任校长的张澜先生亲拟一告示，以校长的名义昭告全校:

“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致见讥于明达大雅之俦。时事多非，群言易惑，诸生务悉斯旨，努力自修为要。”

在当时严酷形势下，不仅号召“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而且公开批评动辄把学术问题牵入政治问题的“违反学府性质”的作法。

张澜还在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会上说:“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

《校告》公布后，国民党骂他“宣传赤化”，还派兵去搜查他的住宅。张澜却处之泰然，照常不要保卫，独自一人步行数里，到学校坚持办公。

1927年底，成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学运的策源地，大学是成都大学、成都高师，中学是省立一中。为了压制学潮，1928年初，第20军长借故解除一中校长职务，委派自己的亲信杨廷铨接任。杨氏此前曾任成都大学舍监，恃权凌弱，屡与师生员工发生冲突，且诱奸女学生的劣迹，声名狼藉，无法在校中立足，转而投靠军阀。消息传开，一中教职员工义愤填膺，学生会组织了护校队，把守校门，阻止杨氏入校。杨廷铨搬来大批军警，毒打学生，强行上任，并开除学生会成员学籍。2月14日，一中100多名学生聚集校长办公室，要求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杨廷铨态度粗暴，激成众怒，冲突中被学生失手打死。

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以“杨廷铨案”有共产党在背后策动为由，派兵包围皇城内各学校，学生从梦中惊醒，被赶到操场排队点名。逮捕了进步学生100多人，其中成大学生38人。数小时 后不凭任何证据，未加任何审讯即将袁诗荛、钱芳祥等14人枪杀。由于住所不在成都大学校园内，张澜直到中午才得到消息。他立即前往刘文辉公馆交涉，不意刘文辉早已规避。

第二天，张澜召开成都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亲自主持死难学生入殓仪式。指责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惨杀师生，蹂躏学府，毫无人性，愤而提出辞职抗议，并通电全国，披露事实真相。他还支持学生印刷《二·一六惨案专刊》寄往国外。由于张澜与中共的配合作战，军阀当局担心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其余被捕学生，通缉犯也不了了之，避免了另一场大屠杀。

事后，张澜拿出自己的私款，让训育主任杨达璋为死难烈士收尸含殓，备棺埋葬。坟墓建成之日，张澜亲书墓碑，请杨达璋为代表，率师生临坟祭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杀共产党人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是杰出的革命家，都被毁尸灭迹，未闻有成都大学“二一六”烈士之公开义葬者，这是国共斗争史上的第一次。

在血雨腥风中，公开谴责反动军阀的爆行，号召学生研究各种主义之学说，公开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出质疑，同情和保护进步学生，公开为牺牲的烈士送葬。张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进监狱、掉脑袋的。张澜他不怕，他靠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履行的是大学校长的职责，追求的是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保护青年学生的爱国心。

二十五、张表方做寿

1942年3月，张澜在接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和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后，返回南充县南溪口乡下小住。

4月2日，正好是张澜先生七十大寿。家人和兄弟子侄及故旧执意要为他祝寿，张澜无法推卸，但提出两个条件: 一.从俭，依照乡里风俗，吃一顿豆花饭；二.任何人不得送一分钱礼物。这天中午，老寿星张澜坐在客堂正中，众人一一上前祝寿道喜。他在成都的好友和学生也来祝寿，特地送上集资印出来的一份厚礼—张澜刚完稿不久的《说仁说义》一书。寿宴开始了，张澜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院坝中的酒席桌入坐，院坝中摆有四、五张桌子，被亲友们挤得满满的。桌子上摆放着嫩白嫩白的鲜豆花、热气腾腾的粉蒸肉、新鲜香脆的土黄瓜、青油油的四季豆等家常小菜，尽管简单，还有些寒酸，但气氛却十分热闹。虽谈不上是丰盛筵席，张澜却特别高兴开心，还破例喝了几口小酒，现场气氛欢乐融洽。

开宴不久，一阵鼓乐之声由远而近传来，南充行政督察专员陈开泗率大小官员近100人，带着披红挂彩的四盒礼品前来祝寿，张澜深知陈开泗在南充的作为，离坐出迎。陈开泗趋前俯身说:“先生的道德文章，高山仰止，足为我等师表，区区薄礼，实难表达万一。” 张澜指着陈开泗的鼻子呵斥:“半个中国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身为地方负责官员，不思救国，已属可恶! 厚礼是不能讨好我的。做几件对得起南充人民的事情来，我愿为你背石头立碑。我自过我的生日，不劳列位费心!” 先生拒礼斥权贵的故事很快在山乡传为美谈。

永安乡离南充县城二十多里，每逢赶集才能买点东西。张澜在家时客人多，客人远道而来，必留客人吃饭，全靠夫人设法。刘夫人会做很多种咸菜，会利用自种的蔬菜做出各种花色的炒菜，并且利用花椒树叶，南瓜花，丝瓜花，红苕叶等等炸成下酒菜。刘夫人自己养了几头猪，做成腊肉，可以保持半年多，陆续拿出待客。张家待客虽然只能说是粗茶淡饭，谈不上丰盛两字。可是客人吃得都很满意，赞不绝口夸张夫人烹调技术好，能干。张澜对妻子能勤俭持家也十分高兴。

张澜住在南充南溪口时，四川很多达官贵人常常来南溪口看望他。他招待这些贵宾的饭菜都是很平常的农家菜，如红苕，玉米，萝卜，白菜，泡酸菜等。张澜对他们说: 你们在城里大鱼大肉吃多了，到我这里来调节一下胃口，吃点素菜素饭很有好处。为表彰张澜的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张群送了他一幅单条:“正直端方”。

4月5日，张澜的学生好友在成都聚会，遥祝他70岁诞辰。除驰电南充致贺外，还集资印行张澜近著《说仁说义》以资纪念。张澜自谓:“览之可见余所勉与怀也。”《说仁说义》是张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他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结合现实阐发其中微言大义，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基本见解。《说仁说义》共9章，一万三千字。卷首张澜有序云:

“二十九年夏秋之间，余居建华中学，感于国家之险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所谓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嚣然成风而恬不为怪爰集经、子旧说，为诸生言仁义。考春秋之法，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故欲其毋自私自利，而能宏爱人利物之用也，则为之言仁；欲能有廉耻、有气节，而能严立身处世之则也，则为之言义。振风俗之衰颓，育真才于晦否，舍此无他道也。昨岁客成、渝，复取前稿，时加修改，又得邵从恩、蒙文通、熊十力诸先生之教正，文义既繁，非中学生所能尽喻，特复写成自励，并以励乎世之君子。”

黄炎培为张澜题诗称:“表方先生年逾七十，以刚直震朝野题其所著《说仁说义》兼为先生寿。”诗云:

利病针良苦，扶危仗后凋。

休休尊一老，谔谔耻群僚。

刚正由无欲，弥缝使弗浇。

祗应仁者寿，元箸拜超超。

二十六、张澜在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4月，国民政府为吸收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共商抗日救亡大计，成立了一个最高咨询机构叫做国民参政会。张澜被遴选参政员。7月6日--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张澜出席会议被推任第三审查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张澜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张澜还被遴选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成为参政员后，张澜先生用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民主、救国的活动中。他的视野、他的影响，由南充、川北扩展到全省、全国。当时有这么一句话: 要得四川，先得张澜。可见张澜的作用十分突出。在任参政员期间，张澜先生与蒋介石总裁先后面谈10余次，面谈也好，交锋也罢，反正有好几次让蒋总裁下不了台。

张澜先生本着为了四川的稳定，一开始还是主张“川人治川”，蒋介石入川时，通知大家去欢迎，张澜却置之度外。但对蒋委员长迁都重庆，领导全国抗日，张澜是拥护的。张澜反对的是外敌入侵时，不顾民族利益而搞兄弟内斗；反对的是消极抗战等卖国行为。

张澜说话、办事都是从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蒋介石为控制四川，亲自兼任四川省省主席，张澜在国民参政会当面反对，蒋介石只得另委他人。蒋介石为了稳稳控制四川及西南地区，必须把张澜这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抓在手里。但是，要使张澜能为自己所用，倒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于是蒋介石对张澜以监察院院长的显职相许，诱其入彀，从而达到控制四川及整个西南的目的。蒋介石派陈立夫到重庆特园拜访张澜，转述蒋介石的意图。张澜却不为所动，以“我今年已六十有七，老了，不堪当此重任”为由，表示“万难从命”，愿以在野的参政员的身份，致力于抗日救亡之大业，予以拒绝。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和办法。张澜知道后，强烈不满，往见蒋介石，并当面质问: “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问得蒋介石无言以对。

1941年11月，张澜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张澜等23人在会上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蒋介石极为恼火不准将该案提交大会讨论，这种态度大出张澜意外，于是张澜就与蒋介石面对面的争辩起来，蒋介石恼羞成怒，怒气冲冲地指责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下令特务加强对张澜的监视。张澜一气之下，将提案自行油印散发到会人员，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一切活动达两年之久，以示抗议。

在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1943年9月，蒋介石派张群敦请张澜赴会。张澜不满地说:“前年我向参政会提出的提案，蒋先生指示不予讨论，现在还要我去做啥子哟?”张群当即转告他，蒋介石保证今后重视他的意见。9月17日开会前夕，蒋介石邀请张澜等人交换意见。张澜直言相告，要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介石在第二天的会上说: “训政会上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张澜在会上斥责蒋介石“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并散发了他带到会场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文章。蒋介石告诫张澜“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张澜却说国民党的“一切举措，徒示人以非诚”。《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被国民党列为禁书，不得发行。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澜与共产党的参政员一起，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7月8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自到特园请张澜赴会，张澜再次拒绝并说:“好几年我都没有出席······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民主团结，那么我当竭力促成；我希望国民党能顾到国内外局面，不要在11月份开国民大会，要在各党派会议上解决国内一切问题。”民盟在张澜的领导下坚持自己的理念，追求民主政治，拒绝参加蒋介石操办的国民大会，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11月6日，张澜以民盟主席的名义签名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因为蒋介石说了: 如果是政府宣布解散，将逮捕民盟中央委员，所有盟员必须登记，不登记者一律逮捕。这一刻对张澜来说十分痛苦，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在张澜70多年的生涯中， 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对朋友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至于我个人的一切，早以置之度外了。”这句话表达了张澜良好的初衷和内心矛盾。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张澜面临无数次生死考验他从没退缩过，但这次为了数千名盟员的性命，他牺牲自己的名节，牺牲小我，为民盟事业义无反顾。不怕死，大多数勇敢者都能做。牺牲名节，忍辱负重，坚持政治立场，能做到的就不多了，而张澜做到了，这也正是张澜高尚的政治节操和品质体现。

二十七、 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

1938年，张澜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国民党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参政会上，他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进行了公开抨击。1940年，他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 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由于提案内容尖锐，蒋介石气急败坏，不许讨论该提案。对蒋介石这种蛮横独裁作风，张澜十分愤慨，干脆将提案油印散发，并与蒋介石面对面争辩了两个小时。

当国民党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四项方针，统一战线岌岌可危时，张澜跑去找蒋介石。当面质问他：“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反它、限它?”皖南事变发生后，张澜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皖南事变的真相资料，秘密的散发出去，戳穿了蒋介石御用文人掩饰谎言。张澜由此成了蒋介石记恨之人。

张澜的身边常有特务监视，住所周围常有特务盯梢，张澜并不以为意。他依旧大声的指责蒋介石的反共措施，依旧支持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切内战。尽管这些声音奈何不了掌握着武力的蒋介石，却在民间激起巨大回响。

1939年11月，张澜与当时中间党派的参议员，黄炎培，梁漱溟等及青年党、民主党的参政员在重庆特园聚议，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国共两党以外的联合政治组织。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同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等五人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会上，张澜谴责了国民党反共独裁的行径。特务记录了他的讲话，并要他签名，先生勃然大怒，呵斥道：“签名？用不着签名!我讲的话，我负责，我就怕没有人替我去报告呢，你们来的正好，请顺便转达一句，说我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能当面奉告这些话。”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在组织上实现了国共之外的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联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同志会”成立后的一年时间中，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事件屡有发生。座谈会难以为继，同志会名存实亡，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进一步联合势在必然，。在救亡图存，实现和平民主的迫切要求下，有6个组织的代表人倡议: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2月，在重庆特园举行发起人会议，张澜以个人身份参加。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7人，其中绝大多数代表来自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党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党派。只有张澜和杨赓陶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的。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问题，制订了政纲章程和《敬告政府与国人》等文件。黄炎培被选为主席，张澜等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黄炎培辞职，改推张澜接为主席。张澜力辞不获，只好从命。

张澜此时被推为主席，年以七旬，而且是民盟中少有的几个无党派人士。他之所以被众人所推崇，为盟内各党派所信服，在危难之时成为民盟的领袖，除了他在思想上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坚定民主主义者之外，根本就在于他具有为人所称道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于他在“政治生活上所表现的坚贞与远大眼光”以及高尚的人品。同时，张澜公正容人的政治风格，是为人所公认的。光明正大，率直坦诚，不耍手段，从不暗中害人，是张澜一贯遵从的为政、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正是他驾驭民盟高明所在。除了人格魅力外，作为一位对四川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和辛亥革命以来享誉川内外的政治活动家，张澜在四川乃至全国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力。这无疑是他为众人所推举的非常现实因素。

民主同盟在张澜的领导下，摆脱了初创时期的困境，不仅内部得以团结巩固，而且在国民党的打压的情况下，正式公布民盟的成立。非常巧妙地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对于民盟的成立，中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民盟的成立“是我们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推动”，民盟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张澜任民盟主席后不负众望，立即做了几件大事。一是统一了在民盟纲领问题上的争执。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在香港《光明报》上正式发表。向国内外公开宣布政团同盟成立；并提出同盟的政治主张--实行民主宪政。民盟的成立在大后方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二是举行茶话会公开了组织。11月16日，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冒着被国民党压迫打击的危险，在重庆举行茶话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议会参政员，报告了民盟的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三是二届二次参政会上的斗争。11月17日，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张澜等在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提案内容十分尖锐，只指国民党统治的要害。蒋介石十分恼怒，拍桌大骂张澜等人“把我当宣统了”，并说“讲民主，就是共产党”，不许讨论该提案。对蒋介石这种蛮横独裁作风，张澜十分愤慨，干脆将提案油印散发，并与蒋介石面对面争辩了两个多小时。这些都扩大了刚刚成立的民盟的影响。四是排除阻力，吸收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入盟。

张澜还十分重视民盟的组织发展。一方面，张澜和民盟其他领导人通过发表演讲，组织宪政促进会等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民主，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等主张，努力扩展民盟的影响。另一方面，张澜对建立和发展民盟地方组织以及吸收盟员给予直接指导。张澜不仅重视争取有影响的上层人士，还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基层工作。

在民盟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民盟的改组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944年民盟昆明支部向民盟中央建议，把“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使之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大联合，而不是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张澜的主持下，会议规定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民盟的改组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是民盟组织上的一次跃进。改组后不到一年，全国盟员发展到近3千人。   

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一全会在全国民主运动压力下，虚伪地做出了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以年逾古稀的高龄写了一本《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蒋介石看到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同时下令禁止发行。但此书却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他几次在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作公开演讲，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几次到“特园”和张澜密谈，为尔后中共与民盟共同奋斗奠定了基础。在旧政协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

1946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并对所谓第三方加以威胁利诱，迫使限期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张澜从重庆“特园”同南京民盟总部通长途电话，他严肃说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少稍有变动。”他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提交名单。“绝不能参加国大”。张澜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以高度革命责任感，从政治上代表着广大盟员的心愿，保持了民盟上层领导的一致。民盟继中国共产党之后拒绝参加伪国大，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人民同反动派斗争的最重大关头，民盟站在人民一边，坚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粉碎了国民党孤立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二十八、成都慈惠堂理事长

     成都有一个清朝雍正年间老百姓创办的慈善机构叫“慈惠堂”。“慈惠堂”为了收养弃婴，开办了育婴堂；为了免得孤儿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又办起孤儿院；为了接纳孤寡老人，设立养老院；为瞎子、聋哑人建立瞽童教养所，还建立了女童教养所等。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还特意办了两个工厂，一个叫培根工厂（织布做鞋)，一个叫培根 火柴厂总计，慈惠堂养老育幼的人数有二三千之多，工厂职工就有数百人，规模不小。并有田产二万余亩。

     慈惠堂门首有这样一副对联:

       谁甘舍去零丁困苦颠连可怜他爷娘束手；

       我愿后来君子饥寒痛痒当自家儿女关心。

慈惠堂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设正副理事长各一人、理事十人。理事长一职规定必须推举廉洁、公正、有声望的人担任。1942年下半年， 原理事长尹仲锡在病危时曾推荐张澜继任此职。他信任张澜刚正廉洁，能维护慈惠堂事业完整健康的发展。张澜当时忙于抗日救国，无暇顾及，婉辞道: 我哪有时间来管事呢? 不久，尹仲锡病故，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理事长一职必须请张表方先生担任。”为了安慰逝者在天之灵，同时张澜也感到救济事业也是一件大好事，对贫苦人民有好处；另一方面可以为开展民主活动，支持进步力量做点工作。于是张澜接受了这个职务。

张澜接管慈惠堂后，本着“当自家儿女关心”的心情来管理慈惠堂事务，首先确定了“教养与生产并重”的办堂方针。张澜在2月20日接见成都《新新新闻》记者，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慈惠堂理事长身份，并谈了办理慈惠堂的方针及对今后工作的设想。他说: “今后对普济院之老人、女婴所、培根孤儿工读所，不仅止于教养，而且还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并为社会中之生产者。”张澜认为对于孤贫儿童来说，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使他们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应该为他们以后自主谋生创造条件。

培根火柴厂是慈惠堂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办好该厂，张澜聘中共党员、民盟盟员 王干青 为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接手后，狠抓产品质量，使所产“娃娃牌”火柴畅销全省，取得较好的效益。

    张澜对慈惠堂中的腐败陋习进行改革，建立一些新的制度。例如女婴教养所教养的女婴，教其读书识字，达到初小程度，教其绣花、编织等技术。社会上有人领养女婴作女儿的要保证不受虐待。为了防止坏人领养后转卖作丫环、妓女，教养所建立了查访和家访制度。对慈惠堂所属其他单位都进行整顿改革，把慈惠堂由募捐救济团体变为生产自救、自食其力的单位，慈惠堂旧貌换了新颜。

    张澜早就是“慈惠堂”的理事，接任理事长后，进行人事大变动，派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担任机构的领导职务，并在他的主持和掩护下从事革命活动。“慈惠堂”下设的许多单位，改由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担任单位领导职务，如“育婴堂”堂长肖华清、“养老院”院长李筱亭、“女童教养所”所长吴恩灼（原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的女儿）、“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副厂长周烈三、事务长袁观等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也是民盟盟员（解放前夕王干青同志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其余的解放后都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在慈惠堂及其所属单位中展开了成都民盟及地下党的活动。在“培根火柴厂”内，袁观、岳小平及王干青的儿子（均为地下党员兼盟员）借他的掩护，在厂内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讲时事，讲革命道理，还经常到民盟和民盟有关的报社以及民盟基层组织进行活动，受到盟内外群众的好评。袁观之弟袁钊在“慈惠堂”担任收租员，经常利用此身份到温江、郫县、新繁一代迸行地下工作，张澜的大女儿张茂延（共产党员兼盟员）在川大念书，张澜的家遂成了川大党小组及学生中民盟盟员秘密开会的场所，张澜夫人担任义务招待员。张澜回到成都，在“慈惠堂”与各方面人士交往，协助共产党在多方面展开统战工作，如刘文辉、潘文华就是一九四四年在“慈惠堂”秘密填表加入民盟组织的，这就大大增强了西南的反蒋实力，基本解决了民盟的经费问题。西南地区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实业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也受到张澜的影响，大力支持民盟的活动，乃至加入民盟组织。这些迸步力量在成都的许多活动，有不少就是在“慈惠堂”和所属单位内进行的。

  张澜接管慈惠堂后，一家八口却借住在慈惠堂培根火柴厂房后几间草屋里，客厅里摆了两排竹椅，中间方桌上放了几只土陶茶杯，全家人都在厂里搭伙，跟工人一起吃大锅饭。当王干青问他是否习惯时，他满意地说:”很好!很好!能有个安身之地就行了。我在乡下也住草房嘛!” 从这时起到1946年10月离开成都去上海期间，张澜在成都就在这里生活居住。此外，他没有接受慈惠堂分文工资，他常说: “‘无欲则刚’。一个人把自己摆在最后自然无欲；无欲就能将客观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失脚落水呢!?”

    慈惠堂除了慈善事业外，也成为各民主党派汇聚的地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据点，成为成都有名的民主之家，起了民盟总部联络点作用。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常来此秘密联系工作。由于慈惠堂里的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忌恨，派特务监视和跟踪。

   1947年6月2日国民党成都大逮捕，随即国民政府强行接管慈惠堂，设为官办。慈惠堂内的共产党员和民盟盟员全部离开了慈惠堂。

二十九、 一身正气，为民做主

1943年夏秋之际，张澜先生寓居南充建华中学时，经常有一些人来学校拜访张澜校长。这些人大多数是南充的一些名流志士，张澜的亲朋好友及学生，他们痛国家阽危，憾地方污吏。其中也有不少是前来申冤告状的。

有一次来人申诉: 中央监察院来了特派员杨＊＊，一行五人（有特派员的夫人、秘书、办事员、勤务兵等)。到达南充后，他了解到芦溪乡长，南充县长、兵役科长……为抓壮丁一事就收受贿赂500多元（银元），这位特派员掌握了真实凭据，就板起面孔不放，最后迫使这些大小官员解囊反贿，大送其礼。其人其事张澜得知后，针对时弊，即去电国民党中央监察院查讯，一查真相大白，纯属伪装。此案，在张澜先生的过问下，所谓的特派员，终于纳获收监。

 张澜一身正气，有理不饶人，谁撞在他手里都要碰钉子。张澜不仅有很高的声望，还有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头衔，所以只要他人在学校，那班专员、县长等国民党官员，总要不时前来拜见、候安。一次一位新到任的县长，乘了凉轿带了随从，洋洋得意地进了张澜的卧室，张澜一见就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喝斥道：“你是谁? 是来抓我的吗?” 方才还神气十足的县太爷一下子就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不知所措，赶快退了出来，挥去随从，重新求见。
      1943年夏，一个闷热的中午，静悄悄的校园内忽然人声鼎沸，小小的院子里挤满了手挥彩旗、标语的南充市民，口口声声要见表方先生。正在午休的张澜连忙穿戴整齐来到办公室外的台阶上，操着亲切的乡音高声说道：你们不要喧哗，有什么事请你们的代表到办公室来谈。

原来是国民党政府因为对日寇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大片国土丧失，大量人员后撤，财政既困难，官员们又要吃喝，于是乱设机构，滥增官员，巧立名目，搜刮百姓，在南充这个小小县城设了一个名叫海关的税务机构。山民没见过海，更不知海关为何物。只见他们在通往城区的大道小路上设关立卡，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四乡农民，都要先纳税而后放行，一担柴禾，二升大米都要按值抽税，一篮鸡蛋也要十取其一。关员们连骗带抢，行如海盗，稍有违抗就以抗税论处，结果是商旅却步，路断行人，原本就很冷清的市面，一下子就变得有商无业，有店难开。商人被断绝了生路，市民缺了生活来源，事出无奈，他们才不得不采取集体请愿的方式向各界申诉，要求罢除那不合理的关卡，取消那种扰民害民的关税。面色凝重的张澜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县长?” 代表们愤怒地答道：“县长躲着不见，办事人说这是上面的事，我们管不着。” 经过好一阵沉思，张澜才斩钉截铁地说：“好吧!你们请回，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张澜的允诺像春风，似甘露，扫除了人们的愁容。两天以后张澜离开了学校，待他回来时，那个霸道欺人的海关被撤除了。
     建华中学地处大西门外城墙根，是个贫民聚居的地方，大多数居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些面黄饥瘦的孩子在学校食堂收集破菜剩饭回家充饥，日子之艰辛可见。当时学校利用一块空闲地种了一点麦子。这点麦子平时倒也没有人重视，可到收麦的那天，田边地埂站满了衣服褴褛的人们，形势相当紧张。建华中学一些不懂事而又爱多事的学生娃娃这里追那里赶，打打闹闹非常起劲，吵闹惊动了张澜。只见他那高大的身影一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人群立刻骚动起来，一双双饥饿的眼里也闪出了希望的光辉。几个老汉和妇女大着胆子跪到张澜跟前，指指划划向张澜诉说苦衷，七嘴八舌要求救济。只见张澜略思片刻，就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道：“就让他们拿一点吧!”话音一落，整个麦地像开了锅一般，这里在搂，那里在抱，大呼小叫，煞是热闹。转眼之间一块地的麦子被抢光了。青黄不接是穷苦百姓最感困难的时日，几捆麦子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它在面临断炊的人们的心中就是大旱中的甘露、雪中的炭啊!
       

三十、建华中学校长

1938年秋末，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约请在重庆出席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张澜，建议他在家乡南充办一所富有革命朝气和民主气息的学校，以培养造就于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才，并满足南充及其临近几个县一些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

张澜很热心地做好这件利国利民，造福千秋的大事。他邀请原成都大学毕业生贾子群、姜柄新等发起筹办，并联络南充地方知名人士伍非百、杨达璋、奚致和与南充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鲜英及有关方面商议，同时还做通了国民党南充专、县党部的工作，获准建校。由鲜英、奚致和负责筹集经费。

1938年冬，南充私立建华中学在南充大西门外三圣街三圣院宣告成立。苏光弼任董事长，责成奚致和、鲜特生负责建校的各种批文。大家议定张澜任名誉校长，原成都大学学生姜柄新任校长，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及各课教员大都是原成都大学的毕业生。

1939年2月21日，建华中学正式开学，春季招生80余人男女各半，分别编为两个班；秋季招生仅50人。这年暑假校长姜柄新和教务主任阳楚卿应聘离校。这年冬学校发生严重困难，资金短缺，校务举步维艰。值张澜乡居在家，发起人集议垦请张澜出任校长，张澜欣然允诺。1940年2月，张澜出任建华中学校长。

上任伊始，张澜改组了董事会，由南充名流鲜特生、奚致和分别担任正、副董事长；聘请杨达璋、张幼房为副校长，大量聘用成都大学毕业生为教员，以壮大师资队伍，并且新增设了高中部。随后，张澜通过鲜英征得驻军同意，将四川绥靖公署空着的兵营划拨学校，用以改造扩建教室、办公室、师生宿舍，又通过奚致和借来实业局苗圃地作为运动场。至此，学校初具规模。1942年春初一班学生毕业后，学校开始招收高中班、女子高中班，全校高初中扩大到10个班。随着师生日益增多，学校课程设置和各项制度都逐渐正规化，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使建华中学声誉逐渐扩大。

一个学校师资队伍的状况如何，决定着办学的成败。张澜在广招社会贤达的基础上，十分注重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对建华中学的青年教师，更是怀有严父与师长般的情意加以教育、帮助和管理。

学校经费拮据，处处精打细算，可在聘教师方面从不吝惜，非常慷慨。受聘在建华中学任课的教师，既有享誉南充的名师，也有学有根底的名流。他们学有专长，教学有方，使学生受益匪浅。特别是一些较为年轻的教师，他们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喜欢和学生交朋友，又敢于标新立异，把整个学校搞得热气腾腾，很受学生欢迎。在他们的带动和组织下，学校有各种名目的学社、读书会，经常举办各种竞赛活动，英语会话、作文比赛、数学竞赛、壁报展览，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师生们大开眼界，很受鼓舞。

张澜校长虽不负责学校的具体工作，但他对学校工作却督察甚严，就连小事也不马虎。每天他都要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凡遇上他认为是越规逾矩的人和事，他都要指指点点论说一番，一直要等到你弄懂了道理或表示改正才肯罢休。有一次校园活动后，一个青年教师坐在石凳上，脱去一只鞋子，翘起二郎腿，口叼一支烟，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不料被张澜撞见了，他便严肃地对这个青年教师说道:“我们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年青一代，你已经为人师表了，而你现在的这种行为不具备师表的仪容，今后要切实注意自身的形象，在这种公众场所，不要忘记自己在教书育人。”这个青年教师立即穿上鞋子，放下二郎腿，红着脸认了错。于是张澜也开心地笑着夸奖他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张澜还经常到各班的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当听到教师的讲解有误时，他便会走进教室进行纠正，常常是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开头:“对这个问题，你看是否应该这样解释?”然后才侃侃而谈，由浅入深，引经据典，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讲课的老师不但没有感到自己失了面子，反而被张澜渊博的知识所折服。至于张澜自己，他不仅言必有方，行不逾规，就是衣帽鞋袜也清洁整洁一丝不苟，时时处处表现出高贵的情操和严肃的风度。校长垂范，师生仿行，严肃活泼学风在建华中学悄然兴起。

学校校规严格，学生服装整齐（男生穿麻色制服，女生穿兰色旗袍)，学生在街上遇见教师要敬礼，大力开展文体活动，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水平。张澜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查看学生学习。还与学生一道参加晨练。教师患病，派厨工送饭······使学风大变，群众夸奖不已，远近青年学生，都争来建华中学入学。

张澜非常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教育学生要爱国家爱人民。他除了经常对学生讲时事政治，还亲自担任了学生的修身课，先后写了《说仁说义》、《四勉一戒》等讲义，学校油印了张澜著的《说仁说义》发给学生。将“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等内容，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规范和行为准则亲自主讲，不断对学生进行仁爱道德的教育。张澜还多次告诉学生，四川这个地方还很闭塞，有志青年应该力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扩大视野，考西南联大这样的好大学，多接受新思想等等。张澜的这些教导，影响了一大批学生毕业后报考北京大学等院校，并较早的参加了革命。

建华中学在发展过程中，曾因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资金周转十分困难，几乎要关门停办。张澜宁愿自己去四处筹款，也不把经济负担转嫁给学生，而且对于所筹之款的来源也很讲究，凡来路不正，一概不要。有一年建华中学因经费困难，执行校长贾子群带领一代表团去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解决经费问题，未达目的就来找张澜想办法。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孔祥熙知道后，孔祥熙托人向张澜表示，如果张澜同意，他愿意投资10万大洋。张澜立即婉言谢绝。客人走后，女儿张继延说:“孔祥熙有的是钱，与其拿给他二小姐乱花，倒不如让他捐点钱给学校造福。”张澜正色道:“我怎能要这种人的钱呢，我要了他们的钱，就封住了我的嘴! 我常谴责他们国民政府贪污腐化。孔祥熙捐钱，是想要我不再揭露他们。不能因小惠而失大节，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自己想办法吧。”后来，还是张澜通过自己各方奔走四处活动，得到了南充、西充实力派的支持，建华中学才得以渡过难关。

虽然建华中学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条件一天比一天好，张澜还是时时处处精打细算，学校的开销从不乱花一分钱，也不乱收一分钱。有一年，建华中学发生了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期终考试结束宣布放假的同时，学校宣布让全体学生分班级到学校的后勤处去领钱粮。原来，这是张澜把一年来学校所有的结余以及利息，都一一返还给了学生。张澜的此举不但使学生家长和全校师生皆大欢喜，就连社会上也轰动一时，大家对张澜的治校举措赞不绝口。

由于张澜坚持爱国民主办学方针，引起国民党南充地方当局的不满和忌恨，千方百计想控制学校。对此，张澜巧妙而坚决地予以抵制。1942年南充县专员陈开泗借口上级规定高中学生必须实行军事训练，强派军训教官进校。张澜知道后，说:“教学生学抗日本领，应该。但军训教官不要他派，我们自己找。”于是，学校先后聘请了许义、杨适等几任教官。后来学校班级增多，合适的教官不好找，还是接受了县政府派来的几个教官。这样学校的形势复杂起来。

国民党县党部为了达到控制建华中学的目的，强令学校设立国民党区分部。当进步师生们得知消息后，纷纷前往南溪口张澜的居所，向他反映情况，请他拿主意。张澜既要保护进步师生的爱国热情不受打击，还要顺应当时的政治潮流，左右不能有偏差。他在深思熟虑之后，胸有成竹地对众人说:“这个也容易嘛，学校不是有那么多挂名的国民党员吗?在座的有些人就是，你们现在自己填写一个花名册，报上去一个区分部书记不就行了吗?”。于是，师生们松了一口气，热炒热卖，马上动手编制了一个上报的花名册。张澜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巧妙的斗争艺术，硬是把国民党强派来的区分部书记给顶了回去，保持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了学校师生的爱国热情。

张澜经常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堕落腐败。有一次，他看见《大公报》上一条消息说，孔二小姐能带着自己的洋狗乘飞机到香港游玩，而宋庆龄为抗日救国要到香港筹款却买不到飞机票。张澜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对在场的教员说:“什么世道!国母还不如一条洋狗! 国事就败在这些蠹虫手上。”他鼓励学生要多读进步书籍，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教育学生要努力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一天，国民党特务军警包围了学校，准备抓在该校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书记刘传茀，因刘传茀事先得到消息已撤离，特务们扑了空。但在检查刘传茀的办公桌时，发现刘传茀在三个女生的作业本上批有激励上进的语言，于是就把三个女生强行带走了。南充专员陈开泗亲自审问，但一无所获。陈开泗又把在三个学生的寝室里搜查到的书信、日记翻来翻去，偶然发现其中一个叫肖淑荃的女生在日记中有几句进步言论，便如获至宝，厉声问道:“肖淑荃，你老实交代，建华中学的支部书记是谁?”这个女生机智、迅速地答道:“是陈开泗!”满堂人顿时哄堂大笑。弄得陈开泗哭笑不得，既尴尬又恼怒，一声吩咐，拉下去一顿拳脚后把她与另外两位女生一起收了监。

张澜得知学生被抓的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南充专署，向专员陈开泗要人。陈开泗满面笑容地迎接张澜，互道寒喧后，张澜劈头就问:“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是什么政策，是国共合作还是反共防共?”陈开泗狡辩说:“是合作防共”。张澜骂道:“既然要合作，你到处抓他们，是合作的诚意吗?！既然要防共，我能办学校，共就不能防! 你抓了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拿不出证据就把人给我放出来!”在张澜先生的正义要求下，陈开泗没有办法，只得下令放了三个女生。

正是张澜先生坚持民主办学方针，使建华中学逐渐成为民主堡垒和中共在川北的重要阵地，民盟在南充的地下活动中心。

     三十一、毛泽东三顾特园（上)

     1945年8月28日中午，张澜和特园主人鲜英正在共进午餐，中共南方局统战工作负责人徐冰突然来到，向两位老人报告了毛泽东已从延安飞重庆的消息。徐冰双眸倏地一闪亮，神采焕发道：“毛泽东主席将于今天午后到重庆。”原来，在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后两星期内，蒋介石一连三次电报到延安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商谈国事，毛泽东为争取和平，毅然决然飞重庆进行谈判。张澜、鲜英闻言，四目相向，愕然惊呆了！可是惊喜之余，却又为毛泽东的居然深入这龙潭虎穴的浩然气魄和超乎常人之胆略而惊叹，为头上悬的莫不是达摩克利斯剑而担忧。徐冰对张澜表示歉意道：“我因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可能随时会发生的变化，所以没有早些来告诉您。”张澜听罢，心情格外激动。毛泽东，虽从未谋面，但可谓“神交已久”，早在“五四”时期，张澜在北京时常到“少年中国学会”实际负责人王光祈处借阅毛列主义书籍，从那里就知道了毛泽东等一大批有志青年名单。

     吃罢饭，张澜立即顶着烈日，驱车往迎。下午一时许，便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恭迎毛泽东的光临。　　

    下午3时半，北边远处高空蓦地出现一个闪光的小点，随着引擎声渐响渐近，不多时，一架绿色军用飞机，便稳稳地停落在跑道上了。人们立即围了上去。
　　机舱开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他一边脱下拿破仑帽（考克帽），高举着，轻轻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一边满面笑容，频频颔首，徐徐走下舷梯。《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走到毛泽东身边，介绍毛泽东与大家见面。
　　正当乔冠华逐一介绍时，毛泽东忽从人群里发现了张澜。他之所以会发现张澜，主要不是因张澜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而是由于张澜的那件麻灰色旧布长袍挤在华衣哀盛装中独显寒酸，一下子就辨认了出来。毛泽东不顾乔冠华在替他挨次介绍，却自管走到张澜跟前热情地伸出厚实的大手，笑容荡然：“您是张表老吧？您好！”神态自然，若见故人。
　　“不敢！不敢！”张澜只觉得眼前一亮，立即握住了毛泽东那壮实刚劲的手掌，满脸堆笑道，“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毛泽东拉住张澜的手，久久不放，不安地说:“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两人寒暄开了。张澜说:”“你为国家劳，深负众望，应当，应当!”两人寒暄开了。
　　周恩来也从毛泽东身边绕过去跟张澜握手，然后请张澜过来与毛泽东并立，又邀张治中、邵力子和郭沫若分站在毛、张两人旁边。摄影记者反应之快简直超过他们那咔嚓声，不用关照，早已纷纷上来抢去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
　　毛泽东一到重庆，即为国事奔波于三会：谈判会、茶话会、宴会，不亦忙乎！
　　8月29日，周恩来到特园，告诉张澜:“表老，毛泽东主席要来看望你们”
　　张澜闻言，脑海里立即闪现出机场握别时毛泽东的“改日长谈”这句话，不禁大喜。但一转念，恳辞道：“润之先生操心国事，备极辛劳，应该在他方便的时候，我去拜望他才是，不当劳他过访。”
　　“他的意思是要亲自来，特地关照我当面转达，您就不用客气了。”张澜面露歉意，笑道：“既然如此，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如时间安排得过来，就请毛先生明天来，我们在特园恭候。”　　
　　　8月30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小车开进大门来。几名警卫人员先下车，随后周恩来、毛译东跨步出来。张澜、鲜英紧步迎了上去。4人热烈握手，言笑甚欢。毛泽东环顾四周，观赏特园芳容，赞道：“这宅子坐落在山弯弯里，碧山、翠林、绿水萦绕，楼房庭院错落有致，真是幽静典雅、出尘拔俗。”
　　特园，园名来自鲜英字特生，建于1931年，位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约20余亩，住宅面积7亩半左右，正房是三层楼房，大小20余间，主楼名“达观楼”（鲜英书斋名，以此命名，可想见其性格），前后是花园。此宅倚山傍水，结构谨严，布局典雅，居室宽敞，庭院深静，景色秀丽宜人。
　　张澜、鲜英随即迎客人步入花园，4人边走边谈，穿过葡萄架，来到花园台阶前，这儿一家人都正站在台阶上候迎客人。这当口，全宅仆佣等闻讯也争欲一睹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姿。他们放下手里活计，纷纷前来瞻仰。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一一握手问好。他神态自然随俗，风度平易近人。张澜见到这一情景，一个念头却在脑际翻滚：“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领袖啊！我自己出身农家，至今恐怕脚上还闻得出泥巴的宿气，可多年来弃农、读书、从政、奔走国事，沾染上了士大夫习气了啊！比之于润之先生，能无赧乎！”
　　4人来到二门口，毛泽东忽然站定身躯，仰首观看门额上一块匾，（此匾现存红岩革命纪念馆）只见上书“民主之家”四个大字，不禁对着它口中喃喃：“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又觉得这一笔隶书，清劲秀逸，再看落款处，霍然入目者，是冯玉祥的大名，笑对张澜道：“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澜笑道：“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一旁替“民主之家”作了注释：“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间来作客，听到这名称后，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泽东笑道：“原来这是董老题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也堪称三绝了。”
　　他的话引得彼此相视大笑。
　　这时，毛泽东的视线移到了两旁的一副楹联，对上联轻声念道：“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读毕，侧首问鲜英：“谁的手笔？”
　　鲜英笑答道：“表老所作。”
　　“意义好，词好。”毛泽东赞道。
　　“哪里，哪里！”张澜谦虚道。
　　接着，毛泽东念下联：“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读罢，又反复诵吟“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句，赞道：“威武不屈，其气浩然！”
　　就在这赞美声和笑声中，张澜、鲜英引领客人过二门继续朝里走，转弯抹角，进入张澜卧室。
　　这是一仅14平方米的小房间，张澜到重庆，应鲜英邀，住此，但张澜素来简朴，不喜奢华，鲜英曲承其意，不事铺张，只一床一桌几把椅子点缀其中而已。
　　张澜笑谓毛泽东道：“斯是陋室。”
　　毛泽东随口答道：“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4人在笑声中坐定。女仆送上香茗后退去。鲜英打开上等听装香烟，敬向毛泽东，并替他点燃了。
　　周恩来因下午还要同国民党谈判代表继续会谈，就先行告辞了。　　　

    　送走周恩来，室内的谈话又开始了。
　　“表老，首先请让我向您转达朱德同志对老师的问候。”毛泽东神态恭敬地说。毛泽东还转交了朱德给张澜的信，开头写的是“表方吾师……”。
　　“谢谢他！回延安后，请代我向他问好。”毛泽东点了一下头。又道：“其次，您的老朋友吴玉章同志托我向您问侯。”“岂敢，岂敢！烦请代致谢忱，并颂安康。我们一别多时，彼此南北相乖，无缘会面，时在念中，时在念中。”毛泽东点头道：“一定都替您转达到。”张澜谢过，言路一转，感佩道：“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我们这些人都在为您的安全担心啊！”毛泽东神情坦荡，悠然一笑，感激道：“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作了充分研究和估计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说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毛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澜从毛泽东的眼神里体察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处危若安、宁静致远的胆魄，但仍有所不安道：“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表老，这次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必大放其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澜连连点头，接着，郑重道：“润之先生，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泽东风趣地说:“现在，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澜领悟道：“蒋介石要是真的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啊!”
　　　接着，毛泽东向张澜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六项紧急措施。张澜认真仔细地听完解释，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六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混，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说到这里，似有所悟，忽捋须一笑：“您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有看头哩！”
　　接着，毛泽东又给张澜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等情况。张澜为之兴奋、激动不已，说道：“上个月，黄炎培、冷、左舜生、章伯钧等几位参政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毛泽东一看手表，笑对张澜、鲜英：“我们谈话忘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他也邀了我。”张澜接口道。“那好极了，我们晚上再见。”毛泽东欣然离去。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出席招待会的民盟领导人有沈钧儒、黄炎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再度驾临特园。张澜等7位一起出迎。毛泽东一进特园，兴冲冲道：“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以后共同创建民主之国，生活在民主之国。”众人闻言大笑，一句话生发出满园春色。于是大家将3位贵宾迎入大客厅坐定。不一会儿，一桌丰盛酒席摆了上来。沈钧儒、黄炎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和毛泽东谈往事，谈职业教育，谈健身之道，当谈到国共合作问题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

   特园主人鲜英献上具有西充传统风味的“枣儿酒”，这酒是夫人金竹生女士用川北红枣和高梁酒泡出来的，浓度不高，又香又醇。毛泽东边饮边赞美。平时很少喝酒的张澜站起来，举着酒杯，热情激动的目光透映出心底的兴奋，目光在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三人的脸上抚拂过，说：“今天承蒙三位不弃，辱驾特园，我代表民盟中央全体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谢忱，干杯！”
　　全体起立，1O只酒杯在桌子中央的上空碰撞出和谐的清脆悦耳的声响，顷间，满盛在酒杯里的酒同时被仰脖而尽。于是大家重又归座。
　　张澜替毛泽东又斟满一杯，自己的也满了，然后举杯敬向毛泽东：“会须一饮三百杯！”这是唐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
　　“且共欢此饮！”毛泽东举起杯来脱口而出。这是东晋陶潜《饮酒》诗中的句子。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于是宾主之间相互频频祝酒。
　　此时，毛泽东两杯下肚，脸上早已红到脖子根上了，所以他放下酒杯停了饮，主人们知其情，也就不再劝敬了。
　　酒宴在热情洋溢、亲切无间的气氛中进行。
　　宴毕，大家散坐在客厅里饮茶谈话。忽然，边门那厢走出来一位年幼的姑娘。她手里拿了一本纪念册，神情羞怯，先是步履踌躇轻缓，似进欲退的样子，终于一鼓勇气，大步走到毛泽东身边，毕恭毕敬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将纪念册递到毛泽东手里，脸涨得通红：“毛伯伯，请您在这上面题词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只觉得眼前突然一晃闪，瞧是位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忙接过纪念册，温和地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鲜继根。”姑娘低着头怯生生地轻声答道。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要求。
　　姓鲜，不问可知是鲜英的女儿了。毛泽东点头笑道：“好，好。”
　　两人走到书桌旁，毛泽东将纪念册翻开放在桌上，继根立刻端整文房三宝，磨好墨。毛泽东执管在手，蘸得黑浓，稍予思索，落笔一挥而就。
　　张澜等一时都围上来看，只见纪念册上赫然四个大字：“光明在望”。毛泽东笑对诸公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的含有深意的话启迪着、鼓舞着大家的心。
　　“谢谢毛伯伯！谢谢毛伯伯！”继根粲然一笑，十分小心地双手捧着墨迹未干的纪念册飞也似地去了。

      三十二、  毛泽东三顾特园（下)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特园拜访张澜。张澜、鲜英欣喜地将毛泽东再次迎引入张澜卧室，密谈长达3小时之久。3人才坐定，张澜双眉一皱，迫不及待地问道：“润之先生，展望谈判，终将如何？”
　　毛泽东见张澜那种忧国忧民的急切神情，不由更肃然起敬，答道：“表老，目前谈判是有所收获的，已有部分达成协议。首先，他们同意避免内战和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张澜眉头开展了些。“其次，他们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自由权利。”张澜点头而笑。“另外，蒋氏已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会议。”张澜欣喜道：“召开政治会议，也即党派会议，这我们从年初喊到现在了，斗到今天了，蒋氏迫于时势，总算同意召开这个曾被他目为分赃会议的会议了（这年2月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告知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时，蒋横盾道：‘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不容易啊！”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接着问道：“那么何时召开呢？”
　　“未定具体日期，但我们当力争早日召开。”“那末联合政府呢？”“我们提出在政治会议上讨论决定之。当然其他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等等都将在会议上讨论决定之。”毛泽东抽了口烟，说道：“上述这些您也已有所闻，目前，大体上都有了眉目。”张澜殊感欣慰，眉尖松开了，说道：“这些看来都是确定的了？”“口头是确定了，也记录在卷，问题是要看今后实现得如何了。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东西，还得加一大把力呢。”张澜点头表示同意。“这次我们为了换得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是作了一些让步的，我们让出了南方8个解放区。”毛泽东接着告诉了张澜这个内情。“这是为什么？”张澜为之可惜。“人家要回南京，我们的这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在他的过道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是困不着觉的。他们硬要争，还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我们考虑到这还不至于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作了这个让步。抗战时我们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名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所作让步比现在还大呢。现在我们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其内战阴谋，使他们的谣言制造厂破产关门，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您所见在大处，甚是，甚是。”“目前的症结所在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大问题。”毛泽东继续道。“至今还谈不出一个圆满办法来？”“是啊。”张澜松开的眉尖又拧拢了。“表老，关于军队问题，我们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为43个师，国民党他们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他们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120个师，我们说很好，准备继续让步，照比例减下去，我们可以缩到24个师，甚至20个师。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但我看蒋氏本意是要在‘统一军令’的借口下，取消我们的军队，这就是这个问题不大可能真正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于解放区的问题，我们先后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案，但逐一给他们否定了，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提均不合其‘政令统一’的口味，被认为与‘政令统一’背道而驰，看来蒋氏这个‘政令统一’非取消解放区不可。”毛泽东猛抽几口烟，又长长地吁吐了出来。
　　张澜静听着毛泽东的详尽的叙述，目光深沉凝重。叙述甫毕，张澜推心置腹，郑重道：“润之先生，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国人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之于民之重要。润之先生，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神态肃穆而激动！
　　毛泽东说道：“表老，这里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他们正在美国支持下大力运兵，名为接收，实则准备内战。”
　　“哦？”张澜惊怒道，“此事先前虽有所闻，尚未能全信，今日看来，确然无疑了！”
　　“表老，蒋氏在抗战之初，打仗还像个样子，一上峨眉，就基本上躲在山上观战了。对他来说，胜利是等来的。他的方针也是早已定了的：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尽最大努力，委婉忍让以制止内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如果蒋氏置一切于不顾，决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起刀来，那么人民被迫也只能拿起刀来。我们这个没有合法地位的武化团体（抗战时期，共产党被规定以文化团体资格参加国民参政会，因共产党有军队，故毛主席作此戏语）也就只能回敬他一个‘无法无天’了。表老，对此我们是有估计的，也是作了精神准备的。”
　　“如若果真时局发展到这不可逆转之境地而被迫一战，敢问，前途如何？有几分把握？”
　　“广大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有坚强的党，有从事人民战争的军队，有具有威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藉以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当然困难是有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他从毛泽东那睿智而深邃、敏锐而坚定的目光中体味出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来。他心里忽然默默念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沉默片刻后，张澜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润之先生，内战到了不可避免之日，四川该怎么办？”
　　“表老，我今天主要就为这件事来的。四川支持8年抗战，蒋氏在这里有一定势力，他还都南京后，对此岂肯放手？是还会另有打算的。”毛泽东沉恩片刻，忽一昂首，举起厚实的大手，竖出两个指头，亲切而又诚恳道：“表老，如内战不可避免，我谨代表我党中央郑重拜托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请您以您之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我党通力合作；第二件大事，请您协助我地下党发展武装，组织游击队。日前，我跟恩来商量决定，派贾子群等在南充组织川北民主联军，打通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也就成了连接四川与华北解放区的地下通道。表者，这要请您大力协助了。”
　　“我当尽力为之，不负君命！”张澜一口应诺。
　　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张澜的手。四目默然相向，豪情壮气在双方感应、交融，溢满斗室。
　　毛泽东缓缓松开张澜的手，拿起搁在烟缸边上仍燃着的大半截香烟，抽了几口，眉头一紧，目光深沉，密嘱道：“表老，如果国共谈判成功而建立联合政府，视情况许可，川康问题可由地方自己解决；如果谈判失败，内战打起来，川康力量够，就早起义，力量不够，可等我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张澜郑重地点了几下头。
　　张澜在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与蒲殿俊、罗纶等人一起英勇地领导四川保路运动，自此名震蜀中。辛亥革命后，他历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道尹和四川省省长，为政清廉刚正。他除从事进步政治活动外，在川办学先后达数十年之久，曾担任过成都大学校长，“蜀中学子半门生”，人人景仰之。因此，川人尊称他为“川北圣人”也由此，他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享有崇高威望。西南军政界头面人物中，不论是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还是云南的龙云，无一不佩服他，无一不以夫子为木铎，无一不惟表老一言以定进退的。毛泽东对此很了解，所以今天向张澜伸出了这两个指头来。
　　此刻，毛泽东密嘱毕，换上一支烟，吸着思考着，忽又提出一个建议来：“表老，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是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以为如何？”
　　“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关于此事，后来，在旧政协时期，张澜与周恩来当面作了正式秘密约定。
　　毛泽东站起身来，一边抽着烟，在小室里来回踱步。不一会，他回到座位旁，坐下继续说道：“表老，我们刚才谈的是准备战争的事，当然话得说回来，打仗，只是到了被逼至无可奈何的地步。出此下策，才走的一着棋子，我们总还是要用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实现和平！”
　　“是啊，是啊。这更为我素所主张的！润之先生，我们民盟不日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决心与中共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共同奋斗到底！”
　　毛泽东站起身向张澜伸出手去，张澜也立即站起，二人长时间紧紧地握手！
　　张澜忽然想起一件事，“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帐。”
　　毛泽东欣然道：“您看用什么方法方式为好？”
　　张澜想了一想，说道：“这样，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
　　毛泽东笑道：“好，好，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
　　“谈不上，谈不上，我只为蒋氏此人从来不讲信义啊！”
　　紧握着的手徐徐松开了。毛泽东高兴道：“今日畅谈甚快！”于是笑向张澜、鲜英告辞。
　　不日，张澜致国共两党的公开信即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了出来。　　　　　　

    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正式签字，重庆谈判告一段落。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毛泽东定于翌日离渝飞返延安。
　　11日上午，毛泽东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天高气爽，金风送凉，万里长空一碧，由于他到达得较早，一大群中外记者将他团团围住。其中几个国民党记者居心叵测，出了一揽子难题。毛泽东神态自苦，恢宏大度，时而严正，时而诙谐，挥洒随意，应付裕如。他们未能得逞，最后只得灰溜溜地站过一旁，或钻进入丛堆里去了。而大群中外记者仍争相提问，围着不肯散。
　　此时，毛泽东偶尔一抬头，忽望见张澜和鲜英正从那边快步赶了过来，于是立刻排开人群，含笑趋前与张澜握手：“有劳相送，甚不敢当！”“应该的，应该的！”张澜眉开愁云：“您总算平安归去了！”
　　“多谢关心！”毛泽东报以感激的眼神。
　　张澜欣然而又依依道：“二天（四川方言，意即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您哟！”
　　毛泽东连声笑答：“欢迎欢迎，欢迎您来延安，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您！”
　　张澜点头粲然而笑。
　　毛泽东紧紧地握着张澜的手，好久才松开。
　　毛泽东又与前来送行的各界知名人士和政府诸要员一一握别。
　　毛泽东返身步上舷梯，王若飞跟随在后，张治中因陪同飞返延安，也随即登机。 飞机在热烈的掌声中腾空而去，张澜遥望长空，但见白云，他的心也乘虚御风与之俱去。

      三十三、 生死置之度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同志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澜闻此噩耗，极为悲愤，“逾数分钟后”才沉痛地说:“余甚惋惜，余甚惋惜，除惋惜外，余认为政府实太不明智!”他立即通知南京民盟总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民盟云南支部与国民党昆明当局“切实交涉，务求得真相，捕获凶手，公诸于世，并保证不再有相类之事发生”；并派民盟昆明支部委员潘大逵携专函前往慰问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士和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及其家属。

    面对这一血腥暴行，张澜毫不畏惧，认为只是“曙前一霎黑暗，惟有冒万险撑耐过去，始可见光明之来临”。7月18日，他特致函蒋介石，历数国民党镇压民主，滥施杀戮的一系列暴行。质问蒋介石: “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心，不将使天下之人以为政府之志，必在不民主不和平，此岂为国人所望于政府者耶？”指出“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放纵指使，必有背景。”并提出三点要求: 彻底废除特务机关及制度；严惩凶手，保障人权；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

   为了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恶，推动民主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在张澜的倡议下民盟四川支部于 八月十八日在成都举行四川各界人士追掉李、闻大会。会场设在成都蓉光电影院。这天仿佛天公也解人意，雨水权着悲泪不断倾泻下来，为追掉大会增加了几分悲壮的气氛，冒雨赴会者达2000多人。灵堂前布满了花圈、挽联、祭幛。会场的显著位置，高挂着张澜的挽联:

         昆池为热血流积，所悲国家人才连遭毒手；

         历史是鲜血造成，要争政治民主岂惮杀身。

张澜的哀词: “惨案可悲，人才当惜”。特务早已预谋破坏会议的召开，开会前张群借故离开成都，不能担任大会主席职务；邓锡侯也突然称病不参加会议。特务亦张贴反动标语进行造谣，叫嚣获得什么“可靠情报”：民盟要在大会中举行“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张澜明知会上要出问题，但他仍无畏惧地出席了会议。

张澜代表民主同盟及李闻烈士家属含泪致谢词指出：“李闻两烈士之死，是政治暗杀。我们为民主运动损失两位斗士万分悲痛，更为国家发生了这样的惨案而无比气愤。假使政府还像一个政府，那就应该把案子办个水落石出。严惩凶手及幕后主使人。假使政府还要顾全自己的威信，也应该保障民主人士的安全。”接着他严词质问:“民主同盟一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一如既往地为民主自由而奋斗有什么不对? 李闻两先生一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们有什么罪? 为何遭到暗杀? 这是能容忍的吗?”他越说越气愤，声音也越来越高。最后情不自禁地大声急呼: 李闻两先生是为人民而死，为国家民族而死，他们的死是光荣的，是永远值得我们悼念的。我们追掉两先生，就是要学习他们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为了和平民主的实现，不惜牺牲，前仆后继。本人决定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了昂扬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

追掉会开到十二点结束。就在张澜致辞时，早已混进影院楼上的特务呼喊“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的尾巴--民主同盟!”“打倒张澜!”等口号，混在楼下几排的特务随声相应，并碰打座椅。然而追悼会仍照常进行。张澜致辞完毕，追掉会于十二点结束。张澜随即在张志和、杨伯恺等陪同下，从容步出影院门口。刚下台阶，站在警察身边的一着蓝布长衫的暴徒，将一包杂有玻璃碎渣的秽物，猛向张澜掷去，击中后颈，护送张澜的吕光光、沈自强立即扶他坐进包车。与此同时，另一着黄色短服暴徒冲上来，将装满红色药水的玻璃瓶，向张澜头部猛力掷去，但只是击中车棚架而碎，飞起的玻璃瓶碎片将张澜的头部三处击伤，顿时面部、胡鬚及上半身，均为鲜血染红。杨伯恺、于渊见状，立即高声喝止: “不准乱打!”“不准乱打!”共同保护张澜迅速离开现场。

特务的暴行丝毫未能改变张澜为民主不屈奋斗的决心。返回培根火柴厂住处，经医生取出玻璃碎片，清洗伤口和包扎后，《华西晚报》记者前往探问，张澜指着桌上的玻璃片说: “此即凶物也!。此种有计划之行动，只能暴露当前政治之黑暗，必无他获。希告公众，余伤不堪甚重。彼等鼠辈之卑劣手段，决不能阻挡民主运动发展。为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 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事件发身后，周恩来副主席立即去电慰问，各界人士至为关怀。大会即函省府及治安机关提出严重抗议。民盟政协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书。各界人士前往表老住宅慰问者络绎不绝，表老表示：“此种计划之恶劣行动，只能暴露当前政治黑暗，手段之恶劣，决不能阻碍民主运动的发展。”并着重声明：“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四亿同胞方陷水火，望勿以澜个人为念。”从这些话当中，表现了他顽强的民主精神。

     三十四、张澜在上海

为主持即将在上海举行的民盟一届二全会，大病稍愈的张澜于1946年12月18日，由重庆乘“旅安”轮抵达上海。以李济深为首，上海知名人士、民盟诸领袖和中共代表以及记者百余人到码头迎接。张澜发表书面谈话，强调民盟不参加“国大”。在上海张澜住在永嘉路集益里8号和成银行一幢小宿舍内。

1947年1月6日一10日，张澜在上海主持民盟一届二中全会，36名民盟中央委员出席。张澜致开幕词，开幕词提出：我们站在坚决拥护政协的立场，毅然拒绝了参加所谓的‘国大’。因为我们所要的民主，是和平的、团结的、统一的真民主。通过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民盟的历史使命是奠定中国的和平，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在蒋介石的打压下，为了保护民盟盟员的安全，1947年11月6日，张澜发表声明宣布民盟解散。民盟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

1947年至1949年张澜住在上海的日子是很艰苦的。除了政治压迫外，经济压迫也不小。为了父亲的健康，大女儿张茂延平时散步时，常在地摊上挑选价格低廉的食物，早上在菜市上买点破壳鸡蛋作为营养品。尽管清贫到这个地步，但张澜清廉自奉，公私分明，绝对不肯动用他向龙云、刘文辉等募集并由他保管的巨额款项中的一分钱。1947年的冬天上海奇寒，偏偏小偷又偷走了张澜唯一的一件过冬皮袍，真是屋漏逢夜雨。他宁愿自己受冻，也决不用捐款来为自己重新添置寒衣。后来还是他侄儿张近一得悉这件事后，从四川做了一件棉袍来让他熬过了冬。

张澜在上海从事民主活动的同时还潜心研究国学、研究古代哲学研究墨子，即使是严寒酷暑也不停辍。写成《墨子贵义》一文。

1949年初，张澜右半身不遂，眼睛也有毛病，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和副院长郑定竹出于正义感，欢迎他免费住院治疗。1949年初，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崩溃，蒋介石想喘一口气，发出假和谈的要求。张澜针锋相对地在医院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是想利用和谈保存旧法统，不仅中共不同意，人民也不答应。

　　1949年4月的一天，几个武装特务在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阎锦文带领下，突然包围虹桥疗养院，用枪逼迫张澜和罗隆基跟着他们走(罗隆基自民盟总部解散后即住该院治病)，张澜临危不惧，厉声责问特务，深深感动了当日在院值班的副院长郑定竹医生，他挺身而出，用身家性命担保两人继续住院治疗。经过交涉，由郑医生立下担保字据，暂将两人寄押在医院中，日夜由特务轮班看守，严密监视。

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炮声打响了。郑定竹医生想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美国朋友的关系把张澜营救出来，尝试过两次，没有成功。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的那天晚上8时戒严，特务头子密令阎锦文于晚上10时前将张澜与罗隆基两人带往吴淞口到台湾的船上。在这紧急关头，谁也没有想到派来逮捕张澜和罗隆基的阎锦文却是中共地下党布置来营救他们的。阎锦文将他们隐蔽在曾任警备司令的杨虎家中。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凯歌声中，张澜获得了自由。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来看他。

1949年6月24日张澜抵达北平，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来车站迎接。次日，毛主席亲自到张澜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

    三十五、 朱德总司令最敬重的老师

    1906年春，朱德从仪陇来到顺庆府就读于南充官立高等小学堂。同年秋，进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就读。张澜担任该校监督（校长），张澜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引进了该校，致使学风陡变，名噪川北。 张澜博学多才，尽管他校务和授课任务繁忙，还经常深入学生饭堂、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的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节省，又从学校的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对此深表同情。平时便特地常和朱德谈话，鼓励他立大志，创新业。有一次，张澜夸奖朱德打篮球勇敢、机灵，跑得快，投篮准。还问他为什么个头不太高，打球跑得这么快？朱德说小时读私塾时，塾馆离家远，每天上学、放学要来回跑4次，久而久之脚板就练出来了。张澜听了，对站在旁边的体育老师说：“每天早上要组织学生练跑步。中国人要早日洗雪‘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求学的时间仅一年，但在张澜的教育和影响下，朱德产生了“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这对朱德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朱德始终没忘记这一段师生情谊。

    后来，朱德当了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凡是有机会向张澜致意之时，他总是托人代致拳拳的问候。抗战时期，四川的军政首脑刘湘将军于1937年10月赴南京出席国防最高会议，朱德也出席了会议。朱德在会后亲自去刘湘下榻处拜访，同时托刘湘问张澜老师好。1938年春，在山西前线抗日的邓锡侯将军，返回四川任川康绥靖主任前去八路军总部辞行时，朱德请托邓锡侯将军带信慰问张澜老师。每次董必武、林伯渠从延安去重庆总要捎来朱德对张澜的问候。1944年9月，林伯渠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朱德请林老代致张澜一信，信中写道：“你的事业，我坚决支持。”因为张澜已是国统区致力民主革命的民盟领导人。同时，朱德还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生产的一床蓝色方格呢毯带给先生，带给师尊的弥足尊贵的温暖。1945年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到“特园”拜访张澜时，首先向张澜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毛泽东还赞扬张澜：曾经教育过朱总司令这样的抗日报国的当代英雄。

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朱德总司令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朱德见到阔别44年的老师，立即举手敬礼表示崇高的敬意。几天后，朱德在中南海家中设宴招待张澜,执学生之礼，并邀请张澜的另一位学生罗瑞卿作陪。席间，朱德详细叩询张澜的健康情况，还说他将派遣他的保健医生傅连璋给老师彻底地检查身体，并负责老师的保健工作。他指着罗瑞卿对张澜说;老师，瑞卿可是一位好同志！难得的是他早年也受到你的教育，你对他的影响很深，勉励很大!罗瑞卿连连点头，极为称道张澜对他的教育。宴后，朱德又陪同张澜泛舟中南海，畅游畅叙，尽欢而散。7月北平酷热，周恩来请张澜住进颐和园听鹂馆旁一个精致小院避暑、调养。朱德常来看望先生，关心先生健康，纵论古今大事。一天，张澜问朱德：“国民党得天下后腐化了，共产党今后将如何保持廉洁？”朱德听后，郑重地回答：“老师爱护我党真是出自肺腑。老师，你可以放心，我们有办法。”

朱德外出视察回京，总是要去看望张澜，将他视察时所见的新气象、新问题给张澜摆谈。张澜听得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张澜因病住进医院，朱德总是第一个去探望他的病情。这时多为叙旧，在老师病情较轻时，朱德多叙述求学时敬业乐群、军旅中的赏心乐事，以博得张澜捋髯一笑。在老师病重时，朱德则叙述扶病长征、抱病抗日的同志们与疾病作斗争的事例，以鼓舞张澜精神一振。朱德还将自己珍贵的保健药针剂分赠一些给张澜，经注射后，张澜的健康状况颇有起色。

  1951年,张澜过80岁生日时，远在南方休养的朱德便提前写信向他祝寿，“张副主席：兹值你八秩大寿之辰，我以欣慰的心情，庆祝你的健康长寿。适在休养，未能面祝，特致贺忱。”
    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病逝。惊闻噩耗，朱德悲伤不已，他亲往医院吊唁，向其亲属致以问候，并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朱德与刘少奇、周恩来等执绋，护送灵柩至八室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

 朱德对恩师真正做到了“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自始至终，体现了学生对老师的崇高敬意。
   张澜去世后，朱德仍然关心他的后代，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1973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朱德把张澜的长子张乔啬、女儿张淑延、长孙张正华接到家里，朱德和他们进行了一次亲人般的长谈。最后还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回来后，张乔啬写信将谈的内容转告给在外地的子女，他们也终于从迷茫中看到希望。

不久邓小平复出，文化革命出现新转机。此后，张乔啬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在外地当铁路工人，正在挨整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尖子生的二儿子张达华也调到了对口单位。

     1975年秋，张澜生前的秘书吕光光以及张澜的大儿子张乔墙、三女儿张淑延去看望朱德。朱德亲切地对张氏兄妹说：“我曾经是你们父亲的学生。令尊一生刚正不阿，临危不惧，爱国爱民，是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张氏兄妹听了非常感动。

    三十六、 家风 

张澜立身行事，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励并励人。平时教育子女既认真、严格。他说:“教育孩子像栽苗一样，从小就要栽端正，才不会东倒西歪，以后还要修树杈，这样往后才能成材。”另外，他有一个特点，也是习惯，他平时跟家里人说话很少很短，教育子女没有长篇大论，但却言简意赅，并且切中要害。

有一次，二女儿张继延由家乡随长兄去重庆治病，穿着一身学生土布制服。其嫂见了有些生气，对她说:“爹多少年来就是有钱帮助别人读书，救济别人困难，不管家里的事，你和弟妹哪一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你也写信给爹提一下意见嘛!”那时继延年幼，就真写信给父亲，有埋怨情绪。后来张澜见到继延说:“你走过建华中学门前小河上那根独木桥没有?”继延不懂父亲为啥问她这事，茫然回答说:“走过一回，吓人得很，以后都是绕路过去的，再也不敢走了”。张澜又进一步问道:“你为啥平路不怕，走独木桥害怕?”继延笑而不能答。张澜谆谆教导说;“做人像走路一样，独木桥两旁空空的，没有扶持，你害怕，作人若离开了群众，没有人扶持，就不能生存下去。群众正像平地一样在无形中扶持你。现在生活很苦很穷的人还多得很，你不要只顾自己享受，应该多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才对。”自此以后，继延几十年克勤克俭，习以为常。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学曾迁往峨眉山伏虎寺，张澜的三儿子张晓岩在川大外语系读书，川大的一些反动学生有一次差一点就把他推下山谷摔死。“皖南事变”以后，川大管教务的负责人要他参加三青团，并威胁说若不同意就不发给他毕业文凭。那个年代没有文凭难找职业，晓岩急了，来找父亲商量。张澜开导他说:“你别急，没有文凭又有什么关系!我在日本留学回来时，学院给我的文凭我都撕了，哪有中国人靠外国人的文凭吃饭的? 人的骨气比他那文凭贵重，做人要有正气，不怕邪。你宁可不要文凭，但决不参加三青团。将来自己找职业，饿不了饭!” 张澜又当着众儿女说:“ 你们都要记住，做任何事情不能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无欲则刚，遇事不苟同，才能处乱世而明辨是非，应付艰难环境，不致失节，处于和平环境，才能团结人对事业有所建树。”

张澜在建华中学当校长时，节假日住在南充县永安乡南溪口。一次，建华中学的一批女同学利用假日造访张澜校长家，当她们来到了猫儿山附近，因不识其宅，就问及一位拾竹叶的农村妇女，岂知这便是校长夫人。回校后此事传为佳话。

建华中学学生曾填写过一首《贺新凉·纪念张澜校长》

“盛世思先哲，记当年，四川保路，壮怀激烈。怒斥清廷长专制，媚外求荣祸国。“水电报”传通南北，举国人民心一致，倒满清，驱美欧强贼。维权益，轻斧钺。平生义守凌霜节，事田畴。情钟桑梓，饭烧竹叶，创办建华中学校，聚八方精英杰。反动派，有手无策。又始创民盟政党，为国家傾尽胸腔血，浩气存，贯星月。”

这首词，不仅盛赞了张澜的历史功绩，而且也真实描写了其家庭与川北普通农家一样，煮饭用竹叶作燃料。

张夫人刘慧征曾经为张澜做了一件哗叽衣服，张澜舍不得穿，只有开会或上街偶尔穿一穿。时间久了，衣服上破了一个洞，女儿张茂延找来一块阴丹士蓝色布准备补上，却发现颜色不合，打算去另找一块，张澜阻止说:“这有什么不好，补上去就行了，老百姓笑破不笑补，受人尊重的不是衣服，好的品德才受人尊敬”. 张澜经常教育子女们要勤劳、节俭，他不喜欢懒人和讲究吃穿的人。孩子们偶尔议论吃、穿，被张澜听到，他什么不说，但口里却“啧啧”连声，以表示他不高兴听。大女儿张茂延读大学时，做了一件阴丹布衣服，夏天把袖子拆下了穿，冬天则把袖子缝上罩在棉衣外面穿，很自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张澜要求孩子们要靠自己的实力在社会立足。1940年他在给茂延的一封信中写到:“你要再向前进，免掉女子读书只是为家庭的陋习，立志甚好。但是如何才能够不为家庭所囿，而能为社会人群及国家尽力，还是要实际的知识，专门的技能，前进的毅力才能做得到的，不是空空的有理想、说大话，可以做到的。一做事就需要实际的知识和专门的技能。什么叫专门的技能，你是知道的。什么叫实际的知识，或者不大明白。实际的知识，就是从事实上加以分析、考虑、判断得来的知识。许多人平时马马虎虎，不留心事实，一旦遇到事情就摸不着头脑，不晓得如何应付，如何处理，所以往往失败。时代一天演进一天，社会一天复杂一天。你再向前进，必须努力求得实际的知识和专门的技能，方足以应用。现在你固然说不到此，但是不可不知道，不可不注意。”

张澜对子女们特别疼爱，虽子女们没能在自己身边，但儿女们的冷暖却时刻常挂在心间。大约在1937年春，正在家乡南充读小学的大女儿茂延在一次作游戏中骨折，张澜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和挂念，马上写信给茂延，信中说:

“茂延，昨天接你三哥（慕良)的来信，说你十七日与同学作秋千游戏把左锁骨折断，已经接好复原（究竟全愈没有，写一信回来），于二十三日去上课了，我想是把左肩膀和胛骨挫损，要是锁骨折断那能够一星期便复原呢，此等骨节挫损务要接好，使他真正复原，切不可稍为忽略致留残疾。我的左手杆不能伸直与弯曲，即是当年骨节挫损未能接好之故。乔蔷与慕良一信，可为他交去你的医药费，去了好多钱够用否。

五月二十九日 父亲手书”

在信中张澜先生对女儿的关爱之情表露无遗。

张澜从不搞特殊，对自己如此，对子女兄弟亲友也是这样。他任嘉陵道尹时，四弟求他安排一闲差，遭他拒绝。张澜从来不就子女问题向任何单位要求安排和照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大女儿大学毕业，要他向有关人士打招呼，分配到农科院或外事部门工作，被他一顿批评。二女儿在东北学习结业，要他将她调回北京也受严责。家门口虽然停了一辆供他专用的小汽车，除他因公外出使用外，家里的人，就是年老的张夫人外出，也不用公家的车，而是乘公共汽车。他常对子女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只有尝过苦，才知努力奋斗，才能为人民服务，也才能创造自己的前途!”

张澜经常对子女说：“为人要重义，重功，要善其身，不能自私自利，要有廉耻气节。”张澜平生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衡量个人价值标准。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这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张澜强调并身体力行，加强自身思想的磨练，积极参加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

在张澜的教育下，张澜的亲属、子女人生道路上都靠自己的努力，在各自岗位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张澜的大女儿曾多次说道:良好的家风，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三十七、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誓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同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其中民盟代表为16人。每一位代表胸前佩戴的红绸条，这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特别通行证和代表证。这个美观大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设计书写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每人一个，上面印有佩戴者的姓名。毛主席与其他六位副主席的代表证特别醒目，红绸条稍大一些，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下午2时3刻，在天安门城楼前，中央警卫师的战士拦住了一位老者。老者身穿土布长衫，脚下是一双旧布鞋，没有佩戴红绸条。战士向他行军礼后请他出示证件，老人从口袋里拿出红绸条，原来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张澜因年老体弱，独自登上天安门的100台阶梯很吃力，于是警卫战士找来一把椅子将张澜副主席抬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时，张澜已是77岁的高龄老人，精力已不济，但他仍以饱满的热情参加国务活动，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伟大时刻。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澜副主席站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旁边。毛泽东主席看见张澜仍旧穿着那件旧的麻灰色布长衫，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你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应该穿得好一些了，还是做件新衣服吧！ ”张澜说：“咱们国家非常贫困，许多老百姓连温饱都没有解决，不能忘记他们啊！ ”

毛泽东又朝下一瞥，只见张澜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心想今天该穿皮鞋，怎么穿了双布鞋呢? 真太节俭了。再一看，虽是布的，却还新，但样式却很老旧。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又对张澜笑了一笑。毛泽东不知道的是，这双布鞋有55岁了，是一件老古董。是张澜23岁考秀才时，母亲亲手为张澜做的新布鞋，这也是张澜穿的第一双新布鞋。1894年张澜穿着它考上了秀才。张澜自从那次穿过以后就把它珍藏起来，只逢年过节才穿几天。这次因逢开国大典，所以张澜才把他穿在脚上。

晚上七时三十，毛泽东主席来到天安门城楼，见张澜副主席已就座，便走到他旁边的一个藤椅旁想打招呼。还未等毛主席开口，张澜副主席马上起身，并说：“润之，快坐下休息吧。”毛主席赶紧扶住张澜的手请他快坐下，自己顺势坐下来。两人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游行群众举着五星灯笼进行表演。入夜随着一发信号弹冲着黑色夜空，天安门广场周边的6个发射点突然同时爆响，五颜六色的礼花射向夜空，天安门上空霎时五彩缤纷。张张笑脸仰头观看，人们高声欢呼，把开国大典推向高潮。开国大典晚上施放的礼花全部是作战用的苏式信号弹。

     三十八、 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新中国建立，张澜被选为人民共和国首任副主席，被人民称为开国领袖。此时张澜已是耄耄之年，体弱多病，仍以国事为重，仍然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心尽力。张澜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说:“解放后，小病时发，尝想乞假修养，又以目睹中共领导人无一不以人民疾苦为念，而忘却个人安乐，日以继夜，为人民服务精神感召，不能不勉以衰老之身竭其诚捆，尽其绵力，以服务于人民。”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澜在此，与中共首脑人物不时往返，觉得他们最不可及者，即是谦虚、谨慎、勤劳、节俭数点。”张澜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进一步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因而他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领导工作，参与国务活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经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张澜以各种方式支持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巩固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等方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都有民盟的通力合作。张澜及民盟是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并不能认为张澜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张澜考虑问题总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在外交方面张澜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对苏对美政策。抗美援朝中央在计议之初，毛泽东主席曾征求张澜副主席的意见，张澜对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卷入朝鲜这场战争直接与美国打仗并不赞成，为此增加的国力负担和造成的后果颇表忧虑。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告诉他:“中共中央考虑再三，作出决策，不出兵不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总动员。”对此，张澜虽然仍有忧虑，但表示此事既以决定，自当一致拥护而无二意，恪守民主集中制精神。此后，张澜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极力支持，并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在内政方面，张澜积极支持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的实施和各项政治社会改革运动。建国初期，张澜对于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经验，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一次会议上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东北的土改经验不一定要用于全国，因为东北搞土地改革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么强大，是不是不杀、少杀？能不划成地主的就不划成地主？张澜在会上讲这个意见时，有的人不理解，还有个别人站起来喊“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毛泽东、周恩来马上制止那些人，并让表老出去休息。毛泽东认为张澜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尊重和采纳。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采纳了张澜的意见。毛泽东还让中央人民政府给张澜回了一封信，告诉他，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梁漱溟因土地政策和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并当面顶撞毛泽东。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反动透顶”“用笔杆子杀人”，言词激烈，令在场的人皆震惊噤言。随即召开政协常委会扩大会，对梁漱溟进行批判。梁漱溟的发言受到不少参会者的指责和批判。在批判过程中，张澜和李济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是一言不发，神情默然。别人鼓掌他们也不鼓掌。事后，张澜与李济深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历数梁漱溟的贡献，坦言为梁申辩：“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张澜希望毛泽东网开一面，保留他政协常委的待遇。毛泽东接受了张澜的建议，一直保留梁漱溟的全国政协委员待遇未变。张澜秉持公正，敢做诤友、谏诤言的政治风格，也赢等了更多人的钦佩。

同样，中共领导人对张澜十分信任和敬重，很注意发挥张澜作为党的诤友“参政议政”的作用。解放初期在建立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机构，安排主要领导干部时周恩来经常到张澜家中征求意见。张澜推荐的非党经济建设专家，毛泽东、周恩来多予采纳。毛泽东还经常向张澜通报党内有关情况，并把党内文件和有关材料送给他阅读。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张澜被推为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他研究宪法草案，并关切的说: “表老多年来希望有一部人民宪法，请多提意见。”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张澜。张澜刚到北京时，毛泽东就调他的卫士小高细心照顾张澜。当毛泽东看见张澜在开国大典上仍穿着褪了色的土布长衫时，便吩咐机关管理局给张澜送去新的长袍礼服。毛泽东还说老年人吃东西不多，需要经常调换口味，补补身体，便把六国饭店的炊事班长老宋调给张澜。夏天中央开会，毛泽东考虑张澜年迈体弱怕吹风，总是招呼不要开电扇。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却甘愿受酷热之熬。张澜过意不去，毛泽东却劝说道: “敬老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表老就不必客气了。”以后，凡是外国元首或国内国庆观礼代表团送来滋补药品时，毛泽东都要派人给张澜送去。

张澜身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仍然保持清廉节俭的作风。他当副主席时，中央给几位非党副主席安排了每月200元的特别经费，但张澜坚决不要，中央办公厅只好按月打在张澜的户头上，但张澜分文不动，一直到张澜去世后，由家人交给中央。他的警卫人员按有关规定应是十几人，他只要了4人。张夫人已年老仍要做洗衣扫地等家务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派一个女服务员到他家服务，他也拒绝。家务活照旧由张夫人承担。

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一位四川朋友从香港回来问他: “表老，你不做国民党的官，为什么做共产党的官?”他哈哈大笑后，操着浓重的川北口音说：“国民党的官刮人民，共产党的官为人民服务。”

正因为张澜有如此高尚的品质，因而受到人们的称颂。1954年5月1日，张澜出席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张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主席说: 我现在已是80以上的高龄了，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了，于国际已无什么贡献了，请主席允许我辞去现有职务，让我安心养病吧! 古人有‘乞骸骨’的史例，我也向主席‘乞骸骨’。”毛泽东听后对张澜说:“ 表老，你不能辞! 我是你们大家把我推是主席席位的，你们要是辞职不干了我岂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接着毛泽东又面带微笑地说: “表老，你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其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表老啊，你的德很好，是与日俱进的啊。”

1954年9月，张澜作为四川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张澜出席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三十九、 八十大寿

1951年4月2日是张澜先生八十寿辰(按照中国的传统，老人逢“整十”的贺寿应比周岁早一年)。在过去的岁月里，张澜经历了清末、民初、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等历史时期，被认为“历经五朝”。无论何时，张澜始终站在国家人民的立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而奔走呐喊，直至耄耋，老而弥坚。对他的贡献，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因此在他八十寿辰来临之际，社会各界纷纷致贺，表达敬意。

3月30日，民盟中央为张澜八十寿辰，举行了盛大热烈的庆祝会。

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张澜庆祝八十大寿。到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领导，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祝寿宴会由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主持。刘少奇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张澜先生的革命业绩，赞扬了张澜不畏权势，敢说敢为，不屈不饶的精神，赞扬张澜热爱祖国和高度的民族气节，并祝他健康长寿。

接着几位知名人士讲话，都热情地赞扬张澜一生的杰出贡献。

此时的张澜，心情十分激动，回想他这80年走过的坎坷道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所经历的多少次艰难险阻；在人民的支持下，终于走过来了，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亲眼看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深感不负此生；而且党和人民又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怎不叫他感谢万分呢?因而作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以示谢意，并表决心。

“刘副主席，诸位同志:

   今天诸位聚集在这里来为我祝寿，这真叫我高兴得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示感谢!

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中国这个国家里，长寿虽然是件艰难而可贵的事，但一个人的价值，亦不是以寿的长短来计算。立德立言立功，这是中国估计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这才算得是有价值的人生。在这方面，我今天虽然八十岁了，我却很惭愧。我没有成绩可言，要和在座诸位比较起来，我更惭愧，我年龄比诸位都大我，成绩比诸位都小。不过，我今天心里有件最高兴最快乐的事，我也要和诸位说说我今天的确很快乐，我能活到八十岁。因为，我活到了八十岁，我才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成功。我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看到了全中国劳动人民的大翻身。尤其是中国被帝国主义者压迫有一百一十年了，在这段国家被压迫的历史中我活了七十余年，我真幸运，为活到了八十。我亲眼看见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驱逐出去了。我亲眼看见中国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我还看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伟大神圣的反侵略运动，我相信我还要看到世界帝国主义的总崩溃。

就我一生所看到的来说，今天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国家的进步的确是很快的。不过国家进步愈快，老年的人愈赶不上，愈感落伍，听周总理说过，中国进步很快，这些年来都是青年人教育老年人，这是事实。今天我愈是年老，愈感觉什么都不够，什么都要学习，都要向毛主席学习，向今天在座诸位学习，向一班年轻的人学习。我今天八十岁了，我还有一个要好好学习的决心，十八岁的青年应该说学得老，我这个八十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

我今天真高兴，因为我活到了八十岁，居然看到了我们的国家改革进步，有这样光明灿烂的前途。为要借诸位为我祝寿的日子，举杯为诸位祝贺。”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祝寿。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画仙桃祝张澜长寿，此画是《寿桃》中堂画，上款落有张澜名字。此画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一位收藏家以人民币2万购买收藏。著名民主人士陈叔通、马叙伦作诗祝贺。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当时正在外地休养，未能亲自来京祝寿，于3月27日专函祝贺张澜80寿辰。函云:张副主席:兹值你八秩大寿之辰，我以欣慰之心情庆祝你健康长寿。适在休养未能面祝，特致贺忱。

4月3日，毛泽东主席专函祝寿，信中说: “欣逢先生八十高寿，谨致衷心的祝贺!”

是日，刘少奇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亲临张澜住宅，致以祝贺之忱。

家乡人民也为张澜先生祈福健康长寿。同日，川北行署致电祝寿:“中央人民政府张副主席  欣逢八秩诞辰，敬祝健康多寿  川北人民行政公署 ”。川北大学教职员工贺电为“欣逢华诞，至深庆祝，并颂健康。”民盟川北支部的贺电为:“张澜主席:今天是您光荣的八十寿辰，川北支部全体同志谨向您致最热烈的贺忱。由于您的正确领导和幸苦不懈的努力，使我盟得以日益壮大巩固团结和进步。今天，我们向您保证一定更勇敢更忠诚地团结在您的周围，为抗美援朝、土地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奋斗，敬祝您健康长寿。”民盟川北临时工委除致电祝寿外，当晚还邀请了南充市各民主党派、文教、工商界代表及张澜先生旧日好友设宴为之祝寿。

同日，参加祝寿会的卢子鹤、裴昌会、贾子群等145位川北各界知名人士特制一幅寿幛，敬祝张澜八十大寿。寿幛是过去文人墨客用整幅绸布织着祝贺词句呈赠给道德文章、功名事业十分突出的寿诞者的礼物。这幅长3.6米，宽0.88米的横式寿幛中间用金色丝线刺绣竖排正楷寿词186个字，字体端庄遒劲。寿词云:

张副主席表方先生

八旬大寿志庆

人民痛苦极了，这是先生在反动派时代常常说的一句话；共产党一定胜利，这是先生在十余年前常常说的一句话；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这是先生在七八年前著的一册书。今天共产党真正胜利了，人民痛苦解除了。先生八十必定快乐，必定兴奋，姜桂之性，老而愈辣，松柏之姿，经霜弥茂，必定更坚强更努力地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伟大的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卢子鹤、裴昌会、贾子群等145人签名

这幅寿幛显见南充人民何等崇敬张澜先生。此寿幛由张澜先生的亲属捐献出来，保存在南充张澜纪念馆。

    四十、  光辉人生

1955 年1月27日，张澜顿觉口舌麻木，经诊断为重度动脉硬化及肺炎，即入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经多方诊治无效。在病魔缠身的日子里，张澜时刻想着两件事:一是渴望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二是盼望盟员好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虽然病势很重，仍于1月31日抱病发表《任何威胁不能丝毫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的声明，痛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情咨文的狂妄。他嘱托前去探病的民盟中央委员周新民转告全体盟员，牢记毛主席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后病情日益严重，当周恩来总理到北京医院看望他时，他吃力地说了“希望台湾早日解放”一句话，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时为1955年2月9日12时30分，终年84岁。

张澜的逝世，是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大损失。政府和人民为失去这位杰出的革命家而万分悲痛，立即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张澜灵柩在九日下午移到中山公园堂，晚上九时入殓。亲视含殓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和部分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董必武、李四光和部分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高崇民及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等。入殓时，张澜先生的夫人刘慧征及子女在旁守灵。

2月10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沉痛哀悼张澜。

2月12日，首都各界人民，各国外交使节几万人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张澜。

2月13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及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为主祭人。周恩来、沈钧儒、李济深等为陪祭人。林伯渠副委员长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林伯渠在悼词中说:“张澜先生是一个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他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中国人民感谢张澜先生在爱国运动中的贡献。”悼词回顾了张澜一生走过的道路，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坑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争取人民民生，支持人民革命的贡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也在会上致哀辞，颂扬张澜“真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顽强奋斗到底”“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公祭毕，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自执佛，护送张澜灵柜经西单出复兴门至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

张澜逝世后，唁电和慰问信从四面八方纷纷传到北京。全国各地的亲友、民盟组织、各界人士，外国友人和各国驻华使节，通过人大、政协等渠道发来唁电哀悼，并向张澜家属表示慰问。上海、四川等地还举行了张澜追悼大会。

上海市市长陈毅在民盟上海支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崇敬心情举出张澜一生中做出的几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第一是张澜领导了四川人民“反对满清卖国政府的保路运动。”在赵尔丰的淫威面前，张澜主席不为威武所屈，虽刀锯在前还是以理力争。以后就一直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

第二是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张澜主席又挺身而出声讨袁世凯，在西南一带影响很大。

第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反对蒋贼的投降阴谋，做不屈不饶的斗争。

第四是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内战，不参加也不承认蒋介石自吹自擂的所谓“国大”会议。这种态度直接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间接支持了解放战争，在政治上孤立和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其意义非常重大。

陈毅在致辞中还举出了张澜为人的两个特点：第一是诚实无欺，无论言论和行为都没有一点虚伪，因此，立场始终坚定，敢说敢为，不畏强暴，不计生死与反动派做出斗争。第二是有远见，善于明辨是非，因此能坚持正义，永远与得人心者在一起，坚持与共产党紧密合作。

陈毅最后说：“以先生一生事迹来说，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人能如此，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张澜逝世25年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即在1980年民盟中央迎春会上，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讲话中特别提到张澜，他说：“我还想起已经去世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先生。我感到这位先生由两条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我觉得他身上的这两条，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刻的，勉励是很大的。”

1982年4月1日，是张澜先生诞辰110周年。民盟中央在京举行纪念大会，对张澜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乌兰夫在讲话中说:“张澜先生是我国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并指出:“张澜先生的一生，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断前进的、战斗的一生。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终于实现了推翻旧社会、创建新中国的凤愿。他是一位与时俱进、受到人们尊敬的、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老人。”

1992年4月，首都各界举行了张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称张澜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