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谈起
2021年7月，笔者来到位于重庆北碚缙云山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参观，在刘伯承、贺龙在重庆历史陈列室，惊喜的发现了1950年初夏，张澜、吴玉章、刘伯承、贺龙、罗瑞卿等人领导人与民主人士的合影。在照片的下面的文字介绍中说，1950年3月10日，刘伯承与贺龙、吴玉章在重庆市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后与各界民主人士留影。
1950年2月2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邀集重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楚图南、胡子昂等一百三十三人，举行座谈会。会上，民主党派负责人对西南的剿匪、肃特、征粮、物价、生产、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宝贵意见，刘伯承与邓小平一起参加会议，并分别发了言。刘伯承发言时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式见面的开始，今后我们将继续切蹉，互相鼓励。”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今天西南局邀请大家座谈，许多朋友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这是极好的现象。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共同认识上，这就形成了共同纲领。但只有大的原则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具体地实现共同纲领。从这方面讲，往往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致是更重要的。什么问题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呢？正如大家所提到的，土匪特务、粮食、生产和失业等，就是今天我们共同感到的问题。我们相信，既然我们能找到共同问题，也就可能找到共同解决的办法。······这次座谈会解决了不少问题。不管原因何在，这样的会是开迟了一些，今后要多开。大家把意见交换好，把工作做好。要密切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问题达到共同的认识，以便于进行共同的工作，完成共同的任务。(1950年3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通过会议的召开，重庆的各界人士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在各种问题上与中共中央西南局达到了共同认识，形成了高度的统一，为西南地区剿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成渝铁路修建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史料1949年6月24日，张澜由上海抵达北京后，再也没有离开北京，特别是担任国家领导人后，国务活动频繁，张澜更不可能离开北京。1950年3月11日晚，人民政协、张澜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欢宴从苏联访问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张澜先生不可能在重庆与出席重庆民主党派座谈会的人士合影。
照片是真实的，但来源于何处?于是笔者踏上了寻觅之路。在北碚博物馆与布展资料提供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询问、探讨。他(她)们手中也只有照片，照片的来源依稀的记得大概来自重庆《新华日报》或刘伯承、贺龙画册。在重庆图书馆我翻阅了50年代初的《新华日报》，找到了座谈会召开的报道，但没有照片。最后终于在重庆图书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库存的《贺龙画册》中找到了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该画册是1995年为纪念贺龙诞辰100周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幅照片的文字说明为“与刘伯承、吴玉章等会见四川各界元老、名流后留影”。
1950年6月14日—2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伯承、贺龙赴京参加了这两个会，其余时间刘伯承、贺龙都在重庆。9月，刘伯承到北京筹办军事学院，离开了重庆。(陆大钺，《解放初期刘伯承在重庆活动知见录》，《红岩春秋》2009年，第1期。)邓小平因事请假，缺席了本次会议，(195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这与照片中没有出现邓小平相吻合。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熊克武等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的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195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卢作孚先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滞港轮船尚未全部抵沪等原因，应卢作孚本人请求他参加会议一事没有公开报道。(卢国维，《回忆父亲卢作孚在香港的生活片段和回京前后》，《武汉文史资料》总第11辑，1983年2月，第136页)
只有中央的重要会议，这样多的重要人物才有可能集中在北京，从着装看应该是初夏。可以确定的是，照片拍照时间为1950年6月20日前后，地点为北京。
在这幅珍贵的照片中，张澜副主席与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市领导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公安部长罗瑞卿，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熊克武、卢作孚、鲜英等民主人士和四川各界元老都在其中。在第一排入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者，而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市的主要领导都在两边站立着。这幅照片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届人士亲密合作关系的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成果的生动展示，更是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者们人格魅力的体现，为中共党史的学习提供了最生动的教材。(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张澜文化研究院伍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