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革命家张澜的人生奋斗历程——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张澜文化研究院伍定明
一、民主革命家张澜的奋斗历程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张澜（1904年-1916年）
1. 日本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思想。
1872年张澜出生在西充县莲池乡张观沟。1894年他考取了秀才。1902年，进入当时四川最高学府成都“尊经书院”深造。1904年5月，作为四川公派留学生的张澜浮槎东渡,来到东京，入读宏文学校，在师范科学习。
张澜是一个富有勇气、少有私虑的人。他勇敢，自律很强，严肃正直。留日期间，抱定“弘扬教育，倡办新学，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志向，为了探索救国的真理和道路，阅读了大量的政治、历史、地理、教育、理科、格致、生理、卫生、社会学等方面书籍。如《欧洲列国变法史》、《欧洲列国战事本末》、《西史通释》、《社会进化论》、《动物进化论》、《万国政治制度》、《泰西教育史》、《师范讲义》等书籍。对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尔、远藤隆吉等诸家名作爱不释手。他对“格致”尤感兴趣。张澜还努力学习日文、学习新知识，赴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还游历了日本各地，目睹了日本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发达，联想到多灾多难的中国原本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如今却被日本所制约,他不禁感慨万分。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是友好的，但也有一些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称中国留学生是豚尾奴，每当此时，张澜的爱国之情更被激化而强烈，并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日本原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国家，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国势渐趋富强。他感到日本之所以强盛，是由于重视了对国民的教育，因而产生了“教育救国”思想。他被日本的巨大发展所吸引，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政治腐朽，经济文化落后，并有被列强瓜分之势，感慨万分，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穷忧虑。
张澜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路，并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在1904年农历十月初，清朝驻日公使为发动留日学生参加庆祝慈禧太后70岁大寿而召集的大会上,张澜公开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因此被驻日公使以“叛逆”之罪名扣押。留日学生都知道四川有一个不怕死的张澜。
当时的留日学生圈，既是宣扬革命的大本营，也是君主立宪的鼓吹场。学生中，除了有激昂的革命者以外，甚至还有醉心科举的老夫子。尤其日本成功的政体形式和梁启超等的鼓噪，使相当多的青年对君主立宪深信不疑。对当年笃信科举、冀望洋务的张澜来说，主张立宪已经是对从前的极大超越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张澜的知结构，而且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促进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一次张澜与何拨儒等同学讨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问题，张澜认为:观点俞现代俞接近科学，而科学要寄望于民主，但民主是反封建的，这清朝廷是不会答应，所以要革命。何拨儒很有兴趣地问，“革命起来，会不会破坏那些上古文明的遗存？”张澜笑了笑回答说，“革命也有婴儿期，做错事是难免的，这叫在劫者难逃嘛。”
由于日本地理位置较中国近、学费较低、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两国政府的支持等原因，五四运动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到日本留学作为学习西方的首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宋教仁、杨济昌、陈独秀、李大钊、杨度、廖仲恺、陈天华，黄兴、胡汉民、李烈钧、唐继尧、尹昌衡、蔡锷、何应钦、孙传芳、蒋百里、程潜、李烈钧、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陈师曾、鲁迅、秋瑾、李四光、陈寅恪、 周恩来、蒋介石、汪精卫、林伯渠、郁达夫、阎锡山等都曾来日留学。而正是这批人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2.四川保路运动是张澜参与社会变革首次尝试。
毛泽东曾说过: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之后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相关经验。其中，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人都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积极寻求救国方法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但是他们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驱逐帝国主义国家层面，都只是期望通过改良来实现既定目标，企图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政体，仅仅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注定他们的失败。
1911年，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投身和领导四川保路运动是张澜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首次尝试，也是张澜初期政治素养中最耀眼的一个闪光点。在保路运动中，张澜以高票当选为股东大会副会长，成为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5次与四川总督赵尔丰当面抗争，哪怕是身陷囹圄，哪怕是枪抵胸刀临颈。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孙中山曾经提到过四川保路同志会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四川保路运动，不仅直接引发了军事上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有着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人民运动体现了人民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敢于冲破枷锁进行坚决斗争，它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表达直接的不满与勇敢的抵抗，象征了中华民族底层人民的深层觉醒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 20 世纪近代中国的第一次重大变革。然而这次变革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在帝国主义帮助下，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被打破了”。
3、出任行政长官，造福地方百姓。
中华民国建立后，张澜被川北28个县的民众选为首届国会议员，担任过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等地方行政长官。
川北宣慰使张澜学识宏通，劲气内敛，当忧乱之际，首先出巡保全川北未经糜烂之地，取消川北军政府，扑灭红灯匪徒李匪绍伊猖獗蔓延，该使会同熊师长等督队猛攻，身当前敌破匪巢，逆首就歼，川北一带赖以宁谧。
张澜就任嘉陵道尹后，努力收编安置散兵游勇；采取有力措施，肃清盗匪，惩治贪污；并严禁鸦片，整饬社会风纪；对征收、讼狱皆有明白规定，一扫百余年来陋规积弊。派得力幕僚秦树风兼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和县中、职校、县高小三校校务主任。经过大力整顿，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遗，风化肃然”的风气。张澜受人民尊敬，被称为“川北圣人”。
（二）、五四运动前后时期的张澜(1918年-1920年)
1. 张澜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8年5月2日，四川省长张澜到达北京,向北京政府述职。当局以川事非短期所能了结，命他在北京设立“四川省长行署”。因此张澜在北京期间时常以“四川省长”名义进行服务桑梓的活动。
张澜到达北京的时候，正值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年头。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办以后，陈独秀作为主编，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主张实现真正的民主。同封建军阀统治以及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作斗争是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唯一道路。李大钊不仅反对尊孔，还主张思想自由，希望青年们努力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而不是寄希望于死气沉沉的旧社会。1916年9月《青年杂志》出版第二卷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是他们所推崇所信仰的，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引发了一股“打倒孔家店”的热流。《新青年》主张男女平等，主张个性解放。1917 年起，他们又开始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中心。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白话文热，许多刊物都开始改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以前使用文言文的报纸，在此之后也开始使用白话文进行副刊描述。而且在不久之后，短评、社论、通讯也开始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来撰写。自此，全国报纸面貌焕然一新。在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的思想主张的推动下,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有如春潮般地澎湃汹涌,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的旧思想和旧文化。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这时,张澜虽然已年近半百,但他仍刻苦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依然孜孜不倦。他经常阅读《新青年》,很欣赏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各种新思潮新思想中,社会主义思潮自然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张澜一到北京即“颇闻人言社会主义”。他以极大的兴趣，本着“求新”“求真”的精神对社会主义“欲一知其底蕴”。
1917 年 11 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全面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代，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国的十月革命的成功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将目光转向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得到普遍宣传，中国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渐深入人心;各种文学团体一时之间兴起，他们利用创办的报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部分人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辛亥革命的失败、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被打破了，先进的中国人迫切需要寻找一条新的路子来救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张澜看到了救国的曙光。
2、主持《晨报》工作，支持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8年 12月，北京《晨钟报》改组为《晨报》，张澜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兼任该报的常务董事，主持报社的实际工作。他聘请李大钊为报社编务，具体负责《晨报》第七版(副刊)的编辑。张澜还为《晨报》设置印刷厂，印刷出版过《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丛书》。《晨报》不但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而且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阵地之一。李大钊利用副刊作为传播新文化的阵地，为此进行了改革，设立了“自由论坛”新栏目，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论文。李大钊先后撰写了《战后之世界潮流》、《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劳动教育间题》等文章在副刊上发表。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5日，李大钊又协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并翻译出版了《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唯物史观》等三本书。截止到11月11日，该专栏共办了整整6个月，曾陆续刊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并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译文。李大钊在《晨报》上先后发表了30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切都得到张澜的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澜积极支持，并置身于运动前列。《晨报》在显著版面详细报道了北京和各地的学潮、工潮，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对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瞿秋白从1919年7月到1920年5月，在《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鼓吹社会改革，深受张澜赞许。瞿秋白打算去俄国学习考察，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张澜得知后极表支持，为给赴俄考察创造条件，特以《晨报》特派记者的名义相资助。瞿秋白在俄国期间，陆续寄回文章和专题报导在《晨报》上发表，详细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使我国人民对苏俄有了更多的了解。
3. 在《晨报》讨论社会主义。
1919 年 4 月 25日,湖南人梁乔山在《晨报》“自由论坛”栏发表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参加讨论的有蓝公武、王光祈。28日，张澜在克服有关社会主义“无书可读”,“英文书中多有之,又不能读”的困难之后,在“自由论坛”栏发表了《答梁乔山先生书》一文,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及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基本认识以及他关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基本见解，可以说这是他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步成果和探索中国未来出路的起点。他在《答书》中虽然未明确论及社会主义的内涵,但从梁乔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谈论的中心议题是国家社会主义,亦即张澜所说的“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何谓国家社会主义? 梁乔山说:“其大要即以国家为资本者，以民众为劳动者”,“所谓以民众共同生产者,仍以民众共同消费之,极端排除其独占,而求其生活之平均”亦即社会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物质资料平均分配。并认为“此主义之公明正大，已为吾人所深倾服矣”。
张澜在文中主要谈的是梁乔山提出的“吾人所应研究者,在其进行之方法，他认为当时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应该避免“社会革命之祸”,而走发展实业之路。他一方面认为，“吾国社会革命之祸，为时必非甚远”,因为我国虽“产业犹未发达,尚无大资本家之肆虐,诚较欧美为幸。然频年变乱,地方不宁,百业凋敝,民众生计之窘苦十倍于欧美工人”,加上“物价益昂”、“政治恶劣”、“游民繁滋”、“夺民之利”等因素,使社会革命很容易发生。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中国不能走“社会革命”之路。倘若“果真能以社会主义而为社会革命，忍须臾之痛,能得长久之安宁虽痛亦何害”,但今日中国“民智不开”“民气浮动”“游民日增,生计日蹙”,“一旦社会主义之潮流汹涌澎拜而来,盲动盲从,徒袭社会主义之名词揭社会主义之旗帜,而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其祸之广延迅捷,为有十百倍于近年之以土匪而冒护法靖国之名荼毒地方者”。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张澜经过反复思考,提出:发展实业，“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普及教育,“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这样“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得见于事实”。可见，张澜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发展实业、普及教育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或者说，张澜赞同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但不主张通过革命的方法来立即实现,否则就有揠苗助长之弊,如他所说,“羡社会主义之善，而欲聚见实行,揠菌长者必有立稿之忧,斯则鄙人所为鳃鳃致虑者也”。
张澜在五四运动前能如此深人地讨论社会主义，实属难能可贵。在当时，社会主义作为与旧制度相对立的新事物，无论其为那个流派，对北京政府而言都是不受欢迎的。而张澜仍然是北京政府朝中之人，宣扬社会主义更要冒风险。正如后来张澜回亿说:“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彼告我以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我遂写文一篇,登于《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儆我,日:‘表方,你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晨报》登载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字,自1919年2月该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就开始了，但开始主要刊登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翻译作品。而国人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的文字见诸《晨报》当属梁乔山、张澜等人的为最早,可谓开了国人讨论社会主义风气之先。
4、宣传、推动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发生，《晨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舆论引导的作用。5 月2日,《晨报》以《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为题证实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 5月3 日,《山东问题之最后五分钟》又以“要紧新闻”登出，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呼吸之顷”的最后时刻，呼吁中国政府与全体国民必须坚持斗争; 5月4日, 《晨报》在“论评栏”发表《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提出三条办法:一、请政府致函赴巴黎的中国专使,坚不署名;二、请政府向和会宣告脱离关系;三、政府如让步屈服，“则吾民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号召国人下定决心,收回国权。
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详细报道了北京和各地的学潮、工潮,对运动的发生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5月5日,该报在“紧要新闻”栏中以《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为题,详细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经过，并摘引了《北京全体学生界通告》，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5月6日,该报报道了学生联合罢课的情况,并发表《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的论评,阐明对学生罢课的看法,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是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对华通牒四周年的日子,为此,《晨报》将第二版辟为“国耻纪念”专号,激励人民为了国权而斗争。由于《晨报》敢于报道和支持各地的爱国活动，并抨击政府的卖国行径, 5 月23 日晚8时,北京警察厅派人对《晨报》进行监视，规定以后所有新闻稿件均需审核才能登载。但是，张澜等人并末因此被吓倒。5月24日《晨报》以“本报特别启事”的形式揭露 了反动当局对报社的无理搜查,并通过不同方式对运动进行报道。
五四运动后，爱国学生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组织社团，张澜对此予以支持。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它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在爱国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张澜知道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中不仅有李大钊、毛泽东、赵世炎等，还有川籍青年王光祈、陈愚生等时，就叫杜象谷（张澜的学生，时在北京法专读书）邀请王、陈面谈。王光祈将学会情况和成员向他作了介绍，张澜听后高兴地说:“这些都是人才。振兴中华的责任，看来只有靠你们来肩负了。”杜象谷还代他抄录了一份学会会员名单。名单里有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领袖。当时，曾经亲见亲闻的倪平欧说：“五四以后，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出版渐多，光祈（指王光祈）亦会购置多种，加以浏览。川中某公（按，指张澜）尔时在北平设省府办事处，闻之，曾亲到南池子磁器库（王光祈居住地）向渠假阅此等书籍”（见《追悼王光祈先生特刊》，倪平欧文）。《吴虞日记》1920年8月7日这样写道：“午后叶秉诚来谈久之，言邵明叔讲佛学；周克勤做宋诗；蒲伯英、张表方很求新。……”张澜还鼓励王、陈在四川建立学会组织，为建设四川储备人才。他还把陈愚生推荐给川东道尹叶秉诚，任道尹公署秘书长作职业掩护，以便开辟四川的“垦荒”工作。陈去川东后，除改革教育外，同鲜英于1921年2月1日在重庆创办《新蜀报》，宣传民主科学思想。
5、支持、关心、帮助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18年春起，国内一度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许多进步青年把出国留学与爱国救亡联系起来，他们希望通过留学为贫穷的中国找到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张澜从这些进步学生的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并对他们的留学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当时蔡元培、吴玉章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赴法经费一部分是由华法教育会资助，一部分由个人自筹。据华法教育会规定，留法学生每人应交4000法郎，以备到法国后一段时间生活之用。川籍学生报名参加的很多，华法教育会很难满足每位学生的要求。同时川籍学生大部分家庭都比较贫穷，筹款也比较困难。在重庆负责组织西南地区赴法勤工俭学的吴玉章写信求救于张澜，在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刘伯坚、赵世炎和陈毅等人也面见张澜，请求资助。张澜对此十分热心，积极奔走，以四川省长的名义会同教育总长傅增湘联名商请交通部支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一部分作为华法教育会基金，一部分借贷给川籍学生。在张澜和吴玉章的共同努力下，1919年6月2日首批川籍学生61人赴法；1920年8月315名川籍学生赴法；1921年夏，500余名川籍赴欧；在赴法学生中川籍学生占了三分之一。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法国亲眼见到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不少人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王若飞、刘伯坚、邓小平、王履祥、林修杰、聂荣臻、何以端、蒲照魂、冉均等。他们组织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给国内的《新青年》、《晨报》等报刊写文章报道欧洲的工人运动的情况，歌颂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批人回国后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骨干分子，革命的中坚力量，为建党建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未能赴法的学生，张澜同吴玉章研究，认为外国可以办勤工俭学，我们也可以办。张澜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蒋梦麟商洽，准许未能赴法的四川青年到北京大学旁听；有生活困难者，由张澜募集经费，在北京大学附近沙滩兴办“食劳轩”饭馆，以营利收入，解决学生学习费用。这就使更多的川籍学生，获得深造的机会。“在成都刘伯坚得知青年学生可自筹经费去北京找吴玉章、张澜、蔡元培协助，赴法勤工俭学，心里非常高兴。1918年9月由成都抵北京，由四川留京学会，分到北京大学旁听法语，食住在以南充学生为中心组成的‘食劳轩’。1920年5月，伯坚在同乡学友中借五百银元，办好出国手续。”张澜还鼓励和资助川籍青年学生到北京法文专修学校学习。
张澜还为学生推荐担保。1919年6月12日，张澜就川省学生李霦、杨椷赴法留学之事致函北京华法教育会的沈仲俊。李、杨二人的待工费由张澜以川汉铁路股款利息各津贴 2000 法郎,各自筹1000法郎,由家寄来。但是,由于四川战乱，邮路中断,致使李、杨不能收到汇款。于是,李、杨便恳请张澜向华法教育会作保，将来一定筹汇1000法郎到法国,补足待工费,请予先行介绍买船票赴法。张澜慨然应允他在致函中说:“查该生等所言尚属实在情形，敬恳执事俯念该生等诺沪日久,先为介绍买船票,俾得于此次法船开时赶法。张澜在信中保证，“将来该生等父母必能如数筹汇,不至使贵会在法发生困难。”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标志。五四运动的发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基础，许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得到了锻炼，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主力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物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取得了迅猛发展。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促进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兴起。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五四运动、赴法勤工俭学这是两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事，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两起重大历史事件中，张澜先生不仅是积极的推动者，更是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这样说，张澜先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勋。张澜之于马克思主义，既有信仰又有行动，是新民主义运动的动力之一。 本来张澜还能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发挥其更大的作用，遗憾的是1920年8月22日，张澜的母亲王太夫人在南充逝世。张澜惊悉噩耗，立即在《晨报》刊登“哀启”，便日夜兼程离京返乡。离开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
张澜在北京两年多，他不仅同李大钊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接触，受他们的影响，自己也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在革命的实践锻炼提高，初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初步由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兴奋地对当时在北京的老朋友卢子鹤说:“共产主义将来一定会在中国成功，因为中国穷人太多，人民苦极了”。四川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张秀熟说:“表老支持共产党，早于四川共产党的成立。四川共产党组织成立是1925年的事，而表老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向往马克思主义了”。 在这个时期，他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目的是寻找一条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五四运动让张澜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认识到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为此，张澜曾在家乡南充搞地方自治，搞了几年，效果还不错，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北京的《晨报》多次给与专题报道，评价颇高。但在军阀割据下的四川，在军阀的防区内，小打小闹的局部修补是无济于事的，也不可能改变社会的性质，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澜仍然在不停的探索，张澜立足于中国国情，寻找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他主张通过地方自治、发展实业、普及教育的途径来救国救民，张澜是具有改良思想的民主主义者。
（三）、抗战前张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1926年-1936年)
1.出掌成都大学，思想得以升华。
“国立成都大学”是四川的第一所大学,是1931年成立的四川大学的主体,在四川乃至全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能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并以西南“民主与科学堡垒”著称,是与它的校长张澜分不开的。从 1926 年至 1931 年张澜主持“国立成都大学”的五年,既是他教育生涯的辉煌篇章,也是他政治思想发展到民主主义崭新水平的重要时期。
他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为榜样，继承和发展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办学方针。对国民党厉行文化专制和党化教育，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1927年 7月 24 日,张澜在校告中指出:“查本校前经议决,依照国民政府所定教育宗旨,实行党化,以求三民主义之实现,学生不论人党不入党，必须了解三民主义,及不得为反革命之宣传,此为共同应守之大原则。至于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动辄牵人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929年12月14日，张澜在成大“教育学会”成立会上进一步表示:“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
对于被视为“危险”的马克思主义，张澜同样主张研究。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会变成共产党吗?”的问题,他指出，“殊不知我们是研究学问,不是去加入政治团体。我们研究学问的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决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讨经济真理”,“不能拿反共作为一种遮蔽真理的成见”。他反对反动当局动辄以“政治问题”甚至刀枪来干预压制思想学术自由，认为不只是“违反学府性质”,摧残教育的反动行经,更是“销毁中国文化,阻止人类进步的一种大障碍”。
张澜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研究实际问题。1929年初，成都大学“教育学研究会”出版的《现代教育》期刊上，张澜发表了《我们对于教育底主张》，文章中张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具体细致地分析旧社会中的教育精神及教育制度，他通过这篇文章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指出了在今后实际中应走的革命道路。1929年4 月，成都大学经济学会成立纪念日，张澜发表题为“怎样研究经济学”演讲，鼓励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张澜在《中国学生底出路》一文中大力鼓励学生们积极投身革命，认清当今形势，摧毁旧社会，努力拼搏以建设新社会，学生未来美好的前途不存在于旧社会，而在新社会之中。在成都大学经济学会研究会上，张澜发表题为“中国问题关键”的演讲。在成都大学历史学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历史学的基本原则”演讲。9月20日，在成都大学开学会上发表演讲《学生的任务》。这几篇文章和演讲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
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兵包围皇城内各学校，学生从梦中惊醒，被赶到操场排队点名。逮捕了进步学生100多人，其中成大学生38人。数小时后不凭任何证据，未加任何审讯即将袁诗荛、钱芳祥等14人枪杀。事起仓促，张澜来不及营救，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大会指责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惨杀师生，蹂躏学府，毫无人性，愤而提出辞职抗议，并通电全国，披露事实真相。他还支持学生印刷《二·一六惨案专刊》寄往国外。由于张澜与中共的配合作战，军阀当局担心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其余被捕学生，通缉犯也不了了之，避免了另一场大屠杀。事后，张澜拿出自己的私款，托训育主任杨达璋为死难烈士收尸含殓，备棺埋葬。坟墓建成之日，张澜亲书墓碑，请杨达璋为代表，率师生临坟祭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杀共产党人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是杰出的革命家，都被毁尸灭迹，未闻有成都大学“二一六”烈士之公开义葬者，这是 国共斗争史上的第一次。
2. 欢迎红军入川，掩护共产党。
张澜反对军阀割据，痛恨军阀混战给四川人民带来的灾难，欢迎红军入川，同时也盼望结束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安宁，为抗战保存抗战力量。
1932年春，红军到了川北，川北群众群起欢迎，红军发展很快。南充地下党领导中苏俊、王燕荪是张澜的亲戚，贾子群是张澜的学生，他们欲开大会迎接红军，张澜很支持他们。有一天杨森在城内开会，欲诱徐向前的部队自蓬安周口过河全部歼灭。张澜得知消息派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星夜赴仪陇马鞍场报信，使红军有所戒备。
1932年秋，共产党员于江震、李泛山等在南部县领导升钟寺暴动失败，转移到南充、阆中等县活动，张澜尽力予以掩护。并于一天晚上与游击队领导在南充家中长谈。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撤离后，红、赤、苏之眷属留下上万人。杨森打算遵蒋介石命令大举屠杀，张澜呵斥杨森“不能杀害红军家属”，从而挽救了大批革命家眷及人民群众之生命。
3. 做军阀上层的工作，为停止内战奔波。
1935年春夏之际，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四川老共产党员李嘉仲介绍他与张澜相识，在张澜尽力帮助下，道义与利害相结合，刘湘联共之心毅然而定。秋天，党中央又派李一氓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为谈判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由刘湘资助20万银元，购买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运送陕北支援红军抗日。
1936年，李宗仁派叶琪来成都，刘湘又派张斯可到桂林与在桂林的红军代表廖广云三方面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军事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不抗日，再打内战，三方面联合起来反将，通过这一协议，党中央稳定了西南，放手发动西北及东北方面的统一战线。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了成熟。在这期间张澜对共产党及领导的红军给与了支持、帮助；“九一八事变”后，张澜积极呼吁，结束内战，保存抗战力量；主张联合红军及其他力量，共同抗日；对中共的联合抗日的主张支持和拥护；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
(四)、张澜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
1. 积极动员支持川军出川抗日。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澜感到事态严重，担心中国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陷入内乱，立刻与刘湘取得联系，达成共识。抗战爆发在即，刘湘就曾询问张澜，如果日寇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川军该怎么办? 张澜恳切地对刘湘说，军人在国难之时，应该做爱国的将军，民族的英雄，抵御外侮，救国救民。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受到张澜的感染，1937年7月10日，刘湘致电蒋介石，请求出兵抗战。7月14日，他又通电各省军政首长，希望大家团结抗日。由于中共统战政策的正确和张澜卓有成效的工作，刘湘从反共到亲共，并最终走上了率军抗日之路。
为赴国难，张澜还力劝邓锡侯、潘文华、李家钰等川军将领出川抗日。他则出任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界积极支援抗日战争。他还劝说邓锡侯、李家珏在山西前线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对此，朱德总司令曾致函张澜，向他表示谢意。1937年9月6日，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上，张澜慷慨致词:“今日中国对日战争，系中华民族争生存战争，中国为争生存，人人必存死之信念。而日本军人缺乏斗志、已为鲜明事实。”“如果我们能够长期抗战，则日本的国内恐慌只有日甚一日，从几次秘密的日本小册子中看出，日本军人无论如何是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应抗战到底。”
2.坚持团结抗战，坚决反对投降分裂。
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张澜为参政员，并被选为驻会委员。张澜与共产党员参政员有了更多的联系。对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予以坚决支持，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倒行逆施表示强烈不满。对汪精卫的投敌卖国行为，给与了严厉的谴责。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知道后，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问得蒋介石无言以对。坚决反对国共内战的再次发生。6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张澜十分气愤，在“特园”约见会集各界人士，听董必武介绍情况，并且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消息封锁，让大众获悉此事，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国民党做法的强烈愤慨。
3.针对民众需求，主张实行民主政治。
抗战期间，张澜深谙民众需求，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参加抗日。张澜分析国内的整个抗战形势，他认为必须制订一些战略方针，必须实行“民主、团结、抗战”，才能取得胜利。在1945年8月3 日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张澜提出了民主、团结、抗战三者缺一不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民主是中心，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必须团结全国的各个阶级的力量，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早日取胜。
1939年10月，张澜、章炎培、章伯钧、梁漱滨、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其主要会员为国民参政员。“统一建国同志会”为民盟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其主要是将主张抗日的无党派和除国共两党外的抗日党派人员召集起来，完成了我国不同党派及无党派人员的初次合作。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张澜任中央执行委员，10月张澜为主席。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团结反对妥协投降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同抗日，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其言论和行动载之当日报刊。张澜曾指明，将国民党政府完完全全地改组成民主的联合政府是我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因素。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大力提倡各党派人士积极参与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27日，身在成都的他曾接受当地各大报社记者的采访。采访期间他明确指出要解决当今我国所面临的问题，解救我国所面临的危机，将无党派与各党派联合起来组织政府是目前我国的当务之急。因此，同盟也应该提倡联合政权。同年的10月7日，在成都华西的座谈会上与五所大学的十二位学生探讨国事问题时，他又指出:“只有我国民主政治大步走开，快速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政府”。他的思想意图与毛泽东的主张相照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报告，报告中提到要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主要人员组成的暂时的中央政府，即刻废除国民党的一党执政。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担任民盟主席。他积极投身“抗战救国”，发动民众持久抗战，欢送川军出川抗日；宣传抗战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创建民盟，与共产党共同奋斗。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张澜顺应历史潮流的前进方向，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全面抗战，反对分裂投降，接受、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共产党同进退。担任参政员后，张澜与中共党员的参政员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从这批中共高级干部身上，看到了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他们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也对张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张澜。(1945年—1949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澜顺应历史潮流，利用他和民盟在社会上的影响，主张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反对国民政府一党独裁。在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后，张澜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真自由真平等和国家的独立富强。
1.主张民主，反对独裁。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希望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顺应饱受战乱之苦的全中国人民盼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国共双方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此时，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所有主张和平民主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都竭尽所能，争取和平民主。在这个重要和关键时期，对于各种政治力量实现和平民主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坚定支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他们一方面积极发表谈话、宣言和文章，一方面为完成“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愿望，大力组织政治活动，“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他们曾多次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的领袖参与政治会议，阻止国民党的一党执政行为，这和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是相同的。
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为了让共产党让步，在山西上党地区发动了向解放区的进攻。张澜知道后非常生气，他找国共两党代表了解了谈判情况后，直接当着邵力子和张群的面讽刺阎锡山和蒋介石，说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一边重庆在谈判，一边山西又在打，这不是让天下笑话、让蒋介石难堪吗? 为了支持共产党的主张，为了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张澜不仅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在社会上的影响来指责国民党，还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舆论造势，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实现自由、民主而努力奋斗。这些做法给国民党造成了一定压力，为共产党在政治上争取了有利地位。
2. 在特园，毛泽东三唔张澜。
重庆谈判期间，身在重庆的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三次前往“特园”与张澜等秘密商谈，这为民盟与中共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及以后的岁月中进行更加紧密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特园看望张澜。毛泽东主席首先了转达朱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哪会顾得上一点信义? 现在国内形势一变，他也跟着喊‘民主’来了，这是演假戏，贵党要注意!”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为蒋介石的口头上的时髦货，这好嘛!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分出真假，就有价值了。”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再度与他长时间密谈。张澜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已经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帐。毛泽东欣然采纳，称赞他“老成谋国”。毛泽东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希望他协助地下党发展地下武装，张澜完全同意并努力去做。
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对政协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等问题作了决议，决议与中共的主张是一致的。周恩来还与张澜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密切合作，采取同一步调，挫败反动派的阴谋，促使会议成功。由于民盟和共产党坚持合作，终于使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决议案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及民盟代表团在此后的旧政协会议中提到双方要事前商量，尤其是在较大的政治主张方面，这是民盟与中共第一次政治合作。旧政协颁布的五项决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由于国民党的不守信用而宣布无效。张澜则坚定不移的坚持与中共站在同一条战线，与广大人民共同接受历史的考验。
3.拒绝参加伪国大，保持民盟政治上的纯洁性。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张澜领导民盟拒绝参加。使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它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张澜号召民盟成员继续为推进国家民主而努力。公开宣告今后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携手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
4 .身陷囹圄，坚守政治信念。
1947年10月至1949年5月，张澜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软禁，生死之权实质上操纵在蒋介石手里。然而，张澜却处之泰然，无所畏惧。1949年1月6日，合众社中国分社记者高尔雅访问他，谈到蒋介石提出的和平问题，张澜说:“和平是人人所愿望的，但据我看，和平的希望不大.....-特别是蒋介石提出两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关于保持法统与保障国民党军队这两点。”“谈到中国共产党领袖是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者问题，张澜说，他虽然没有到过解放区，但是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获得启示。这本书中毛泽东不仅仅吸取了国民党党章中较为进步的思想，而且从实际角度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分析中国的国内外矛盾。他还明确主张不赞成斯大林国际主义，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执行中国的共产主义。
(六)、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1949年-1955年)
1.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1949年9月，张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已是耄耄之年，体弱多病，但他仍然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心尽力。张澜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因而他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领导工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员部，参与国务活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经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张澜以各种方式支持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巩固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等方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等都有民盟的通力合作。
党中央对张澜非常信任，凡是国家大政方针都要和他研究。张澜精心研究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积极提出建议，周总理对此也十分敬佩，经常登门同他一起坦诚地商讨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张澜推荐的非党经济建设专家，毛泽东、周恩来多予采纳，毛泽东还尽量把党内文件和相关材料派人送给张澜阅读。朱德每次视察回京，总要去看望张澜，摆谈他视察所闻所见。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自和张澜一起研究宪法草案。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张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让张澜深感自己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激动得热泪盈眶。12月，他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2、领导民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作为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友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的参政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民盟的作用，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成为民盟等民主党派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张澜一方面以历史为借鉴,率领民盟诚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强调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处理党盟关系的基本原则。在1949年12月7日召开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张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盟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张澜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这次全会把“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之密切配合工作”的条文写进了新的盟章,并规定以《共同纲领》为民盟的政治纲领。1951年7月1日,张澜发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主席旗帜下的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结合民盟的历史,指出:“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保证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民主同盟。1953年5月27日,在民盟一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张澜号召广大盟员向共产党学习,以国家民族大业为己任，“一切从工作出发,不争个人名位,不争党派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号召广大盟员“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并向社会主义前进而努力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张澜参与了这历史巨变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张澜担任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努力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达到他政治生涯的光辉顶点。
二、中国共产党对张澜的影响
张澜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是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一生，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随时代步伐前进的一生。他一生刚正不阿，公而忘私，正气凛然，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领导中国民主同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积极维护统一战线。张澜的人生历程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紧密相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同向而行，与中共风雨同舟，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社会主义的先行探索者、具有改良思想的民主主义者，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坚定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在政治上得以信赖的真诚朋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参与者、重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对他有着重大影响。
1.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影响
张澜从一个民主人士转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爱国者，除了他自身的因素之外，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在这些领导人中，尤其要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人民军队总司令朱德的影响为最大。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74 岁高龄的张澜得知后，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人群里，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张澜，并十分敬重地对待问候前来迎接的张澜。他们一见面就热情问好。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特园与张澜畅谈各事。在特园，毛泽东亲切地问候这里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并平等对待张澜家里的雇工。毛泽东的谦虚品德给张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由衷敬佩张澜老的学识才华。张澜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领袖的风范，他由衷地崇敬毛泽东。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了像毛泽东这样一批优秀人才的带领，必定能够使中国快速掘起，实现解放，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引领者，才是中国人民美好未来的希望。他说:得天下者，毛泽东也。张澜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周恩来与张澜于1938年7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经吴玉章介绍相识。周恩来谦逊有礼，这也给张澜留下深刻印象。在张澜与周恩来的交往中，张澜对周恩来肝胆照人、赤诚待人的态度十分感动。从周恩来身上张澜看到的是共产党人人格的魅力，这对张澜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和影响。
朱德是张澜早年的学生。张澜为能培养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感到欣慰。朱德对张澜非常敬重，在战争年代，只要有机会，朱德都要表示出对老师的敬意。建国后，朱德经常看望张澜，外出视察回京，都要到老师处与老师分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喜悦。张澜学生朱德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2.李大钊、陈独秀对张澜的影响。
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早期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来重大贡献。
1919年，陈独秀，40岁，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李大钊，30岁，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晨报》第七版(副刊)的编辑。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张澜，47岁，任四川省长，《晨报》常务理事，主持《晨报》工作。三人都有日本留学的经历。陈独秀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张澜是在报刊上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们都属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澜虽然在报纸是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的第一人，用他的话来说:他放了一把火。由于张澜自身的经历和环境地位(北京政府的四川省长)的影响，张澜并没有成为赞成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经常阅读《新青年》，陈独秀的一些重要文章还是影响了他。1901年-1902年陈独秀在日本宏文师范科学习，三年后1904年-1905年张澜也有在宏文师范科学习的经历，作为先后同学，再加上1918年、1919年两人都在北京，这对师兄见面相互交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作为《晨报》第七版(副刊)的编辑的李大钊，与老板张澜肯定是有交流和联系的。《晨报》第七版(副刊)的改版，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专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没有老板张澜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不少张澜也读过，对张澜也有一定的影响。五四运动时，张澜已满47周岁，早已不是小青年，作为四川省长也算北京政府的一要员，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张澜是深有感触，他也在寻找治病的妙方。五四运动的发生，给张澜带来了希望，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将中国的未来寄于人民大众。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对张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对张澜的影响。
1923年10月，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组(成都支部，简称CP)正式成立，王右木任书记。四川有了第一个中共党组织。1926年春，四川省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地委)正式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冉钧任组织部主任，吴玉章任宣传部主任，杨闇公、冉钧、吴玉章任执行委员，程子健、李嘉仲为候补执行委员。从此，重庆地委接受中共中央委托，担负起领导四川全省中共组织的重任。吴玉章、李嘉仲都是张澜的好友，他们对张澜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川中共党组织重要领导人吴玉章，他经常和吴玉章等人一起讨论切磋新知识，分析当前形势，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多次应张澜之邀到南充讲学、宣传地方自治，对张澜南充的地方自治给与指导和帮助。在解放战争时期，张澜、吴玉章数次谈话，张澜完全认可吴玉章的观点，表示跟共产党同进退。还有中共南方局董必武与张澜接触较多，给张澜工作给与了较高的评价。
张澜在南充中学、建华中学等处办学时，学校都建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张澜的亲属、学生中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对张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澜的二儿子张崿，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抗战前经党组织安排，从苏联回到张澜身边做统战工作，张澜经常与张崿彻夜长谈，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认可了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大女儿张茂延，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茂延长期生活在张澜身边，张崿、张茂延深深地影响着张澜，张澜正是在儿女身上看到中国社会的希望和方向。
张澜在主持成都大学时，该校的党团员人数是成都各学校中最多的，也是唯一秘密成立中共特支的学校。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该校内中共支部和共青团书记李正恩、贾子群等经常同他联系，关系极为密切，对他影响很大；共产党员教授赖鸣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受到他的倚重，致使成都大学成为西南地区的民主堡垒、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张澜一生经历了四个时期。而不论他处于哪个阶段，都表现出是非分明、爱国爱民的品质和特点，不断坚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张澜政治上与时俱进，总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断前进，虽然历经曲折，但他始终是不断进步的；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从政为官开展政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具有高尚的政治节操和品德。总之，张澜的一生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一生，随着时代潮流，永不停步，不断探索和追求一条正义的、光明的道路。纵观张澜的一生，无论是接受维新派主张，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独立的民主道路。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图。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因为她不断创新指导思想，引领党和国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大合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策略; 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持续推动从严管党治党。
张澜的奋斗历程、张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生动的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中华民族儿女浴血奋斗的历史。张澜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这历史的进程，他是幸运的、自豪的、骄傲的，他是中华民族中最骄傲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