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一)
伍定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摆脱贫穷、落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代表着57名党员。7月30日，法租界的一个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不得不临时中断，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随后代表们分批转移到 浙江嘉兴。8月初，在南湖的 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具有里程碑的事件。当时，全国大小政治组织有300多个，每天成立的和每天解散的一样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要担当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小，但它是由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有着最先进思想的最优秀的中华儿女儿女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历史就焕然一新了。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超过9190万，是世界上第一大政党，领导着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总量全球第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靠的是什么? 中华民族力量之源何在? 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之源就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1.刑场上的婚礼—共产党人的爱情告白。
“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这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1928年2月6日下午，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刑场上，一个年轻的女死刑犯大声呼喊着。人们在她的眼中看不到任何死亡将至的恐惧，她温柔地把丈夫内折的衬衣领子掏出来捋平，就像普通的新婚妻子一样，认真地为丈夫整理衣衫。
这是一场在刑场上举行的悲壮婚礼，新郎叫周文雍，新娘叫陈铁军，他们在无数围观百姓的见证下，正式结为夫妇。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１９０５年８月生。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生于１９０４年３月。１９２４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１９２６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广州起义前，陈铁军接到上级通知，给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当助手。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两个接到命令，要伪装成夫妻的身份建立秘密联络机关。
就这样，富家女出身的陈铁军和穷小子周文雍住在了一起。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对琴瑟和鸣的年轻夫妇，可在“家”里，他们二人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没有越雷池一步。
不过，周文雍的博学、谈吐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还是深深地吸引了陈铁军的目光。
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叛徒出卖，两人同时被敌人逮捕。
在被捕之后，周文雍受到了重点“照顾”，广州警察局局长朱晖日亲自对他进行提审。不过周文雍始终不肯透露半点机密，气急败坏的朱晖日对周文雍用上了各种酷刑，老虎凳、插手指等等，把周文雍折磨得几度昏厥。可即使这样，周文雍始终没有屈服。醒来后，在监狱墙壁上写了一首绝笔诗。诗云：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陈铁军那边同样受到了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不过她和周文雍一样，铁骨铮铮，始终不为所动，她所关心的，只有“丈夫“周文雍的情况。
面对这对难啃的恩爱夫妻，朱晖日终于失去耐心，他做出决定：把这对“共产夫妻”公开处刑！
1928年2月6日，正是阴历的元宵佳节。这天下午，陈、周二人分别被押赴刑场。
在刽子手开枪之前，陈铁军对着围观群众大声喊道：“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这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了一首著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对共产党人周文雍、陈铁军而言，虽然也渴望美好幸福的爱情生活，但他们是共产主义战士，有理想、有信仰，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爱情和生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自由更渴望，若为理想故，三者皆可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爱情爱情告白。
2. 许特立入党,一本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是今长沙县江背镇人，是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等人的老师，其名“特立”取“孤立独行，不随俗流”之意。
187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备尝贫寒之苦中，逐渐成长成为一名进步的知识分子，走上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895年，徐特立投身教育，成为了一名乡村塾师，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甚至为此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为读好书而变卖家财，倾尽全力以读书立命，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基础。他不拘泥于清末“八股取士”的环境，研读了大量汉学。同时，他广泛接触新学，阅读了《湘学报》《湘报》等大量维新派观点的文章。1898年，徐特立见证了维新变法的惨败收场，他曾寄托希望“变法图强”的理想一下子变得渺茫起来。
此后，徐特立读了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看到民国政府的腐败与政局的混乱，认清了政府的真面貌，决心在教育界继续自己的救国事业。42岁时，他远赴法国作了为期5年的勤工俭学。他在20多年间，先后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高小、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等多所学校，并在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运动，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精心改进教育方法，培养大批学生和教师人才，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教育家，立志读书也好，投身教育也好，徐特立心中一直都装着国家安定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但是，救国救民的理想一直没能实现。在历经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徐特立并没有放弃，仍然不屈不挠在追寻着、探寻着。
中国向何处去？年近50的徐特立经过苦苦的追寻，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方向。1926年12月，徐特立与他昔日的学生、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会面，了解到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一些状况。1927年春，徐特立便回到家乡去调查农民运动的基本情况，亲眼目睹了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令人震撼的变化，认识到了大革命推动下、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的巨大能量。这股巨大能量动摇着封建社会的根基，让徐特立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将由工农团结带来的巨大力量开启，救国救亡的理想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
徐特立开始投身工农运动，担任了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中，徐特立直观接触到许许多多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徐特立看到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为着崇高的目标尽心尽力，感受到他们视民族复兴、民族解放为己任的真心，更加坚定了对共产党的认同。徐特立开始投身工农运动，担任了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中，徐特立直观接触到许许多多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徐特立看到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为着崇高的目标尽心尽力，感受到他们视民族复兴、民族解放为己任的真心，更加坚定了对共产党的认同。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同年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宁开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不少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党，有的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脱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据统计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6万余人，当年被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2万人以上，失踪1万余人，退党、脱离党组织一万余人，党员人数不足2万。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他们从地上占了起来，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首，有继续战斗。
这时候入党就意味着流血牺牲。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徐特立更加坚定了要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度时艰的决心。湖南反动军阀想拉拢利诱徐特立为他们做事，徐特立坚定地跑回乡下躲避，同时到处寻找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在革命陷入困境、处于低潮、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徐特立在自己的学生、女共产党员黎尚瑾家中，徐特立遇到自己的学生、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李维汉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徐特立激动地表示：自己非常崇拜共产党，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权力，完全为社会工作，愿意加入共产党……。李维汉当即表态愿做徐特立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5月，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危险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一头扎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去，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用行动宣示信仰，用行动践行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举行宣誓仪式，没有预备期，但是他决心不避一切的牺牲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并立即奔赴武汉开展地下工作。
徐特立从一名有所成就的教育家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找到了真正得以实现理想的办法，并用实际行动捍卫着自己的信仰，体现了他为了民族大义而大公无私的公心，为了革命事业而舍我其谁的决心。一位朋友曾劝他：“革命已经失败了，你还来这里干什么？给你些钱快走吧！”徐特立气愤地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
入党仅仅是面对更加复杂、艰巨的革命斗争形势而不懈奋斗的开始。徐特立入党的同年7月，南昌起义爆发。年过半百、从教半生的徐特立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三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血战到赣南。1930年，在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中，徐特立在立脚不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苏维埃教育，领导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等各类学校以及各种夜班和培训班，为当地工农干部群众带去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各种生产技术、技能和知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57岁的徐特立是行军队伍中最年长的一位。面对一场场伤亡惨重的激烈厮杀，面对汹涌险急的江河沟壑，面对人迹罕至的草地雪山，徐特立始终以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动员群众参军支持革命，提高红军战士文化水平。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鼓舞着革命战友。1935年到达陕北后，徐特立又立即开始着手边区的教育工作。1937年，毛泽东在给徐特立60岁寿辰的祝贺信中说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而此时，徐特立作为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已经奔赴湖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奋战在革命的第一线。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诞辰，毛泽东为他题词“坚强的老战士”，朱德的题词是“当今一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