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重视教师引进二三事
张澜先生建国初在与朋友的谈话时曾说到:“我一生就办了教育”。1899年应蒲殿俊的邀请张澜到广安紫荇书院任教习，开始其教书育人的生涯。此后在家乡办私塾、创办南充民立(高初）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女子端明女塾、南充建华中学等学校。先后担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兼教务长、顺庆府中学堂监督(校长)、成都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训导长）、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兼端明女子中学校长、成都大学校长、南充中学校长、建华中学校长等职。张澜办过大学、中学、小学；办过普通学校、职业学校；朱德、罗瑞卿都是他的学生,其直接从事教育工作近20余年，后人称之为“蜀中学子半门生”。张澜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为四川、南充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6年至1931年,张澜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学校能否办好，教师质量的高低是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张澜办教育多年，深知这一点。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北京，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情况，当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后，即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口号，竭力罗致人才，以改变四川人才交流困难的状况。他用人唯才，不拘一格，既不问党派，也无论新旧；既不分青老，也不管帮口；只要有真才实学，就礼聘任教。至于人才来源，一是教师推荐；二是派人出省专聘。1929年6月28日，张澜派君毅、沅叔、李劼人等利用1929年的暑期，出川为成大招聘教员，张澜亲自到成都东门外水神寺大码头为他们送行，寄以厚望。数学系的魏时珍、化学系的曹四勿、生物系的罗世疑、周太玄等，就是张澜通过“中华庚款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任鸿隽重金从京、沪邀请来校的特聘教授。
1926年张澜接掌成都大学时，仅有75名教师(与师范大学共用），到1929年成大已拥有教师14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83人，讲师56人。不仅在四川三大学中领先，在全国21所国立大学中，也名列第七。
在成大所聘的教师中有“蜀学宿儒”，如龚道耕（经学)、林山腴（《文心雕龙》、《史记》、《文选》)、蒙文通（经学)、伍非百（诸子)；有新派人物，如吴虞（国文、先秦诸子）、李劼人（文学概论）、吴芳言（古今诗歌)；也有年轻教师如曾济实，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年仅26岁，即被聘为系主任；有国民党人熊晓岩、张铮、曹四勿、黄季陆；也有青年党人李璜、何鲁之、陈启天、魏时珍；同时也有共产党人杨白恺、赖名珂。这批教师多数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在学术上确有地位的学者专家，对学校的教学科研都有重要贡献。
为吸取西学之长，还聘请了不少外籍教师到校任教，据1929年成大教职员名册记载，外籍教师即有28人。按国籍分英（含加拿大)、美各14人。当时在僻处西陲的四川教育界能有这么多外国人任教，是很不寻常的。
对于崭露头角的新派学者,他更是顶住压力,坚持礼聘到校，如被清华学校开除、无大学学历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吴芳吉是重庆江津人，1896年出生，世称“白屋诗人”。十三岁写出名噪全川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誉为神童。 1910年，吴芳吉凭才华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科班。1912年因抗议美籍教师无理辱责因病缺考的中国同学，吴宓和吴芳吉等十人被选为罢课代表。吴芳吉年纪最小，仿骆宾王《讨武曌檄》，撰写《讨校长檄》，署名求公道。后拒绝认错被校方开除，时年16岁。这以后，吴芳吉一边读书，一边创作，一边从教，从教足迹遍全国。他凭自己的学识声望和至交好友吴宓等的介绍，作过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先后受聘于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名校任教，并与重庆籍教授一起创办了重庆大学，任文科系主任。他是享誉一时的诗人，创作了著名诗作除《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巴人歌》等，被公认是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诗人、文论家、教育家。
对吴芳吉才学人品深为认同的张澜力邀吴芳吉到成都大学任教。1927年9月20日，吴芳吉应张澜先生邀请出任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在成大，学生们十分欢迎他，上课座无虚席。成都各校纷纷邀请他任教。为了生计，吴芳吉还兼任了华西大学、敬业学校、成都第一师范等教职。在声名鹊起时，也遭小人嫉妒，1928年寒假便返回故里，应江津聚奎学校邀请修校史，似有不返之意。
张澜闻讯很着急。1月19日致信吴芳吉：“共处数月，相见恨迟。临行之约，务希俯从。太夫人处，谨奉数行，藉候起居，并请慈命为四川文化前途及莘莘学子留先生也。现校中应行整顿各项，业已积极办理，颇有端绪，并请先生于讲席之外，担任本科中国文学系主任。先觉先知，为乡贤劳，当亦先生之所许可。此后教程计画，亟待高明指导一切。春初务祈早日莅校为祷。”
张澜同日还致信吴芳吉的母亲吴太夫人：“吴太夫人侍右 久仰慈晖，未遂瞻拜。令公子芳吉先生，英年绩学，海内知名。历主讲坛，蜚声黉序。凡识先生者，莫不谓化雨春风，皆出自太夫人之训迪也。”
张澜从“关系四川文化前途甚钜”、学子瞻望、尽孝方便等角度意图说服太夫人“早止芳吉先生外省直行”。
吴芳吉似乎并未被说动。4月13日张澜再次写信：“去冬判袂，一再挽留不得，旋复函请。萱堂代为敦促，亦不见纳。初以台端志在四方，未便强人以所不欲。近闻孝思不匮，又值国步多艰，依然奉母以家居，未遂出山之远志。而敝校今年行课已两周矣。各系照常，且有进步，独中国文学系自前主任向仙乔君辞职后无人继任，以致教材艰于物色，至今尚付阙如。成大为西南文化最高学府，以中国国立之大学，而于中国文学系，不惟不能继长增高，而乃听其退化，甚至无以维持现状，敝校固无以解惭。吾川不乏教育大家，而亦坐视文学倾頽至于此极。质之台端，爱护乡国、乐育英才之初心，未必不怦怦有动。用特再以本校中国文学系主任相屈。谨以草率之书藉作蒲轮之迓。如蒙允诺，惠然肯来，既上慰门闾倚望之殷，亦足表桑梓恭敬之念，不独本校感荷已也。”
期间，闻听吴芳吉与吴宓有清华大学之约，张澜当即连书两信分别致书吴宓和吴芳吉。张澜致书吴宓：“北京清华园吴雨僧学生鉴:吴君芳吉现任敝校文科主任。据云先生约其到北京，遂尔辞职。蜀中聘人不易，吴君若去，敝校必顿生困难。北京人文渊薮，易觅长才。敬祈允予吴君留川，则敝校不胜感激也。专此奉达，并希电覆。”
随即，张澜致信吴芳吉：“吴雨僧先生电已发，稿附陈，请先生即决定留川为感为荷。”
吴芳吉为张澜真情打动，1928年6月份终于回到成都大学。
1931年,张澜先生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返回南充,行前与吴芳吉话别:“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并以贾谊的“黄鹄一举兮,见山川之行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相互勉励。
张澜在用人问题上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也曾遭到一些守旧人士反对，如成都七贤之一徐炯就顽固反对吴虞任教，他说:“吴又陵（即吴虞)不忠不孝，怎能为人师表?”
吴虞，四川新繁人，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教育。戊戌维新期间，转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产生了反孔非儒思想。回国后在成都县中学任教，发表文章批判孔孟儒学，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前夕遭到清政府通缉，被迫逃往乡下。辛亥革命后，同袁世凯尊古复古逆流进行了英勇斗争。“五四”前后,曾发表《吃人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大胆冲击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名震一时，与陈独秀南北辉映，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英雄。
1926年4月6日，成都大学举行仪式欢迎张澜先生就任成都大学校长，吴虞作为观礼者，在受邀之列。4月9日，张澜委派成都大学教务长叶秉诚到吴虞家中请其到成大任教，吴虞被张澜诚心所打动，同意到校任教。第二天，张澜就送来其亲笔书写的成都大学、师范大学的聘书，让吴虞上文学与诸子课。前后只差几天即交来聘书，可见张澜对此的重视程度。吴虞上课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徐炯便召集尊孔读经的教育人士，声明反对吴虞任成都大学国文系教授。吴虞日记言“余啸风来言，徐某开紧急会议，反对予任教育事。川人狭隘如此，诚可悯叹也”。吴虞向教务长叶秉诚反应情况，叶秉诚让其置之不理。“秉诚云，徐某此举，关系予个人，尚是第二；其干涉大学内部言论、学术思想之自由，乃是第一问题也”（1926年4月26日），但以吴虞好斗的性格，他哪能置之不理？何况是面对几次播弄他的死对头徐炯？“余啸风交徐炯印刷物来，因即草《告满清举人徐炯》文一篇，令卫邻交余啸风请代印一千张”（1926年4月29日）。数天之后，一千张《告满清举人徐炯》印出，张澜亲自为其散发一百张，以此表达坚持聘用吴虞的立场。
成都大学聘用吴虞一事所引起的争议，竟然惊动省署出面干预，而张澜把省署转来的公文扔到字纸篓中，依然我行我素。当徐炯等对此进行责难时，张澜反驳道:“吴虞是有名的反孔英雄，学校正需要这种人讲学，为什么聘不得?”不予理睬，坚持聘用。
《吴虞日记》也记录此事:“四·二七，同表方谈，表方云:……徐某此举可悯笑，当置之不理。”“五·六，表方言:昨周出任调合，谓徐炯意气用事。”“五·七表方言:刘甫澄、赖德祥均不以徐炯为然，舆论大多数不直之，故徐炯逐软下来矣。”徐炯叫嚷一阵，结果是自讨没趣。
张澜重视教师的引进，但对坚决要求离职的，经千方百计挽留仍无效果的老师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理解和给与尽可能的帮助。张澜在南充中学任校长时，学校有一名叫王平叔的青年教师，王平叔大名王维徹，字平叔，1898年于四川巴县（现重庆巴南区）姜家场。1919年21岁时，恰逢“五四”爆发，正在大学读书的王平叔，担任四川省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的主编，写了许多火辣的时评。两年后，1921年春，王平叔到张澜任校长的南充中学教国文，刚开始王平叔仍然像大学时一样活跃。由于当时南充交通很不便利，消息也很闭塞，渴望激情生活的王平叔久而久之产生了更多的烦闷。于是 他于1922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下半夜三时”写了一封辞职信给张澜校长，行文无“礼”而生猛：“一向来生活烦闷，达于极点！何以至此?其中详情，值此苍忙中，万难毕述。撮要言之，即思想无路，生活遂失引导；兼之家庭境况，逼我过甚，此皆造成我烦闷生活之紧要原因也。四月九日，曾在白塔附近，持刀自杀，为秀熟、柬之所救得免。自是以来，稍能领得人生兴趣。然心境一日万变，仍无定向。”
这一年，校长张澜50岁，当他接到这封信有些吃惊：平时看上去白面文静的王老师，24岁的小年青，居然“持刀自杀”！其实张澜不晓得，王平叔自杀不只一回，前前后后搞过三回，都遭同事夺刀救下。
夺刀的同事是张秀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他当时救了王平叔的命，而张澜想留住王平叔。张澜对王平叔“再三挽留都未能使其听从”，此人非但不从，其辞职信末尾更提出估吃霸赊的无理要求：“徹此行路费一钱莫有，徹有书籍数十百种，学校都要得着，可值百圆上下，我只以五十圆出售，半赠半卖，不知学校能买否？今我在重庆寄存之图书，悉行卖去，又可得四五十圆，如此则路费强勉可用至北京，先生可为主张否？”
据王平叔的同事回忆说：“王平叔老师，24岁的天棒崽儿，真是又天真又可爱又可笑，自己要辞职，‘去志急切，未能面辞，诸祈原恕’，连老板（张澜)的面都不敢见，还非要老板买下他的书籍，以解决“路费一钱莫有”的窘境。”
王平叔后来在写给梁漱溟的“求职”信里透露：“此事后来竟如此办去，所有书籍皆由学校收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张澜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胸襟，和关心爱护年轻教师切切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