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出生于1872年，是四川南充人，经历晚清、民国、新中国，是一个世纪老人。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的重大事件他是经历者、参与者。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与张澜有交集。1947年4月，张澜76岁(虚岁),为“明其心志”特撰写七十六岁自励集语: “以义持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仁爱群，则己欲立而立人，以欲达而达人。乐善之人得众，故其心休休，乃能有容。逆耳之言利行，故一士谔谔，胜于千诺。当随时自我检讨，如曾子之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呼?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尤当随处向人学习，如孔子之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该之。益壮益坚，乃珍穷老。患得患失，勿效鄙夫。”这既是张澜76岁的自励语，更是张澜一生活动的真实写照。无论是用古代士大夫、君子标准或是当代道德标准看，张澜都是名副其实的为人为事的楷模。张澜先生最可贵的品质是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刚直不阿不屈服于任何势力。只要是对中华民族人民大众有利的事张澜先生就努力去做，这不是他一日、一事的行为，而是他终身执着的追求。在平日里张澜并不出众，说话有时还有结巴；平日里做做学问，研究哲学、墨子等，写写道德文章；他认为平日里做的最尽心事，最骄傲的事就是办教育。但每当在历史的紧要点，张澜总会站出来，力擎千钧，顺应历史发展，发挥其特别重要的重要。
(一)东瀛留学，倡议慈禧退位，还政光绪。
清政府重视留日学生选拔工作，条件要求是品行端正，将来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各州所选的人员应先令取保，有地方当局对典严加考验。张澜各方面考核优秀，1904年5月由四川公派到日本学习，这一批公派到日本留学的川人共计139人。张澜就读的学校是弘文文学院。弘文文学院是由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1902年4月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私立补习学校。设有三年制的本科、6至8个月的速成师范科、速成警务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乐科，张澜在师范科学习。课程最多的是日文，其次是体操。自然科学方面有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理科指导；数学方面有数学、算术、几何学、三角学；还有史地、图画、英语。1909年停办。嘉纳校长就在这年被选为亚洲第一名奥运委员。弘文文学院先后共收了7192名中国学生，共有3810人毕业，张澜是其中之一。当初在这里学习语言的学生中，后来有很多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除了张澜外，还有杨济昌、陈独秀、杨度、陈天华，黄兴、胡汉民、陈师曾、鲁迅、李四光、陈寅恪、林伯渠等也在这里学过语言。
张澜是一个富有勇气、少有私虑的人。他勇敢，自律很强，严肃正直。留日期间在刻苦攻读的同时，还到东京各处参观访问，让张澜大开眼界。日本原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国家，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国势渐趋富强。张澜被日本的巨大发展所吸引，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政治腐朽，经济文化落后，并有被列强瓜分之势，感慨万分。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穷忧虑。张澜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路，并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
不久，清政府驻日公使发来请柬，邀请留学生们去使馆参加为慈禧太后祝寿的典礼，张澜联系一些进步学生拒绝前往。这在当时可了不得呀，慈禧老太太是清朝实际领导者，张澜等人又是由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大部分留学生都期待着完成学业，回国为清政府效力，张澜等人的行动理所当然的被大部分人拒绝，一些人还把张澜等人的行为称为“叛国行为”。面对这些张澜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心中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不顾及自身前途和发展，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参与了导致他被遣返的要慈禧退位、还政光绪的活动。在这次留学生会上，张澜突然起立，站在椅子上，当众高呼:“ 同学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势蒸蒸日上，此正是我中国应该效法的，然而，康梁失败，太后专权，列强侵略，国家危，处此内忧外患交迫之中，我认为实行维新刻不容缓，舍此不能救中华。那拉氏理当退朝，还政于今上，并立即实行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张澜这一大声疾呼，吓得很多留学生面面相觑不敢出声，都以为他疯了；少数几个怕祸延自身，就偷偷地溜了。张澜的好友刘和成走过来，拉拉张澜的长衫下摆，示意他快点下来，张澜不理会继续讲下去。刘和成急了，一把将张澜拖下椅子就走，急匆匆返回学校。清朝廷驻日公使得到消息，大为震怒。因为自从戊戌变法以后，凡是宣传维新者皆属有罪，再加上直言犯上，那更是大逆不道了，于是立即一道手谕给二等参赞，命令扣留张澜，押解回国治罪。刘和成等人找到院长出面干涉，张澜才暂被释放，等其完成学业后，再押解回国治罪。这两件事让张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留了深刻的记忆，大家都知道四川人中有一个不怕死的张澜。
1905年1月，四川留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的授意下，召集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但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这年夏天，张澜毕业，被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抵达上海后，押解人员忙于寻欢作乐，将张澜之事扔下，不再过问。张澜逃过一劫。
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带给这位未来中国精英人物的影响，也将在他未来人生中意义深远地凸显。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有数千人，拒绝出席慈禧太后祝寿的典礼的有少许人，但公开要求还政的只有张澜一人。张澜的选择因为阅历、人生经历所限，尚停留“立宪派”的框架之内。但张澜的大声疾呼犹如黑暗中的闪电，暴风雨中的雷鸣震撼了留日学生们的心田。张澜独自一人挺身而出，不怕牺牲，挑战清王朝。此举影响了不少留日学生，留日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不少留学生纷纷回国，直接投入反清的斗争。
(二)面对屠刀与赵尔丰抗争，保路运动加快清王朝的灭亡。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 “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至少得延后一年半载”。1911年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其本质是一场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野蛮掠夺民间资本、反对清政府将路权置于列强殖民资本控制下的英勇斗争。由于事关来自川汉铁路公司的民资股东中各界绅商、平民、甚至包括农民的切身利益，血汗钱，保路运动很快波及全川，引发了除当时股东之外的波及全川的大量人群的人参与，其中就有立志反清的革命党、袍哥等，随着这些人的加入以及“成都血案”的发生，四川各地出现纷纷出现反清起义，起义军的出现，导致清政府被迫从湖北调抽兵力赶来镇压，致使武昌防务空虚，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保路运动起因于清朝政府受1910年发生在上海的“橡胶股票风暴”影响，金融根基受到动摇，财路匮乏。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属于官商合办形式，1911年6月，时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过程中，罔顾股东利益，不仅不妥善处理当时官派人员因挪用公款在股市泡沫中造成的损失，反而发“歌电” 告之四川方面对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同时宣称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如此简单粗暴，打着“国有”旗号，既收“路权”又收“路款”的做法，当然会引起股东们的激愤和抵制。张澜当时在南充，得知铁路国有和四国借款合同后，非常气愤，当即赶到成都，与蒲殿俊、罗伦等共同商量决定，不达破约保路目的，决不罢休。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和各界人士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选举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并决定各县选派代表到成都召开股东特别会议。南充县选出五名代表，张澜是代表之一。张澜作为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在保路运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张澜数次与四川总督赵尔丰当面抗争。
第一次是在7月30日，川汉铁路公司开会欢迎刚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多数人还希望他能代表川民力争路权。赵尔丰也假惺惺地表示: “本督此次来川，当然要为川人办事，至于铁路一节，一定代尽能尽之力。但事情办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喽，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讨论研究，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张澜当场起立发言道: “川人争路，是奉先朝诏指，并没违法，无视民气乃故为瞽盲耳”给赵尔丰迎头一击。
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名为庆祝赵尔丰任四川总督，实则借以表现股东争路之决心。赵尔丰在会上训话说:“ 四川人很穷，负担也很重，要筹足7千万两路款，极不容易。······破约废约，不仅关系国家外交信誉，势难办到，且亦关系能否顺利修路······。如今之计，徒喊保路废约，未免不智。重要之点在于筹款，有钱修路，路可自保，不言废约，而约自废。”赵尔丰的训话 ，颇多指责，暗藏杀机。赵尔丰是铁腕人物，杀人不眨眼，慑其淫威，众人噤若寒蝉，气氛紧张沉闷。此时张澜昂然站起，健步登上讲台，针锋相对痛驳赵尔丰。张澜的讲话，言词十分犀利，面对面地把赵尔丰的全部论点驳得体无完肤，不仅驳倒了清廷收路的论据，还大大打击了清廷大员的威风。赵尔丰为之震慑，会众为之鼓舞。“众人有饮泣者，有狂叫者，悲极!愤极!恨极!怒极!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赵尔丰却因此感到很不光彩，对张澜恨之入骨。在这次会上张澜被选为股东特别会副会长。随后张澜等人两上总督衙门与总督赵尔丰交涉收回路权一事，但均无果返回。于是，在张澜倡议下股东会决定罢市罢课，立誓不争回路权决不开市。
8月27日张澜等人为保路废约三度上总督衙门见赵尔丰。双方仍不欢而散。张澜见赵尔丰这般顽劣，于是策动股东会，发起了抗捐抗粮的斗争。清朝廷执迷不悟，一面降旨严斥川省官员，一面电令端方率领鄂军入川查办、镇压。9月6日午时三刻，张澜正在寓所与颜楷商量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行动起来，对付即将入川的端方时，一个外国人来报，赵尔丰命令在成都的外国人于下午6时前进入教堂。赵尔丰要动手了，叫张澜避一避。张澜婉辞道: “我自被推举为股东代表以来，只知保国、保川、保路、保款，没想到要保命，您的一片好心，我拜领了”。
9月7日，赵尔丰遣人诈称路事有转圜消息，有要事面商，将张澜、罗伦等人诱自督署花厅，早以埋伏的卫队一涌而出，将他们拖到阶下捆绑起来。独张澜与罗伦，面前有一弁以枪口抵胸作欲放势，背后有一马弁执马刀临颈作欲砍势。被捕的人脸上没有一点血气，甚至还灰扑扑地像敷了一层尘土。还有几个脸上挂着泪珠，只有张澜昂着头，挺着胸，破口大骂，叫把诛语写出来。按赵尔丰的本意要将9人立地正法，借以吓唬人民，压平争路风潮。但因满族将军玉昆深恐处决9人，激怒川人，难以收拾，不愿为赵杀人作证，并劝他请旨定夺。赵尔丰暂罢杀机，将9人押至五福堂，指着9人喝斥曰:“尔等将何为，非谋反?尔等初次来谒，即开导尔等要开市，尔等反在会上演讲，要反对到底，谓我不知尔敢尔耶!” 张澜凛然不惧，愤怒抗议:“ 既然准许四川百姓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百姓，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百姓争自己的路权为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从百姓手中夺去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国民!” 说的赵尔丰理屈词穷，拍案呵斥:“ 张澜太横强!” 在此大难临头，性命悠关的情况下，张澜仍然毫不退缩，大声抗辩说: “我代表川民争路权，争生存，理直则气壮，借外债以拒民款，假国有以夺商办，关系国家存亡，岂止关系一省利害，痛苦深，故呼吁烈，何横强之有?”赵尔丰愈益愤恨，传令将9人暂行拘押，候旨处决。
张澜在枪抵胸，刀架颈的生死关头，仍理直气壮地与赵尔丰举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革命精神。张澜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出的胆识和才干，使得他成为民众心目中的“保路英雄”。张澜等9人被拘禁于督署，处于生死莫测的环境中。他们中有的愁眉苦脸，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沉默不语。其中只有张澜、罗纶等二三人因报必死之心，所以镇定自若，处之泰然。张澜说: 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而人应该有超出环境之情操，也才能不为外物所移易。在此时、此地、此景，张澜写下了《田家乐》，这首古诗三十言，除含有深刻思想意义外，逐句还嵌有鸟名。从此看出，张澜虽然身处缧绁之中，面临杀头危险，但仍心境旷达，从容镇静，这是对清王朝专制淫威的藐视，是为国家为民族不计个人生死的高贵品质的体现。
张澜一介书生，说话有时还有些口吃，但为了川人的利益，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数次舌战屠夫赵尔丰；在保路运动每个重要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擎千钧，起了定海针的作用；知道面临生命危险，仍然前往。面对刀枪，独人捋虎须。坚守气节，威武不屈。
（三）.坚守信念，领导民盟，追求民主宪政。
1927年“四·一二”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叫嚣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惨杀，中国处在白色恐怖中。7月24日，在成都大学任校长的张澜先生以校长的名义，贴出了一张《校告》:“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致见讥于明达大雅之俦。时事多非，群言易惑，诸生务悉斯旨，努力自修为要。”在当时严酷形势下，不仅号召“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而且公开批评动辄把学术问题牵入政治问题的“违反学府性质”的作法。张澜还在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会上说:“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校告》公布后，国民党骂他“宣传赤化”，还派兵去搜查他的住宅。张澜却处之泰然，照常不要保卫，独自一人步行数里，到学校坚持办公。
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兵包围皇城内各学校，学生从梦中惊醒，被赶到操场排队点名。逮捕了进步学生100多人，其中成大学生38人。数小时 后不凭任何证据，未加任何审讯即将袁诗荛、钱芳祥等14人枪杀。事起仓促，张澜来不及营救，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大会指责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惨杀师生，蹂躏学府，毫无人性，愤而提出辞职抗议，并通电全国，披露事实真相。他还支持学生印刷《二·一六惨案专刊》寄往国外。由于张澜与中共的配合作战，军阀当局担心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其余被捕学生，通缉犯也不了了之，避免了另一场大屠杀。事后，张澜拿出自己的私款，让训育主任杨达璋为死难烈士收尸含殓，备棺埋葬。坟墓建成之日，张澜亲书墓碑，请杨达璋为代表，率师生临坟祭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杀共产党人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是杰出的革命家，都被毁尸灭迹，未闻有成都大学“二一六”烈士之公开义葬者，这是国共斗争史上的第一次。
在血雨腥风中，公开谴责反动军阀的爆行，号召学生研究各种主义之学说，公开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出质疑，同情和保护进步学生，公开为牺牲的烈士送葬。张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进监狱、掉脑袋的。张澜他不怕，他靠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履行的是大学校长的职责，追求的是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保护青年学生的爱国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4月，国民政府为吸收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共商抗日救亡大计，成立了一个最高咨询机构叫做国民参政会。张澜被遴选参政员。7月6日--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张澜出席会议被推任第三审查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张澜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张澜还被遴选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以后张澜先生用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民主、救国的活动中。他的视野、他的影响，由南充、川北扩展到全省、全国。当时有这么一句话: 要得四川，先得张澜。可见张澜的作用十分突出。张澜先生与蒋介石总裁先后面谈10余次，面谈也好，交锋也罢，反正有好几次让蒋总裁下不了台。张澜先生本着为了四川的稳定，一开始还是主张“川人治川”，蒋介石入川时，通知大家去欢迎，张澜却置之度外。但蒋介石迁都重庆，领导全国抗日，张澜是拥护的。张澜反对的是，外敌入侵时，不顾民族利益而搞兄弟内斗，反对的是消极抗战等卖国行为。张澜说话、办事都是从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蒋介石为控制四川，亲自兼任四川省省主席，张澜在国民参政会当面反对，蒋介石只得另委他人。蒋介石为了稳稳控制四川及西南地区，必须把张澜这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抓在手里。但是，要使张澜能为自己所用，倒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于是蒋介石对张澜以监察院院长的显职相许，诱其入彀。可是张澜却不为所动，愿以在野的参政员的身份，致力于抗日救亡之大业，予以拒绝。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知道后，强烈不满，往见蒋介石，当面责问: “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使蒋介石无言以对。1941年11月，张澜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张澜等23人在会上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蒋介石极为恼火不准将该案提交大会讨论，这种态度大出张澜意外，于是张澜就与蒋介石面对面的争辩起来，蒋介石恼羞成怒，怒气冲冲地指责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下令特务加强对张澜的监视。张澜一气之下，将提案自行油印散发到会人员，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一切活动达两年之久，以示抗议。在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1943年9月，蒋介石派张群敦请张澜赴会。张澜不满地说:“前年我向参政会提出的提案，蒋先生指示不予讨论，现在还要我去做啥子哟?”张群当即转告他，蒋介石保证今后重视他的意见。9月17日开会前夕，蒋介石邀请张澜等人交换意见。张澜直言相告，要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介石在第二天的会上说: “训政会上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张澜在会上斥责蒋介石“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并散发了他带到会场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文章。蒋介石告诫张澜“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张澜却说国民党的“一切举措，徒示人以非诚”。《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被国民党列为禁书，不得发行。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澜与共产党的参政员一切，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7月8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自到特园请张澜赴会，张澜再次拒绝并说:“好几年我都没有出席······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民主团结，那么我当竭力促成；我希望国民党能顾到国内外局面，不要在11月份开国民大会，要在各党派会议上解决国内一切问题。”民盟在张澜的领导下坚持自己的理念，追求民主政治，拒绝参加蒋介石操办的国民大会，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11月6日，张澜以民盟主席的名义签名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因为蒋介石说了: 如果是政府宣布解散，将逮捕民盟中央委员，所有盟员必须登记，不登记者一律逮捕。这一刻对张澜来说十分痛苦，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在张澜70多年的生涯中， 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对朋友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至于我个人的一切，早以置之度外了。”这句话表达了张澜良好的初衷和内心矛盾。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张澜面临无数次生死考验他从没退缩过，但这次为了数千名盟员的性命，他牺牲自己的名节，牺牲小我，为民盟事业义无反顾。不怕死，大多数勇敢者都能做。牺牲名节，忍辱负重，坚持政治立场，能做到的就不多了，而张澜做到了，这也正是张澜高尚的政治节操和品质体现。
(四） 新中国的领导人，为民主制度建设而奋斗。
新中国建立，张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被人民称为开国领袖。此时张澜已是耄耄之年，体弱多病，但他仍然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心尽力。张澜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因而他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领导工作，参与国务活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经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张澜以各种方式支持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巩固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等方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都有民盟的通力合作。张澜及民盟是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并不能认为张澜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张澜考虑问题总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抗美援朝中央在计议之初，毛泽东主席曾征求张澜副主席的意见，张澜对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卷入朝鲜这场战争直接与美国打仗并不赞成，为此增加的国力负担和造成的后果颇表忧虑。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告诉他:“中共中央考虑再三，作出决策，不出兵不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总动员。”对此，张澜虽然仍有忧虑，但表示此事既以决定，自当一致拥护而无二意，恪守民主集中制精神。建国初期，张澜对于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经验，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一次会议上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东北的土改经验不一定要用于全国，因为东北搞土地改革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么强大，是不是不杀、少杀？能不划成地主的就不划成地主？张澜在会上讲这个意见时，有的人不理解，还有个别人站起来喊“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毛泽东、周恩来马上制止那些人，并让表老出去休息。毛泽东认为张澜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尊重和采纳。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采纳了张澜的意见。毛泽东还让中央人民政府给张澜回了一封信，告诉他，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梁漱溟因土地政策和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并当面顶撞毛泽东。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反动透顶”“用笔杆子杀人”，言词激烈，令在场的人皆震惊噤言。随即召开政协常委会扩大会，对梁漱溟进行批判。梁漱溟的发言受到不少参会者的指责和批判。在批判过程中，张澜和李济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是一言不发，神情默然。别人鼓掌他们也不鼓掌。事后，张澜与李济深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历数梁漱溟的贡献，坦言为梁申辩：“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张澜希望毛泽东网开一面，保留他政协常委的待遇。毛泽东接受了张澜的建议，一直保留梁漱溟的全国政协委员待遇未变。张澜秉持公正，敢做诤友、谏诤言的政治风格，也赢等了更多人的钦佩。
张澜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惧斧钺；仁之所存，不惜杀身成仁，义之所在，不惜舍身取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更需要张澜这样的楷模。
(作者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张澜文化研究院伍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