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义
一、义主制断
仁为天理万善之长也。自其一心之仁而推之，万事万物，处之咸宜，是谓义。义即天理之所宜，故曰：“义者，宜也。”前儒训义者，事之宜。而误解者或只在事上求宜，则大误。盖以纯乎天理之心，而酬酢万事万物之交，恰当其可，无一毫过不及处，故谓之宜。若舍此至仁或天理之心，而只于事上求宜，则无有权度，无所取准，奚以得宜耶?
《礼运》以“仁为义之本，义为仁之节”，其言至为精当。盖义不本之于仁，则如果断者必少慈祥恺悌之意；仁不节之以义，则如宽柔者难期不流不倚之行。故义本之仁，则发无不善；仁节以义，则施无不宜也。行合于义，即行得其宜。顾行之宜不宜，必由内心加以裁断，而裁断得宜处，即为当然之法度，而不可易者。
古者书仪为义。仪，度也。度，法制也。因而义亦含有法制之意。故《表记》曰：“义者，天下之制也。”制谓以本乎天理之法度，而裁断于事，使物各得其宜也。当于法度则为之，不当于法度则不为。一言语，一举止，皆加之以裁断而不敢有丝毫之苟，义所以为天地严凝之气也。然何以能裁断靡失，则必由克己复礼而来。克己，则去私而无蔽，斯能明是非，决可否，而事得其宜；复礼，则循理而不忒，斯能无偏颇，无反侧，而行当于正。
惟仁熟而后义精也。人非明于义，则不可与立；非精于义，则不可与权。盖事无定形，而有定理。泥于形者，必悖于理。惟守有定之理，以应无定之形，则事无失而理皆得。故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以其能合于权也。能立，则义之为道也正；能权，则义之为用也神。要皆一本于天理之所宜以为制断而已矣。
今则言非礼义而自暴者，与夫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而自弃者，比比然矣。自暴则卑俚无识，自弃则苟且偷安，而国家社会遂不堪问也。惟能一以天理为制断，恒怀自尊之心，达则立朝，咸仰正色之风；穷则饿死不受嗟来之食。亦恒怀自强之心，常则日乾夕惕，而德益进；变则劫众沮兵，而守不更。能自尊，能自强，斯可与为义也。
二、义利之辨
《易》言：“乾，元亨利贞。”孔子释之曰：“利者，义之和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复申言之曰：“利物足以和义。”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而法天之利也。是利为天之德，义则事之宜，能利物，即和合于义。《墨子》云：“义，利也。”直以义为利，其旨正与《易》同。
盖其所谓利，就交相利而言之，交相利即是义，以其周宜于人也。利即是义，除利之外别无义。利不利，即义不义之标准。此以道德与实利合而为一者也。两者实相成，而非相反。顾所谓利，全是利人，所以利即是义，亦即是以义为利。若不思利人，而惟知自利，则别于义，而仅谓之私利，以其与义相反，而常至害义也。
凡以利与义相对而言者，皆就自利之害义者而言之。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所喻之不同，而君子小人于以分。其所谓利，正就自利之害义者而言也。孟子以“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为舜之徒；“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为蹠之徒。善，即是义；其所谓利，亦就自利之害义者而言也。故董仲舒云：“正其谊不谋其利。”盖义心根于秉彝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在己无损，而利及于人。故孔子勉人以“行义以达其道”；“见义不为，无勇也”。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故孔子儆人以“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亦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是由义则正我，即以宜人；贪利则损人，终至害己。何去何从，厥道甚明。
顾义心为人所同具，所谓性善也。乃世有能守义而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昧义而计丰约于晏安之时者。孟子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乃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乡（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谓失其本心”。夫生为我所欲，即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而为之，子必不为，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之说也。舍生而取义，即争一言以相杀，是义贵于其身。之说也。呼蹴之食，宁身死而不肯受，恶其不义也。乃为身外之物而受无礼义之万钟，是秉彝之良心蔽于物欲，因而为晏安所诱夺；贪利而忘义，所以有失其知是知非之皎然者也。
或以为生与义不可得兼，则舍生而取义，固善也。然而言生者必有欲于利，此人情之大同；如专言义，而遂以言利为大戒，则将何以使人养生送死无憾? 且己身即可饿死，又将何以仰事俯畜? 人既有生，何能去利耶? 不知舍生取义，非不爱生，特生必合于义耳。生必合于义，生亦不能离乎利，特不能专为利而生耳。合于义之生，是充实其精神生活者也；专为利而生，是陷溺于物质享受者也。偏于物质享受，而离弃精神道德，则嫉忌之心必生，争夺之祸必起。晏子云：“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言苟舍义而蓄利，必生妖害，是舍义而徒生于利者，终必害其生也。惟物质享受，能不离于道德标准。见利思义，无非分之得，无限制之取。在己有苟完苟美之心，在人无不均不安之患，生于利即生于义，生于义即生于利，生与义利相调和，斯可谓善也。若只知贪利，罔克由义，而且藉辞于仰事俯畜之资，须知祀亲必求仁粟，以不义之财富供其父母，不可谓之孝；教子必以义方，以不义之财富遗其子孙，不可谓之慈。此尤今之世人所当深省而切戒也。
三、义必有耻
孟子云：“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非其有而取，是谓不廉，不廉即非义也。又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羞恶之心，是谓耻，耻即义之发见乎情者也。廉与耻皆义之一节，而有耻尤要，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曰：“耻之于人大矣!”夫人常易从恶，必有耻而后不肯为非；常自满足，必有耻而后恐不若人。故小之则行己有耻，始可谓士；大之则明耻教战，乃能强国。自古以来，未有无耻而能淑其身，善其事者。
顾世间可耻之事，最大者莫如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居尊处贵，但知食禄。孔子谓：“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即斥此种人也。其次，则凭藉权势，贪利无厌，子弟悉居腴职，家人咸有市心，封靡于邦，罔恤物议。孟子谓：“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即斥此种人也。又其次，贪禄固位，惟恐或失，近权贵则舐痔为荣，妒贤能则腐鼠相吓。孔子谓：鄙夫“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即斥此种人也。又其次，歆羡富贵，枉道以求，昏夜乞哀，骄人白日。孟子谓齐人乞余墦间归，而骄其妻妾，为妻妾所羞者，即斥此种人也。是皆所行可耻而违义之甚者矣。
历观史籍，滔滔皆然，此世道日趋于衰微，而国家常即于乱亡也。然而天下可耻之事，不独在于富贵利达之人，即一乡之士，曲巷之民，苟或细行不矜，终累大德。故如隐而为穿逾之事，微而受尔汝之称，人多以其事属细微，不加重视，不知今日不耻穿逾，将来必肆行杀越而靡惮；今日不耻尔汝，将来必甘为奴隶而不辞。人能以穿逾为耻，而不怀穿逾之心；以受尔汝为耻，而不为受尔汝之实，本此不为之心而达之，于其所为，即所谓义也。故孟子谓：“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惟其有耻，是以有所不为，使皆能即此心而推之，充大其美，则明礼义，知廉耻，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古来俗清于下，虽上有乱政，国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正赖此也。又况羞恶之心，人所同有，彼贪位嗜利之徒，奴颜婢膝，媚事权势，以博富贵者，其固有之良知绝不可灭亡。苟能反求其羞恶之端，而扩充之，则未尝不能闻义而徙，以共尽力于颠危之扶持。故居今日，而欲转移风气，复兴国家，必以有耻为立教之先务也。
四、义必有节
古称节义，节者，制约于善，而守之勿失，使不陷于不义者也。顾有高峻之节者，必先有刚大之气。孟子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直即是义，以养此至大至刚之气，即以此气配合于道义而助之行。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者，此气为之也；所谓“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此气为之也；所谓“舍生而取义”者，此气为之也；所谓“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所谓“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亦皆此气为之也。人生穷达夷险，遭遇无常，有此至大至刚之气，则行自立；无此至大至刚之气，则行必隳。未有气不养，而能坚其所守之节者，古来所以重气节之士也。
何谓有节? 试举孟子所言以明之。
一曰不枉己。陈代尝以孟子不往见诸侯为小节，而劝以枉尺而直寻。孟子则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所谓枉己，进不以正也。士君子读书尚志，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有闭门不纳之人。不由道而自往于前，宁异逾墙相从之贱?今日不惜卑躬，将来何以率物。故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也。
二曰不辱己。万章以伊尹以割烹要汤为问，孟子则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非其义与道，大之则禄以天下而弗顾，系马千驷而弗视；小之则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三使往聘之，乃幡然以为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岂若于我之身亲见其道之行?“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天下之所以无真功名者，由无真气节；而欲气节之立，先在安恬退而慎出处，而以世道人心为己任，不急急于一己之智勇，功名于是乃有真功名，乃能拨乱而返治，伊尹斯其人也。岂有屈身干主，不恤为卑贱之行? 后之人虽志切救民，而出处大节，当一以道义而不苟，决不可稍漫其身也。
三曰不学妾妇之道。景春以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为大丈夫。孟子斥其以顺为正，为妾妇之道，而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妾妇之道，以其阿谀苟容，窃取权势，有异于直道而行，浩然无累者也。若大丈夫，则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使其得富贵，则被袗鼓琴，若其固有，何论卿相之荣? 处贫贱则动心忍性，益所不能，讵以劳饿为戚? 遇威武则自反而缩，万人吾往，何有诸侯之严？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其德性之坚定为何如也。
四曰不震惊势位。孟子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常见士之高自矜许者，一旦进于王公大人之前，往往形容局促，应对失常，察其原因，实由识与养之不足。盖瞻纷华而歆羡者，自必见尊贵而畏；无圣贤为模范者，自必为流俗所移。惟能抗心古哲，内重则外自轻，斯不震惊势位而丧所守也。
五曰不作乡原。万章问孔子以乡原为德之贼，何如斯可谓之乡原? 孟子答以乡原之讥狂者曰：“何以是嘐嘐也? 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讥狷者曰：“行何为踽踽凉凉?”而己则阉然媚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所谓乡原，既非如狂者之可与进取，又非如狷者之有所不为，而阉然媚于世，同流合污，既伪为和，似忠似廉，又伪为介，常持两可之见，以求悦于众人，宜为圣人之所深恶。然若世之居可为之位，值当言之时，不能达贤纠恶，而但小心以自持，不能陈善闭邪，而反后言以示直，身虽立于朝廷，心实同于乡原，尤为有识者之所不取也。
凡此五者之不为，皆所以立身于平日，砺行于穷时。常具淡泊宁静之怀，不为利诱威胁所屈，古来圣贤罔不如此。若夫“顽顿亡耻，奊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此贾谊之所为长太息者也。无耻无节，而义亡矣。义亡而人皆惟利是图，徒震惊于势位，不惜枉己辱己，相率而为妾妇之道，为乡原，官邪日章，士气消沮，内政不修，外患未已，国家之危，殆哉! 岌岌时至今日，直可为痛哭者也。举世滔滔，则安得上为公忠自矢，下以名节相高? 在朝无愚鄙污秽之人，在野皆忠厚清修之士，见之者谓其如竹筠松心，闻之者足以使顽廉懦立，能存天地之正气，即能保国家于永存，此则所殷切跂望者也。
附: 《说仁·说义》跋
右《说仁》《说义》二篇，吾师南充张表方先生之作也。先生亮节高风，嘉谟远猷，既已昭昭在人耳目，独义理之学所为，征诸心而验诸行事者。世或不能尽知，其常所从游者虽知之，而未必备详也。
今年春，门人因先生七十有一寿辰，谋所以称觞致祝，先生以寇难方深，峻辞不许。陈义之高，势难固请，然而弟子眷眷师门之意，亦何能无一遂而已。比获诵斯著，其说仁义，纲领昭畅，六通四辟，实可以窥先生立己达人之大节。征之群议，全以为能公之当代，传之不朽，将不仅并时人心之助，亦庶乎俟诸百世而不惑者。即门弟子所以寿先生，天下所期先生以难老者，未必不在是，是亦君子思济物之意也。先生以为可，遂录而付诸铅椠。
事起庆寿之资，因并列其七十照像及自传与及门颂祷之词于前，俾四方人士识与不识，以得知先生之矍铄康吉，洎平生行谊为快。倘可免荀卿所讥言不称师之叛，岂敢谓水深而回，通利而思，以无愧于在三之义哉?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夏月，门人寇华表、韩钟钦、林学诗、邓克明、姜友于、马玉泉等谨识。
（据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