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在成都的活动
沈自强
张澜先生字表方(一般尊称表老)，四川南充人。在年青时虽然与他不相识，但他早在日本东京宏文书院留学时，因痛恨清廷腐败，倡议慈禧退朝,被满清政府驻公使押送回国；在保路斗争中，四川总督赵尔丰将他钢刀架颈，洋枪抵胸，他神情自若而不屈服;当袁世凯祢帝时，他与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响应蔡锷护国讨袁；在国民党参政会上他仗义执言，谴责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专政，以及主张全面抗战，实行民主，取缔特务组织等正义行为，早巳传闻于四川各阶层，激励着我,使我对表老有敬仰的感情。一九四〇年，家兄沈伯常在南充因爱国获罪，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经表老奋力营救，才被释放。此后，家兄和我在表老身边作过一些有益于民主运动的工作，有机会直接了解表老进行革命斗争的-些片新事迹。
一
一九四一年，在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同盟在未公开以前，各种秘密会议，常在表老的住所“怀远山庄”举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曾函逼省府去函阻止，表老用私人名义回函说：“此事由澜个人负其全责，政府无庸过何”。这时，家兄沈伯常任表老秘书，我常去联系，由于表老关系，先后认识袁观、杨伯恺同志，并在他们的启发帮助下，开始作些同盟的工作。表老曾在闲时写下《四勉一戒》，强调“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文中还强调：“自强必须坚其志，有毅力，不为事物所摇夺，不为艰险所沮丧，死而后己，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我因当时颇为欣赏自强精神，表老遂建议我将原名“大义”改为 “自强”。我感到这是他对我的期望和鼓励，当即表示同意。
表老在借居“怀远山庄”期间，因常忧国事，谴责国民党当局独裁专政，鄙视国民党官吏的腐化生活，曾于一九四二年写诗、以抒感怀。
一九四三年，表老被举为成都著名的慈善团体“慈惠堂”理事长后，便以“慈惠堂”作掩护，进行民主活动。抗战时期的“慈惠堂”，遂成为民盟在成都迸行秘密活动的中心地址。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常来此秘密联系工作。
表老早就是“慈惠堂”的理事，这是考虑成都需要有个民主活动的地方，他便以名誉理事长身份，充分利用“慈惠堂”下设的许多单位，如“孤儿园”、“养老院”、“女童教养所”、“瞽童教养所”“培根火柴厂”、“培根工厂(织布做鞋，生产自救)”，还有一个“育婴堂”等，改由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如“育婴堂”堂长肖华清、“养老院”院长李筱亭、“女童教养所”所长吴恩灼（原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的女儿）、“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副厂长周烈三、事务长袁观等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也是民盟盟员（解放前夕王干青同志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其余的解放后都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在慈惠堂及其所属单位中展开了成都民盟及地下党的活动。如表老在“培根火柴厂”内，袁观、岳小平及王干青的儿子（均为地下党员兼盟员）借他的掩护，在厂内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讲时事，讲革命道理，还经常到民盟和民盟有关的报社以及民盟基层组织进行活动，受到盟内外群众的好评。袁观之弟袁钊在“慈惠堂”担任收租员，经常利用此身份到温江、郫县、新繁一代迸行地下工作，表老的大女儿张茂延（共产党员兼盟员）在川大念书，表老的家遂成了川大党小组及学生中民盟盟员秘密开会的场所，表老夫人担任义务招待员。表老回到成都，在“慈惠堂”与各方面人士交往，协助党在各方面展开统战工作，如刘文辉、潘文华就是一九四四年在“慈惠堂”秘密填表加入民盟组织的，这就大大增强了西南的反蒋实力，基本解决了民盟的经费问题。西南地区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实业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受到表老的影响，大力支持民盟的活动，乃至加入民盟组织。这些迸步力量在成都的许多活动，有不少就是在“慈惠堂”和所属单位内进行的。
一九四三年下年，伯常兄应奚致和同志邀请返回南后，经袁观、杨伯恺同志推荐，由我在表老身边代行秘书工作，并代表老私人保管（靠朋友帮助的）有限生活费用。表老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励励人。在生活方面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简朴成习，并以勤俭持家教育子女。在“慈惠堂”担任理事长期间，他从不要“慈惠堂”一分钱的工资；当时住在成都外东九眼桥“慈惠堂”的“培根火柴厂”后院几间又矮又小的旧房里，一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了又补的旧衣和布鞋。表老平时在家里只有两件麻灰色布衣（直到解放后还穿这布衣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有-次他的夫人给他做了件兰色哔叽衣裳，他舍不得穿，只是有时出街会客穿一穿。由于时间久了，后来衣服上破了个洞，他女儿找到一块阴丹色布块衬补，发现颜色不合，准备上街去配同色布。表老了，马上阻止说：“这有什么不好看，就用这个补起就行了，老百姓是笑破不笑补的。受人尊重的不在衣服，因为这是表面的，只有在道德品质上才值得人尊敬。”这些话使我也深受教育。
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成都华西坝主所大学的十二个学生团体主持国事座谈会，在华大体育馆举行，参加学生达两千余人。
会场贴满质问国民党的标语，如：“中原失败原因何在？”“失职将领如何处罚？”“中央当局屡次申称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何以至今未有具体表现？”“是否即将开放政权组织客党派之联合政府？”“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场所，为什么政府加以种种干渉和廢制？用枪代戒尺，用特务代训导？”等等，当表老走上讲演台，指着那些标语大声诘问。（全场热烈鼓掌)他说：“你们不是受着种种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事吗？你们提出这样许许多多很中肯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反面就是不民主，我们要问：何以政府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时局危险到如此境地?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因此，就出现种种困难并使时局成为如此危险。参政员只是政府指定或圈定，民意不能表现，舆论不能伸张，所以官吏贪污，法令繁多而扰民，民不聊生，财归私人，军队里没有不吃空额的，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兵到那里去了？军官把它吃了。”全场掌声不绝。接着，他引用了冯玉祥“壮丁变成瘦丁、病丁、死丁”的话，说：“中国危险到如此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为抗战救亡计，实行民主才能全国团结，人才才能集中，政治才能革新，扫除一党专制腐化的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最后他坚决的说:“现在要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府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致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起来喊！喊！喊!那未,它的内容就自然有了。”会场上掌声不断，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由于民盟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相呼应，表老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先后两次在华西坝五所大学集中的地方进行讲演，号召大学生们关心国事，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贪污腐化，实现联合政府等，深得学生和进步教师的拥护，大学生和教师参加民盟的日甚一日。成渝的各种学生运动在党领导下，都有民盟的同志参加，他们与党员配合行动，成为党的有力助手。
二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的高潮中，为接纳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民主运动，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表老继续被选为民盟主席。我本人经表老、袁观同志介绍，于同年十一月在成都陕西街七十二号民盟四川省支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我仍留在表老身边作秘书，并担任印发文件、发展组织工作和民盟成都三十四区分部副主任委员（袁观同志任主任委员）。这时因我所在商号经理严作楫已被吸收入盟，我就进一步以店员名义为掩护主要作盟务工作，并将三十四区分部设在上东大街十八号内院，后来因形势变化而迁至城中巷奚致和同志一个德康祥商号内，张志和、杨伯恺、张松涛、刘堃南、袁观等同志先后来过。当时民盟的活动地点主要以慈惠堂为中心，中共党员兼盟员王干青、周烈三、袁观等同志与表老同住在慈惠堂的培根火柴厂内，一切大小事情商量办理，张友渔、杨伯恺、张志和等同志也经常到表老家里协助工作，商量处理重大问题。地下党员游萍同志亦常到“慈惠堂”与张茂延同志联系盟务工作，并与川大取得联系。当时川大发展盟员人数较多，其他学校和单位亦先后发展了组织。
民盟成立后，由于在党的指导和帮助下，扩大了阵营,团结了各阶层民主人士，一面坚持抗日，一面要求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配合中共展开工作。创办刊物，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发展盟员，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从此民盟的活动，在许多地方同群众性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加。在旧政协期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站在一起，互相配合，并在旧政协决裂后反对伪国大，否认伪宪法，始终坚持了民盟的政治立场。民盟的工作体现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有了民盟是党的统战政策的巨大成功。
三
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战结束后，民盟的主要活动着重是配合共产党促进重庆谈判和政协的召开。表老赴渝前夕，到他家去看望和送别的人很多，其中有王干青、江子能、袁观、袁钊等同志，王干青同志在表老屋里走来走去地大骂国民党的独裁专政。表老说：“毛泽东主席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我非常拥护，这次赴渝是为了加强盟务，促进民主团结，促使国民党拿出诚意来进行谈判，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并取缔特务组织，释放爱国政治犯，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第二天表老到“慈惠堂”稍事停留，我们送行的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希望他提高警惕，以防谈不好蒋介石会下毒手。表老坚决地说：“我有这样的年岁，死得着了，看他把我怎样？”（表老赴谕期间年已七十四岁）特别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的指示后，为实现政协决议，促进国内和平，联络各方人士，表老作了最大努力。因为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表老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他与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使政协会议终于取得五项决议案的胜利。其后，又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有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中共、民盟共同保有四分之一强的否决权。这是中共、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互相配合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行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他自渝返蓉时，民盟省支部，各界人士及袁观同志和我均到机场欢迎。表老下机时频频含笑点头，一一握手，边走边谈。大家首先问到的是内战问题。表老说：“大打小打是存在的，会不会扩大内战呢？依国际国内形势看，是不容许的。不过，有些人太自信，不较量几手，总是不肯心折地合理解决问题。”他又说“离渝时，邵力子邀请我要早点去南京，我回答说:“既然要打内战，我来做啥子？”当天晚上我们到家里去看望他时，他还说：“毛泽东主席顺应民情，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谈判，我曾到机场迎接。毛主席到特园回访，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与特园工人亦一一握手，这一情景使我很受感动。毛主席还邀请我去延安，我以后如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去延安一行。”
由于表老多次声明坚持政协立场，决不参与一党召开的分裂国大，并在此以前还两次去华西坝五所大学集中的地方讲演，大骂国民党贪污腐化，独裁专政;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因而国民党把表老恨之入骨。在报刊上大肄污蔑他是“共户党的应声虫”，诬蔑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特务张贴“打死张澜”的标语，狂叫“法办张澜”的口号，举行诬蔑和恐吓张澜的游行。表老对于特务的诬蔑和恐吓，置之泰然,岿然不动，仍旧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常往学校、团体组织基层以及“慈惠堂”所属单位发表演说，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独裁专政，号召盟员团结一致，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努力奋斗。
同年上半年，民盟三十四区分部举行盟群座谈会，欢迎表老讲时事，杨伯恺、奚致和、袁观等同志和我均参加了这次会议。表老在会上再次强调了民盟坚持政协立场，决不参加一党的分裂国大。会上有盟员谈到国民党特务污蔑张澜主席贪污川汉铁路股款的谰言，感到愤慨。表老笑着说:“国民党靠造谣过日子，无中生有无损于一根毫毛，根本不置一驳。我一身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励,对于银钱非常清白的。第一，我本人根本没有经管过这笔款项;第二，经管的人和帐目都在；第三，我如果有一点所谓什么‘贪污’的话，我还敢于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和其他会议，大骂国民党贪污腐化吗？”当时在座的同志都对表老这种坚持政协立场而正义凛然的讲话，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继续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努力奋斗。
四
一九四六年在党的关怀和扶持下，民盟在成都创办了《民众时报》，发行人张澜，经理杨伯恺，总编辑马哲民，副总编赵铭彝，采访主任孙文石，副刊编辑耿振华，资料室主任章润瑞，营业部主任袁观。并在东大街九十八号设立经销处，由我负责。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邵石痴找刘文辉负责，编辑部地在成都金玉街，营业地址在督院街九十五号，发行量一般达六千份以上。周恩来、沈钧儒、邓初民、史良、李济深等同志均在发刊号上题词祝贺。该报于一八四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于是年七月十六曰被迫停刊。
还有《华西晚报》，也是民盟掌握的进步报纸，社长罗忠信，总编辑李次平，经理甶一平。(民众时报》停刊后，部份同志转入该报社工作，如:赵铬彝、章润瑞等，地址在成都梓潼正街二十二号。一九四五年元旦表老曾题词曰“革除官僚政治，实行民主集权，团结全国贤能，争取最后胜利。”杨伯恺同志发表元旦感言说：“今年元旦，恐怕就是居住大后方的人们也决不会有兴致庆祝新年;可能有的，只能提心吊胆，焦虑着战局的未来，焦虑着国家民族的生存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至于久已或新近沦陷敌手过着悲惨奴隶生活的入们，在血泪交流中捱过年复一年的曰子，其心境如何也就用不着说了。”杨恺伯同志这些感言，代表了当时入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保卫祖爵，同仇敌慨的心声。旧政协决裂后，特务曾去《华西晚报》捣乱。两报先后被迫停刊后,解放前夕杨伯恺、于渊同志等在成都十二挢被特务杀害，壮烈牺牲。
民盟在重庆还创办了《民主报》，发行人张澜，经理最初是罗子为，以后是冯克熙和鲜待生，最后是吴春选。从张澜主席开始，沈衡老、邓初老、梁漱溟、鲜特生、潘大逵、冯克熙、胡克林等同志，都为报纸的开办，筹划和坚持，费了许多心血，尽了很多力量。赵一明、汤邈安、杨复全等同志都直接间接参加了《民主报》不少活动，作了不少工作。《民主报》与《新华日报》〉紧密配合，成为有力助手，起到了战斗的作用，臝得了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因此，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随着《新华日报》的被查封，《民主报》也被捣毁。
五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表老非常关心盟员的安危，凡是听到盟员被捕的消息，他总是从各方面尽力设法营救。一九四五年底，川大李实育同志被捕入狱后,表老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在党和的营救下，终于获释。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奚致和同志被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反动派还在报纸上造谣说：“民主同盟财务委员奚致和贪污被捕”。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民盟四川支部于七月五日在《民众时报》、《华西晚报》上发表声明查本盟总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沈钧儒，副主任委员为张志和，目前本市报纸载有奚致和为本盟财务委员之讯，曾由本支部发言人予以驳斥。乃日来本市报纸又有刊布上项者，显系恶毒造谣，别有用心，兹再郑重申明，免淆视听。”奚致和同志在七月五日在“民众”、“华晚”两报发表紧急声明，对国民党当局捏造事实，非法逮捕迫害，提出严重抗议。表老听到奚致和同志被捕的消息时，除立即致函有关方面和指派张志和、沈伯常筹同志进行联系营救工作外，非常愤慨地说：“看他们横行到几时！我敢断言，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表老一向对盟员遭际如同身受。
同年八月三十日，表老收到张东荪关于民盟北平市委孙中原被绑架事件，谈到孙如被绑架到蓉，其生命安全必然危险。表老立即致函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候：“要求保护其安全，恢复其自由，以免发生不幸事件，引起重大后果。”并派自己的女儿张茂延、张继延代表他前往看望，表示慰问。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深夜特务在成都逮捕了大批盟员，重庆盟员同时被捕的也不少。表老在上海闻讯，非常气愤，立即致函: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要求制止特务的暴行说：“杀尽了民盟的人,也没有办法。”促使邓警惕。
六
为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分化民盟，谴责无耻造谣与威胁利诱等对民盟的破坏活动，表老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蓉著文指出：“民盟自始即主张中国需要民主，需要和平统一，不愿匿共两党发生内战，既主张民主，当然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因为主张和平统一，当然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以政治协商来解决争执的问题。恰恰共产党的要求与民盟主张一样，也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并要求长期停战，用协商来解决军事、政治各方面问题。这本来是软正当的。国民党人不自觉悟其非，反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国民党当权派既坚持一党专政为他们不可损失的权利，主战派坚持获得美国军事援助，企图于短期内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于是反民主，反和平，恨共产党，并总想破坏民盟，打击民盟。从去年九月以来，对于民盟，不是用引诱来分化，便是用威胁来打击。例如政府某要人告黄任之（黄炎培）先生称：政府帮助某党经费数千万元，任其扩大党员，以资鼓励黄任之先生，而黄不为动。这是用利诱以图分化民盟的事证。又如在政协会议期中，陪都军警特务去搜查任之先生的卧室，较场口开庆祝政协成功会，特务流氓又去打李公朴等先生。至前月底，此间张志和先生住宅又被特务监视，并称一俟讨伐令下，即借口清除异党予民盟以重大打击。尤其是目前两月，特务在西安杀害了本盟同志王任、李敷仁，本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亦相继被特务暗杀，这都是用威协打击民盟的事证。我们站在民盟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任他如何利诱，如何威协，我们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之终能实现，只望坚守八个字：“再接再历,不屈不挠”。
七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同志在昆明先后被蒋帮特务杀害，民盟总部为李闻惨案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调査惨案的真相，严惩凶手，立即撤销特务组织。八月十八日，成都各界人士两千余人，在蓉光电影院追悼李闻烈士。特务早已预谋破坏会议的召开，开会前张群借故离开成都，不能担任大会主席职务；邓锡侯也突然称病不参加会议。特务亦张贴反动标语进行造谣，叫嚣获得什么“可靠情报”：民盟要在大会中举行“暴动”。在这种情况下，表老明知会上要出问题，但他仍无畏惧地出席了会议。表老代表民主同盟及李闻烈士家属含泪致谢词指出：“李闻两烈士之死，系民主运动的最大损失。假使政府还象一个政府，那就应该严惩凶手及幕后主使人，假使政府要顾全自己的威信，也应该保障民主人士的安全。李闻两同忐为民主而死，我们要前仆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木人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散会时，特务破坏会场，乱呼反动口号，围辱、袭击张澜主席，使他头部受伤。吕光光同志和我保护表老安全亦险遭不测。事件发身后，周恩来副主席立即去电慰问，各界人士至为关怀。大会即函省府及治安机关提出严重抗议。民盟政协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书。各界人士前往表老住宅慰问者络绎不绝，表老表示：“此种计划之恶劣行动，只能暴露当前政治黑暗，手段之恶劣，决不能阻碍民主运动的发展。”并着重声明：“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流血實不了什么。我早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四亿同胞方陷水火，望勿以澜个人为念。”从这些话当中，表现了他顽强的民主精神。
八
国民党特务最终没有放松对表老的监视，除平肘在他的住宅遠行暗地监视外，川大训育长韩伯勋（表老任成大校长时，韩是他的学生，解放后被镇压）伪装进步,常到张家假意宣称他营救释放了迸步学生，妄图骗取表老的信任，并以谈论国家大事为名，想得到民盟的情况，均未得逞。表老的小儿子和小女儿报考川大附小名列前茅，韩伯勋一面不许附小录取，一面假意代为说情，企图取得表老的好感，遭到表老的拒绝，表老一怒之下把他的小儿子送到慈惠堂所属孤儿院与孤儿们一道念书，小女儿送到九-桥附近一家私立学校念书，大女张茂延太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要听说是张澜的女儿就没人敢录用。表老在重庆的时候多.，他离开成都时，韩伯勋仍不时来他家中窥测动静。一九四八年还派特务去强租他家楼顶上三间又小又矮的房子，后来是王干青同志出面，坚决不同意，方始罢休。总之，那时候，表老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是处于被压迫的境地。然而他并不在意，那时党的组织对表老非常关怀的。在表老被国民党殴伤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均来慰问。表老离蓉还派地下共产党员王干青、袁观、袁钊等同志对表老的家庭生活给予关切和帮助，盟内外群众对表老的处境亦寄予同情和支持。张夫人的生活主要靠奚致和照料，大儿张茂延由肖华清同志邀请到协进中学代课，后来去上海。小儿子生病在董秉奇医院住院，付不出药费，董医生主动给予免费治疗。表老一生为民主革命事业公而无私，公而忘私，令人十分感动。
九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由于国民党蒋介石一再破坏政协决议，蓄意扩大内战，国内形势极为严重，周副主席特电吴玉章同志，敦促表老东下，主持民主运动。表老这时年巳七十多岁，加之体弱多病，但却扶病出川，经渝赴泸。行前他对记者表示：“民盟在当前艰难形势中，尤须加倍于和平民主之努力。”临行那晚，嘱托我照料其家属，并留下一点生活费用委托我代为保存。他对我说在政治协议未实现之前，民盟根本不考虑参加政府。此行将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为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目前形势非常严重，国民党背信弃义蓄意扩大内战，可能对民主人士进一步采取迫害手段，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如果我不能回川，希望你们要继续坚持工作，必要时可以返回南充转入地下。”不期表老离蓉前对我的谈话，竟成了最后的嘱托。表老于十月十一日抵渝时，即对记者发表谈话，声明反对国民党一党单独召开分裂的国大，并希望美军退出中国。十一月十二日自重庆打长途电话到民盟南京总部，坚嘱不可交出国大名单。并再三强调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二月二十三日病稍好后，他即起程赴沪，船到上海立即发表书面谈话，再次强调民盟不参加国大，并在十一个民主团体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讲话指出：“一党国大的召开，政协精神已被完全消灭。民盟既参加政协，当有拥护政协的义务，没有参加这个分裂的国大的理由。谁要致国家于分裂和独裁专政，应当坚决反对。谁反对民主即是反叛人民的罪人。民盟曾受到利诱、威胁、迫害与分裂，但屹然未为所动。”表老这番讲话，受到到会同志热烈赞扬和欢迎。
一九四九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都面临崩溃情况下，蒋介石想喘一口气，发出假和谈要求，他及时发表讲话抨击说：“国民党政府利用和平谈判保存现状，不仅共产党不同意，人民也不赞成。”表老后被武装特务监禁在沪虹桥疗养院，幸经中共地下党营救，方得脱险。
一九四九年表老在民盟四中全会讲话中，着重就民盟解放前成立目的、任务和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肩战斗的历史作了期确的阐述。他说“追溯本盟的发生，远在一九四〇年那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不抵抗日寇而发动内战，大家知道的所谓‘新四军事件’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当时各党派爱国分子，为了团结抗日力量，为了反对蒋匪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于是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提出十项主张，其后由民主政团同盟，发展为民主同盟，仍始终一贯向蒋介石争民主，尤其主要的是号召国人作正义的主张，以打击蒋介石凭恃武力，排除异巳的阴谋，即是妄想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参加了旧政协，但自从民主政团同盟的时候起，我们一贯就是与中共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尤其是在关节处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比如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旧政协闭幕后，就要组织联合政府，所有国府委员四十名，我们同中共主张，必须占十四名，保有否决权。国民党反动政权，想孤立中共，对我们极尽利诱威胁，而我们始终保持立场，不为所动摇。又如同年，蒋介石召开伪国大，要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意在盗窃民意，使反动政权合法化，我们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并严正声明不承认他的伪宪法。这是我们与中共紧密配合的两件具体事实。我们盟内曾先后有违反我们主张投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团体和个人，我们已一律予以清洗。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反抗的精神，是始终坚持着的。因之，在一九四七年，本盟就受到了反动政权的最大迫害。许多同志被捕，一部分领导同志在本盟被迫公布解散之后，都到了香港，并且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重新建全了领导中枢。三中全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是随时代进展，又向进步方向发展了一步。从这时起，本盟的任务更明确了。而斗争的方法，由和平合法的斗争变为革命的斗争了。今后，本盟又随时代的进展而有着新的任务了。我们怎样在革命新形势下，在统一联合战线中，来实现共同纲领，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正是我们的时代任务。要使这一任务能够彻底完成，于是本盟在组织工作上都有及时捡讨改进的必要,这次四中全会扩大会议的召开，主要意义便在此。”同年(1949)民盟参加了新政协，参与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北京正式召开的政治链商会议第一会议，表老代表民盟在会上发言，民盟决心在中国典产党芨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奋斗！从此民盟工作跨入了新的阶段。
解放前夕，表老身居虎穴，犹关心盟员的安全，曾电张群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致使关在漳滓涧的二十几位盥员同志得以释放。解放以后仍不断关心盥员的迸步，一九五四年他在病重时犹亲笔来信说：“作为一个革命志士，应该及早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的组织，才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是他对我临终嘱咐。
十
从表老一生事绩来说，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介绍张澜主席五十余年来为中国民主及广大人民利益斗争的经过分述三个时期：(1)清末（民国前六七年)，张先生同罗纶等在成都讲当时所讲的是中国国家危亡的情形,所骂的是腐败的官僚，极得学生的爱戴，张先生把中国传统下来的气节表现出来。（2)在辛亥革命时期，张先生领导保路同志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铁路准其民有，庶政归诸舆论”。他登高一呼，全川人民响应，这是张先生对辛亥革命的功绩。（三）抗战时期，张先生深察国家不民主，不畏强暴，在参政会中力争民主。以后又领导民主同盟，从事中国民主和平的奋斗。时代不断进步，许多人落伍了！腐化了！可是张先生始终为中国的民主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奋斗到底。
陈毅同志一九五五年三月，对表老的为人举出两个特性：“第一,是诚实无欺，不论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一点虚伪，因:此立场始终坚定、敢说、敢为、不畏强暴、不怕生死、敢于同反动政权作斗争。第二，有远见，善于明辨是非、因此才能坚持正义，永远与得人心者在一起，与共产党紧密合作。”陈毅同志又说：“张澜主席始终坚持正义，坚持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后就一直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〇年在民盟北京市委迎春茶话会上讲话，谈到民盟领导人张澜时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条顽强的民主精神，一条强烈的民主感。我觉得在他身上这两条，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
乌兰夫同志在纪念张澜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张澜先生是我国的民主革命家，可靠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近百年来，我国无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和爱国志士,为了救国救民，勇敢地站起来战斗，在人民民主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壮丽的篇章，张澜先生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之一。张澜先生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参加了领导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保路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他在四川提倡民主办学，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在上海被国民党动派监视，仍坚信在中国，民主将最后的战胜。
表老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顽强的民主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和高尚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激励着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