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两君相继被害，全国惴惴，舆论哗然，莫不曰此顽固分子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而此阴谋之待发动者实遍国中。民主同盟自抗战胜利之后，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之主张，始终只为此而努力。政协决议实符斯旨，全国之人，方引之以为庆幸，不料较场口事件后，情势日非，人心转趋忧虑，主席保障人权之四项诺言，不独未见实现，今且变本加厉，相反而行。即单以民主同盟言，西安李敷仁，王任之被诬杀不及百日，昆明李、闻两君又被暗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心，不将使天下之人以为政府之志，必在不民主不和平，此岂为国人所望于政府者耶？近来一切镇压威胁之措施，已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人心愈丧，隐患潜滋，逼至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时，国家之事尚可问耶?此不特为民主同盟所寒心，全国同胞所危惧，亦岂为政府及主席之所利?见报知主席对昆明之事，亦表关怀，且以手令缉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该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能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是则星星之火，不特可以燎原，势亦可以焚身，则天下人对政府及主席之统制能力，讵能相赖?夫谋国在诚，驭众在信，使天下人对政府信赖之念，已启怀疑，即在专制之时，人心动摇，且难施其统制，民主国家之政府，能如是耶?是以澜甚为政府及主席虑矣。窃思所以致此之由，澜以为其过不在人而在制度。特务机关之于民主政制，实如水火之不相容，既为全国人民所深恶，亦且为不利于政府及主席，其应废除，不待筮龟，保障人权，为民主同盟唯一之使命，亦主席亲口之诺言，用是敢以三事相请：
(一)请断然决定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立予彻底废除，民主前途，庶几有望。
(二)请对昆明李、闻两君之事，及西安李、王两君之事，务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保障人权，庶非空言。
(三)请明令全国各地方治安机关，务保证今后不再有类此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彻惩，已丧人心，庶可挽回，凡此三事，务盼立予施行，以慰群情，以正观听，戆直陈言，惟祈谅察。
（《华西晚报》1946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