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在成都大学经济学研究会上发表题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演讲

作者:张澜文化研究院 来源:张澜文化研究院 时间:2021-04-13 15:04 点击:337次

中国现在的情形,一般人都知道是混乱极了,这是不用我来铺叙的。但是怎样改变这个局面而实现一新的生活呢?这却是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当今大通世界中,已超出民族界限,地方界限大有关系于世界的前途。因而凡是一般的改造家,莫不对于他想出种种办法的。

通常都可以听得着的办法,大约有好些。举例说来,有主张讲道德以正人心的,有主张用教育以进民智的,有主张定一尊以一思想的。据他们的话,亦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在我看来,总觉得有些不合实际。简而言之,还没有明了中国问题的关键。

我的意思究竟如何呢?我愿意将就经济学研究会约我演讲的机会,把他叙说出来,以咨讨论。

首先我们从探究中国混乱发生的原因开始。(以下说鸦片战役以后)

在鸦片战役以前的中国,完全是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并且闭关自守,不与外人往来。那时我们的生活程度虽比现在低下,然而非常安宁。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到帝国主义时,便不能不侵略经济落后的民族,以谋生存。而中国市场之大,原料之多,又恰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因而他们遂用洋枪大炮来强迫开关。我们的封建经济所生产出的武器,一点也敌不过他们的新式武器。于是鸦片之战便开始来演其中国八十年痛史的第一幕。以后继英国而起的欧洲各强,继欧洲而起的美日诸国,就先后把中国变成惨剧的舞台。

原来中国的封建生活,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法,非常落后。因而产出的物品,既不好,又不多,只足以自给,并不能堆积资本。及到帝国主义在强开海禁以后,就输送来了大批的商品。因其为资本主义的机械生产,所以价廉物美,人是要求美满生活的。在私有财产下,尤其是要求合于一己之经济利益美满生活。所以“内诸夏而外夷狄”那一类的种族成见,爱国心情 ,一点也战胜不过经济的势力。(历来制外货之无成功其原因即在于此)于是外国商品的销路日广,夺了我们本来的市场,封建经济遂崩溃起来。

帝国主义不仅输送商品,还就地开设工厂,用新方法制造。并且为取得中国丰富的原料计,输出资本以洩其金银澎涨病计,遂勾结封建势力,缔结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实行垄断我们的经济,干涉我们的政治,至于他们的银行,更进而发行纸币,吸收现金,以操控我们的金融。若航船之航行沿海,内河,其垄断交通,运输等之吸吮我们的膏血,更不待言。这样,在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一齐破产,商业成为帝国主义的代售处以后,又继之以大批的利权外溢,中国遂变成了一个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国际殖民地。很多的农业人民,手工业工人,都做了失业的游击劳动者,无以为生。

这时的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其解决的关键,在于发达生产。因为这是在封建经济破产之际,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并且抵抗帝国主义的商品和一切榨取,也非用此办法不可。但在二十世纪的殖民地,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一个生存基础了。他的繁荣,不仅建立在国内工人的剥削,而且依存于落后民族的榨取。所以他不利于中国经济生产的发展。其压迫方法,就是:

(一)吸取现有金银。这遂使我们所有的货币,数量太少,不能积累至相当的地步,转化为质量,——资本这个新东西。没有资本,则一切大机械生产,便无从进行。

(二)施行经济压迫。这就是说,用大资本的力量来与我们竞争。我们的小资本,数量不多,因而不能转化为力量,抵抗外资。商战,航战,工业战,处处败北。

(三)扶植封建余孽。利用军阀卖国,好订不平等条约,加紧侵略。并且助长他们的割据与战争,犹为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平,以阻止生产之发达的毒辣方法。

这样,帝国主义就可独占中国的市场和原料,维持他的繁荣了,然而中国问题的经济性,就分外鲜明。

在这里,我们又看出中国混乱发展的原因。

这就是封建余孽的存在。(以下说辛亥革命以后)

本来封建经济的崩溃,已形成了封建政治的倒台,何以封建余孽还能存在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持。他既然要利用封建余孽作侵略工具,破坏工具,便必须助以金钱,助以军火,助以政治力量,助以外交手腕。恰造成了军阀专政的局面。军阀既是封建余孽,就不是民主的东西,(虽然有些是代表资本势力的)富有割据地盘的王侯思想,堆积金玉的富豪思想。因而就尽量的招兵买马,图强坐大。由此而愈扩积充军队,就愈加严重剥削;愈加严重剥削,就愈加扩充军队。一般封建的社会基础,如豪绅地主等,就得所凭依,又在乡村发挥其最后的挣扎,恣意榨取。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剥削外,再遇着这样城市乡村的政治剥削社会剥削,贫穷化的趋势遂加紧起来。

那些失业人民和贫穷人民在这种情势之下,因为没有工厂收容的缘故,其谋生的路子,就不得不去当兵,当兵叫做“吃粮”,显然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意思。本来当兵也是苦事,既受压迫,又得不着钱,而且生命都是悬起的,然而偏有很多人去干。军阀一招就得,每次战后的补充,也非常容易。这就是在生产不发达的中国,不得不求生于死,往生活水平线以下走。假使工厂林立,又谁肯离乡别井,舍安全生活而不由?

至于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资本,轮船而带来的教育,又代,大批地制造新式的知识分子。这般人也因经济事业不发展,无从维持他们既已过惯的城市生活。教书又没有那么多的学校。于是亦不得不弃其所学,闯入军界政界去活动。或者当官佐,或者当员司,与军阀官僚一起,共恃剥削以谋生。

于是残存的军阀,在得着帝国主义的奥援外,又得着游离的劳动者和知识者之迫于生活的附从,凶舕益张。在这种情形下的厂主和店东,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方之剥削中的人,也非加紧剥削劳动者不可。然而由此遂演剥削,遂演贫穷,经济问题遂加扩大。这纯属事实的必然。因为帝国主义不榨取,不能生存,军阀官僚不榨取,不能生存,资商豪绅不榨取,亦不能生存。可是生活问题之榨取式抢夺式的解决,却紊乱了人类的生活。在他一方面,失业者不当兵,不能生存。这种生活问题之佣佣式臣僚式的解决,亦在得水平线下的和官僚的生活而外,客观的帮助了军阀势力。如此而造成的军阀战争,其破坏社会生活,当不待言。尤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非剥削的小有产者,以变成最后的被榨取者之故,生活更因而恶劣和痛苦。

中国问题的经济性,不是又愈加显示出来了麽?

至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观察中国混乱变化的原因。(以下说五四以后)

本来这种问题的解决,是集中于经济的。一切剥削者,榨取者,因为生活优裕,安于现状。而受压迫的兵士,震于威压,虽生活而痛苦,亦莫可如何。然而大批的工农贫民,却不得不觉悟起来,为生存而争斗。自然,在这种情形中的小有产者,不仅同样感受痛苦,而且以享有教育的缘故,首先觉悟,成为这个争斗的向导。工农贫民的数量,非常之多,到处兴起。并且为从早实现革命,计一致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之下,造成一广大的革命高潮。

新兴的微弱的资本阶级,原是无力量而又要妥协的社会层。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亦以生活安舒之敌,并不努力于革命。但广大的痛苦者贫穷者所发动的革命高潮,刺激了他们并使他们生出报仇心理,想利用机会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取得更多的利益。因而亦叫出革命口号,可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民众势力,却破坏了他们。他们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掉转枪口。

这样,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军阀,在革命中,不仅没有受甚么打压,反而获得一个积极地反动帮手,于是他们就合起来了,大逞淫威。因而帝国主义的剥削,比前加紧,军阀官僚的剥削和资商豪绅的剥削,更厉害百倍。同时,他们内部的冲突,又形成不断的战争,来分外的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人民贫穷化的程度,也就比从前深刻得多,工农民族到处暴动,失业者,贫穷者,在当兵都收纳不了时,便大批的匪化。士匪之外,又添了“农匪”,绅匪等势力。于是全社会都形成一内乱状态。

总而言之,中国混乱,经过这一度革命中的变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划分得非常明了而尖锐。社会战争已经到不可否认不能消灭的地步了。所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不从经济上着手,是丝毫没有办法的。忽视这一点的人,便不能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陷于莫大的错误。

那么,中国混乱解决的关键,不是在于经济问题麽?这是一定的。(以下说去年以来)

这里,我想会有人说,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建设就非常重要了。倘然想到经济建设的目的,中国混乱即可解除。

是的,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建设,真能成功,也未尝不可暂时安宁中国。但在现状之下,我们且放开资本主义问题,看看是否有建设的可能。这个建设性的探求,非常要紧。一般人不注重这点,往往放言高论,把建设叫成口号,讴歌得不了。或者注重计划,仿佛只要有计划,就可实行一样。其实,这个建设可能性若不研究出来,好的变成坏的,建设变成欺骗。

据我看来,在革命民众死了多少,而帝国主义尚泰然自若,且正加紧侵略以求得新利益的情形之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发达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生存,就在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上面。如英日帝国主义,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途程,只有加紧对殖民地的剥削,尤其是对中国的剥削,才能延长他的末运,决不愿意中国发达资本主义的。依照近年的情形看来,美国是比较同意,然而居重要地位的日本英国不肯赞同,也是枉然,况且美国的愿意,还是一手拿着道威斯计划,一手拿着美利坚金元,用意在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呢!至于为帝国主义当工具的军阀,他们割据和战争,无一不是破坏生产,阻止生产。封建的地主豪绅之欲是高农业经济的地位,也无往不在作帝国主义的帮手了。

从事实上来观察,发达资本主义,必须要有资本和市场,因为现金外溢,缺乏资本。积聚于军阀之手的现金,也多存外国银行,被帝国主义又用以作侵略工具,借外资以兴实业,那实在是以前的旧路,再不然,也是圆美国道威斯计划的圈子,这是卖国奴的办法。所以顶好是要自己有资本才行。中国因为现金外溢,缺乏资本,既如上述。即有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而他的力量实异常脆弱,想以私入资本,几次竞争集中的方法,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固然是绝对不可能。就是要通过由私人竞争来集中资本的历程,直接由国家的力量,把小资本集中起来。(所谓建立国家资本)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仍然是无法抵抗帝国主义品的侵略的铁腕。没有资本的话,实在是一个最大问题。讲到市场,那不独当先之以统一和平,才有全国市场。而且必须特殊地给让农民有足备生活的土地,使工人有足够生活的工钱,一般地减少捐税数量,以轻民众直接的负担。只有这样,生产出来的商品才有买主,不然制造出后,又卖给谁呢?卖外国是不可能的,这又是有了资本以后的重大问题。

然而现在不是这样。建设完全离开民众的经济生活,而单纯的企图航空,计划无线电话等。这种情形,恰与四川大修罗马路?广设电话一样,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劳动待遇,减轻民众负担,而反借建设之名,大行筹款,把民众生活,弄得每况愈下。这样一来,大家还没有享建设的利,首先就受建设的害,及到马路修成,汽车开了,小百姓们却没有车去坐。这恰同乡村电话一样,为军事垄断,甚至连商业运输的利益都没有。建设于是一方而变成剥削民众,他方而又变成制造特权特利的办法。这样,治者愈加建设,小民便愈加贫穷。不解决民众的经济生活而建设,其结果必然如此。

这不仅资本主义的建设为然,任何形式的经济建设,也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不允许。并且也必有须于资本和市场的取得,民众生活的先行改善。这是用经济建设以解决经济问题的条件。

进一步说,不仅经济建设为然,一切建设,莫不皆然,民生政治之必在经济问题解决过后,才有可能,就是一例。

有一些人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只要有了“人权与约法”,中国就太平,这样的抛弃经济问题而讲民主政治,根本解除不了中国的混乱。因为从以前种种分析,知道中国的混乱所以产生,发展,如变化的原因,是在于经济。今抛弃去不管而谈人权与约法,只买药不对症。

就一般的“人权与约法”来说,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以资本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假设前者发达,则后者自然强壮,如是,则一方面可以减少用政治的剥削方法军事的剥削方法维持其高级生活的知识分子,即可以减少军阀官僚等等候補人和附从者,使混乱容易解除,他方面又因资本阶级强壮之故,有力量组织国家,实现民权政府和自由权利。

现在中国没有这一种足够支持民主政治的经济和阶级,因而在实际行动中没有一个由资本家中涌现出来的民主政党。自清末以来,直到今日,所有的政党,那一个不是以军阀补贴或国家税收作费用?这样不能自立的政党,如何可以不为治者工具,而民主起来。

这样,“人权与约法”,当然无从实现。即使要求到手,亦不过步欧美的后尘,为资本家增添政治势力。于中国广大的工农贫民等的自由与政权,一点也没有关系。他们的经济问题没有解决,衣食都不能保,何有于“自由”?除开饿死自由外,还有什么?所谓乡村政权,市政权亦不过填一张票子,抬资本家的政客上政治舞台而已。

所以说“人权与约法”,若不是为着广大的和劳苦的民众,或者说,要使他们彻底实现,那就非先解决工农贫民的生活不可。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以解决民众经济问题为条件。

然则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法又是什么呢?这是在资本主义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都不成功以后的一个问题。(以下说解决方法)

这里,我有现成的答案,就是解除建设的阻碍。建设不是在破坏前,而在破坏后。所以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以及与这些势力勾结而不可分的豪绅资商,是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民众从种种经济的侵略,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而后才说得上建设。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用革命解决经济的问题。

不明白这个观点的人,以为中国现在的贫穷,只是由于兵太多了,所以军费就消耗了全国年收入百分之七十几。只要一经编遣,财政的困难,立即平息。同时化兵为工,也就建设起来,经济问题,也不难于解决。兵工致业,以前数次有人行过,并无成效可言。况在民众生活未解决前,不说新的贫穷者和失业者还在制造,而编遣也就成为增加土匪的办法。士兵生活之不能解决,恐怕就是阻止建设的要素——这自然是假定能够真正编遣的话。若就现在的情形看来,编遣不是徒说不能行,就是编而不遣,以致编遣费用变为战争费用,于是编遣又成为剥削的别名。

比这种办法高明一点的,也是把经济问题当成实际的改良问题。他们的意见,以为只要政权到手,经济问题,便可用政治力量去解决。殊不知解决经济问题,是要解决广大的和劳苦的民农的生活,少数人占有生产,安富尊荣,而使多数人受其压榨,生活低落在水平线下,终日劳动,不得休息,而衣终不得一件,食物不得一饱,经济的不平等,即反抗与暴动之所由生。此为历史上所常见。所以解决经济问题,要彻底的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所谓生产关系就是财产关系,所谓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就是改变桎梏生产力之发展的财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之发展的财产关系。此种行为,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成功,并无和平的政治力量而可以改变的道理。

况且用政治来解决经济的办法,常为占有者统治者对于非占有者被统治者的政更作用。其目的在维持他们自己的安全。而把非占有者被统治者当牛羊一般地司牧。贵族阶级的保育政策,有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即属如此。这当然是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尤其是在中国来行经济的改良主义,结果还是欺骗民众,断不能实现的。即如对农民的改良政策,所谓田赋政策,二五减租的方法,遇着了中小地主占优势的中国,也是极难行通。因为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品经济的铁腕,打破了半自然经济的纲羅。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市场对农村统治的威力,飞速的增进。因此广大的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很快的走上穷困,破产,失业的遣途。就是中小地主,也不免日趋崩溃,只有加紧农民的剥削,才能维持他的寿命。决不能轻易给农民恩惠。对工人的改良政策,所谓改良生活,八小时工作制度等,又遭着弱小的资的阶级要与强大的帝国主义在市场上竞争,只有加紧工人的剥削,才能保持不至破产。决不能轻易给予工人的恩惠,这更难于实现。然则改良主义,不是欺骗民众的吗?所以改良主义在欧洲有维持现状的可能,在中国,简直没有可能。这是因为没有改良主义所必须的资本生产发达,民主政治稳定两个条件的缘故。

从此可知道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当着一般的建设问题,或经济改良问题,都是不能解决他的。解决他的方法,只有一个——革命手段。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经济问题的性质与解决他的方法。凡经济问题在于数量之增进的,即单纯的发达生产,那就只须政治力量,若在于质量之变更的,即首先地变改制度,——财产关系,那就纯是一个革命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属于前者,而属于后者。换一句话,中国的经济问题到今天已经不是资商豪绅厂主地主的生活问题,而是工人农人贫困民众的生活问题。并且就历史的推移和革命的阶级看来,已到他们两方面的生活问题不能并行解决必须牺牲少数以将就多数的时候了。中国的混乱,又是起于多数人的生活之不可保。少数占有者对此问题的无能,正与欧洲资本家不能解除经济危机以保全工人生活一样。这是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的中国,其经济问题与资本主义大为发达的欧洲,不免要取同一解决方法的缘故。

有些人在这时必然要说,用革命解决经济问题好到好,牺牲太大。中国已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的榨取,资商豪绅的剥削,再加之军阀战争,土匪横行,把社会经济破坏得差不多了,还经得起什么革命。所以改良主义究竟是可以保存元气的稳健办法。

持这种说法的人,固然是受资产阶级的欢迎,还有许多青年,不曾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在那里随声附和。我以为他们不但不懂得革命,失于妥协,而且不懂得中国混乱解决的途径以及中国经济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关键。总括一句,他不明了中国混乱的必然性,与中国出路的必然。

现在不必说理论的话,单从事实上来讲。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割据和战争,资商豪绅的剥削,是不是能够自行消灭?这是谁也知其不能的。既然这样,则中产之家变成贫穷,贫穷之家至于失业,就是必然的结果。这时不仅已酿成的混乱不能消除,而新的混乱又在制造,务非到明末的大混乱不止。倘若改造家还拿不出正本清源的办法,必然愈演愈烈。所以妥协的改良办法,完全是敷衍办法。这是走不通的。保皇变法预备立宪的无结果,则必出之以辛亥革命,联省自治和平会议的无结果,而必出之以国民革命,已经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了。目前的编遣,建设?人权,约法,岂不是又在教训我们。大家应该觉醒了。

明白这个,便可知道用革命以破坏一切的话,不是意气用事,或好行捣乱。事实务之必然,而无可如何。只有用革命来先破坏后建设,才量正确的途径。破坏不是别的,就是扫除混乱,从根本上肃清民众的一切剥削压迫者,所以革命的破坏,乃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要破坏才能建设,这好比要平地基才能修房子一样,倘然固执改良主义,一听说革命的破坏,便以为是杀人放火,不是爱国的人,是大家的仇敌。不仅使人笑,而试问中国目前的混乱,是不是在加紧破坏,赤贫了,救救工农民众,屠杀了无数工农民众,难道值不得他们的哀矜!为什么一听说推翻民众的一切剥削压迫者,便不胜其忿恨和害怕?这自然是他们的地位不同,他们固然也在叫出革命的口号,然而一味的苟合和敷衍,实在异于帮助反动势力,延长混乱局面。其结果只会使中国 病躯奄奄就死?

这便是我对于中国问题的经济观,经济学研究会的人,应该对此作详细的和具体的研究,能够使中国问题,得到一种深切而且正确的解决,那就很好了。

(原载成都大学《科学思想》  第39、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