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迈开矫健的步伐，勇往直前吧
(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九月十五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都热烈欢迎这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这个八十三岁的老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走出来，今天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为迎接这个伟大会议而欢呼的时候，我的感想是特别多的，我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
从一八九八年满清时代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的宪政运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接受了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但他们变法的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改良和加强旧政权，他们的意愿是在“保皇”。这样，自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以致一遇到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击，结果就只能是以完全失败的悲剧而告终。
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却愈演愈烈了。满清皇朝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可是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发布的预备立宪诏书起，要“预备”九年，还没有“预备”完毕清朝就灭亡了。预备立宪的诏书里面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说到“大权统于朝廷”，倒是一点也不假，翻破了“钦定宪法大纲”，只见“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等等，满纸规定一切立法、司法、军事、外交、行政大权，统统由皇帝独裁。说到“庶政公诸舆论”，却是弥天大谎，正是为了要求“庶政公诸舆论”，我曾经亲身经受过生命的危险：
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四川人民根据清皇朝“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准备修筑一条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的川汉铁路，并且在田粮附加和捐税抽收方面，已经筹集了两年路款。一九一一年(辛亥)五月，宣布“铁路准归商办”的清皇朝却又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强取豪夺地要把川汉铁路抵押给英国。四川人民为了争取路权，阻止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腹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同年九月初，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召开，举我为副会长，联同“保路同志会”的罗纶、蒲殿俊等，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成都市民也罢市声援。九月八日，赵尔丰将我们八人诱到督署花厅，反缚住双手逮捕起来，特别在我和罗纶的颈上架着大马刀，胸膛抵着洋枪。这杀气腾腾的场面并没有吓倒我，我反而向赵尔丰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地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赵尔丰无词答辩，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随即将我们囚禁起来。群集督署要求释放我们的成都市民，竟遭卫兵开枪驱逐，死伤二十余人。这样残民以逞的清皇朝，怎能不被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推翻掉！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致使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掌握了国家大权，所谓“临时约法”也就成了废纸一张。
袁世凯把政府从南京搬到他的势力范围北京，在一九一三年率性撕毁“临时约法”，指使喽啰们编造“天坛宪法草案”，其中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抛弃了“临时约法”所有的进步精神，公开恢复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我当时在北京任众议院议员，亲眼看到袁世凯攫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又处心积虑地玩弄“宪政”，以逐步实现窃国的阴谋。袁世凯就是这样“行宪”的：当国会不选举他作正式大总统时，他就指派喽啰们包围会场，叫嚣：“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于是议员们从上午八时直到下午十时，挨了一天饿，投了三次票，才被迫把他“选”成了大总统。袁世凯为了便于放手窃国，便解散了国会，我也就回到了四川。第二年袁世凯居然穿起龙袍，称起“洪宪皇帝”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我就联合四川旅长钟体道，以及川北全部、川西一大部的武装民团响应讨袁，并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国各地起义的炮火，不久就轰垮了这个窃国大盗的“宝位”。
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大军阀曹锟，在一九二三年曾经公布过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只不过是“天坛宪法草案”的翻版。此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公布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一九三六年公布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亦即所谓“五五宪草”五五宪草，颁布于1936年5月5日，故名。，最后在一九四六年又由伪国民大会通过一个“中华民国宪法”。所有这些少数人“钦定”的伪宪法，都是用来奴役和压迫我国人民，巩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些遗臭万年的伪宪法，不但与民主毫不相关，恰巧是强奸民意，只有给我国人民带来重重的灾难。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仍然原封未动。所不同的，就是从清皇朝一脉相承的反动统治，到了蒋介石这个徒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蒋介石一面狺狺不休地嚷着“民主”，一面却廉价地拍卖祖国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凶残地向祖国人民开刀。蒋介石带给人民的灾难，实在是罄竹难书。蒋记“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全国人民是领教得不少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写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戳穿了假民主的把戏，这小册子就被禁止发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要通过蒋记“宪法”。前一天的晚上，我在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民盟终于拒绝了参加御用的伪国民大会。后来蒋介石竟抛开“民主”的遮羞布，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禁止民盟活动，逮捕和屠杀民盟盟员。那时我在上海一个医院里养病，蒋介石终于派军警把我在医院中监视起来。当时要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和解放大军的到来，我是活不到今天，看不到全国解放，更参加不了这个为我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为了达到立宪、行宪的要求和愿望，我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颁布真正民主的、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我强忍着兴奋的热泪欢呼：伟大的愿望实现了！我国人民万分感激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劳苦功高的毛主席！我们要更坚强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和学习，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把祖国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国人民要求宪政的长期斗争的年代中，我从青年变成了胡须皓白的老人。幸而在垂老之年，我还能同青年们一道共享民主幸福，我的心情怎能不感到“返老还童”了啊！现在摆在青年们面前的是康庄大道，有共产党、青年团的引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照耀着前进的方向，而且在宪法(草案)中更明确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真是万事俱备，只待青年们努力前进了。亲爱的青年朋友们！要在你们的手上把祖国建成瑰丽的花园，要把你们的歌声唱到共产主义社会，迈开矫健的步伐，勇往直前吧！
（《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