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莫斯科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的意见
(1947年3月12日)
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已于三月十日在莫斯科开幕。这一会议虽以讨论德奥和约问题为主，但亦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讨论到中国问题，对于今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最有力量的国共两党，对于这一点已经各自表明他们的态度。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着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亦不能不坦白明确地表示我们对于这一会议的意见和期望。
首先，我们承认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具有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国内战已因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必将更加扩大残酷，如果继续进行下去，难免要危害整个世界的和平。同时我们亦愿对全世界人士声明：中国人民除了极少数的好战分子，几乎可以说一致反对内战。自从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中国人民更积极地不断进行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希望用人民自己的力量在国内建设起和平民主的新秩序；一面亦期待各先进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对于我们这种运动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我们深知：在整个世界奔向和平民主的时候，在中国亦必须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只有和平民主的中国，才能协助建设和平民主的世界。所以我们的努力，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且还符合整个世界和平的要求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劝告中国“迅速停止内战”，“扩大政府基础”，使各党派都能有“公平而有力的代表”参加。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又发表联合公告，希望“有一团结和平民主的中国”出现，力言“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的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突的停止均属必要”，“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事务的政策”。当时中国人民，对于杜鲁门总统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这种善意公正的劝告，不但不曾表示过反对，而且还表示过相当满意的欢迎。前年十二月马歇尔将军被派来华调解中国内战，帮助中国内战的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及整军方案，帮助中国各党派成立政协的五项决议，中国人民还曾经对他个人表示过热烈的欢迎和异常的感谢。这些事实，充分地证明：中国人民决不盲目地拒绝外国的善意公正的调解。但是倘若有人要假借调解之名而行其偏袒之实，帮助中国扩大并延长内战，以增加中国人民的痛苦，损害中国的独立和荣誉，那就必然要遭遇中国人民的极度憎恨和坚强反对。
一年多来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所进行的事实，根据去年十月十八日美国援助远东民主委员会在纽约所发表的报告，就可以说明了“在战胜日本之后，美国乃训练和武装国民党军队”，“除了武装和训练国民党陆军，美国尚训练和武装国民党海军和空军”。从前年九月起到去年六月止，“国民党军队被美军运送到华北、东北”的共有三十七个师，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人；在前年八九月间，单用飞机便“运送国民党军队十四万名到华北”。据杜鲁门总统的报告，“只就空运四个国民党军的消费已值美金三万万元”。“自从日本投降日起，美国政府已经援助国民党军事财政两项合计美金三十万万元，这笔款多于在大战时援助中国的数目”；另据“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美国民族杂志的估计……其总数合计美金四十万万元”。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宣称：“驻华美国海军有海军船只一百三十六艘，海军人员一万五千名，海军陆战队三万五千名，这个数目并不包括海军飞机队、陆军飞机队和地面陆军以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人数”，“青岛事实上已变成美国陆军根据地”。单看这些事实，就可以明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前后距离相差甚远。中国人民极愿与美国人民保持并增进传统的友谊，亦愿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图增进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改正现行的对华政策。我们认为一切违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政策，不论出于一国或数国，都是不友好的对华干涉，都要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强反对。
根据上述的认识的态度，我们希望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第一，要一致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特别要纠正美国政府一年多来违反这一约束的种种国际行为，首先要督促美国政府立即撤退一切驻华的军队(包括军事顾问团在内)；倘使苏联在大连还有未撤的军队，也要同时撤退。第二，要尊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同情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运动，在包括全国真正的民主统一联合政府成立以前，任何国家都要停止一切财政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以兔扩大并延长中国内战。我们要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严正地声明：倘使你们能根据前年十二月三外长会议的基础，给予我们以善意公正的调解，使中国内战从早结束，中国人民自然不会加以反对，如其不能，那就请你们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张澜、沈钧儒、罗隆基、鲜特生、马寅初、郭沫若、谭平山、柳亚子、翦伯赞、周谷城、侯外庐、沙千里、胡子婴等56人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10—3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