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张澜在日本弘文书院学习。这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清廷驻日公便发动留日学生为太后祝寿,张澜坚决反对。他在中国留学生会上说:“中国已闹到亡国地步,人们的心情很不安,还有啥子心情来办这喜事?皇太后既已年届古稀,还不退朝更待何时?光绪皇帝青年有为,也不能徒有虚名了……。”当时被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下令将他押送回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张澜在南充办学，兼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校长)。因见贪官豪绅横行乡里,乃联络地方人士开展了反苛政、反贪污、反滥收粮税的斗争。南充知县邓隆,早已怀恨于心,便以“查学”为名寻机报复。邓隆出巡,照例要人夫轿马,鸣锣开道,以显威风,属下也照例要整衣恭候,并设宴款待。张澜不予理睬,他以避免扰乱学生为由,要邓的马夫停留校外,只在客厅待茶。邓隆遭此冷遇,愈益怀恨于心,便以“抗粮罪”来陷害张澜,欲加严办。张澜立即联络地方各界人士揭发邓隆历年贪脏枉法及邓父同住县署、招摇纳贿丑行。斗争结果,邓隆被调离南充。当时南充有这样一首民歌:“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张澜排行第三),官府其奈表方何。”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与美、英、德、法等国签订了卖国的贷款协定，宣布将民办的川汉铁路权收归国有,转而将路权抵押于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四川人民群起反对。四川总督赵尔丰企图镇压这场爱国运动，在9月7日诱捕保路运动的代表张澜、罗纶等九人于督署花厅。特别对张、罗二人大刀架颈,洋枪抵胸,妄图胁迫他们屈服。张澜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当场揭露清廷把路权收归“国有”的阴谋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修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路权为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出去卖给外国人,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非浅。”赵尔丰理屈词穷,拍案大叫:“张澜你太横强。”当即喝令将他们囚禁于督署中,加以“抗命朝廷”之罪,“候旨问斩”,后因保路同志军和武装群众围攻成都，赵尔丰只好将他们释放。
(《巴渝故实录》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