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
4月2日 在成都宪政座谈会上谈对三民主义共和国意见
张氏认为:五五宪草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根据宪草说明书，采用苏联及西班牙两国宪法的。两国皆为阶级专政的国家，与我国国体不相伏，故不如改用民20年国民政府公布之训政时期约法第三条“中华民国为永久统一共和国”较为适当。(《华西日报》1944年4月3日)
4月16日 在第二次宪政座谈会上讲话
宪政实施，尚须抗战结束一年后。今日吾人希望政府实现民国20年所颁布之训政时期约法，因约法中已规定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居住、迁徒等自由及监督地方官吏。吾人一面研究宪草，促进宪政；一面应请政府实践民主精神。故望本会建议宪政实施促进会，请政府实施约法，将人民应有之根本自由实现。 (《华西日报》1944年4月17日)
7月13日 和记者谈现阶段的民主宪政运动
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到了现阶段，反而显得有些沉寂了?
张澜没有立即回复，却反问道:你认为宪政运动曾经不沉寂吗?你认为过去讨论条文热烈，就是宪政的热烈吗?
问:至少过去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条文。
答:讨论条文是傻子们才干的事，宪政运动要求的，应该兑现。至于宪政运动的是否热烈，在地区的分别上，只有昆明和桂林，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曾经响应过云南方面的呼吁，目前还在等待着回应。整个宪政运动，都是以（当局)是否有诚意为转移，因此，没有时间上的区分。
问:在重庆方面负责促进宪政的先生们怎么样了?
答:他们也正忙着比民主自由还要迫切的事情吧!”
（《华西晚报》1944年7月14日)
8月17日 与《华西晚报》谈国民参政会
记者问: 您何时前往参加九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
张答: 还没有决定是否出席。记得民国三十年，本人同张一麐、张君励等十余人，提了一个关于实现民主、加强团结、贯彻抗战案，并附有办法十条，诸如要求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办报、旅行等自由，及禁止一切非法的处置都在内，但此案大会未经审查，亦未提出讨论，后来，本人要求印成油印，普遍发给各参政员。从此，我对参政会表示灰心了。三十一、三十二年我都没有出席开会。去年，张主席（张群）邀我出席，并问我不出席的理由。我向张主席说明:“第一参政会不够一个民意机关，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人参加太少，第二，我的提案政府不采纳，甚至不许提出讨论，我还开什么会呢?”。（《解放日报》1944年9月16日）
8月26日 与记者谈民主问题
中国没有民主，就永远没有办法。中国今天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今天中国假如还不实现真正民主，第一，起码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而单凭少数“天才”是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第二，没有民主政治，民权就不能伸张；第三，由于民主不能伸张，人民受到了压迫，试问人民的力量是怎么能够发挥出来呢？
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同时，民主也不是少数人包办得了的，果真包办不出来了，那个政治就不能算做民主。
这次主要的是到重庆看看。关于是否要提案，他也不知道，理由是：他不愿提枝枝节节的问题，……至于在参政会上发言的机会，那是不会放弃的。但他仍然表示，他还是希望有所提案，以便有助于民主运动的展开。
（《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
9月3日 与各大报记者谈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是整个的，要是枝枝节节地去说，枝枝节节地去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乃是应付的态度。这种态度，应为我们所不取，因为这只是枉费精力。
今天国际形势确实好，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很高。但是倘若因此而懈怠了去把我们的外交办好，把内政革新，把民主实行，那是时机并不等人的。国际地位要靠自己的努力才撑得住。我们哪里能够把一切问题都等到战后去解决?
今天的问题在于：（一）如何集中全国人才。要政治清明有为，必须集中全国英才，不存党派畛域。”（二）民意必须自由反映。今天多的还是党意与官意，民意太微弱了。（三）党争必须和平解决。所有这三点，归根结蒂，关键是在民主。只有民主是中国唯一的道路，只有实行民主才是国家人民之福。
（《新华日报》1944年9月5日）
9月4日 谈中国走民主之路
中国必为一完全民主国家，宪法之实施亦无问题。惟有两大问题足以妨害走向民主之路者，其一为贪污风气之流行。其二为政治实践精神尚不够标准。
（《新蜀报》1944年9月6日)
9月24日 在宪政座谈会上的讲话
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七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了政治、军事、经济部门都陷入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以挽救危亡。时间将不等人。我们将来要民主，而目前为了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
（《新华日报》1944年9月25日）
对这次会议的评价
发言人之多，会场的热烈情绪，在重庆简直是空前未有现象，讨论的主题是民主。以‘中国需要民主’作题的发言者，除开有慷慨激昂的外，甚至有痛苦流涕的。有人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就是要求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华西晚报》1944年9月29日）
9月27日 在成都接受各报记者采访，谈民主问题。
记者问：张先生此行看见了些什么?
张答：我没有看见什么。所有的不良现象在过去就看熟了，而新的却一点没有。
问：这次参政会的成就怎么样?
答：这事你顶好问问别的参政员，因为参政会我只去过三次，总计在那里坐了八点钟。在这八点钟里，只有冠冕堂皇的报告，这些报告，全国报纸都载过了。
问：请谈谈重庆的民主运动情况。
答：参政会闭幕后，参政员们和其他要求民主的人士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人有四五百，会场挤满了人，会场外的窗口处也挤了很多人，发言人之多，会场的热烈情绪，在重庆简直是空前未有的现象，讨论的主题是民主。以“中国需要民主”作题的发言者，除开有慷慨激昂的外，甚至有痛哭流涕的。有人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就是要求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个经过，你们如果看了本月二十五号的重庆报纸，就可以完全知道。
问：座谈之后，是否还有什么决定呢?
答：有，产生了一个“民主促进会”，推选了九个负责人，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国民党员，如刘文岛、屈武、王昆仑等。由此看来，国民党人也是如全国人民一样的迫切需要民主。
问：据张先生如此说来，民主运动显然是在展开中了，但在这一个发展开的阶段，究竟应该怎样作呢?
答：跟言论自由的尺度放宽一样，刚开放这么一点，你们作新闻记者的是不会觉得满足的。因此，民主运动的现阶段，还说不上如何作，而是应该尽量说的时候，重庆宪政座谈会上可以衷心说出需要召开国是会议，需要组织联合政府，别的地方当然也应该说出重量相等的话。
（1944年9月29日《华西晚报》）
Δ 与记者谈关于参政会的观感
关于参政会 此行因身体关系，到会不过两三次，对大会各详情不能一一奉答，不过此次大会，各参政员比从前较为敢言，对于政府之机构冗乱，人事败坏，表示愤概。尤其对于官吏之贪污与麻木尽量提出，要求改革。最高当局与各部会长官亦在大会自认缺点甚多，非振刷不可。但以个人观之，改革缺点，必须大开大办 ，非真正实现民主，不足以集中人才伸张民意。以改革政治，枝枝节节而为之不足以振作一新也。”
对于中共问题之感想:中共问题非军事问题，乃政治问题，如政治真正民主化，则军队自然国家化。丢开民主不肯实行，只拿军队多少来讲价，不会得到解决。目前局势，极端危险，余个人认为各党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时，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必需，故中国民主同盟亦主张联合政权。此一主张，提出已有数年，不过今日解决国事阽危，而国际复有所推动，始行公开提出耳。
陪都之民主运动情形，今日民主运动，已不分在朝在野，24日在陪都开宪政座谈会，冯玉祥、覃振晴均主张实现民主;参政会大会提案发言主张实施民主，亦多系国民党籍之参政员也。
（《华西日报》1944年9月28日）
10月7日 在成都五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12个学生会主持的国事座谈会上的演讲
你们不是受到种种的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过问国事吗?(笑声)你们提出这样许许多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为甚么你们会提出这样许多问题呢!反面就是不民主。(鼓掌)在这里我们要问，何以政治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时局危险到如此境地?这十几年来，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样政治，是一党专政的党治，因此就生出种种困难，时局万分危险，(鼓掌)目前有两个大问题即应解决:一如何革新政治，挽救危机局。二如何促进国共合作，达到国家的统一。这是急需解决的，至于如何革新政治，只有实行民主。所谓民主宪政，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的事要真正大多数民意所好所恶为标准。结合全国的人材一致努力，这才把国家办得好。这十几年来，国家的政治叫做以党治国，只有党权，只有党意(大鼓掌)。我从27年起当参政员，就不是民意把我选出来的，(鼓掌)参政员只是政府指定和固定，政府机关的官吏，或乡镇保甲长，非党员不用，或入党入团。此民意不能表现，舆论不能伸张，所以官吏贪污，法令繁多而扰民，民不聊生，财政私人，(大鼓掌)军队没有不吃空额，前方如此，后方如此。兵到哪里去了?军官们把他们吃了。(掌声的笑声杂作)这次重庆举行现宪政座谈会冯玉祥先生说:现在的兵，壮丁变成瘦丁，瘦丁变成病丁，病丁变成死丁。军事第一，我们要兵吃饱第一。要是民意能表现，舆论能伸张，今天国家危险到了如此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中国永远是民主国家，特别是为抗战救亡计，实行民主才能全国团结，人才才能集中，政治才能革新，扫除一党专制腐化的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关于国共两党问题，他们各有主义，区域，军队，到今天国家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合作。然而他们谈判了好几个月毫无结果，就是实行民主的先后问题。在中央方面必须先实行统一军令政令，然后才能实行民主。在共产党方面，先实行民主，然后才能谈到军令政令统一。其实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同之类甚多，只要现在彼此以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为目的，军队就是国家的了。今天国家要达到真正统一，必须先要团结，要团结就只有民主。根本问题不解决，枝枝节节去争取，你们又要问其故何在了。
现在是要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组织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要起来喊!喊!喊!那么它的内容就自然有了。(大鼓掌)我们的蒋主席是很贤明的，这次个人出席参政会，我私人见过他两次。中国今天须要实行民主，他也是明白的。但这中间确是很复杂，就等于说你的东西要送给别人，你的太太又不愿意呢?(掌声笑声混作)你们都是大学生，你们对民主政治早有认识的，非要求实现不可，将来战后政治的建设，经济建设，尤其要民主，政治的民主就是自由；经济的民主，就是平等。政治的自由，要学习英美的民主；经济的平等，就要学苏联的民主；战后新中国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
(《华西日报》1944年10月8日）
10月8日 “成都宪政促进会”第五次座谈会上谈渝民主运动情形
此次出席参政会，实在对不起大会，因本人总共到会三次，仅约8小时。所以会内经过详情不十分清楚，现只就重庆民主运动情形向大家报告。本人三十年赴渝出席参政会，曾提出实施民主加强团结案，当时根本不能交付审查，并且还有加以污蔑，可是到去年政府也在倡导民主了。而这次会议的提案深得赞词，这可见还在往前进步。我们现在为了革新政治，挽救危局，确非立即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可。这个主张决不是任何一方面的主张，我们民主同盟以及国民党内不少有力人士均同样主张，只不过提案由共产党提出大家来响应，所以这个主张可说是三方面一致的要求。要知民主与一党专政是绝不相容的，如果不结束党治，所谓民主便是假的。在渝国民党人士，对主张民主者，有两种批评。一说是地方军阀与无聊政客，想造反想做官；一说以俄国克伦斯基政府为例，实行民主以后，只是为对政治野心者造机会。实在说，我们的主张，完全是为救国家，挽危局，是帮助国民党及政府。这个提议蒋主席会不会答应呢?蒋主席是很明白的，他也知道中国今天非实现民主不可，只是有些‘死硬派’不愿意。我同邵先生曾两次会见蒋主席提出今后用人，不问党籍，只问才不才，蒋主席非常同意，临别还请我们尽量推荐贤能，决予任用。这些都可见蒋主席是明白的，只是‘死硬派’将他包围蒙蔽。民主同盟前在渝召集宪政座谈会，情绪空前热烈，讨论结果，一致主张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提出不只说空话而且要做。随即选出9人，负责筹备成立民主促进会。综上观之，几年来民主运动的进步，委实可以乐观，各种职业部门人士应赶快组织起来，表现我们的力量，贡献我们的力量。
今天情形怎样?腐败分子成了集团，军队不能打，公开的贪污，这样的政治不快改良，危机渡得过吗?
组织联合政府，却是帮助国民党，而不是推翻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不过为的是国家。
参政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有几个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连乡保长人选都要有国民党党员二人担保，所谓民主在哪里? 要争取民主，革新政治机构，最低要求是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实行民主宪政，除了说以外，还要赶快组织起来，大家团结，我们的民主宪政促进会要动，要争，政治的改革是可以争取得到的。
(《华西日报》《华西晚报》1944年10月9日）
1945年
1月25日 谈现阶段的民主运动及中央归还川民粮款保管问题
民主运动虽尚不为想象之迅速，但有一种显著表现，即一切在地下之民主力量，已开始逐渐发出其光芒。
过去本已选定大部分参议员，现此一决定既然又不能成为事实，则甚盼仍能以人民决定为决定，故主张由各县召集乡保大会选代表来省，重新选举保管人员及设计人员。
（《华西晚报》1945年1月26日）
2月9日 与记者谈中国民主政治前途
中华民国势必民主，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垮台后，赓即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这以后可知世界一定是不准不民主的，或者民主不够的政权存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是比其他勿论那一个国家还要迫切的。因为假如不民主，或者假民主的话，战后不能得到国际平等地位的；今天中国在抗战这个前提下勉强说得上团结，但抗战以后就不能不以真正的民主政治来团结全国上下，建筑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也就是立即团结各党各派，成立联合政府。这一点，美国比我们看得清楚，美国很了解有一个在野党，勿论在那一方面都会进步得很快。但美国不去扶持这个进步的力量，而一味帮助领导抗战的现政府，就是为了希望这个抗战政府也进步，而且直追。我们这些一直在坚决主张和呼喊着民主的人，同样也是只要求真正的民主，所以我们希望并且愿意监督。在国际上已经得到有力的帮助，就该把握住这点，认清这一点，在政治和其他方面努力下去，不要以为因自己有了撑腰的就继续顽固下去。
（《华西晚报》1945年2月10日）
2月26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
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内以求国家之统一，外以得国际盟邦之平等。
当二十九年冬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因新四军案件而起纠纷，其时国民参政会各小党派及无党派之参政员十数人，联合出面调解，向蒋委员长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种主张。以为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才能解决国共两党纠纷问题，得到全国政令军令之统一。虽未见采纳，然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遂为民主同盟之基本主张，而今未稍改变。
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并使于抗战期中与抗战军事结束后，均不至再发生内战，损害国家元气，益陷于不易恢复之境。此种动机，亦至今未稍改变。
到了三十三年秋间，因国势的阽危，已到了极严重关头。而在一党专政的党治之下，则政治军事日益败坏，则财政经济日益匮竭，人心亦日益离散，非立即实行真民主政治不能振奋人心，团结全国，内以革新庶政，外以加强战力，而获得最后胜利。然欲促成真民主的实行，仅限于党派结合之政团，其力量实嫌不足，必须扩大到国内一般要求民主，赞成民主的各界人士都来参加，群起响应，共同努力，始能促成真民主政治之实现。于是把“民主政团同盟”的“政团”二字取消，改称民主同盟，以期全国之一致。
民主同盟，目前对于国共两党之态度，是极其公正明白的。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绝不与之合作。国民党能实行真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借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合作。民主同盟的主张，始终是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是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应尽忠于国家，而彻底取消军队内任何党的组织，全国任何方面再不许有党军与私人武力。政治民主化的目的，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期建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平等的新民主国家，而走上安全繁荣之路。
更有言者，民主同盟基于国共以外各党派之结合，而此结合，总有其共同的正确主张，与共同的远大目的，绝不会受他方面之威胁或利诱而改变、而分化。不过各党派虽加入民主同盟，民主同盟不能拘束各党派之一切行为，各党派亦不能以其一切行为单独代表民主同盟。
民主同盟是始终站在国家的立场，谋各方之团结，以实行真民主，以此救国，以此建国。乃近来常有自私自利的反民主的人，因见民主同盟主张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公开政权，遂诋为受共产党利用。民主同盟是否受共产党利用，自有事实证明。试问三民主义是不是进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即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当然要取消党治，公开政权。所可惜者，三民主义未见实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
(《华西晚报》1945年2月26日）
春 对《大义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青年党，民社党都有名额，真正要民主的党派反没有。国民党政府是以民主国家资格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出席的代表却都是国民党指派的反民主的人，这是对民主的极大讽刺，看来光有争民主的理想，光有理想的善良意图是不够的。要使理想成为事实，唯一的途径，是严正地对一党专政现实采取行动。《大义周川》按张澜的谈话，还撰刊了社论。国民党政府在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及人民舆论具压力下，放弃了独占代表名额的专横企图，董必武代表共产党出席了联台国旧金山会议。
(原载《长宁文史资料》第10辑)
6月3日 在省市盟员大会上的讲话
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一党独裁统治，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丢在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当成一个饼子来吃了，人民大众遭殃。要不得，我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搞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是伪装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欺骗全国老百姓，是不得人心的。孙中山先生提倡新新三民主义，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基本一致的，我们现在要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真民主，中国才有希望，才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制止内战，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甚盼同志们团结起来，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奋斗，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中央盟讯》1984年第5期）
7月1日 论报纸之职责
现代报纸，率以代表舆论自许，此固然报纸本身职责。报纸如何始克尽此职责，以余观之，殆亦非易。盖报纸之存在与发展，必先有其存在与发展之条件，此条件不具，即勉强存在，亦无由践履其职责。条件为何？民主政治是也。
今日欧美民主国家中，其人民之意志，因报业之发达而表现益彰，然考其报业发达之由，实与政治民主化有密切不可分之关联。英之泰晤士报为现代报业之先驱，即使英人不力争民主自由于十七世纪，查理二世，仍得继续行使其压制舆论之政策，英人之民营报业仍继续慑伏于皇室专制淫威之下，泰晤士报必无生存之余地，遑论其他。故报业为使其前途发扬光大，争取民主政治之实现，诚为切身必要之图。
在民主政治实现以前，报纸果欲代表舆论，且所代表者又为真正之舆论，则为报人者，必具维持真理，守正不阿之精神。夫不避权奸，载笔直书，虽古良史，尚属难能，顾天地间浩然正气，必善养而后得之。然则报人人格之锻炼，其可忽乎！
抑尤有过者，报人立言纪事，其于社会生活，影响甚大，偶一不慎，则社会未蒙其利，先蒙其害。曩时吾每见有报纸，于家私琐事，辄纪之不厌求详，甚或铺张扬厉，推波助澜，而当事者遂以蹉跌，此于人心世道，殊少裨益，非以事业为职志之报人所当为者。余意报人立言纪事，操舆论之权威，为人民之喉舌，大处小处，总宜搜考详实，出以谨严之态度，民主所必争，真理所必护，正义所必持，阿谀所必拒，古人有言，“修辞立其诚”，庶几近之。
华西晚报发刊至今，四年有余。今复以适应客观需要，锐意革新，谨缀数言，以勉同人。
（《华西晚报》，1945年7月1日）
7月3日 离开成都时的谈话
毛泽东主席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我非常拥护，这次赴渝是为了加强盟务，促进民主团结，促使国民党拿出诚意来进行谈判，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并取缔特务组织，释放爱国政治犯，为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
(《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第120页)
7月4日 抵渝时发表谈话谈来渝任务
本人此次来渝，任务有二：一为促进国内民主团结，一为商讨同盟盟务。德国的被击溃，是表现民主力量战胜了法西斯，最近旧金山会议的举行，更是充分表现出民主世界共求的目标。今日德国虽然被击溃了，但是东方的敌寇还是在作最后的挣扎，假使不能彻底击溃日本，便是民主势力未能获得胜利。目前中国唯一的任务便是怎样加强自己的准备，配合盟军登陆，实行反攻。今日国内还不一致，各地的摩擦时有发生，我们如欲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真正的胜利，必须根绝分裂现象，国内团结一致。如欲国内团结，则非立即废除党治，实行民主不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以来，为争求民主奋斗，不遗余力。最近黄炎培、左舜生、褚辅成诸位先生应邀赴延安，为民主团结就商于共产党，这是表示国内问题亟须解决，更是迫不容缓。此事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甚大，本人应本同盟同仁之约特来重庆，以便就地与各方民主人士随时商讨，有所推行。关于国内立即实行民主之道，本同盟早有主张宣之于社会，但希望目前当局对于诸多不民主的现象予以澄清，如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释放全国政治犯，取消特务，保障人权等，俾团结协商能顺利的进行。其次同盟总部设于重庆，本人离渝已久，盟务诸多问题尚待商讨，以便加强推进。
（《新华日报》1945年7月6日）
7月6日 在民盟重庆市支部举行盛大欢迎会上的讲话
我来是听诸位盟友的宝贵意见，并不是指示什么的，我们对内一定要民主（鼓掌）。今天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我们要将国内不民主的现象予以澄清（鼓掌），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主团结（鼓掌），我这次来重庆的最大目的系促进全国的民主团结。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习惯中，力求实现民主；对人不要抹杀别人的长处，对已不要掩饰自己的短处，我们要痛切反省。
（《新华日报》 1945年7月8日）
7月8日 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的谈话
好几年我都没有出席。去年到重庆系同盟改组，这次来重庆系加强盟务。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民主团结，那么我当竭力促成，我希望国民党顾到国内外的局面，不要在11月开国民大会，要在党派会议上，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新华日报》 1945年7月10日）
7月14日 致蒋介石
澜以衰耄，冒暑长征，苟利国家，敢为身计。窃谓今日之事，胜利第一，欲致胜利，首当团结，此为常识，无须深论。惟谋团结，必对事实。吾国不能离开中共以言统一，犹之世界不能离开苏联以言团结，理势则一也。比年以来，集结同人，调协国共之争，心力所逮，劳怨未辞。议者不察，或疑偏袒，殆有所蔽，未足深较，一笑置之耳。顷读公“有容乃大，必忍始济”之讲词，知公亦深以澜等平日之主张为然矣。六参政员延安之行，澜知结果尚佳，转捩之点，既在政治会议之重开，甚望早为决定，澜因乐观厥成。兹更敬陈两义，惟公察之。为政之道，宜占机先。故曰“焦头烂额，不如曲突徙薪”，远虑深谋，正所以争取主动也。国家前途，必行民主，沛然洪流，谁复能御？是则所以促进民主者，政府允宜先机立断，尽量推行，不必待国际牵引，群情追求，而后点滴为之。果如是，则人失藉口之资，公居领挈之首。国家人民之福，抑公之利也，所以行之，则贵乎诚。此公学说，冀能实践。此其一。就澜所知，公于事亦常能英断，即如往岁日寇屡屡诱惑，公固毅然不为之动，始跻国家于今日光明坦途，此觉深佩。然亦闻有时为求融和部属纷歧之见，往往所为决定，因掺和修改，而致根本异质。于是乎公之初心，不必为人共谅，而祗替众人丛诟于一身。偶一念之，未尝不为公太息也！澜以为主持大计，必求太阿自主，不失均衡，理之所在，毅然赴之。曾国藩所谓“千夫非之不为动，山震岳撼不可夺”。必如斯，始有济。所以行之，则在乎明。此其二。惟诚与明，秉国者必具之德性。冀公更于百尺竿头进一步也。澜于国有责任感，于公尤寄殷切之望。用敢直陈，祈鉴为幸，专此敬颂。
（《张澜文集》 四川教育出版社 第213页——214页）
7月24日 在纪念邹韬奋、杜重远两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邹、杜两先生都是毕生爱国家的好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与一切不自由、不民主的艰难环境搏斗。时至今日，这种艰险环境并未过去。并号召我们所有一切珍爱国家，为民主而奋斗的同人，要继续完成我们的志愿，人民的民主的团结，是不怕任何艰险阻挡的，人民的民主的团结是不会被如何力量所能分化、威胁、挑拨动摇的。”
(1945年7月25日《新华日报》)
8月3日 在重庆招待外籍记者会上的讲话
今天本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邀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谈，承诸位惠然驾临，实在感谢得很。
本人一向居住成都，很少机会来到重庆。今天能得在此与诸位先生聚会一堂，尤感欣幸。
中国民主同盟过去经过，历来发表的纲领与主张，以及最近发表的宣言，想诸位先生大致都已晓得。现在只简单地再向诸位报告几点。
第一点先讲成立经过。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三月在重庆正式成立的。它本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若干党派的一种结合(包括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我们一些发起人当时都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会员。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新四军纠纷的事件，深深感到为促进抗战胜利，实有全国团结的必要。但要推进全国团结，各党派不可不先自行团结。同时又感到政治不民主，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必无可能。因此经过多度商讨多次筹备之后，乃有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本同盟成立以来，实受了不少的压迫。为扩大基础，加强力量，去年九月曾经决议改组，把民主政团同盟改称民主同盟了。从那时起，同盟中不属任何其它党派的盟员就更加多起来了。
其次讲到同盟的主张。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说，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
民主同盟的产生本是一方应乎中国人民的需要，一方由于世界潮流的推动。我愿意借此郑重告诉诸位：我们同盟的立场，不但一向是以国家民族为立场，也将永远以国家民族为立场，我们同盟的主张，不但一向有其超然独立的主张，也将永远有其超然独立的主张。同盟的以民主、团结、抗战为中心主张，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除了原则以外，我们同盟目前的具体主张，也可向诸位先生分别说明几点。这应该分两方面来讲。
先从消极方面来讲。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我们绝对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间发生内战。我们这个反对的主要理由，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三点：
A．假使内战扩大，试问对日战争将变成何种景象?就令日本最后总是要打败的，但是不是要延长了时日?这岂但是中国的损失，增加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岂不也是盟国的损失，也增加了盟国人民的牺牲?
B．假使内战扩大，必非短时所能收拾。其势必至影响全世界的和平。即以一般生活而论，在此世界大通之日，一地如发生严重事变，它地也必无不受到间接影响之理。
C．中国抗战今已八年，尤未能胜利结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状。今又加以内战，人民更何能堪?国家元气的断丧，更将伊于胡底?兵连祸结，国家政治要哪天才能走上正常轨道?
至于如何达到我们这个反对内战的目的，我们当一面唤起全国人民的认识与力量，一面向内战的双方有力者陈说利害。同时我们也希望盟邦友人了解中国的内情，能援助中国使此不幸事件得以消除。
第二，对于足堪引起内战或使扩大，甚至造成国内分裂的所谓将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同样坚决反对。我们这个反对的理由，本久已有所声明，但似乎还未全为各方人士所了解。现在也愿再择要简单解说几句。
对于所谓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民主同盟当然不但并非在原则上反对，而且在原则上并是所久愿促其实现。但为求有利无害，对于所谓国民大会，却不能不问其真不真，却不能不问其能不能代表全国民意，它所决定是不是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接受。我们相信，所有这些，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必都是作不到的。从今日中国实情而论，将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国民大会一定不会是真的国民大会，一定不能代表全国民意。其所决定一定不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接受，其所谓还政于民之民，一定不会是全国大多数人民或全国大多数人民代表。召集这样的国民大会，岂不将徒造纠纷，而大害于国家？我们同盟既以国家民族为立场，对于大有害于国家的举动，如何能不坚决予以反对?
试拿国民大会代表来看，假使承认十年前所选的代表仍然有效，试问他如何能代表经过八年抗战的今日的民意？十年前因未到年龄而无选举权被选举的人，今日大半已到年龄，试问对于这些人的选举被选举权，今日是否可以完全抹杀不管?而况十年前的选举本是国民党一党所包办，其它党派都无合法地位，决无自由竞选的机会。这种选举当然非今日在野党派所能承认，又照原选举法所规定，所有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为当然代表。诸位先生都是欧美先进民主国的人士，试问那一种民主国家有这样专擅的制度。
假使不承认旧代表继续有效，重行办理选举，或于旧代表之外，加以补充，但在今日事实上又何能许可?今天，国土大半犹陷敌手，离十一月十二日，为时又仅有三月，在地区上，在时间上，如何能办到全国普选?尤其人民基本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居住、通讯等自由，都还没有获得；所有在野党派也都仍没争到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自由竞选；人民不能普遍自由竞选的产生代表，怎能是代表全国民意的代表?以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怎能是真的国民大会?由不是真的国民大会而讲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怎能不被人疑为是有意的欺骗?目的所在，只在党权专政的合法化。
因此种种，所以我们民主同盟，不能不唤起国民注意，促请当局觉悟，勿徒制造纷乱，遗大害于国家，自伤民族元气。应即停止召集名实不副的国民大会，应即采行切实可行的过渡办法。
这种切实可行的过渡办法，也就是我们民主同盟对于目前政局的积极具体主张，根据我们的宣言，我愿意总括举出以下五点。
第一、即行容许人民享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职业、居住、迁徙、通讯、教育、讲学等项自由权利，废除一切现行妨碍人民此等自由权利的法令与设施。
第二、即行容许各抗战的政治党派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
第三、召集包括各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有力人士的政治会议，协商国家大计，制定临时施政纲领。
第四、改组政府为举国一致的临时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执行由政治会议拟定的施政纲领，筹备真正的国民大会的召集。
第五、加速集结全国力量，配合盟邦军队，积极对敌反攻，非至收复一切国土、迫敌人无条件投降，抗战军事决不停止。
这五点都是除了在消极方面立即停止内战，进而积极加强团结以外，目前政局上应行而且可行的救急办法，万万不容缓的。至于民主同盟关于将来战后立国的国策，除了实施进步的民主政治，保持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外，我愿意借此机会更提出两个根本原则来，告诉诸位。那就是：
一、对社会各阶层都保障其应得权益，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发展。
二、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落后状态。
今天我因为感到诸位的亲切，很是高兴，话说得太多了，耗了诸位许多时间，很觉抱歉。诸位先生一定有许多高见，还请赐教。诸位先生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同人也当竭诚奉答。
最后还有一句话，过去诸位先生中有许多位对我们同盟，特别在消息报道上，有许多帮忙，我们总是衷心感谢的。以后仍望对我们不断的帮助。这不独帮助了中国真民主的实现，并且会有大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52—56页）
8月5日 先生说: 如不争取到民主的胜利，抗战胜利仍是假的。(《华西晚报》1945年8月5日)
8月11日 就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发表谈话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邦投降，真是天大的喜事。残酷的世界大战结束了。从此以后，整个世界是进入了另一大时代中了。尤其中国，每一个人民得着这个喜讯，更有着逾越恒情以外的欢欣。在中国，更是进入了另一个大的时代了。
从甲午年起，中国被日本欺压了五十二年。日本的暴戾猖狂，且敢于向世界挑衅，其野心无厌，也正是从甲午年起。逐渐地到了“九·一八”，不惜悍然成为这次大战的首祸。“七七”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又已经过八年又三十三天。这若干年来，中国人民的牺牲，真是不可估计。今天，中国是胜利了，这胜利是中国上千万人的血泪汗换来的。我想无论在朝在野的人士，得到这胜利的消息，痛定思痛，在万分欢欣之余，必都有一种沉痛的回味，这胜利真来得不容易啊！
现在国人唯一的希望，也正是唯一的责任，就是要怎样保持这经过数十年艰苦沉痛才换得的胜利的成果。回想过去日本，是骤然强盛。我们的国家，则是在腐败因循、分崩离析之中，才使得日本的野心日盛一日。我们自己受了沉重的欺压，不必说了，结果乃使世界和平也得不到保障。无疑的，这是我们自己未尽到最大的最善的努力所致。我们今后，真要痛切的改弦更张，把责任自己担负起来——实行民主，就是尽责。必这样，才能发挥力量，保持自己艰苦得来的胜利，保证世界永远的和平。我们试看，盟邦的美英苏他们能够获致史无前例的胜利，最主要的力量，正是民主的力量呀！
抗战是胜利的结束了。我们试沉心静虑一想，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太多了，也太繁重了。政治与经济的复员，这不是简单的事。军队的复员，更不简单。而相连而至的一大串问题，东四省的问题，台湾、琉球等地的问题，救济沦陷区人民的问题，今后中央与地方间的一切问题，乃至国共两党及各党各派间的问题，一切一切的严重而繁难的问题，都随胜利以俱来。这些这些，必要每一件事，都能得到好的解决，然后才能保持胜利的成果，也才对得住上千万同胞在很长时间内所牺牲的血泪汗使其能得有代价。
于是，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这所谓民主，绝不是形式的，而是要有充分的诚实的事实表现。即如以往大家争执的国民代表大会，在今后已收复了沦陷区域，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沦陷区中艰难沉痛的人民的选权抹煞，而不另举行普选呢?况且在这划时代的大局面中，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能坚持以十年前的旧代表来开会呢?今后正该在这件事上来作划时代的表现，这是执政党唯一的责任，我们希望有正确明朗的措施。现已进入平时，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刻予人民以民主的基本自由，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决不放弃的。目前最紧要的，更是希望国共两党军队赶快停止各地足以促成大规模内战的一切摩擦，并立刻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以便内部的政治纠纷能迅速而彻底的得到总解决。我们的胜利，是上千万同胞以无数的血、泪、汗换来的，来得不容易。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我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坚决反对。我们希望今天负责的各方面，一切要自动的向着人民的要求做去。大家牺牲成见，顾全国家。我们民主同盟，愿以最大努力协助其有所成功。我们认为只有停止内战，立刻团结，才能统一建国，保持胜利成果。舍此之外，别无途径可寻。这希望负责当局要切实考虑，赶快进行。更希望全国人民，不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要切实的监督政府及国共两党，向着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上走去。这是最要紧的事。任何人都不要忘了过去流血流泪流汗的痛楚，而把这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机会抛弃了。
我们民主同盟，将有更具体的明朗的有力的主张，我们希望全国人士，立刻觉醒起来，协助我们促其实现，这也正是各人尽自己的大责任的唯一机会。我们全国人士，必要以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来争取民主建国的胜利。
（1945年8月12日《新华日报》）
8月 到重庆后，蒋介石邀张澜面谈国是，张澜先生直截了当地要求蒋要实践一个“诚”字，“比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不是口号里这样喊，而是要有诚意去行；党部退出军队，是军队国家化的必要条件，但一面说，却一面拉军官入党，又把带兵大员统统变成党部的中央委员，这是把‘党化军’变成‘军化党’，这能算是‘国家化’吗? 这能瞒人吗?这就是欠诚。”
（《时势新闻》创刊号 1946年）
9月3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最后终于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取得了最后胜利。现在抗战胜利了，前面就是艰巨的建国工作，建甚么样的国呢?有的人要复旧走老路依然独裁统治，可全国人民是不会接受的。我们主张走崭新之路，即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的。中国当前最缺乏的是政治民主，政治不民主甚么事都办不好办不了，可是当我们一提到政治民主时，我们的当道诸公竟然说中国早就有了民主，又何必去争?这岂不是自欺欺人?
从当局的政治走向看，当局是不会轻易将民主给人民的，这必然逼使人民去争取，要不顾一切困难去争取真正的民主，使中国成为一个有真正民主的国家，才不辜负八年抗日战争所取得的胜利!
(《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第7辑)
9月5日 在重庆“特园”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及欢迎郭沫若访苏归来大会的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来之不易，我们应珍惜这大好时代。可是政治不民主，又如何来利用这大好形势建设新国家？这就要我们去奋斗，去争取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盟在重庆》第219页）
民主要争真实的民主，表面上的文字不能算数。
（《新华日报》1945年9月6日）
9月18日 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介公主席润之先生勋鉴：
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商谈已逾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亦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中国民主同盟在最近四年间，曾不断以民主、团结号召国人。对于如何消弭内争一点，更本其一贯主张，随时有所贡献。窃意目前为国家团结统一之绝好时机，国家一切问题应乘此时机求彻底之解决，更应求全盘之解决。惟其如此，则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两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讨，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吾人虽不获事前参预，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一。目前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确保国家之自由、独立；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以言国防，须陆、海、空三方面并重，更须植基于科学与工业。吾国海、空军之建设尚未着手，陆军装备尤至窳陋。天相中国，强敌克摧，此正国人加强警觉之时，决不应以倖胜而稍萌骄矜之念。今日全国兵力合各方计之，当不少于三百师。如能采用全盘统筹之编遣计划，以目前养三百个师之物力，移用于极少数量之常备兵，而此种常备兵，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则不惟中国陆军可渐进于现代化，且于实力亦可远驾三百师而上之。一旦元气渐复，国库见充，且可进一步规划海空军之建设，期以二十年，然后所谓现代国防，庶几有望。如仍欲维持旧日之观念，谓兵贵多而不贵精，则纵令多所保留，除从事内战以外，试问更有何用?况经过此次世界大战，举世疮痍，人心思治。吾国对于国防虽不可忽，但遭受外力侵略之危险，实已大大减轻。不作根本之计，而多养无用之兵，以今日凋残之民力，实期期以为不可也!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二。
凡上所陈，以公等谋国之忠，当早已计及，以正值双方商谈之际，又事关国家、民族之前途，故不敢缄默不言，直率贡其一得。中国民主同盟为一团结各方之新兴政团。公等即以此缄作为一部分国人之公意，用资参考，或于问题之解决，亦不无裨益也。（1945年9月18日《新民报》）
10月1日 对中国民主运动目前阶段和刊物的五点意见
一、中国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全部胜利，虽然还没有获得，但抗战的阶段总算结束了，此后将是和平建设的阶段。和平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条件，是在抗战过程中尽了力的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二、就目前中国现实条件来说，中国人民的民主生活的实现，仍需要争取，而且民主的道路，还是很曲折的。质言之，今后对于民主的争取，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艰辛。三、不论是民主生活的争取也罢，实现也罢，乃至民主生活的保障也罢，都要切实依靠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本身的力量。捆绑在身上的锁链，只有自己能打碎，堵在嘴上的封条，只有自己能撕毁。四、所谓在抗战中尽了力的各阶层的人民，所谓要求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就是把反动买办资产阶级、少数大地主阶级除外的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无论争取民主，实现民主，保障民主，都需要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自然并不是忽视迫切要求民主的工商业家，及小市民与广大的工人力量。五、一个民主的刊物，不仅是要反映、宣达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意见，而且是要组织体现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力量，使它集中起来，步调一致起来，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此外还有代表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政党，它们本亦是集中力量.齐一步调,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的各自有力的工具和机构，但一个民主的刊物也要把它们组织起来，贯串起来，使它们各自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的工具和机构,更加有力，更加步调一致，这样，和平、民主、团结、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才能建设起来，虽然，道路是迂回曲折的。
（重庆民盟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天》第一期）
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
自去年9月由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以后，组织益见完善，无从团体的盟员参加日见增多，同盟的主张屡见我盟的宣言，本公正立场发出正义呼声，自审我们的主张足以代表全国大多数同胞的意见和主张，我们经五年来难危奋斗，到今天显然的在政治上已反映出我们的力量，在社会上已获得广泛同情，及在国际间已显然获得重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甚可欣慰。同时由于我们以人民的意见为意见，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所以获得了广泛同情和支持，而显示出力量，这力量正是人民的力量，而不是我们少数人真有什么力量。
今天开代表大会，检讨过去，计划将来，当此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更感责任重大，如何整饬内部，使我们组织更健全，更普遍，使我们一贯主张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求的真正民主政治，能促其实现，这就特别需要研讨。这都是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共同要求，我们能使人民的要求和主张透过我们的组织表达出来，我们的力量将不可估计，而前途的光明远大更可预卜”。（1945年10月2日《新华日报》）
10月12日 在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
我们所主张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但是欲达到彻底的民主，路途仍属遥远，我们的责任重大，应本次大会通过的纲领，继续努力奋斗，今后开展盟务，要注意欢迎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同盟，尤其是要吸收富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并培养青年干部。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的盟员之间，以及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必须互信互谅，精诚团结，才能完成重大使命。（《新华日报》 1945年10月13日）
10月22日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问题的谈话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之代表应为国内外知名人士，确孚众望，且能代表多数人之意见。该会议将决定建国大计，而建国大计应由各方面参加拟定，始能顾到各方面的权益，反映各方面的意见。所以代表名额，应包罗各方面，除各党各派外，无党无派中尤应包罗产业界、文化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参加，如此政治协商会议才有力量。该会议本无法律约束力，假使此次会议能由各方面参加，则协议事项，今后也可能由社会力量、舆论力量去监督实行。
参加会议重在解决国事问题，而且要向全国人民负责。各党派参加是在提高政治影响，而且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由各方面协议得出公平合理的一致意见，使之早日实现，才是政治会议上的任务并不是如一般的说法，只在借此争取公开与合法地位。至于个人是否参加，并不是一个问题，尚未加考虑。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3日）
记者问 : 目前召开政治会议之可能如何?
张澜：希望一定可以召开。而且早些开。
记者问: 政治会议应如何组织?
张澜：政治会议的份子，应该是包容各党各派各界各方面的。举凡社会贤达，有资望，有力量者，工农商界，产业界，都能包羅进去。愈多愈广愈好。不要仅为自己的党自己的派争执名额，使多方面有资望，有力量人士不能参加。大后方，收復區，海外华侨，贤达之士不少。惟包容的方面多，力量大，才能使政府重视，而解决现实问题。
记者问: 政治会议讨论问题之范围如何?其议决可能有何种效力。
张澜: 我们中国民主同盟一向主张，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必先解决政治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就是召开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各界各方面有资望有力量人士，参加政治会议，改组政府，产生举国一致的临时民主联合政府，颁布民主宪法。军队问题，解放區民選地方政府问题，由这个临时民主联合政府统盘地解决。
这次的国共协商，开始即犯错误。蒋先生不肯先谈改组政府来解决一切问题。毛先生也就把这问题搁置一边，斤斤较量於多少军队，多少地方。
本人曾经很早就将上述意见致函蒋主席，也会以同样意见，面告毛泽东先生。直到如今的争执，仍然是国民党要先政军令统一而后民主，共产党要先民主而后统一。
归根一句话，任谁一方，没有实行民主的诚意和决心，不但无从精诚团结，而和平建国更无从说起。
现在既然召开政治会议了，我们希望它有伟大的效力。但，不在说得好听，而在切切实实地做。因为，这会议的议决，既无法律拘束，又无力量督促，有一方因利害与之相反而不实行，就毫无辩法。所以，希望这个政治会议包含各党各派，各界各方面有资望，有力量的人士，使议决得到社会力量与舆论的支持，使社会力量与舆论对违反人民的行为能以制裁，则庶可有成。
一句话，不结束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不肃清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就谈不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联合增刊》1945年10月24日）
10月26日 在民主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
民主同盟之政策，在以民主方式求得整个民族之统一与团结，故力主和平建国。将来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如何，吾人不愿多所预测，但似亦不必期之过高，蓋若谓能在此项会议中求得所有问题的解决，尚属言过其实。今所可断言者，即政治协商会议，已成为进步统一之象征。至出席会议代表问题，迄今尚无具体决定。民主同盟今所注意者，为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整个民族之利害与影响问题。
国共谈判纪要之发表，实于吾人之期望相差稍远，若干问题本可不待讨论而即须实行者，如释放政治犯与集会结社之自由。故吾人以为讨论故为重要，然实行乃更属重要，因之吾人希望勿以武力为政党斗争之基础，应以道德与行为号召，此为民主同盟认识云。
(《大公报》1945年10月27日）
10月27日 致函国共代表邵力子、张岳军、王雪艇、周恩来、王若飞，重申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人选标准和范围。
国事至今必不容因仍敷衍，就消极言，如何建立大计，澜以为舍政治协商会议外，其道莫由。故于此会姑无论成果如何，实不能不寄予殷切之期待。因之代表人选，澜以为第一宜孚中外人望，第二宜顾到各方。如是始能反映各方意见，求得全国人士之拥护，即使议而不行，亦可得全国人士之督策，庶几收共济和衷、集思广益之效，而后有济于国家。两次承岳军先生询及同盟方面所推代表，澜均提出曾(慕韩)左(舜生)李(幼椿)三君。虽青年党之代表提名系直接交涉，同盟尊重其党的立场，不便越俎代庖，强相干预。且所提名，自系知名之士，必克胜任而愉快。然澜当时所以提名曾君等三位，实就同盟立场而言，盖以曾君等均为同盟重要分子，且均负时望。而曾君身陷敌伪，大节凛然，时誉归之。左则调停国共屡年不懈，且曾亲赴延安，实为事中之人。李更与张君劢先生同以各党派身份代表国家出席联合国会议，今有君劢，讵能无幼椿?今闻代表中只有曾君，而独无左、李，如是决定，在政治会议之本身，实为一缺憾！澜甚以为不可，用特函达左右，务盼加入左、李两君。澜之此举，非阿其所私，亦初无党派彼此名额多寡之见，只求有裨益于会议与国家前途耳。此意尤望察之。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8日）
△ 在记者招待会上谈政治协商会议及内战危机
政治协商会议可能解决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民主同盟期盼召开政治会议，以求问题之获得解决。今日中国之问题，决定于美苏两国间之能否获得谅解。中国人民均反对内战，以谋和平建国，故盼国际舆论以及全国民众立即制止内战危机。（《华西晚报》1945年10月30日）
十一月四日手教奉悉。清望长才如先生出席政治会议，必大有裨于运国之计，惟闻代表早定，故左、李两君虽经推荐，仍不能成事实。明知无效，未敢轻举，恐无益而有损令名也。同盟常委事属选举，亦为已定之局，澜于此等事但贡意见于大众，不欲以私意变更之，盖惩独裁之弊，矫而正之，且努力以学习民主作风也。此意度必为先生所深谅而首肯之。惟同盟中常会，中委亦常列席，而中全会亦常开，不如其他党派之界划严峻，此亦勉学民主之一端。此后望时时惠晤，则获益必多也，专复，敬颂。 （据先生亲笔原信 苏州博物馆保管部藏）
11月11日 国共两方代表报告最近谈判经过，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都出席报告，但报告内容则暂时不向外宣布。中国民主同盟方面出席者有张澜、黄炎培、左舜生、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张澜于国共两方报告完毕后，即席起立发言，主张马上停止冲突，并且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用种种方法，求得问题的解决，在政治协商会议未开以前，国共双方进行谈判，迅速求得解决。（《华西晚报》1945年11月12日）
△ 与新由成都来渝之同盟重要分子谈话:
近来外边谣传我们民主同盟已与共产党成立协议，这是不确的，协议则有之，因大家都是在野党，所以在对国是主张上，时常不接触。至于成立协议，照今天局面看起来，我就觉得大有考虑的余地，我们民主同盟是一个政党，但我们并不拥有军队，国民党能开放政权，我们当然同意共负国是责任。即使不能，我们也唯有发动社会力量来求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像今天共党到处破坏交通，各地发动内战，我觉得这有失政党本身价值，我个人就不大同意这个办法，所以最近我倒主张静观国共如期求合即解决。如果共产党另战争途径，我们的态度就要慎重了。（《益世报》1945年11月15日）
12月1日 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一)关于马歇尔将军使华的意义，民盟方面表示欢迎，此证明美国对华外交之重视，并希望马歇尔将军特注重促进中国之和平民主统一。
(二)关于东北问题，民盟方面主张在政治上成立东北的地方联合政府，赞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事上希望双方都不驻军，由警察维持治安，成为和平民主的实验区。
(三)关于华北问题，民盟主张县由地方选举，省由各党派协商，成立地方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
(四)关于驻华美军的撤退问题，民盟主张中国事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军帮助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
(五)关于东北苏军缓期撤退问题，民盟认为在原则上任何一国都不应参与中国内战，但这次东北苏军缓撤，系应中央政府的请求，故仍属在履行中苏条约范围之内。
(六)关于联合政府的产生问题，民盟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协议，成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仍系临时性的，由联合政府才能过渡到宪政的实施，因在联合政府中才能够监督进行公平的选举。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日）
12月5日 接受重庆《新民报晚刊》记者浦熙修访问，谈政治协商会议及有关问题。
抗战以来和蒋主席谈过十次上下，因为他自己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涨，但蒋主席始终容忍，这就不愧为政治家风度。
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真能达到怎样理想的结果很难说。该会议原定只谈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问题，对目前最尖锐的内争问题不愿说。在上月十一日的晚间，同盟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催促召开会议，认为与其双方秘密商谈军队、地区等问题，商量到明年还是达不到结果的。不如公开谈，或者可以达到反内争的效果，于是双方都赞成迅速召开。
假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停止战争，这决议案就比各方发表的停止内争的宣言
的影响要大，这决议案将为国际国内观感所系，双方都将有所顾忌。
但究竟能不能停止呢？记者问。
要看后台导演者。一个星期以前同盟曾经给在美的张君劢先生打过电报，催他回来开会，同时要他先去会会马歇尔将军。前天已经来了回电，张先生已
经见到了马将军，马歇尔表示：“来华将着重中国团结。”所以我想美国或将修正赫尔利的做法。一方面，政治协商会议议决停止内战，同时双方也不愿扩大延长，那么战争就可以停止了。他上个星期还和何应钦将军单独谈过，他认为中国今日不该打，也不能打，说到痛心处，何氏也颔首赞诺。
第三者的力量，当然如众所知，是十分微弱的，但我们能够发协舆论的力量，
使双方都有所顾忌。
张先生说：“共产党八年血战，解放区遍十二三省，要不给他一两个区
域受降是不公平的。政府也该结束训政重新来通盘筹划，惟有在联合政府中，才能缩编军队，民选政府，实施地方自治，但这也非要舆论的进一步的鼓吹，才能达到目的。”
张老先生更认为，假若一切实际问题不谈，而专谈《和平建国方案》，条文
再多么美丽，是要落空的。假若成立了联合政府，国民大会是可以普选的，但他老先生自己并不准备参加会议，打算让个位子出来给同盟的其他人士。（熙）
（1945年12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12月20日 评杜鲁门总统的声明
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看来，这当然是很好。可是我们希望美国关注中国的真实情况，不能把现象认为事实，并且希望把他这次声明的内容，立即见效中国的真实问题上。我们希望马歇尔元帅来华要多看中国的事实，不要被现象所蒙蔽。赫尔利的错误是在赫尔利没有也不愿意认识中国真实的事实。中国现在明明是一国一党专政不民主的政府，而赫尔利就把这一个不民主的政府，硬说是民主的。一句话，我们希望美国在中国问题是多看事实，弄清事实。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1日)
12月30日 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
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在即，值岁序之方新，应与民以更始，至希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全国人心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双方既经迭次会商停战，际此履端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至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予鉴纳施行，是为至盼，祗颂 新年迪吉。”
（1945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
1946年
1月10日 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由沈钧儒代读）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这不只是全国人民注意的一件事，这是全世界人士注意的一件事。这个会议的成功或失败，不止关系国家的命运，的确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前途。我们想我们今天到会的全体会员，必定一致感觉我们今天的责任是十分重大。我首先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全体出席会员向会议表示，愿以真诚坦白的态度，至公无私的决心，和衷共济的精神，来与诸位会员共同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
这个会议虽然是以党派的代表占多数，我相信各位代表都承认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党派的利益，而是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具体些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怎样谋取国家自身的和平，以保障远东以及世界的和平；怎样建立中国国内的民主，以奠定远东及全世界的民主。今日在座全体会员，尽管在政治主张各有不同，但我们的目的，我们求国内的和平、求政治的民主，这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在大目的相同之下，仍有见解的不同，所以这个会议才有它的需要与效用。因为只有政治见解的差别，而大目的仍旧一致，所以我们又相信这个会议决定有其光明的前途。
这次会议的目的，既然是国家和平与民主，我就愿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的出席会员，在这个目标上向会议贡献几点意见。和平与民主是相辅而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今天主席在致词中，首先宣布和平谈判已告成功，这真是举国欢迎的消息。我们相信这不是暂时的和平，而是中国永久的和平。和平是会议成功的先决条件，永久的和平是中国建国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请求。至于谈到民主，我们今天没有过高过远的希望，我们认为今天全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只是那些做人的起码的各项基本自由权利，不过老百姓要的不是字面上与纸面上的自由权利，他们要的是事实上真实的自由。今天听到主席在致词后的负责声明，知道最近政府既已有所决定，这是我们要致无限的欢欣的。我们相信今后人民的自由，必可得到切实的保障，以副我们人民的要求。
其次，经过这八年的抗战，老百姓是颠沛流离，是家破人亡，全国大多数的人民，今天是无饭可吃，无衣可穿，无家可归。这些问题不力求解决，我们却从事政争党争，这无论是当权或在野的党派，内心都应感觉罪过。我们认为当前复员与救济这些问题，比较制宪行宪问题还要迫切，我们愿与会员诸公共同先来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实行开放政权，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等等问题，当然是国家走上民主正轨的许多立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对这些问题有一贯的主张，却没有任何的成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着重这几点：
第一，不能违反人民的普遍愿望；
第二，不可辜负盟友协助的好意；
第三，方案实行的时候，必出之以至诚，守之以自信。
关于解决上列问题的详细办法，我们愿本互让的原则，在会议中求得公平合理的结果。
总之，今天我们出席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不止应该向全国国民负责，而且应该向八年抗战的死难先烈负责。先烈们用鲜血性命换来的抗战胜利，换来的民族生存，换来的国家独立，我们没有摧毁它、破坏它的权利。今天我们只有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才对得起死难的先烈，对得起全国的人民。今天我们就本着这样的责任心，追随主席及会员诸公，共同努力，以求会议的成功。（《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1月12日 与记者谈和平见解
总统的文告很有些刺激，一面向人民表示，一面向中共招降。招降的时间，有些迟，在第一次政协会议时候，决定了一种政治纲领，第一点是奉行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最高的原则，第二点是各党各派，一致拥护蒋主席为全国最高领袖。只看这两点，在国民党的立场，也够光荣了，并且有马歇尔的担保，这种优越的成就，还没有能够和平，实在有些可惜。现在中共的军事力量，日强一日，他占领的土地与人民，又一日多一日，这样的情况下，要招降他，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抗战胜利初期，我们中国是五强之一，内战发生以后，国力日衰，国际的地位，竟和战败国的日本，相提并论，造成什么样子呢。同时双方都在那儿扩兵征粮，这种生活，谁不愿意和平。政府的军队，常常是“任务完成，转移阵地”，可是越移越向首都退，不能不说是政府已失“威风”。八一九的时候，向人民以二百元一两收买黄金，现在又以九千元卖还给人民，虽然是政府不得已的经济处置，不能不说是失信于人民，无威无信的政府，又如何不希望和平呢?
胡适说得好，和比战难，仔细的想想，和固然很难，战下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打仗是把老百姓当炮灰，和平是要断送一般高官们的前程，这批官儿们，又谁愿抛弃了他们的幸福呢，所以说和平与战争，都是一种非常困难的问题。
总统任命陈诚为台湾主席，在谈和平的时候，这固然是一种合理的政策，可是多疑的共党，却认为这是练兵调将的前声，是将来再战的伏笔，这种谈和平，是缓兵之计，中共有了这种恐惧，他真的来受降吗。同时这一次的战争，表面上看，好像是内战，其实就是美苏的交战，如果他俩的“感情”不协调，就是毛泽东想和，恐怕苏联也不能够让他和吧。况且和平是双方的意思，或者那般有枪的人，不愿意以国家和人民为前提，这都是不能实现和平的。
(《时事新报晚刊》1946年1月13日)
2月9日 在华西坝5大学23个团体举办的时事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我只是在开幕那天与闭幕那天去的，可算是有头有尾(场里的听众大笑)。我们看，全国人士，要求统一，停止内战，使国共合作，争取民主，是为什么哩?是因为过去抗战关系国民党的不民主!！我只能说抗战关系(场中又大笑)。要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鼓掌)，集合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组织政府。在协商协议中各方面力争者，是国大代表问题，与国府委员的用人权、决策权，与主席的紧急措施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大家要亟力反对哩?如依主席的紧急措施权，动撤一“紧急”，那无异说是助长独裁。也决定了国府委员，每两周开会一次，像过去的那样是不行的。孙科先生说过:在过去国府委员终年也是有开着什么会议的，(大笑)。这目的，是在集思广益，制止主席不论什么事以一令行之。今天大家在谈民主，可是要弄清楚民主的实质，要弄清楚假民主的也在那里喊‘民主’啊!(大笑)民主是要保障人民应享之自由的共同幸福，如没有保障，还是说不上一切。每一个人不争取起码的人权，就够不上说民主。宪法规定人的自由，大家想一想得到了些什么?蒋主席在政协会开会那天宣布的四项自由，就是要叫特务们从今以后不准乱来。蒋主席有诚意要转来，可是那些特务们偏要扫他的皮(大笑，也有听众拍手)。诸位，要是或国共两党的对于协定认真做去，我们将走上民主建设之路。而是偏偏内战，兄弟相争，弄到四强之一的大国在莫斯科三国会议中被人决定，非得停战不可。在三国会议中把我们中国的拿去与极详。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问题一同讨论，决定。你们看，国格降落到甚惊地步去了。当时我看到这消息时，我真是感到伤心!好了，过去的军队不谈，在政协会以后，大家应和衷共济，努力建设，老老实实的走民主的路子，不要再乱来了，特务们的悔改了没有(大笑)?蒋主席在政协闭幕讲词中说‘在教育文化方面，规定了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这对于我国的教育文化发展，求学青年良好环境的养成，更是省府重要。’这是蒋主席亲口说的话，你们同学大家去看，研究他，才能有据对学校的训育们，也再不怕特务了。我们要拿了蒋主席说的话去和校长教授们商量，要认真实行主席说的话。
刚才有同学提到释放政治犯的问题，现在政府方面要继续的放，不过做得不痛快(全场大笑)。李实育最近也要放了，李实育的事，你们同学今后在游行的时候特要注意，写的和喊的标语口号要好好研究，统一，免得被人栽诬陷害。
(《华西晚报》1946年2月10日)
2月18日 与新华社记者谈东北问题及民盟的有关问题。
如果政治上能真正做到民主团结统一，东北根本不成什么问题。现在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就是立即实行全国的政治改革，并采妥善的挽救办法，只是反苏反共，今天不会有出路。对于政府改组，张澜亟盼政府迅速进行，以结束目前贪污腐化的局面。
民盟二中全会问题，尚未与各负责人商谈，民盟中以个人的资格入盟的盟员比以团体入盟的约多一百个，如何使有党的盟员与无党的盟员共同工作，是民盟二中全会上要解决的。
16日蓉市学生为声援渝市“二·一0”血案举行大游行，情绪至为热烈。
（《解放日报》1946年2月23日）
2月23日 致蒋介石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始而发生特务在沧白纪念堂连日捣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会场事件，继而发生特务、宪兵、警察联合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各方已认为遗憾。不意政协会议议决五大方案方公布于国人，重庆忽又发生特务人员在较场口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血案较场口血案，殴伤李公朴、施复亮以及政协代表郭沫若诸人。此案发生，尚在我公赴京之前一日，其经过情形，谅有所闻。嗣经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无党派代表李烛尘诸先生，亲访吴秘书长铁城，请求政府惩办祸首，迄今仍无结果。讵料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重庆学生爱国游行大队已过民生路二十余分钟，突来特务暴徒多人，利用学生游行机会，先将《新华日报》营业部全部捣毁，并殴伤职员数人，复将中国民主同盟所办之《民主报》营业部捣毁。自我公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初，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首为保障人民的自由，全国人民无不额手欢慰，乃反动阴谋分子在辇毂之下，制造不幸事件，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出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新华日报》1946年2月25日）
2月24日 向记者阐述民主同盟对东北问题之态度
1.民主同盟拥护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将反对阻止实行此项决议之任何企图。2.中国之自由、独立与安全，必须建立于全国统一之基础上。3.中国必须采取不侵略政策，同时决不容忍外国之侵略。4.东北之完整必须尊重。渠建议由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组织小组委员会，处理东北方面之国共问题。渠以为东北问题必须仅速解决，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不容侵犯。
(《大公报》1946年2月25日)
△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
1.政协会组织一小组委员会以政治方法处理政府与共产党间在东北发生之各种问题。2.东北置于执行全国停战之东北军事调处执行部管理之下。3.政府公布东北之真相，派遣中立人士组织调查团至调查并作报告。4.政府维持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下，与苏联进行友好之谈判，并遵守中苏条约。
(《东北日报》1946年2月26日）
3月17日 拆穿大骗小骗，民主才有光明大道
我们要求民主政治实现是不容易的事，前途困难，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打”，较场口一类是小打，解放区则大打；另一个是“ 骗”，政协会前四项诺言尚未实现就是骗，骗也有大骗小骗。我们要求民主实现，就要看到将有更多大打小打和大骗小骗。只有不怕大打小打，拆穿大骗小骗，民主才有光明大道。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8日 )
3月21日 就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表谈话
政治协商会议会期中，就政府改组问题争执最久，各党派争执最烈者为：(一)各党派自行提出国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不能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二)国府委员会必须有决策权与用人权。久经协商，始获得国民党代表的尊重而达成协议。这次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把第一点全部推翻，不仅决定各党派所提国府委员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任，并且还通过“如各党派人选在二中全会闭会前，不能提出名单，则由国府主席提请常委会选任之”。第二点也是加以混淆。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暂时最高决策与用人机关，其权利移交国府委员会，正是政协各党派力争的结果。此点，阅吴铁城先生昨日谈话，亦已承认，但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中：“战事业已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应即撤消，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其行文明明以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代国防最高委员会，任何人读其原文，只能有此解释。此中文字最少也表示有意含糊混淆，而其目的无非在维持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推翻了政协决议，目的在“维持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解放日报》1946年3月23日）
3月28日 致电陈嘉庚及马来西亚全体华侨
诸君对祖国抗战，出钱出力，功勋卓著。太平洋大战的爆发，诸君不畏强敌，冒矢当坚，配合盟军，壮烈搏斗，不独为全国同胞所颂扬，且为世界人所钦佩。现抗战胜利，敌人屈膝，而诸君仍在水深火热之患难中，澜等远望南天，曷胜惓念，除电请美洲侨胞团体急筹粮食、药材、旧衣运交阁下，急谋救助，并由参政会提案，请政府一面向英交涉改良待遇，一面切实救济外，谨专电慰问，至希鉴纳悃诚，为国珍摄。（《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154页）
4月13日 复李璜
林可玑君转到四月八日手书敬悉。一是同盟与青年党从来相处并无间，然自慕韩归，情势一变，当时即颇费调处，以为互有责任，及台端回国，又趋好转，澜深引为幸，以为努力消泯过去痕迹大有可能。成渝两地同澜意，而相与从事于此者亦非无人，不料政协会后又造成不快情绪，自争执国府名额之事变生，曾、余两君均为同盟中委而发表谈话，乃亦以同盟为争执对象，向日不快之情，至此而趋于表面化矣。当时澜在成都，初无所闻，返渝后闻君劢言，曾因此事之发生，而与慕韩诸君讨论到贵党与同盟之根本关系问题，明白提出“界限划清，另定合作办法”之主张，慕韩、启天极表赞同，君劢既告知同盟各负责人，于是分家合作之说，渐为人知。并无如来信所谓“公开令中青脱离民盟”之决定。但根据“界限划清，另定合作办法”之合意协定，同盟座谈会曾作“请有青年党籍之盟员自动退盟，并盼盟外合作”之决定。此二月初旬之事。因当时澜在成都，虽有该项决定，尚未有何行动，澜返渝后，即予搁压未行，盖澜意以为党派关系之须调整者，当不止贵党，而此又为必须调整之事，故主张并同意调整党派方案时商讨，然迄今未有任何决定。澜盼先生早归，亦正为国事多艰，在野各党必须力求合作。党派事小，国家事大，不能以小而忘大也。此外《新中国日报》以往之态度实有改正之必要，澜曾屡为先生言之，如强分同盟政协代表为各单位之立场，因而引起伯钧向新民报记者之谈话，加以声明。去年昆明、成都学生运动之被破坏，评中共之被称“共匪”，此当为以往之事，近来之拥护所谓“国权运动”与强调反苏，尤其戴笠死耗，以重要地位登载中央社恭维之报道，凡此皆足引起批评，贻人口实。同盟对青年党之政策，实有不敢苟同之处。澜常思先生如不去旧金山，必不有今日之情势，当台端归国之后，青年党曾、余诸君不再在言语上刺激同盟，亦或可望渐泯过去痕迹，又或者先生与舜生仍如过去数年情形，直接任事，政治上可收调协之效，亦不致如今日之有许多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然均未能如愿。于是乎有一义不得不为先生告，个人意识在某种情势下，实不易左右群众意识，若不从事实上求所以转变群众心里之道，一二人难竭尽其力，随时调处，而收效殊微，感此痛苦非澜一人，此则有望于先生更加努力者也。
（《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 第253—254页）
致中共中央悼“四·八烈士”电
报闻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李少华诸先生专机赴延安失踪消息后，正焦念间，昨闻该机确已失事，全机烧毁，现王先生等均惨烈牺牲，同人惊悉之余，无不痛悼。王先生等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坚决奋斗，历尽艰辛，此次同机赴延，或商讨宪草修改，或为协商军队统编，关系国家前途尤为巨重。今竟遭此不测，此不仅为贵党之重大损失，亦为国家民族之损失。值兹时局艰危之际，本同盟除向在渝贵党暨王先生等家属致悼唁外，尚希先生等为国节哀，加强领导，以促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早日实现，则王先生等虽死犹生矣。（《解放日报》1946年4月14日）
5月3日 对时局的谈话
民盟为调协国共纠纷，已六七年于兹。在过去若干年，且遭受种种迫碍，但同盟一贯主张，迄未稍变。在抗战结束之时，本人即以“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八个字号召全国。我们的办法是本“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主张召开各党派及社会贤达的政治会商，以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来结束过去，开拓未来。这不但是在抗战结束后如此主张，也是历年来一贯的主张。远者不说，在去年七月本人来渝，首先函蒋主席即请速开“政协会议”并以“诚”“明”两义相期望。八月又函蒋主席仍申前议，而力主互让互信，尽其在我，以达团结协商之目的。九月间便分函蒋毛两先生，主张以政治解决一切，不应只从军事及地方局部问题从事协议。尤其对于祗重军事一点，表示不能同意。所以有“如讲民主必赖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之语。从此直至国共双方已能顺应政治解决之要求，愿对政治的根本问题，加以协商，并定期向第三者报告商谈经过。最感遗憾者，即在国共协定公布之后，仍是一面在谈，一面已发动内战，所以我们又紧急号召全国同胞，以为大规模的内战，“无异是对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无异是对全国老百姓瞄准扫射”。因而更积极发动全国，从事反内战运动，仍一面调协双方，并会请双方代表居间敦劝，以促成政治协商会议，不料数月来情势又趋黯淡，但我们相信，一切协定绝不会动摇，也绝不许动摇。目前虽有波折，我们并不因之而自己动摇信念。最近东北问题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以为内战不停，一切都说不上。自从上月十日，我们邀请国共双方会谈解决办法，我们所提出的详细方案，已在报端公布，自信无所偏袒，不料遭了政府的拒绝。马歇尔将军返渝之后，更邀同盟代表，屡次协商，我们为了全国同胞的利益，为了国际的和平前途，已有公正不偏的彻底概括政治、经济、军队、交通各主要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国共双方考虑，但可惜未获到应有的结果。我们深信这一切努力都是国内外民主和平人士所同情的，我们将积极为此奋斗，因为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义务，也是不能抛弃的权利，指望全国同胞共同策进，以求和平之实现。至于本人虽暂回成都，未能直接尽力，但同盟的负责代表均经决定即陆续东下，继续交涉商谈，以慰我全国同胞之热望，这是可以奉慰全国同胞的。
（《新民报》1946年5月3日）
△ 谈内战问题
大打小打是存在的，会不会扩大内战呢？依国际国内形势看，是不容许的。不过，有些人太自信，不较量几手，总是不肯心折地合理解决问题。
离渝时，邵力子邀请我早点去南京，我回答说，既然要打内战，我来做啥子？（《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第139—140页）
7月15日 谈李公朴遭国民党特务枪杀一事
记者询以对于李同志之死有何感想？
张澜谓：余甚惋惜，余甚惋惜，除惋惜外，余认为政府实太不明智！余已通知南京民盟总部，请其立即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余并已去电吊唁，勉夫人节哀。李公朴为民主运动而牺牲，死有荣光。
（《华西晚报》1946年7月16日）
△ 陶行知因病在上海家中去世。先生唁电: 陶行知先生病逝，侪辈中又失一健者，曷胜怆惋，敬致慰念之忱。（《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年）
△ 致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公朴被害消息传来，为之惊愤不已！即已飞函南京总部，扩大向中外控诉，并向政府严重抗议，总部当已负责进行。兹托潘大逵先生代表澜个人，致最诚挚之慰问，尚望夫人勉节哀思，处理善后。公朴先生早为抗日救国而入狱，更为庆祝政协成功而遭殴击，今更为民主运动而遭枪杀。好恶符于人心，言行合乎正义。热情勇气，足以廉顽立懦，其死也非一家之私恸！惟望夫人善自保重，有以继公朴先生未竟之志，斯有以副同仁及全国同胞关切期望之忱!（《华西晚报》1946年7月17日）
7月17日 致信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
报载一多先生被害，并波及长公子，澜获悉之后，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当权者对付民主人士，其卑劣残酷，至于此极，殊堪痛恨!除已专电南京民盟总部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并已专函蒋主席切致责问。同仁等对此事件，万难再忍，至望勉抑哀思，竟其未成之责，俾世兄妹能承先人遗志，国家人民有光明之一日，一多同志当含笑地下。其余一切另请潘大逵同志代为致达。
（《人民英烈 闻一多李公朴先生遇刺纪实》）
△ 致民盟云南省支部潘大逵
前托慰问公朴夫人一函，度达。见报闻一多先生继之被害，极卑劣丑恶之能事，几使人疑心非人世间事矣！愤慨万端，莫可名言，除告总部向政府严重抗议外，澜并专函蒋主席切致责问。事至今日，盖已万难忍受，惟昆明治安当局，岂能袖手熟视？望支部同仁切实交涉，务求得真相，捕获凶手，公诸于世，并保证不再有相类之事发生。昆明经此恐怖，同仁近况，良为悬念，尤望转达鄙怀。吾人诚宜益加激励，奋斗到底，曙前一霎黑暗，惟有冒万险撑耐过去，始可见光明之来临。盼此意尤望转告在昆全体同志为要。兹致闻夫人慰函，并请先生代表澜恳切慰唁，亲为致送。关于善后一切办法及李、闻夫人今后生计居住诸事，统望详以见示。（《华西晚报》1946年7月20日）
△ 致蒋介石。
同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两君相继被害，全国惴惴，舆论哗然，莫不曰此顽固分子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而此阴谋之待发动者实遍国中。民主同盟自抗战胜利之后，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之主张，始终只为此而努力。政协决议实符斯旨，全国之人，方引之以为庆幸，不料较场口事件后，情势日非，人心转趋忧虑，主席保障人权之四项诺言，不独未见实现，今且变本加厉，相反而行。即单以民主同盟言，西安李敷仁，王任之被诬杀不及百日，昆明李、闻两君又被暗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心，不将使天下之人以为政府之志，必在不民主不和平，此岂为国人所望于政府者耶？近来一切镇压威胁之措施，已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人心愈丧，隐患潜滋，逼至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时，国家之事尚可问耶?此不特为民主同盟所寒心，全国同胞所危惧，亦岂为政府及主席之所利?见报知主席对昆明之事，亦表关怀，且以手令缉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该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能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是则星星之火，不特可以燎原，势亦可以焚身，则天下人对政府及主席之统制能力，讵能相赖?夫谋国在诚，驭众在信，使天下人对政府信赖之念，已启怀疑，即在专制之时，人心动摇，且难施其统制，民主国家之政府，能如是耶?是以澜甚为政府及主席虑矣。窃思所以致此之由，澜以为其过不在人而在制度。特务机关之于民主政制，实如水火之不相容，既为全国人民所深恶，亦且为不利于政府及主席，其应废除，不待筮龟，保障人权，为民主同盟唯一之使命，亦主席亲口之诺言，用是敢以三事相请：
(一)请断然决定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立予彻底废除，民主前途，庶几有望。
(二)请对昆明李、闻两君之事，及西安李、王两君之事，务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保障人权，庶非空言。
(三)请明令全国各地方治安机关，务保证今后不再有类此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彻惩，已丧人心，庶可挽回，
凡此三事，务盼立予施行，以慰群情，以正观听，戆直陈言，惟祈谅察。
（《华西晚报》1946年7月23日）
7月21日 就国民党当局破坏民盟发表谈话
民盟自始即主张中国需要民主，需要和平统一，不愿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主张民主，当然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因为主张和平统一，当然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以政治协商来解决所争执的问题。恰恰共产党的要求与民盟主张一样，也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并要求长期停战，用协商来解决军事政治各问题，这本是极正确的。国民党人不自觉悟其非，反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国民党当权派既坚持一党专政为他们不可损失的权利，主战派坚持获得美国援助，企图在短期内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于是反民主、反和平、反共产党，并总想破坏民盟，打击民盟。
从去年九月以来，对于民盟不是用利诱来分化，便是用威胁来打击。例如政府要人告黄任之先生称政府帮助某党经费数千万元，任它扩大其党员，以之鼓励黄任之先生，而黄不为所动。又政府某某要人劝张君劢先生谓：政府一切协助，专以帮助某党团，君劢先生亦不为之动。这是用利诱以图分化民盟的事证。又如在政协会议期中，陪都军警特务突去搜查任之先生的卧室，较场口庆祝政协会上，特务流氓又去打李公朴先生等。前月底，此间张志和先生住宅之被特务监视，并称一俟讨伐令下，即荡然清除异党，予民盟以重大打击。尤其是目前两月，特务已在西安前后杀害了本盟同志王任、李敷仁。本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亦相继被特务暗杀。这都是用威胁打击民盟的事证。
我们站在民盟的立场，对于国共两党仍然是确定中立，站在国家立场，对于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任他如何利诱，如何威胁，我们为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之能实现，只坚守八个字：再接再厉，不屈不挠。
(《新华日报》1946年8月7日）
7月22日 民盟的态度与作风
罗隆基先生在上海谈话，曾说我们民盟对国共两党不是中立，而是有是非，这是他个人谈话一时有小错误，我们民盟向来是站在民盟的立场，对于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
民盟是愿遵奉三民主义的，也是拥护蒋主席的，使三民主义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不成诳语，我们民盟对于当权的国民党，方且倾心悦服，岂至做个尾巴。
为主张民主，当然要求国民党放弃他那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为主张和平统一，当然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以政治协商来解决所争持的问题。恰恰共产党的要求，与民盟主张一致，国民党人不自觉悟其非，反恨民盟不与他一致，遂造谣言，不说民盟受共产党利用，就说民盟是共产党尾巴。
任他如何利诱威胁，我们为求中华民国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终能实现，只有坚守八个字：再接再厉，不屈不挠。
(《大公报》1946年7月24日)
7月26日 致上海沈钧儒等
迩来颇有流言，谓九月改组政府，吾人有参加之说，且援王灵为例。澜深知有意散布之谣言，决不可信，然正惟其有意播谣，吾人必宜慎防，对民盟分化而败坏之者，大有人在，料其币重言甘，吾人决不致上套，惟其时时不放松，将使人防不胜防，吾人诚宜向社会有所表示”。
（《文汇报》1946年7月27日）
7月30日 致民盟总部秘书长梁漱溟
昆明血案，悲愤无已；北平市委孙中原又遭绑架，特务暴行，曷有止境？昆案已向政府提出抗议，尚希继续催促，务须彻底查究，对于孙案总部需应再提抗议，请政府饬北平治安当局，限期破案，早释孙君，并查究凶徒主谋，以申纲纪。（《华西晚报》1946年7月31日）
8月9日 致张群、邓锡侯两氏
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孙中原在平被绑架，引起全国注意，民盟总部已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张东荪先生且有电迳达蒋主席。刻孙中原已由北平专机运蓉，抵家数日，仍被特务控制，不特行动毫无自由，且生命安全至为可虑，务希吾兄特予注意保护，使其速复自由，以免发生不幸事件，引起重大后果。
(《新华日报》1946年8月13日)
8月18日 “成都市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会场高挂先张澜为大会所撰挽联：“昆池为热泪流积，所悲国家人才连遭毒手；历史是鲜血造成，要争政治民主岂惮杀身。”哀词“惨案可悲，人才当惜”。
在追悼会上致答词
李、闻两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这一事件，我们为民主可惜，损失两位斗士；也为政府可惜，居然发生了这一类不好举动，使人民与政府更加隔离了。希望政府采纳舆情，能够把这一件案子办个水落石出，不要抓一两个不相干的人去抵命。如果认真办理这件事，对今后的人民身体自由才有保障，人民对政府也减少怀疑与批评。民主同盟对国家民族只有一个‘爱’子，所以就要民主与自由。我们原来就是本着‘爱’，决非憎恨谁。政府果能认真实行三民主义，谁不爱他?李闻两先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不幸而死。他们有什么罪？为何遭到暗杀？这是能容忍的吗？
李闻两先生是为人民而死，为国家民族而死，他们的死是光荣的，是永远值得我们悼念的。我们追悼两先生，就是要学习他们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为了和平民主的实现，不惜牺牲，前仆后继。本人决心步两先生后尘，为中国的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会议结束，先生随人群步出会场时，混杂在人群中的特务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的尾巴民主同盟！”，“打倒张澜！”等口号。上车时，先生突遭特务袭击致伤。追悼大会筹备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张松涛也被特务打伤。
回到家中包扎好伤口后，先生接受《华西晚报》记者采访时，指着桌上的玻璃片说：“此即凶物是也！彼等鼠辈行为，殊觉可怜。希告诸公众，余伤不甚重”还说：“此种有计划之幼稚行动，只暴露当前政治的黑暗，手段的卑劣。绝不能阻挡民主运动的发展。”随后还说：“为争取国内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46年8月18日《华西晚报·李公仆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特刊》）
8月27、28日 分函答谢各方慰问。
致中共四川省委：李、闻追悼会中，澜被特务击伤，远承电慰，感荷莫名。此次之事固非打击私人故，澜伤虽不重而意义则甚重，然亦何损于民主之进行，徒使人对法西斯特务益增厌恶耳。专复致谢。
致吴玉章:李、闻两先生追悼会中，澜为特务击伤，伤虽不重而意义则甚重，然亦何伤于民主之进行，徒使人为政府惋惜而更加强民主运动之力量而已，远承慰问，感荷莫名，创伤渐愈，祈释廑念，专复志谢。即颂台祺！
致民盟重庆市支部：澜被特务击伤，伤并不太重，而意义则甚重，然亦何伤于民主之进行。惟有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使一切威胁利诱皆无效，而后真正之民主政治可以实现，而人权乃获保障，此则愿与诸同志共勉之。四亿同胞，方陷水火，勿徒以澜个人为念也。专复致谢。
（《新华日报》1946年9月2日）
9月30日 为召开国民大会事致电蒋介石
接读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张厉生主任九月二十三日函，催将民主同盟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于本月底以前送交政府。查国民大会代表增加之人数及其分配，尚未经政协会最后决定，今催各党派开送名单，究以何项名额为依据，此实令人大惑不解。然此其小焉者也。窃以召开国民大会之唯一目的，乃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奠定中华民国民主统一之基础。然此种大业，必于全国人民全国党派精诚团结之环境中，始克完成。今者国共两党正在进行中国历史上空前激烈之内战，一地之争，杀人盈野；一城之争，杀人盈城。烽火遍天地，膏血涂原野，虽历年内战，无此规模，更无此残酷。在此兵连祸结之情形下，犹谓国共双方代表能平心静气，共聚一堂，以讨论国家基本大法，宁非幻想。若谓国民大会之举行，不求全国各党派之全数参加与合作，而以当权在位之国民党单独为之，一党专政之局不改，全国统一之局不成，则宪法之尊严何在，宪法之效能何在? 且事推演所及，万一党派各召会议，各制宪法，各建政府，各成国家，使此十一月十二日之国民大会，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内战之境地，国命民命，万劫不复，此为同人栗栗危惧宁死不愿见者，又岂我公领导建国之本衷耶?中华民国之产生，已三十余年于兹矣，内战相循，民无宁息。其主要原因即过去当权负责者始终未能用政治解决内争，始终陷于武力统一之错误途径。因此，过去亦曾一再举行所谓制宪会议或国民大会，亦曾一再公布宪法，然此又何补于过去分裂内战之局? 宪法之效力，宪政之推行，须有人民一致之拥护。此则在领导者之诚信，不在武力也。自今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以后，国家实已得到空前未有之和平统一机会。不幸协议各端，未能立即实施，此实全国人民痛心之事也。今者国不堪再乱，民不堪再苦。同人以为时至今日，国家必须立即终止内战，立即恢复和平，而后举行全国拥护之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之宪法，以实现国家之和平统一民主。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倘各党派能及此推诚相与，则十一月十二日之国民大会，犹可为转祸为福之枢纽。凡足以促进国家和平统一民主者，同人当全力追随，共襄大业。反之，凡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之内战之举措，见绝于国人，贻祸于子孙，同人不止不敢冒昧从事，且将呼吁国人共起反对而制止之。直率陈词，幸垂察焉！（《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233—234页）
说来痛心! 我们在去年抗战胜利时便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八个字口号，以号召全国人民。这句话是包括三个意义，第一说明中国今后的需要，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第二是说明只有民主，统一，和平才能建国，而更重要是是说必定要以民主来求统一，和平来求建国。主要是在实现民主，而目的则在建国。
从日本投降到今天，已遂一年，中国的一切，显然不但没有进步，是更退化了。无疑议的，这是由于少数法西斯分子，妄想从逆流中撑到他们所认为的“统一”“建国”那样境界中去，因此把国家的事弄坏了! 异想终是异想，徒然误了国家，害了人民!
在这一年以来，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切一切，都没有希望，今天中国的政治，是贪污横行，一切不上轨道。经济是更遂危险，己濒于总崩溃遗的境地，工业是无从建设，晨村是快要破产，商业更是愈形萧条，总而言之，全国人民，己几乎是完全被赶到死亡线上去了。而另一方面，内战的火烛，越燃愈大愈普遍。官僚资本，越澎涨集中，人权越被轻视越是丝毫没有保障了，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危险，是会比抗战前及抗战中，越加危险，危险的程度将超过抗战中千百倍！这是中国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容忍的，也正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绝对责任，而不能袖手旁观的。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挽救危亡。
要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在现阶段中，最主要的事要百分之百的实行政协决议。只有循此途径，才能使国家初步走上民主的道路，也才能达到我们所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
但在政协闭幕以来，法西新份子最初是“拖”继而是“赖”和“驱”，渐渐是企图根本推翻，或者巧弄手段，想使政协变质，这正是使中国不进步的唯一障碍。今天，我们要救国家救人民，就只有竭力去排除这些障碍，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是要靠大家全心全力一致争取的。
(《华侨导报·国庆纪念特刊1946年》）
10月11日 在特园发表对时局意见
时局关键，系在停战，民盟本一贯主张，促进中国和平，民主统一。为要求和平，民盟坚决反对内战；为要求民主，民盟坚决反对一党独裁。内战不停，绝无和平民主开言，只有和平民主才能求得真正的统一。国民大会问题，必须实现政协决议，在和平团结协商气氛中召开，始能为国家独立百年大计，若果一意孤行将致国家于分裂之境。若果中国长期内战，必将影响世界和平，中国国内一切问题，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提高警觉性，自己的问题由自己来解决。而解决途径，只要遵循政协协议，力求政治解决。能如此，才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更能有利于世界和平。如现在国民党要召开一党国大，只会造成分裂。国民党如真正实行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没有困难。如实行政协决议，政治问题能解决，军事问题能解决。可惜不实行。
美国如注意世界和平，中国和平，就应该将美军退出中国去。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2日）
△ 全力促进中国民主与和平
张氏接见记者时说:体力虽较差，但在机中平稳，不感吃力。在成都消息太隔闭了。
内战绝不容再打下去，民主同盟为国家，为人民，决不放弃为团结努力的机会，并不辞为和平奔走。民盟人士非热中于做官，在团结和平民主大局未定之前，民盟也不希望政府特别青眼看待。我们的立场坚定，以全力促进中国民主与和平。一党专制应当结束，今后应该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国民党极应改良政治，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的诚意来与共产党合作，当可消弭相互闻积久之争，否则问题很难解决。
关于外传民盟内部分裂事，张氏笑说:那是造谣，张君励先生改组国家社会党的事早在三月间商谈过，当时即有政府之要员向君励先生洽商条件，意在促他脱离民盟。君励先生坚决表示不离民盟，以此往事澄清造谣者的谣言，其用心可见。
政府不依照政协决议召开国大，民盟决不参加。我们认为庄严的政治协商会议议案不容摧毁。
(《大公报》1946年10月14日)
10月12日 一党专政应该结束
民盟人士非热中于作官，在团结民主和平大局未定之前，民盟也不希望政府特别青眼看待。一党专政应该结束，国民党应改良政治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实行民权民主两大主义的诚意来与共产党合作，内战绝不容再打下去。政府不依照政协决议召开国大，民盟绝不参加，我们认为庄严的政协决议不容摧毁。
（《人民日报》1946年10月21日）
10月14日 在渝对记者发表关于时局的谈话
国民党占张家口，下国大召集令，依我看来，不会有什么效果。
《政协决议》，是要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完成宪草才能召开国大。开国大的意义，是通过宪草，现在内战没有停下来，国民党的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也只是请客，不是联合政府。政协决议要的宪法，是民主宪法，不是《五五宪草》。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不仅我们，中共当然不参加，青年党亦不至参加，国民党如一定要一党召开，让他开去。中国宪法巳通过两次了，人民不同意，还得再来。民盟没有考虑的余地。
民盟不愿叫内战发展下去，要全面停战!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民主达到统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党独裁，实现联合政府；不和平、不民主，不能统一。国民党如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与其他的人合作。我们为人民，为国家，也是为正义，为公道，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和平、民主，达到统一。
国民党占了张家口，马上下国大召集令，显然不顾一切了，好象张家口一拿下，全国就没有事了。其实，是错了的，这个仗是打不彻底的！国共双方现在谁也打不倒谁。中共武装虽不及国民党，但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还有广大的民兵，其力量不可侮。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必走政治协商的路。和平民主战线上的同志和朋友，还要本着和平、民主、达到统一的一贯主张，坚持斗争。我们不悲观，但我们也看不出是短期能达到目的的。
据我们的经验，国民党目前虽气焰万丈，但或将临岸回头的。这样的事已不只一次了。
如国民党硬要一意孤行下去，他的政治、经济、财政、教育，一切不能改良，人民的痛苦一天天加深，这对他是异常不利。我一直劝国民党改良，不是要革命，但我们是要不折不扣坚持我们的一贯主张的！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5日）
10月25日 在重庆四大民主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讲
此次国大召集令，由国民党一党单独颁布，这表明国民党完全推翻政协决议。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促成召开政协会议，可是军事方面一面调处，一面助长中国内战。目前全国人民对重要的内战问题至为忧虑，各方面人士均集中力量如何扑灭此战火。中国民主同盟本公正的态度，明辨是非，再三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远在民国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件，当时有十一位参政员（大多数是现在民盟重要负责人)，为了促进国内各党派团结一致抗日，调解国共纠纷，提出方案四条，其中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三十年下期，我在参政会上提出“实行民主”一案，内有十条，重要的也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最后六条是军队取消党部，取消特务组织，国民党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国民党不能利用政权强迫公务人员入党等。当时蒋主席拒不接受。民主政团时代提出对国是如此主张之理由，主张军队国家化是防止内战，反对内战；主张政治民主化是反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民盟自政团时代迄今仍本此一贯主张。立场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主张是实现和平。无论国民党政府如何摧残同盟，打杀、逮捕、拘禁、造谣、诬蔑，我们不屈不挠，坚持我们的一贯主张。
中国要由和平民主才能达到统一，我们始终要促进国共的团结，不使国家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
现在内战不息，始终边打边谈，最近虽然和平之门重开，可是一面又在开军事会议，调动军队。不管怎么打，打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不能彻底打下去，国内国际的形势所不允许，国共双方彼此都知道。
目前时局的症结有两点：
(一)互不信任。我认为国共内战，并不是主义之争。中共在解放区的措施相当右倾，而国民党所颁布的政纲政策还相当左倾(事实上又非常顽固保守反动)。既不是主义之争，便应当互让，今天互不相让，原因系在互不信任。本月十六日蒋主席对时局之声明所提出的八项办法，并没有让步之形迹可寻，正如报载的某政治评论家所说：“综观蒋主席的意见，即政府打到手的东西政府要，中共答应让的东西政府要，过去协定中与政府有利的政府要”。蒋主席一再强调说：“余负政府之重责，自当采取必要之措置，以保障国家之和平，与人民之安全”。声明中所说的必要之措置，就是主张要用武力解决问题非常明确。中共对时局声明，在军事上坚持一月十三日以前的军事位置。中共之所以不让，声明中说明自双十协定、政协闭幕以来，国民党把承认的一切诺言保证完全撕毁了！
双方都不相信，怎么能自动放下武力。
(二)蒋主席被国民党实权派、好战派所包围。中国目前的内战本质上系民主与反民主之战，我们要认清此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是政治自由的民主，民生主义是经济平等的民主。可是自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厉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而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不得不匿迹消声，国民党内的当权者多半是法西斯、残余的军阀、封建的官僚的混合体，而决定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是党权派和好战派。党权派代表大地主、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在工商界、银行界独占，同好战派勾结起来，在内战下维持一党独裁，蒋主席就被这两个集团包围。
在今天蒋主席正被这两个集团包围很紧之际，而欲真正停战，和平有结果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第三方面人士以及广大的人民，要如何使国共双方能互信，蒋主席走向民主。过去是我们第三方面的力量太小了，我们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及广大民众，要扩大范围加强团结，再与国际上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手，造成国际国内公正而普遍的舆论力量，作国共政治解决的保证，谁是谁非，予以公正而强有力的舆论制裁。打破蒋主席被自私、顽固、反动、反民主的分子的包围，使蒋主席能实行民主。
我们面对目前严重的时局，不必乐观也不必悲观，更要加紧团结全国各阶层的广大人民一致奋起，反对内战，力争民主，前途总是光明的。本人愿追随诸君之后，为促成民主和平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民主报》1946年10月26日)
11月12日 民盟发言人称:晚8时，张澜曾由重庆通电话与留京民盟政协代表，表示关于出席国大之意见，渠再三强调: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
（《侨声报》1946年11月14日）
11月14日 与记者谈民盟对一党国大的态度
国民党所下停战令，不但是单方面的停战令，而且是半停战的。所谓停战令，非正式综合小组，国大延期三日，其目的是要换取第三方面这一国大代表名单。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目前即使第三方面提了国大代表名单，不但不能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相反，更会造成纠纷，使得将来连第三方面也没有了。不管内战再怎么打下去，中国终究必走和平、民主、统一的道路。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于国大开会前下停战令和国大延期3天，其目的在换取第三方面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并非出自为国家前途作真诚的筹算。民主同盟之成立即为调和国共关系，争取中国和平民主与统一，我们不能参加搞分裂的国大而失掉第三方面这坚定立场。目前虽然打击 天，但中国终要走向和平民主统一的。谈到民盟人士今后的活动，先生说:总希望与各方循和平途径力挽危局。在西南后方，相信地方军政当局一定能力谋地方安定而大家相安相处。
（《大公报》1946年11月15日）
12月8日 与记者谈民盟二中全会及民社党
所以推迟去沪，并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担心病刚好，怕不堪旅途的震荡，想多休息几日。现在，决定乘机去沪，预定先在汉口下机休息一二日，然后坐船前往，因为沪渝直航，需要7小时以上，恐怕支持不住。
民盟二中全会问题，究竟何时开会，现在还不能定，到上海后，首先举行一次民盟的中常会，再由中常会来决定二中全会召开的日期。至于二中全会将怎样开法，可能讨论些历史案件。像关于如何致力恢复和谈，及如何坚持民盟在未来时局中的立场与发挥更大的作用，都一定会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些决定在会后是一定会有所表示的。
现在来谈“恢复和谈”，时间上这太早了，尽管目前上有人呼吁和谈，和谈，实实其际的行动，都是要“打”，不让大家去“打”一下，现在办不到了，只有等到打来打去，打不出一个道理来的时候，“恢复和谈”才算真正有了希望。现在谁都知道正是“看打”的时候，还谈什么“和谈”，民盟固然是不放弃和平的，但目前，却只好“等待时机。”
梁漱溟先生是不是一道去上海，要等到上海给他的信后，才能去。外间说梁先生态度消极了，这完全不对，梁先生和我谈得很多，我很了解他，他在民盟中是奔走和平最出力的。可是两次大的刺激，使他愤懑。一次好像是9月份民盟致力的停战谈判，经他百般努力促成，应到要签字了，政府忽然又提出两个条件，使他功亏一篑。一次是去昆明调查李闻案，他得到的只是敷衍应付，而且李案至今悬而未决，令他不平之至。现在，他满怀都是烦恼与气氛，他对于和平的努力真是消极了吗?不，不，他是在等待时机，因为他觉得在没有诚意之中奔走，只是徒劳，如果和平的时机真的到了，我相信，他依然会以很大的热情来民盟工作。
民社党参加民盟的份子，不过20人，可是这次参加国大的40名民社党的代表中，大多不是参加民盟的。他所知道的似乎只有蒋均田等一二人，可见民社党中很多人仍是拥护民盟的。就张君励先生来讲，他之所以不参加国大，正可以说明他心中是充满了多深的苦闷，也就是说他心中对于真正的民主与和平仍然还怀着多深的眷念。我个人对君励先生相当同情，同时也仍然觉得民社党中的朋友，好像还不完全愿意走出民主的阵营，我们民盟，对于这一点是很重视的。
民主的力量，应该争取，保存，好让时机来时，多多地贡献与和平。
（《联合晚报》1946年12月11日）
12月9日 张澜、梁漱溟、张东荪挽联: 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册》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 1946年)
12月11日 愿为重开和谈之门而努力
此行除出席民盟二中全会外，并愿为重开和谈之门而努力。抵沪后，将先召开中常会，以决定二中全会之会期。大会议题将就民盟之组织、宣传、财务及政治四项为讨论中心，其中尤以政治一项所指的民盟对目前时局之主张最为重要。中常会亦将上列诸项交换意见。各地民盟中委大部分均赴沪出席，民盟总部已令各省市支部，如不能全体出席，即推派代表或提出议案，以供大会讨论。今后民盟吸收新分子是否以自由主义或教授学者阶层为主，将待诸大会决定。
(《大公报》1946年12月12日)
12月12日 在机场向记者发表对时局问题的谈话
问：对打开和谈僵局有没有把握？
答：（摇头）还不到时间。政府说是要派人去延安，是和平攻势。你看他“国大”又开得这样！从前是边打边谈，如果再来边打边开边谈，就更麻烦了。
问：以后准备怎样打开这个僵局？
答：很难说。
问：政协以来，和谈无结果，是由于不守信用。以后怎样才能使得不守信用的守信用？
答：现在第三方面只剩下民盟了，政府又在对民盟施压力，分化民盟。民盟靠舆论监督不守信用的守信用，如今舆论力量还不够大。不过，到了岩边要掉下去的时候，是要回头的。
问：什么时候民盟开中全会？
答：在中常会才能决定。
问：中全会要讨论些什么？
答：确定政策。民盟今后的任务是扩大第三方面的力量，把全中国爱好民主的人团结起来。
（《新华日报》1946年12月13日）
12月13日 在汉口接见记者时谈话
此行赴沪，一方面谋民盟内部之协调，另一方面在扩大团结国内主张民主之各团体各阶层，希望彼此立于第三方面，建立一种公正而普遍之舆论与力量，来共同促成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彻底实现，以挽救国家。如无公正之第三方面存在，和谈前途必更多阻力。
至民盟二中全会将于何日召开一节，须俟抵沪与张君励等唔面后，方能决定，为期想不致过远。
无论如何不参加目前之国大，但希望国大能制成一本比较符合时代要求而真正表现民主的宪法，以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障碍。至和谈能否重开，并使其早日圆满完成，全视合理与诚意之程度而定。虽云终可有一结局，但老百姓实难再忍受此种无意义之苦痛。
民盟孙中原在北平事件，是非曲直事实俱在，此事全乃有人虚构，结果对民盟毫无损失。
就整个国家之局势言，应迁都北平，俾于控制值得注意之东北与西北，偏安南京充满骄奢淫逸习气，殊为可虑。内蒙古旗在废与否，并无多大关系，但高度自治不妥，改为准其实行地方自治，藉承高度而字易为人所误会。
暂不拟晋京，参加二次和谈与否，视政府之诚意为转移。总之，民盟同人既不求名利，亦不存短见私意，所争者乃和平团结统一之真正实现。
(《大公报》1946年12月16日)
12月17日 在南京码头对记者谈话
《大公报》所载他在汉口的谈话中有三处不符：一、对所谓“国大”，并无希望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之说；二、民盟参加改组政府与否，非暂无意见表示，乃无考虑必要；三、民盟二中全会事，到沪后须与章伯钧等晤商，非与张君劢晤商。（《新华日报》1946年12月18日）
12月18日 抵沪时在船上答记者问
记者问他对于重开和谈的看法，他说:传说中政府要派人到延安去，这实在是政府的一种和平攻势，中共在夸张他的实力。也是一种空气。现在只有打仗才是真实的。第三方面应当尽的责任是努力和平，不过第三方面却没有把握，因为和平是需要双方的诚意才能成功的。
将来重开和谈的时候，是由美方发动呢?还是由第三方面发动?他解释道:人家是靠不住的，就是靠我们那一党那一派也不成，一定要等到全国爱好和平民主的每个人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团体一致团结起来。第三方面的力量太散了，我们应该紧紧的牵起手，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呀!现在政府不管老百姓，不理睬老百姓的要求，可是我们非得使政府知道不可，我们应该向政府要求!
记者问他经过这一次国大的考验，第三方面中有一部分人失节了以后的第三方面将如何秉行刷新阵容?他说:“第三方面的阵容，以后还要扩大，要包括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团体，这个第三方面才有力量。”
关于在路上的见闻，他感慨地说:“说不得啊!说不得啊!在四川，征粮抓丁，闹得太不像话。我们经过汉口的时候，正下大雨，许多士兵睡在沥淋淋的马路边，只盖了一层破草蓆，又淋雨，又捱冷。中国内战再打下去怎么得了啊!”他不想再说下去了，他只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好了，实在太善良了。”(《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12月18日)
在轮上餐厅的谈话
所传政府将派大员去延一说，系和平攻势。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和谈暂不可能，中国欲获和平，仅赖美国或第三方面是靠不住的，必须全国人民起来；凡主张民主、和平的人士联合一致，和平、民主始能获致。并谓第三方面现正遭受威胁、利诱、分化。第三方面的力量必须增强和扩大。征实、征丁等苛政，已使人民无法生活，希望政府能把人民放在眼里。
在船上的书面谈话
在民盟总部迁京之后，早拟东下。两月前，即由蓉到渝，当时本欲一直东来，乃到渝即知“国大”召集令已下，且适患病，遂暂滞留渝。此次来沪，系照原定计划，并非临时决定。
民盟不应参加分裂国大，余在渝时曾同南京总部通过电话，得知中央各地同志均一致如此主张，闻之甚慰。至民盟何以不参加国大，及对时局意见，在上月二十四日，民盟在京招待记者时，已有书面谈话，余自极端同意。今后民盟当一本初衷，拥护政协，反对内战，力求和平、民主、统一之实现。对调解武力之争，尤当保持超然独立之第三者立场，继续尽其最大之努力，更愿联络真正第三方面之人士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之人群共与努力。
至于参加政府与否，在内战未停止，政协未实现之前，民盟根本不考虑此事。现在召开之“国大”，一切情形亦根本不欲加以批评。目前全中国老百姓所迫切需要的是不打仗，不打仗才能生活得下去；否则，全中国人民无论农工商学眼看就只有同归于尽之一途。抗战结束已过一年，还要叫老百姓担负战争的痛苦，真是太不成话了。
关于民社党与民盟今后之关系，应俟民盟二中全会之决定，惟无论如何，对于争取民主，彼此意见当无异。今后不论盟内、盟外，自须努力合作。
民盟二中全会开会日期及地点，须俟常会开后，始能决定。张东荪先生可能到沪出席，梁漱溟先生虽不东下，他并不消极，对国事及盟务曾屡次与余研讨，意见都甚相同。”
(《新华日报》1946年12月19日)
△ 在大达7号码头，接受记者询问时说
希望发动人民以全力扑灭战争，争取和平与民主。第三方面有什么力量呢?全靠人民。故希望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个人及团体，都能站到第三方面来。
记者问“是否需要接受此次第三方面‘分化’之经验?”
张澜答:过去的事何必追究，我们要团结未来的力量。
政府派员去延安吗··之类，都是和平攻势，中共的夸张武力，也是攻势的一种。其实，和平的未必想和，打的也未必想打，两方面的距离较远。至于和平转机在何时，及再发动和谈的力量是谁，这都很难说，需要看双方的诚意如何而定，但我决不相信美国人能再度促成和谈，美国人解决不了问题的。甚至我们自己的那一党那一派也发挥不出力量，必须大家来!
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好，政府从来不理我们老百姓，老百姓实在太苦，四川乡间的征粮征实，拉夫抓丁!说不得，说不得，就是船过汉口时，还看见刚抓来壮丁在入骨寒风中用几捆稻草睡觉!太本像话，太不像话!。
(《文汇报》1946年12月19日)
△在旅邸接见记者，据谈
此次系战后首次来沪，与民国二十二年在沪时，得印象变化甚多。
记者询问以对时局及国大制宪意见，张澜称:报上已有记载，本人无意见奉告。
询以民盟中常会及中执会之召开日期，张澜称:中常会日内即在沪召开，由中常会再决定召开中执会之日期。
询以梁漱溟、张东荪能否来沪，先生说:梁氏在北碚办勉人中学，短时间内不能东来，张东荪可能来沪。
(《益世报》1946年12月19日)
12月20日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民社党与民盟之关系，尚未决定。民社党参加“国大”及张君劢之举措，系属憾事，极表惋惜。闻民社党内近日争执颇烈，若干党员及干部有退党与改组之酝酿。（《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1日）
△ 张澜、马叙伦两氏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发表谈话
均认为老调重谈，毫无新颖之处，不过对共和党议员弗蘭德，民主党议员穆莱之建议，作一种解释及敷衍而已，惟亦可证明美国对华之两面政策，日益激起了美国人民的反对。至于两氏建议之力量如何，就要看美国国会能否通过其建议了。
（《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12月20日）
12月22日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建国会等11个民主团体举行欢迎大会的讲话
今天承各位这样盛大的欢迎，使本人感到至高的光荣，同时，也发生无穷的感想。
中华民国的招牌，已挂了三十五年，人民却还在迫切的要求民主。抗战的胜利，是中国经过八年长时间的艰苦撑持，付了几千万人以上的血换来的。现在抗战胜利已逾一年，而全中国人民却直接间接仍还被逼担负着不光荣的战争的牺牲和痛苦。今天，全中国人民不但并未得到民主，简直更是被逼到死亡线上挣扎，要想生活下去也不可得了。回想这三十五年来，尤其是近八年来的历史，岂不令人痛心。
各位人民团体的领袖，是深能反应人民的心意，一定知道人民在今天想的是什么?要的又是什么？本人从四川来，四川在目前还算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生活的地方，但已经是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已够使人忧虑和痛苦的了。到了上海一看，更使人立刻感到经济的危机真已到了末端，如果内战还是无限期的扩大延展下去，那就只有把国家打亡，人民打光。而且依我看，这时间并不远，人民真已到了不能忍耐的时候了！
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是中国光明的坦途。我们民主同盟，远在六年以前新四军事变时，便结合同志从事于调解国共两党的争执。那时我们是怕影响了抗战，在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又怕因内战而影响了建国。我们首先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八个字的口号。意思就是要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我们认为中国只有这样一条路，才是光明坦途；而我们的原则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我们的办法，则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并且由改组后的政府来担任一面从事制宪，一面执行整军的工作。要这样，一切复兴计划才能奠立起基础，才能保持八年光荣抗战的战果。我们相信，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意思，是全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和要求。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而这中间却需要大家都能有真诚谋国的心理，和衷共济风度的。
坚守和平、民主立场，本一贯主张而努力。因为有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杜鲁门总统声明，及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三国外长公报，继之以马歇尔特使的来华，算是产生了政治协商会议。其实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正是我们几年来所主张的党派会议(我们所主张的党派会议，是以党派为中心而包括社会贤达共同参加，这是几年以来，屡有宣言的)。在这会议中，我们所主张的原则“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也就是和平建国的必要条件，是订入了纲领。改组政府及对以后建国的方法及步骤，也都有了具体的协议。所以，我们是非常兴奋的参加了这个会议，完成了各种决议案。在当时，全中国的人民是如何的兴奋，又是如何的以为从此就有了前途。哪知在人民庆祝政协成功的第一天，我们的同志李公朴首先挨了打。当时我们还以为这不过是独裁作风的尾声，今天想来，哪知竟是撕毁政协的序幕。从此以后，打风四起，由李公朴的挨打到马叙伦等几位先生及我们同志叶笃义在下关的被打，直到李公朴、闻一多同志的被杀，这象征了政协光采渐渐的在褪色。一党国大召开之日，政协的精神更算是完全消灭了。
说到这里，我得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参加现在开会的这个国大的缘故。我们既然是参加政协，我们当然有拥护政协的义务。政协的精神，就在这个“协”字。而我们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之间，我们又是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的调人身份。所以，凡是片面的，不合政协精神的，无论政府也好，会议也好，参加只有促成分裂。我们抱促成团结的愿望，而又出以促成分裂的行动，这是绝对不应该的。正唯其我们是超然的独立的第三者，我们就真无参加这个分裂的国大的理由。我们坚决相信，人民的希望，国家的前途，只有和平、团结、民主。便替国共两党着想，也只有和平、团结、民主，才是他们的出路。我们之所以不参加这个分裂的国大，是要保持着我们超然独立的立场，及调人的身份，才好对调解武力党争继续尽其最大之努力。这不但是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和平、民主保留一点转圜的机会，也可以说正是为他们两党着想，不致使他们陷入僵局，因此，就永远的打下去，直打到失尽人心，自己也同归于尽而后已。
伸出合作之手，愿与爱好和平民主人士，密切携手完成伟大任务。说千说万，我们只有努力促成和平，和平才是全中国人民的需要。不过今天的形势，显然是愈走愈僵，愈来愈坏。何以致之?这中间的是非曲直全国人民都知道，用不着深说。但是，很显然的，今后争取和平的工作，比以前是愈感棘手了。因之，我们愿意大声疾呼全中国人民必须自己起来，扩大争取和平民主的阵线。我们愿意联络全中国争取和平民主的每一个人都在同一道路中共同努力。谁要致国家于分裂，我们反对。谁要独裁专政，我们反对。换句话说，我们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拥护政协决议这个宪章，拥护以民主的方式来求统一，以和平的方法来求得完成建国的这个主张。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对国家民族所负的义务。我们全中国人民表现自己意志，行使自己主权，这就是民主。谁不照着人民的意志做，谁不要人民行使主权，谁就是反民主，谁就是国家的反叛，人民的罪人。
我们这样主张，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我们将以十万分诚恳的心情，伸出合作之手，愿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手合作，共同来完成这一艰难而又巨大的任务。
民盟历经考验，威逼、利诱、分化实属徒劳。自从有了民主同盟以来，尤其在一年以来，我们自己虽然努力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立场，然而，向我们利诱的，向我们威胁的，向我们施以迫害、分化，企图摧垮我们的，已经是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我们是屹然不动，我们仍当一本初衷，尽其应尽之责。今后我们更愿坚定立场，贯彻主张，更希望世人尊重我们这个独立的立场，不要再存妄想运用阴谋来利用或控制这个第三者。须知道，向称为第三者的党派或个人，如果因利诱或威胁而终于偏在一边去了，这只有把国家的事越弄越僵，越弄越坏，结果是毁了别人而又无益于自己。我们希望世人尊重我们的独立立场，我们更希望世人以同样心情尊重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团体的独立立场。尤其希望各团体相互之间一样彼此尊重。大家应在和平民主上多多用力，才能收众志成城之效，显示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来。
总而言之，联络争取和平民主的团体，扩大和平民主的运动，以达成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这是我们今后唯一的希望和任务。还望各位多多予我们以指教，多多予我们以帮助。
（《民主报》1946年12月28日)
12月27日 在上海工商界、金融界举行的“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说
一般的说法，都认为中国是地大、物博、人多。过去一百年来，因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变成次殖民地的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人多，而只辗转挣扎于经济侵略之下，一切无从建树。
凭理想，抗战胜利了，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又订了外貌看来似乎平等的国际条约了，中国的前途，尤其是经济上，应当是可以自己发展和繁荣了。以中国地大、物搏、人多的条件，又配以国际的帮助，在生产工具和技术上，在管理上都猛锐的改进，把一个被侵略的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进步的国家，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一年以来种种事实观察，距离我们的愿望，实在是越走越远。很显然的，可以得一个结论，那就是政治不民主的缘故。政治不民主，那就一切都说不上，而且会越搞越坏。所以中国今天即使有了新的技术，有了机器和动力的生产工具，又有了科学管理，而在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未得解决，那些技术、机器、科学，只会帮助垄断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发达，老百姓是一点也得不到好处。中国的“地”仍然是殖民地，中国的“物”也只是仍然被掠夺，中国的“人”，无疑的仍是压榨的对象。看一年来垄断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勾结，凭借了政治力量，所有一切措施，哪一件事，不是可以促成中国的经济更趋危险呢?尤其是最近垄断资本与官僚资本之结合作祟，而使得外货涌进，把一切民族工业压得奄奄一息。这样搞下去，中国的社会经济，必然的将会萎靡而到崩溃。
中国人，谁不关心自己国家民族的事。诸位都是工商界金融界的巨子，我敢相信，谁都有很高深的学问，宝贵的好经验，更有很高热忱，想要把中国的事弄好，尤其是建立中国工业基础，安定中国金融，使中国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事，都是在劳神焦思，有很好办法。然而这些办法在政治上也许只能得着限制，而绝对得不着帮助。可有什么办法?所以归根到底，只有政治民主，一切才有办法，一切希望和计划才不落空。
在目前，更迫切的要求，尤在不打仗。不光荣的内战，可以把一切打光只有和平才是利国福民之道，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可以致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和平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我们屡年来所主张的和平民主，是建国的必要条件。总归一句话，政治不民主，在经济上就有好的计划或政策，也是无从实现。所以根本还在争民主政治，希望大家予我们主张以有力支持及帮助。
（《文汇报》1946年12月28日)
1947年
1月6日 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致开幕词
我们的二中全会在很久以前就决定要召开，以种种原因，迁延到今天才开幕，距第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是整整一年又三个月了。在这一年又三个月中，中国的形势变迁非常之大，全中国人民痛苦到了极点。以往我们“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曾一度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争到了若干的成就，如果政协决议逐步实现，本可奠定一个民主的初基，不幸是转瞬之间，都成泡影。就使得中国的事，愈来愈坏，各方对此都表示惋惜，这证明我们一向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所欢迎的。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组织国家的唯一目的，只在谋全体人民的福利。所以在一个国家，倘使政治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专制独裁，经济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独享独占，就失去了民主的意义。民主的政治经济，必定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全体人民的经济。”这些话，是见于我们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的。这就是我同志们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此外我们还有共同信守的政治纲领明白规定，对于政治制度是主张行普选制度的议会制，而且我们主张两院制。对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则采内阁制。我们更主张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但我们并不认为有了宪法，就算宪政。更不承认假“法治”之名，以行“专制”。所以更主张“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这些，也都见于我们纲领中的。而我们最根本一点，还是在争取人权自由。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纲领上的这些主张，得着全国人民的支持，本已相当的为全国人民争得到了一些。但直到今天，我们替人民所争得的自由民主这张“支票”，政府却未兑现。当权党仍是处于“超法律”地位。凭借这种“超法律”的权力，就撕毁了政协决议，更片面的制定了所谓“宪法”，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这是谁也知道的事。我们站在坚决拥护政协的立场，毅然拒绝了参加所谓“国大”。因为我们所要的民主，是和平的、团结的、统一的真民主，而不是战争的、分裂的假民主。我们将为真的民主而继续努力。至低限度，我们要争取到不折不扣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政协纲领及决议，我们决不让政协纲领及决议这一张“支票”不能兑现，我们就有代表人民拿着这张“支票”向政府“采券责偿”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二中全会，对于如何完成这个使命，正是我们这个会中最主要的课题。要为这个课题作答案，我们认为有两件事，我们应该注意：
第一、是迎取同情。我们的根本态度，是拥护政协。为了使力量加强，更容易达到目的，我们就得更广泛的号召全中国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我们一贯的主张，在谋全体人民的福利，前面已说过，本是应该博得全社会同情的。我们就要用切实而敏活的方法向广大的人民中去宣传、去迎取，使得大家都直接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加强力量，共同努力。
第二、是加强组织。我们民主同盟，是一个有永恒性、独立性的政治团体。我们有纲领、有政策、有机构、有规程，并且对国家一切的问题，我们有独立自主的主张。但无可讳言的，过去我们在组织上还不够坚强，不够严谨，不够扩大。虽然我们的主张，能博得多数人的同情，而在组织上所反映出来的力量，还不够大。今后，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建立起广大而坚实的墓础，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我们的力量，迅速的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这个有永恒性、独立性的政治团体，凡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服从我们的决议，坚决信仰民主主义的分子，不论其有无其他政治团体的关系，我们一概欢迎其入盟。假如说我们民主同盟是在演进生长期中的政党，很明显的，我们民主同盟是一个有永恒性、独立性而绝无排他性的政党，是民主宪政国家的通常政党。我们所包含的分子，并不限于某一个阶层，我们的基础要建筑在全民的上面。
如何迎取同情? 如何加强组织? 这是此次开会对我们的课题作答案应注意的具体内容。
此外更有一点意思要向各位同志说：我们必须把握自己的独立性，无论从主张上说，从组织上说，我们首先要自己立得住脚。必须自己立得住，才会有人跟着走。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务要求异于人，而是说，我们不能随便抛了自己的主张，而应声附和，勉强从同，尤其重要的，我们决不可被人利诱、威胁，以至于自己放弃了立场，只为一时苟且因应之计，而忽略长久远大之图。我们虽然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在我们的主张不能实现之时，我们并不炫惑于政权的取得，我们必须有“淡泊宁静”的胸襟，而后才能担当起“任重致远”的责任，所以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要有这样的精神，而后我们的团体才有光明、坚固、远大的前途，我们这次会中，对课题拟议答案时，一切研究更应以此为出发点。
各位同志本素来的抱负，及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体验和研究，我相信，对以上所说的问题，必能各自发挥宝贵的意见，使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样，必然使这个会议有丰硕的收获。
( 《民主报》1947年1月12日)
1月10日 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闭幕词
今天我们的二中全会，是圆满闭幕了。这次全会，收到各地方组织的建议案及各中委的提案，共有八十余件。因为会前开了很多次预备会，把所有案件，都经过一番分类整理工作，在分组审查时，又相当周密，所以节省了大会时间，能在预定时期内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在大会中听到华北、东北、西北、南方等总支部，以及四川、云南、重庆、湖北、南京、上海、港九等支部负责同志的盟务报告，交换了许多针对现实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以为整理盟务的依据。又决定今后入盟以个人身份参加，并议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时期，政治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办法，使盟务的开展，更进了一步，此外通过全会的政治报告，指示了我们今后对国事努力的方针。这些，都是这次全会许多重要议案中甚为珍贵的收获。
各位同志从预备会起，始终精神一贯，在检讨工作及讨论提案时，虽各有不同的意见，而确确实实能和衷共济，表现出民主的风范，这是最值得引为欣慰的。
许多案件，是决议了。剩下只是做的问题。第二届全代会距今不到半年，那时我们将再作总的检讨。这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在各地方负责的同志，特别注意和努力，希望在那时能够向全代会做很切实的报告，以显示出这一届有更好的成绩。
今天是一月十日，是去年政协开幕的日期。这一年中，我们为和平、团结、民主而努力的经过，在大会政治报告中，已有很详尽的说明。但今天和平、团结、民主，仍然是水月镜花，毫无着落。我们恰巧在今天这个饶有意义的日期，完成我们的全会，这是值得我们提醒警觉性的。我们为全中国人民争和平、团结、民主，我们负着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要从今天起，一定要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使他复活。我们坚决继续为政协精神而奋斗，这是我们同志间的唯一责任和努力方向！（《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 为政协周年纪念日发表谈话
政协闭幕到今天，整整这一年中，最好用大公报社论的话来说，使全国人民‘做了一个现实的梦’，谁把这个美好的现实使它变成了梦呢?真不能不使人十分感叹。不过感叹是无益的，我们有责任要把这个梦变成现实，只要全中国人民支持我们的主张，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要看全中国人民的努力了。
(《时代日报》1947年1月10日)
1月14日 在民盟上海支部临时委员会招待民盟二中全会全体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国民党政府新的和平攻势，没有真诚停战求和的事实，决不能欺骗和动摇民主战士。但是目前全国人民在国民党政府实际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政策之下，业已到了山穷水尽、民不聊生的地步，为着反对卖国求战消灭全民生命的反民主路线，为了争取最后的生存和不做变相亡国奴的权利，从北平的学生反美运动开始，全国青年和一般人民的爱国运动，已经开始抬头，我们今后的民主阵线的奋斗，实际上是求民族生存独立的爱国运动，必须更加发动扩大，直到最后胜利。民盟上海盟员，就是要为全国民主爱国运动的中心模范，为此，他坚决要求每一个盟员必须注意三点:（一）不单是用嘴说，用笔写，今后更主要的是还要用行动来推进民主爱国运动。(二)不单要实际做，而且今后还必须艰苦奋斗，不失时机，不等待，不犹豫，勇往直前，大义所在，决不反愿。(三)不单是这样努力，而且要苦干，我们将持之的苦干。不久以前，政府中某大要员，曾经向范朴斋先生询问，你们民盟的经济条件在那里？有多少钱干民主运动?这真是笑话,我们那里是钱买得动的！我们断然拒绝了政府在金钱方面诱惑。其实，我们不但绝对不受国民党政府的钱，也不受其他任何方面的资助。记得前年民盟最穷的时候，中共的董必武先生曾亲自慰问我们，说要不要挪一些钱，我们也断然拒绝了。穷，是我们的本色本分，我们要明干苦干，才能站得住脚跟，为人民权益为民主爱国而奋斗到底。
（《民主报》1947年1月15日)
民盟主席张澜在招待会上讲话中说:“中国民主同盟为政治团体，对国际国内诸问题之反映均须经深沉考虑。此次二中全会已将民盟主张，明白确定。民盟是不受任何威胁利诱之政治团体，今后更要苦干，要长期奋斗。”
（《时代日报》1947年1月15日)
1月21日 发表谈话不满川政现状
四川全省现陷于人心不安的状态中，各地土匪横行，除非政府改变政策，则为饥饿所骗，以抢劫糊口之农工即将投奔中共。目前此种情形，应归于日本投降后政府在四川未作政治上之改革。四川在抗战中曾有人力及粮食之巨大贡献，在内战中亦复如此。对于张群主席曾否做到恢复秩序一点，先生称:张主席已做到政府所需要之一切—更多人力，更多粮食。
（《大众夜报》1947年1月21日)
在招待工商文化各界领袖会上致词
民盟为民主和平统一建国之任务，为不负各界殷切之期望，尽量谨慎小心地在做，惟更希望各界与民盟步调一致之人士。1、多督促指示，使工作顺利进行。2、希望诸位人士加强团结，使民主力量强大起来，庶岁可以达成目的，时局虽有种种困难，但只需吾人同心同德，坚决苦撑，分工合作，一定能一一解除之。 (《益世报》1947年2月2日)
2月4日 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方面对民盟渴望颇殷，民盟必须力求进步。二中全会后，民盟确有进步。无形中已与各民主团体及民主人士步调一致。现在希望各方抓紧时间，加强团结，扩大民主运动，以求迅速达到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目的。
2月25日 就会见美太平洋学会秘书长贺蘭发表谈话
贺蘭等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表示不满，同时对中国长期内战给予全国人民悲惨遭遇，十分明了，且表示无限关切。贺蘭氏对中国政治社会了解之深，实堪惊叹。贺氏等将陆续访问中国民主人士，交换意见，使世界民主力量打成一片。
( 《联合晚报》1947年2月28日)
3月9日 电各省地方当局
政府限令中共撤退后，民主同盟已发表宣言，阐明态度，政府及各地方当局亦曾历次申言保障各民主党派，本盟近接各支部报告，不免时有遭威胁或迫害，务祈实践政府诺言，共同维护民主，至为感荷。( 《大公报》1947年3月10日)
4月18日 致张君劢
今日阅文汇报，载有先生向报界谈话称：“民盟现为政府管辖区唯一之反对党，业已表示愿意参加国内第一次普选。民盟如能接受宪法，则当能享受行动之完全自由”云云。不知报载有无出入，如竟确实，则民盟同人当郑重声明，从未有此项表示。且同人认为接受宪法是一事，保障人权又是一事，二者决不应当发生因果关系。先生硕学，应亦未能认为此言为合理也。敬盼明示，并颂台绥！
(《大公报》1947年4月19日)
5月8日 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
四月间本盟曾推章伯钧、罗隆基两同志赴京，关于本盟盟员杜斌丞等无端被捕事，拟向政府有所接洽。阁下未暇接见，本盟颇以为憾。今者，政府为多党参加之政府，且为行政院负责制。此次新政府成立，当权者复以依据政协决议，结束一党训政，准备实施宪政标榜于国人。诚如是者，则阁下今日出长行政院，其地位、其职责、固非往昔之行政院长可比。凡合法在野政团，遇有重大事件，欲与政府洽商者，进而就教于行政院长，实为唯一正当合理之途径。自新政府成立后，当权党对付在野民主政团之政策，更令国人惶惑不安。举例言之，四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对本盟加以诬蔑，且公然倡导否认本盟合法平等地位。此项谬论，突然发见于政府所在地之官报，已令人疑及政府即以此为打击压迫民盟之先声。果于五月三日，中央社发表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竟谓中共“经常派遣代表列席民盟干部会议”。该项文件，对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联合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团体亦诬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此项文件，社会均疑其为捏造诬陷之阴谋，而同日该中央社又发表所谓某政治观察家谈话，妄指“民盟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又谓“民盟及各民主政团，目前倡组中之民主统一战线，亦为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云云。试问民盟何种行动，是“循中共意旨”，何种行动是“受中共之命”，“准备暴乱”云云?竟以莫须有之词肆意诬蔑，乃自行证实一般社会对此项文件认为捏造诬陷之猜疑。中央社此种举动，实已构成犯法行为，应负法律上之责任。又中央社及中央日报今日名义上虽为国民党机关，实际仍系政府宣传机关，则该社与该报此项言论，政府亦不能辞其责也。至于本盟今日为独立的和平的公开的在野政团，此种立场，在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二十五日曾先后发表正式谈话与宣言，向国人一再声明。本盟行动，遵循民主轨道，采取合法手段，乃举世共知之事实。至于本盟之合法平等地位，在去年参加政协会议之日，即已确定。今日新政之产生，自身既以依据政协决议为标榜，又何能抹煞参加政协之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更有进者，政府既已准备宪政为号召，且一再命令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似此，则人民中一切公开和平之政治组织，均为合法平等之政团，而政府自有依法保障之义务也。时至今日，人民已陷绝境，国事已到穷途，非和平团结，无以自救。倘朝野各党派，至此尤不能深自内疚，毅然悔悟，尤复继续延长党派成见与权位之斗争，此不止无以见谅于今日之国人，亦且将为万世之罪人矣。本同盟有感于此，今日，依然愿以其在野身份，准备与政府遇事商谈，以求得党派间合理之谅解，减少党派间无谓之磨擦，而本盟被捕盟员之恢复自由，被禁刊物之恢复出版等，均愿与政府坦白商讨，以求获得妥善合理之解决。阁下素以促进民主宪政为职志，今既任行政院长，对调整朝野党派关系一事，不止权有所属，实亦责有所归。如荷同意，本盟愿即推选代表与阁下晤商。如何之处，敬候明教，端肃。（《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25—327页）
5月23日 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等五位民盟参政员向参政会提交《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
抗日苦战历八年之久，不料在胜利结束之后，继以内战，由间歇性而持续性，由局部战而全面战，到今亦已逾年。此时中国人民，正在遭受历史上空未有之惨痛，已成任何人不能否认之事实。分别说来，物价上涨，至本年四月底止，比战前已及二万八千倍。通货发行愈多，物价愈涨。物价愈涨，愈不得不增加通货发行，实已陷入恶性循环，此不是内战之赐而谁赐?因物价飞涨，而使全国公教人员无法生活，不得已要求增加待遇。待遇愈增加，通货发行愈增加，而物价愈飞涨，而公教人员仍不能生活，又已陷入恶性循环，此不是内战之赐是谁赐?全国学生，因物价飞涨，而起恐慌，试以上海数校为例，本年四月份每生饭费八、九万元，至五月一跃而为十七万元(此尚据五月十日米价计算，今上海米价又涨，草此提案时，已涨至每市石三十六万元)。其他费用，可以类推。公费生且不了，私费生更不了。饥火中烧，则忿火外泄，奔走呼号，实有由来，决非强力抑止所能干息，此不是内战之赐是谁赐?工人因生活指数冻结，而起恐慌，工厂暂时得了，而工人不得了。一经解冻，工人暂时得了，而工厂又不得了。商店亦然，店员待遇暂不增加，店方暂时得了，而店员不得了。迨待遇增加，店员暂时得了，而店方又不得了。又已陷入恶性循环，此不是内战之赐而谁赐?接近战区之农村，在双方拉锯作战之下，惟有驱人民于死路而已。行数百里路，不见一个壮丁，并一个中年妇女而无之。“四月南风大麦黄”，乃迄今而麦子尤未下种，非无田也，盖无人也(此根据华北参政员报告)。此时粮食尚是贵贱问题，今后不将成有无问题乎?此时尚在啼饥，今后不将尽成饿殍乎? 其在战区以外之农村，下令征兵，额征一人，而浮征数倍。征者一人，而逃者百人，则人力尽矣。因征兵而壮丁一空，因征粮征实而蓄藏又一空，被征者一家，而被索贿者百家，征一分而索贿百分，则物力尽矣。人民早拼一死，不知人力既尽，物力又尽，今后国将何恃以为国?双方正规非正规兵员合计，殆不下八、九百万人，集八、九百万壮丁于战场，而驱使互相歼灭(华北参政员报告，有父子两人，各被拉为兵，猝然相见于双方战场，乃先大哭相对自杀)，苟有人心，闻之能无下泪。内战之惨，一至于此。至今日通都大邑，连续发生抢米风潮，虽地方民性夙号驯良，如苏州、杭州者，而亦大闹抢米矣。上海为全国惟一繁荣之都市，善堂统计，每日收敛弃尸数百具，四月某日，多至二千余具。闻其中大部分为弃婴，此可怜可爱之第二代国民。乃被充为内战牺牲的先锋队，须知上海尚有统计可稽，推之全国岂堪设想? 哀哉中华，殆将无噍类矣。更观全国报纸，几乎每天充满着人民因饥饿而欺诈、偷窃、抢劫、杀人，自杀，种种怪新闻。在饥饿线上，尚忍课以道德，绳以法律乎？上所云云，自不免偏指着中央政府管理区域，其在中共区域，无法详知，其人民所受痛苦，殆大率类是。一切一切，不是内战之赐而又谁之赐耶?
吾人追究此至惨极恶之内战因何构成其不能中止的缘故，无非是武力解决党争之一种错误观念。去年一月间，国共两党会同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开幕之日，双方报告业已下令全国停止武力冲突。在此会议中，成立了五项决议，至二月二十五日，双方又签定了整军统编方案，规定在十八个月内，中央军队缩编成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此何等可喜可慰。所谓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实已显露出万丈曙光，且可以说双方和平合作团结统一的初基，建筑得相当坚实。谓双方心理绝不能相忍谅耶?何以有此良好之开始?然谓双方心理真能相忍相谅，共同趋向和平合作，团结统一之康庄大道矣。又何以有今日至惨至恶之内战?至本年三月，中共代表团接受政府命令，退出京沪平渝各地，双方关系从此断绝，国家又完全恢复到十年前武力解决党争的错误途径。
“要吃饭，要和平”，已成为各地各阶层民众一致之呼声。中华的国运与全国人民的生命，到今日已面临着死亡灭绝的最大危机。“国民政府施政方针”虽在第一条说明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准绳，第四条说明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而仍提出铁路交通完全恢复作为和平条件。如解释为必待全国交通完全恢复，始能进行和谈，此不免使武力解决党争的错误依然存在。吾人主张，既求政治解决，只有政治解决，凡国内一切政治问题所构成的党派纠纷，必须在和谐融洽之空气中，用协商方式，本着相忍相谅之精神，以寻得结果，此是一年以前双方所曾经走过的老路，实亦完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最高使命，以达成全国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事急矣，战火还在一步一步延烧着，战线还在一日千里地展开着。此无情的内战，直将遍使全国人人都无生路，万万不得再拖，万万不得再搁，吾人为了国家与人民的自救，谨建议下列各点：
(一)确定政治解决党争的大原则，依据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及路线，重新举行和平会议，以达到全国统一的最高目的。
(二)迅速恢复国共间联系，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谈的具体方案。
(三)政府先明令停止征兵与征粮征实，以为倡导和平之表示，以减轻人民负担。
(四)政府严饬各地方文武官吏，切实尊重人权，保障自由。迅速释放一切政治性被逮捕被拘禁的人民，恢复政治性被封闭被查禁之刊物，并停止一切有名无名的特务非法恐怖行为。（《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31—334页）
7月9日 为国民党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及蒋介石七月七日发表“剿匪建国”广播演说事发表书面谈话
吾民盟同人，本着一点爱国愚诚，不忍见国家分裂与战争，数年以来，追随国人之后，竭尽绵力，奔走呼号；同时忍莫大的耻辱，蒙无名的谤毁和迫胁，不敢求谅于各方，而只求和平统一之终得一日实现。不意在政协决议已告成立之后，始则一面和谈，一面战争，继则撇去和谈，由局部战而演成全面战。至今日而政府下总动员令矣。同人痛心之下，复有何言。所望垂念中华民国为四亿七千万人托命之国家，此孑遗之民为对日苦战八年仅存之生命，不论前方后方，对此弥留之国家元气，若有一分可保存者，则保存之；残余之人民生命，若有一分可维护者，则维护之。澜读蒋主席“七七”广播，一面动员，一面实施宪政。宪政之大本大原，不外乎保障人权，尊重舆论，此则同人于惨痛之途，仍愿竭诚献议者。否极必复，史事昭然，匹夫天职，何敢不尽。同人一日为中华民国之民，矢愿一日为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
（《大公报》1947年7月9日）
7月12日 致范朴斋
日前曾复志和，一函，不知见到否? 总动员令下，形势更恶，不准呼吁和平，有反对内战即是反对政府，不容其存在。我于九日特发表谈话(上海有五个报南京有两个报登载)，以表示民盟之主张与态度，而暂作静观。寄剪报二纸，可交给志堃诸位一阅，此时以能忍耐能冷静能团结为要。
（《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 第314页）
8月17日 谈民主同盟
目前民盟能够做些什么呢?各地工作差不多在停顿状态中，最多也只能维持现状而已，对本年度普选，依然是决定不参加。对魏德迈来讲，民盟所供给的资料是:如何停止战争和要求和平、民主与统一问题，民盟不反苏，也不反美，希望自力更生。
至于他自己，他说由于失眠关系，精神衰退到极点，假如说话过多，思虑过多，看报过多，立即会头昏目眩，因此，他不轻易会客。
（《飞报》1947年8月19日）
8月24日 致行政院院长张群
本盟半年来陕、沈、蓉、渝等地盟员，无端被捕者，迄今多未省释，而桂林、南宁、八步等地，七月间又有百余人被捕，内有本盟盟员杨荣国、张毕来等均同时被捕。似此政府对于本盟盟员，显系有计划、有组织加以压迫与打击。蒋主席在“七七”十周年纪念演词中，曾以实现民主宪政号召国人，而现政府之施政方针，亦有保障人民基本自由之条文。诚如此，即应尊重人民集会结社之权利，同时尊重在野反对党之合法地位，固不可任意加以摧残侵犯也。本盟一向主张以和平方式争取和平，以民主方式争取民主，此为举世共闻共见之事实。今政府对本盟盟员不断加以违法之逮捕拘禁，将使所谓实施宪政、实现民主将何以取信于国人?为此特再请政府严令各地官吏，立即制止一切非法压迫在野合法党派行为，并将桂林、南宁、八步等处以及其他各地被捕之盟员，立即一律予以释放，以重法治而保人权为荷。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38页）
9月1日 致国民政府行政院张群
民主同盟为桂林支部人员被捕事，曾致函左右，谅已鉴察。章伯钧兄日前赴京曾向郑介民先生当面交涉释放本盟各地被捕人员，昨日据称：郑君曾经表示蓉渝两地被捕人员只需执事向地方当局致一电令，彼负责各该人员可立即释放。郑君既有如是之言，川省为吾兄旧治之区，重以桑梓之谊，固不宜使无辜被捕人士久失自由，且当目前艰难之局，执政者尤当以宽宏大度挽回人心。即如近日上海各大中学校临开学之日，乃每称奉部令解聘教授开除学生，此等狭隘苛刻之举措，徒益增人反感耳。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41页）
9月13日 三致张群函
日前为蓉、渝、桂等地盟员被捕事曾两函左右，请分令各地地方官吏予以释放，谅邀鉴察。兹据成都盟员专函报告：“八月十九日四川省政府召开专员会议，在会议上，特委会书记徐中齐报告中央对于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民主义民主同志联合会等，均认为反动集团，应严拿究办。对于民主同盟上层虚与委蛇，系为对付国际观听。六一处置中央认为最有成绩者为成都重庆两地，已通令嘉奖，刻当剿匪戡乱之际，望各专员勿稍瞻循”等语。查政府对于民盟早有孤立上层，打击下层之传言，今得成都盟员报告，已可证传言之非无因也。国事如此艰危，人心正待收拾。今日报载蒋主席通令所属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内称：“凡非司法机关，及非依法赋与司法警察职权之机关，绝对不得逮捕人民，尤其不得有其他法外侵扰人民自由之行为”。深盼言出法随，今后人民自由，得享切实保障。但以前遭受法外侵扰之无辜，自应即时释放，以示平等，并昭大信。政府对于民盟若仍目为反动集团，采取对上敷衍，对下压迫办法，一任各种特务之胡行，则所有实施宪政保障民权之诺言，何能取信于人?蓉、渝、桂等地盟员被捕久未获释，特请黄任之先生代表趋洽，务祈迅予分饬各地官吏一律释放，而重人权，无任感荷。（《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42—343页）
9月19日 致民盟马来亚支部代表大会
九月八日来函及附件均悉。全马代表大会订于九月二十七日在星开幕，成立马来亚支部，远道闻讯，毋任欣慰。澜以道路遥远，时间匆促，未能推派代表到会，深以为歉。特将本盟最近决策，函向大会报告：
(一)自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以后，所有政协(即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悉已被其撕毁无余。本盟为维护政协精神，不仅反对其所谓国大与宪法，并已拒绝参加政府与选举。今后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本盟仍坚持此种立场，以求贯彻主张。
(二)总动员令颁布以后，本盟各地盟员多陆续无端被捕，即一般民主人士与自由分子(如教授学生等)亦遭重大非法打击。本盟本诸人民应有的权利，与现政府当局“七七”十周年的演词，已一再要求政府尊重人民身体、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以及在野反对党的合法公开地位。此项要求，在今日实质上仍属一党专政之下，虽无法可以实现，然本盟本诸“以民主方式争取民主”的原则，仍将继续向现政府坚决要求，不达目的不止。
(三)本盟外交政策一向主张与英美苏建立平衡友好关系。任何友邦，凡严格尊重我国之独立自主而不助长中国之内战与分裂者，吾人必继续与之保持友好关系。总之，国家应求独立，外交应自主而不可放弃自己的立场，甘作外人的附属，而使堂堂大国沦于殖民地的地位。年来现政府对外政策，始而联美反苏，近又扬言欲联苏制美。似此忽略本国利益，完全仰人鼻息，举棋不定，前后矛盾，本盟自当坚决反对。
(四)八年抗战，创痕未复，战后的日本，已在美国直接卵翼之下，积极复兴，又将威胁我国。吾人在此时不但应坚决反对开放对日贸易，并应致力反对美国单独召开对日和会。开放对日贸易，势必供日本战后的工商业迅速繁荣，中国残余的工商业完全摧毁。对日和约应尊重波茨坦协议，中美英苏四强先行草拟。任何方式之对日和会，倘非中美英苏四强同时参加者，中国应拒绝参加。同时中国必应保存对和会之否决权，如此对日和会始可成功，远东和平亦始获保障。
兹当全马代表聚集于一堂，对于国事及盟务当有充分讨论与具体决议，盼将结果早日函告，以备参考。端复 顺祝大会成功！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44—345页）
9月23日 致民主同盟驻新加坡办事处胡愈之
顷悉感召开全马代表大会，群英齐集，贡献必多。除皓函说明本盟最近态度外，特电致敬，期共为民主努力。（《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46页）
10月12日 发表书面谈话对杜斌丞事申明态度
“对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先生本月七日在西安无辜被害一事，本人极端愤慨，同时亦极感悲痛。这不只是对被难者自身损失及民盟重大损失的悲痛，我对国家法治与民主的前途更感悲痛。
地方军政机关可以这样任意违法杀人，国家还有什么法治与民主的前途可言。杜先生惨案，给予民盟重大打击远在旧年李、闻惨案之上。昆明惨案实行违法杀人者，表面上尚谈为暴徒分子的狙击行为，西安惨案却是陕西戒严总司令部用“判处死刑”的公开杀人手段残害在野党派的领导负责人。
自旧年政协会闭幕后，杜斌丞先生即受民盟总部之命，赴西安主持西北盟务。不幸即因此种公开合法之工作，杜先生立即受到地方当局的监视而实际失去自由。旧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社曾发表杜先生批评共党之言论，今年三月二十日杜先生又突然以“贩卖毒品”的诬陷罪名而被捕。最足使人惊异者，即前此中央社代为宣传反共之人，竟于本月七日被陕西戒严司令部以“现充共匪关中地委会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的罪名而被枪决。从旧年十二月杜先生被监视之日起，民盟即以其安全为虑，故在南京即一再向政府进行交涉，请其准许杜先生离陕来京，以保安全。今年三月杜先生被诬被捕以后，民盟又一再向政府严重交涉，请将杜先生依法释放，以尊重人权，或依法交法庭审判，以求昭雪。不幸民盟无数次的抗议与交涉，政府竟置之不理。最后地方军政机关竟将民盟负责人无辜加以杀害。
杜斌丞先生今年已六十一岁，其立身行事与其思想主张不止西北人民所共仰，实亦全国人士所共知，他毕生的文化教育事业之成绩，昭昭在人耳目。他笃信民主和平，而近年来努力促进国家之民主、和平亦为事实。惟以禁在囹圄早失自由之人，今天竟指其有“勾结匪军阴谋暴动”之行为，且以此定罪行刑，则所谓“贩卖毒品”等等诬陷，实不值一辩了。此次杜案，政府始终拒绝民盟依法处理之请求，竟不经过正当司法手续，突然由地方军事机关将杜斌丞先生执行枪决，此实违背政府历来公布保障人权之法令，且根本破坏国家之司法独立。近来各地政府机关对一切逮捕枪杀之行为，动辄冠以某种嫌疑之罪名，且不需确切证据，仿佛有此嫌疑即可抹杀一切法律与人权。似此，则国家又成何国家。我民主同盟为一和平而无武力的在野政团，本身绝无武力亦绝对不依靠武力以保障生存。政府对如此和平的在野政团果欲凭其权势及武力加以摧毁以达根绝在野党派之目的，则政府今日自可如愿以偿。惟绝对不容许在野党派存在的国家，尚何民主之可言? 关于杜先生的无辜被害，民盟除正式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谨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大公报》1947年10月13日)
10月19日 复邵力子
民盟始终坚持“民主”作风，对于中央作风，不尽满意，合作一事，尚非其时。关于民盟并不热衷大选，可概其余，仍希望中央能拿出真正的民主作风来。至本党发言人已指定为罗隆基，现罗氏因在南京，一切可与之就近洽商。本人，在沪主持民盟党务，殊无身份入京，请求鉴原。
（《诚报》1947年10月20日)
10月30日 民盟反对伪宪争取民主的立场不变
我们一贯的忠实实现政协决议及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和平民主政策仍未改变。蒋匪此举为绞杀民盟的绳索的最后一着，并妄图以此强迫民盟参加蒋匪反人民内战及承认伪宪。民盟希望中国民主和平，但对宪法问题则经常采取保留态度，因（蒋匪）国大通过之宪法并非严格依照政协方针。
(《人民日报》1947年11月1日)
11月6日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中国民主同盟向以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一贯之主张，不幸战祸愈演愈烈，同人处此，惟有痛心，更无为国服务之余地。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当经公推黄常委炎培代表同人自沪赴京，与政府洽商善后事宜。
经政府提示办法如下：（一）政府已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希望民盟自行结束，解除负责人之责任。（二）关于房屋：1.民盟代管中共房屋物件，即行移交政府接收；2.民盟自有之房屋，可缓接收；3.政府拨给民盟使用之房屋，应交还；如一时不及迁出，可暂借用。4.盟员个人住所，不予干扰。上海朱葆三路民盟代中共保管之房屋，同样由政府接收，如一时学校无法迁让，应另商借用办法云云。当经黄常委答复如下：（一）民盟既经政府认为非法团体，惟有通告盟员停止活动。自经通告以后，盟员如有言动，自应由个人负责。（二）关于房屋各点，自当照办，惟须补充说明者，民盟本无财产，如其有之，应请让民盟自行处理。 此外请求两点：（三）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并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各地盟员，政府如认有违法行为，以及先经因案被捕者，均由政府依法处理。如无共党党籍实据，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以上 （二）（三）（四）各点是否可行，候示复。至报端发表各种文件，有盛责民盟之处，多违事实，此时未拟置辩云。承政府示复如下:（一）如民盟能遵照内政部发言人所公布正式宣告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各地盟员之登记手续可予免除，并保障合法自由。但今后如有假借名义，作非法活动者，各地治安机关仍当依法办理。（二）凡因案被捕之盟员，如司法机关根据调查实据，判定其为非共产党党员或非为共党工作者，自可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之规定。此外关于房屋各点，均可照办等语。合将洽商经过情形公布周知，并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尚希公鉴。
(《黄炎培日记》)
11月7日 亟望同盟盟员仍继续为中国之和平统一及民主工作
余逼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盟统一团结之信心，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在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香港《星岛日报》1947年11月7日，上海《时代日报》1947年11月7日)
△ 本人昨日忍痛通知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且令宣布民盟中央委员会总之解散，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1947年11月7日上海《正言报》)
1949年
1月5日 在虹桥疗养院与来访的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尔雅纵论了国内国际大事
共产党可能完全不理睬政府的建议，他们也会说不，但是他们决不会说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以为希望很渺茫。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中，有两条特别不能接受，不要说共产党如此，一般人民也是这样。这两条关于政府的接替和国民保持原状之要求。至于目前政府攻势中张氏之地位如何？渠否认一切渠已北上参加新政协之谣言。
无意在今后任何政府中做官。闻已北上之李济深参加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大。
询以中共领袖系道地之中国共产党，抑系共产情报局之徒党，张氏答称，渠以为彼等属于前者。
然渠又间接表示，若中共图将中国卷入漩涡，为举世共产主义而作战，则渠所代表之思想及组织将加以反对。张氏称：“我没有到过共产区，只好表示些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上看到的心得。这本书似乎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如果毛泽东照这本书做，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共产党。”关于毛氏批评南斯拉夫狄托（即铁托——编者）元帅一举，张氏称：“我在报上看到文告，但我还不明瞭他的动机，我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共产情报局的一种表示罢了。不过我希望毛泽东抱定《新民主主义论》里的理想，而不要服从共产情报局的政策。”渠意厥谓若中共舍一国共产主义而为全球共党之一部分，则中共欲获人民之拥护，戛戛乎难矣。询以若将告记者之一切在本市发表，对其是否不利，张氏答称：若解释正确，则并无问题。询以民盟取缔后，其行动是否受限制，张氏微笑称：“我始终想到别地方去”。（《申报》1949年1月6日）
△ 先生对记者称:在现目前之局势下，不论国共组织新政府，渠亦不愿意出席参加。每个中国人需要和平，实为至明显事实。但蒋总统已将结束内战之机会予以消除矣。每个中国人要求和平，余认为蒋总统亦非不愿意和平者，但有蒋总统提出两种情形条件，不为共方所不能接受。1、不论政府将来如何转变，国民党军队须予保留。2、在元旦文告中，蒋总统强调在必要时，将继续作战。从此两点观察中枢似不真需求和平。(《大众报》1949年1月6日)
△ 民盟主席张澜预料:中共未必立即接受蒋总统所提出的和平，此项预测系以蒋总统元旦文告中所列各项条件为依据。
一方面是政府没有诚恳的和平目标，另一方面，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又都占优势。
最近几个月来都没有在香港住过，也不拟在任何新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益世报》1949年1月6日)
1月6日 评蒋介石元旦文告
谁都要和平，这是很明白的，但是蒋介石曾经破坏了结束内战的机会。和平是人人所愿望的，但据我看，和平的希望不大，因为显然蒋介石不愿意和。特别是蒋介石所提出的两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关于保持法统与保障国民党军队这两点。这两个条件是人民所不愿接受的。而且在文告的末段，蒋强调如有必要，他将继续作战。这表示他并不真正要和平。（《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 第353页）
1月13日 谈和平见解
总统的文告很有些刺激，一面向人民表示，一面向中共招降。他觉得招降的时间，有些迟，在第一次政协会议时候，决定了一种政治纲领，第一点是奉行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最高的原则，第二点是各党各派，一致拥护蒋主席为全国最高领袖。只看这两点，在国民党的立场，也够光荣了，并且有马歇尔的担保，这种优越的成就，还没有能够和平，实在有些可惜。现在中共的军事力量，日强一日，他占领的土地与人民，又一日多一日，这样的情况下，要招降他，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抗战胜利初期，我们中国是五强之一，内战发生以后，国力日衰，国际的地位，竟和战败国的日本，相提并论，造成什么样子呢。同时双方都在那儿扩兵征粮，这种生活，谁不愿意和平。政府的军队，常常是“任务完成，转移阵地”，可是越移越向首都退，不能不说是政府已失“威风”。八一九的时候，向人民以二百元一两收买黄金，现在又以九千元卖还给人民，虽然是政府不得已的经济处置，不能不说是失信于人民，无威无信的政府，又如何不希望和平呢?
胡适说得好，和比战难，仔细的想想，和固然很难，战下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打仗是把老百姓当炮灰，和平是要断送一般高官们的前程，这批官儿们，又谁愿抛弃了他们的幸福呢，所以说和平与战争，都是一种非常困难的问题。
总统任命陈诚为台湾主席，在谈和平的时候，这固然是一种合理的政策，可是多疑的共党，却认为这是练兵调将的前声，是将来再战的伏笔，这种谈和平，是缓兵之计，中共有了这种恐惧，他真的来受降吗。同时这一次的战争，表面上看，好像是内战，其实就是美苏的交战，如果他俩的“感情”不协调，就是毛泽东想和，恐怕苏联也不能够让他和吧。况且和平是双方的意思，或者那般有枪的人，不愿意以国家和人民为前提，这都是不能实现和平的。
(《时事新报晚刊》1949年1月13日)
1月中旬 与记者谈和平
获得机会，我和先生说的第一句话，张老先生，我们两年不见面了。你老的身体似乎比两年前还健壮些。
他很惊奇，“真的吗?去年双十节，我曾到一个徐家汇参加一个什么会，临行少穿了些衣服，当场受凉，回来觉得便有些不舒服，从那时起，我便在家里休养，很少很少出门，以后觉得好了些，但感觉到不如从前那样能走能跑。”说着，他不时的用双手拍着沙发的两边，“日月催人老，眼看得一年不如一年”。
好机会都让国民党丢掉了，三十四年的时候，毛泽东远远的从延安过来，并有周恩来等从中奔走，而且请来马歇尔作保证人，那时候，中共底还有意谈和，国民党所处的地位，又是那么优越，谈兵有兵，谈地有地，谈人民又有刚刚的胜利后那么强盛的民气，商量的结果，国府委员四十人中，共产党民盟只要十四名，就得不到国民党的同意，加上民社党骂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因此愤然退出，前功尽弃，令人想起来伤心，伤心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十四名的原因，并非共产党民盟在名位上争求多少，这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久的和平。记得那时候的建国纲领，第一条是:一切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最高原则。第二条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第三条，全国各党各派组建联合政府，拥戴蒋主席为最高领袖。请问这种情形下国民党还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同时大家一致赞成,这三个条件，必须严格遵守，经国府三分之二以上人员的同意才能修改。为了保证共同遵守，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才坚持必须占有国府委员十四名的比例。能够这样，国民党不能随意修改，然而共产党又何能随意修改呢?这样分配，结果，依然得不到谅解，政协于是遭惨痛的破坏了，怨谁呢?
你想在这样的情形下和平还有希望吗?以前共产党和民盟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结果都失败了。蒋总统所发表要求和谈的《元旦公告》，有几分意味和平的味道，半点没有。以此方式来希望和别人谈和平，岂不是太天真了。蒋总统的五项文告，一般人认为只有两点，是中共不易接受，也是不能接受的。”张老先生回答说。他解释了这两点内在的严重性，并不诚于政协时期的协议，“比如国家法制不便更改，这等于说现政府形式必须保存，军队要有保障，无异于保持现有的力量。这样新政权的形式和内容便打了折扣。”记者接着又问，如果这五项中这两项较棘手的条件，政府允予修改或取消，是否共产党愿意接受蒋总统的和平谈判?张先生不敢下断言，即反问记者，“你们天天跑新闻，耳闻目染，比我要清楚多了，我自己不是当事人，要确切答复，还要向蒋毛两先生去打听。”
胡适之曾说过“和比战强”，张老先生说，胡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忘记这个和战问题头绪究竟是什么地方，仅信口而谈而已。当然战并不是那一位要人去战，又不是那一个富豪人家去战，而是苦穷的老百姓，受饥受寒，在前线替少数人作战而已。死，也不过死的是老百姓，与高高在上的人有什么相干呢?和，是要高官厚禄的大人们，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或者让出全部。那些既得利益阶级，当然要起而反对。和的对象，正是这些人要和，如此看来无疑问的要遭遇困难。胡适之的想法是对的，但胡适之忽略了，因果关系。”“再说战，战争是力量的对比，力量建筑在威慑上，看看前线作战，政府的军队有美式装备，有强大的机械化，有漫天遮日的空军。共军呢?从武器上来说，我相信赶不上国民党的军队，但自从济南战后，政府的威慑在那里?从改革金圆劵看，当时以二百元兑金子一两，善良的老百姓，把金子换成价值日贬的金圆劵，怎能不伤心。失去民心，就等于失去一切力量。看看上海，看看其他各地，再看看我们四川的征粮，征兵，饥饿，寒冷，大部分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醉生梦死人们，一点也不动于心，照旧纸醉金迷，只求一己的安乐，这样的国家，还成什么样子。
张老已有一年不知香港方面消息了。“那里的情形，所知道的多是从汇报得来，断断续续，没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报告。”他对于和香港的通讯困难颇为关心。至于章伯钧和沈钧儒的北上参加“新政协”，他说行前香港方面民盟人士曾举行过会议，然后推荐两位作代表。民盟张东荪否认南来担任国共调停之说，他认为这是必然，在政局没有明朗化以前，不但张东荪先生，如果请我出来担任这个艰巨任务，也是不可能。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对民主同盟在法理上有一个恢复的结论。
最后的问题还是老调重弹。“和!誰不愿意和，相信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不久以前，有些人亲访张表老请他签名，共同呼吁和平，他拒绝了。他说:“我最反对这个毫无意义的举动，想想看，两方面都拿着枪杆子，第三方面几个没有力量的人，来一个通电，发两篇文章，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他是不相信的，政协会议的失败对他的教训太大了。
“中国是万万不能再战了，这个大破坏后的国土，不容许再破坏。不可否认的，政府受有美国支持，毛泽东多多少少怎能没有苏联的帮忙呢?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太严重，如果蒋毛二位先生，都诚心愿和，美苏两国，也毫无办法。但是蒋先生表面上要和，实际上在华南大扩军队，而毛泽东又要革命革到底。那这和平不但没有希望，连这和平的梦都趁早少做。”
和张表老谈了整个半个小时的和平问题，结论全在一个“诚”字上，国家民族的利益，应超越党派和个人的利益，这是没有疑问的。
当表老送记者走出门时，一股寒风迎面袭来，房里和外面完全两样，他看看天气，不禁感慨万端，“这天气应该赶快变了，否则除了少数的人，大部分贫苦的老百姓真是没有活路了。”
(《新新新闻晚报》1949年1月22日，1月23日)
1月22日 就总统引退事发表书面谈话
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民主、统一、团结。三年残酷的内战经过无数曲折，牺牲人民无数生命财产，同人为了这种奋斗，亦牺牲了不少生命，且最近依然有许多盟员丧失自由，今幸蒋介石先生以引退要求和平，中共亦早经发表和平条件。我们希望从速有进一步发展，使和平早日实现，我们深信这是全国人民一致愿望。 ( 《新新新闻》1949年1月23日)
1月27日 就李宗仁需要民盟“调解”发表严正谈话
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解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华商报》1949年2月1日）
2月3日 致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明确拒绝充当调解人
甘介侯兄来，奉读大函，并缕述吾公为国为民之襟抱，感佩至于无地。所有澜等管见，已尽告介侯兄，请为代陈，当邀聪听。澜等此次不拟来京，当荷公谅及。“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柱下名言，窃愿为吾公诵之。（《黄炎培年谱》第220—221页）
2月5日 张澜、、黄炎培、罗隆基联名致张东荪、郭春涛、费孝通
朋友转来电报敬悉。弟等在此对时局之看法与做法大体与公等及此方诸盟友所见相同。此间一切应付随时与在沪民盟负责人商讨并极端审慎，希诸公放心。今后交通恢复，希望南北随时设法交换意见，裨盟内言行一致。至于各地报纸登载之各种消息，我辈无法控制，希勿轻易置信。此次介侯兄北来，带来南方时局消息亦多，兄等听后当亦可供考虑问题之参考也。谨复敬侯。
( 此据民盟中央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