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五四前《晨报副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张澜文化研究院 伍定明
1919年五四前夕，4月25日、4月28日、4月29、4月30日、5月2日、5月3日北京《晨报》副刊在6天里，发表了5篇关于讨论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这场讨论是由《晨报》及副刊的张澜、李大钊、蒲殿俊等精心组织，张澜、梁乔山、王光祈等积极参与。此时张澜以四川省长的身份担任《晨报》的常务理事并实际主持该报工作；蒲殿俊任《晨报》总编辑；李大钊负责《晨报》副刊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参与，是都不可能在《晨报》副刊上密集发表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如此集中在报纸上讨论社会主义，在中国报刊中此前从未有过，时间节点又是在五四前的这一周，这不是巧合，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报纸上为推翻吃人的旧社会的一声呐喊，吹响的第一声号角。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内报刊上第一次公开讨论宣传社会主义，在社会上，在知识分子中，在先进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百年过去了，在中国理论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几乎很少有人涉及这个内容，很少有人知道这次讨论，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本文追记这场讨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历史，知道李大钊、张澜、王光祈、梁乔山等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前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过程，更深切的感悟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一)《晨报》副刊及参与讨论者介绍
一、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是五四期间影响最大的副刊之一。
北京“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团--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有名的研究系)的机关报,他們办这个报的目的是利用报纸的宣传作为向北洋军阀从事政治投机的资本。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在创刊时,曾聘请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大钊担任总编辑,它的代发刊詞 “‘晨钟’之使命”就是李大钊写的。在这篇政论性的文章中,李大钊以不可遏止的热情表現了他那种迫切要求“青年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破旧势力的束缚，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但因政见不和，不到两个月的时間,李大钊就被解聘了。1918年9月，北京有8家报纸因刊载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而被封闭,其中也包括硏究系的“晨钟报”。张澜时在北京，年底以四川省长身份接管该报，改组为《晨报》，任常务董事，主持该报实际工作。聘请蒲殿俊为《晨报》为总编辑，当时北京政府准备任命蒲殿俊为教育部长，由于蒲殿俊对北京政府的失望，决心脱离政界，拒绝其职，他愿意放弃高官厚禄，接受《晨报》之聘就任总编辑，以笔名“蒲伯英”“止水”在报上发表文章，表达见解。后来蒲殿俊的女儿蒲耀琼回忆，《晨报》编辑部当时设在北京顺治门大街一所大屋内，蒲殿俊一家人和编辑部周建侯一家人都住在这所房里，为了节约时间，三餐都在报馆吃。
“晨报”从创刊起就設有副刊性的第七版,内容虽然没有陷于黄色趣味,但仍未能脱出旧式副刊的窠臼。“晨报”聘请李大钊任副刊总编辑。从1919年2月7日起,晨报第7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改革、改组,增加“自由论坛”、“译丛”两个专栏,以广泛介绍“新思想、新修养、新知识”, “自由论坛”,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以及青年问题、劳动问题、妇女和家庭问题、社会改造问题的论文,也有评论国内外重要事件的文章。在改革的第一天就发表了李大钊所写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一文。
除了上面所述两个新栏目外,《晨报》第七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还开设了《世界新潮》、《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理想世界》、《演讲汇录》、《特载·专件》、《专著》、《名人评传》、《科学新谈·科学世界》、《调查》、《通信》、《旅俄通讯》、《纪念专号》等等许多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专栏。在《马克思研究》专栏中不但有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等重要文章,还有绍虞的《马克思年表》等对马克思生平详细介绍的文章。在《纪念专号》上除了李大钊的著名文章外，还有一湖的《现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问题》,伏庐的《五月一日与中国人》,梁启超的《“五四纪念日”感言》、蔡元培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陈独秀的《告北京劳动界》等一批很有影响力的纪念文章。并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替副刊撰稿。
《晨报》在五四前后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栏'，在李大钊主持下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以及十几篇政论性文章。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全译本自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在《晨报》副刊连载。国外介绍马克思的著作或文章在国内有翻译的，如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全译本，何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都在《晨报》上连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张澜对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给与了较大的支持，对李大钊在副刊上开设自由论坛，马克思研究及在副刊上连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积极支持的。张澜学生任乃强回忆：1920年初他从北京农业学校毕业，张澜介绍他到《晨报》搞校对，他校对过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和《新青年社丛书》，都是《晨报》印刷所印刷出版的。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二、组织和参与讨论社会主义的人物介绍。
1.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
《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李大钊曾任第一任总编，并写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两个月后辞去。1919年2月7日，李大钊任《晨报副刊》总编辑。
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时年38岁。
2、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字表方。晚清贡生，四川西充人。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1904年，东渡日本，入读东京宏文书院。1911年，参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川康建设期成会常委兼川北办事处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55年2月9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3、蒲殿俊(1875-1934)，字伯英，号沚庵，笔名止水，四川广安人。1899与顾鳌、张澜等在县城办紫金精舍。1904考中进士。1905年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梅谦法政大学。1908年秋，任法部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1909年任四川省谘议局议长。1911年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1911年11月27日，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任进步党理事长兼四川支部常委。
1917年，任内务部次长兼市政公所督办。1919年，任北京《晨报》总编。常以“止水”笔名发表文章，鼓吹言论自由，宣传妇女解放，提倡白话文和大众文学。
与此同时，蒲殿俊从事戏剧改良，创办《戏剧》月刊，创立北京最早演出话剧的“新民大剧院”。
1934年10月29日在北京病逝。
4、梁乔山(1881-1920)，字恢生，号维岳，湖南涟源人。1894年，考入邵阳县立中学堂，毕业后，入邵阳中路师范深造。1904年，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并代表留日学生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同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回上海筹办中国公学，后任中国公学教育长。1919年秋，上海公学复课，梁欣然赴沪。授课之余，从事著述。任《新群》责任编辑，在《新群》上，发表了《新生活之要素果何物乎》、《军阀政治评论》、《其值之基础》等文章。1920年肺疾复发以致不救，卒于苏州省立医院。
5.王光祈(1892年8月15日-1936年1月12日)，四川温江人。1912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1914年底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同时任职于清史馆，并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1917年，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 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大学。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任执行部主任。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都是他先后推荐加入该会的。1919 年底，创建"工读互助团"。
1920年，赴德国留学，先学德文和政治经济学，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1922年，改学音乐，在柏林从私人教师学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27年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1932年起任波恩大学中文讲师。1934年，以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12日，病逝于德国波恩。
1919年，时年张澜47岁。蒲殿俊45岁。李大钊30岁。梁乔山37岁。王光祈27岁。在这5人中张澜、梁乔山1904年留学日本，蒲殿俊1905年、李大钊1913年留学日本。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求新，探索、进步。是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
(二)张澜组织讨论社会主义的原因及背景。
1918年5月，四川省长张澜独身来到北京建立“流亡”四川省长行署，张澜既痛恶北京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又痛恶军阀假借护法之名，行争地夺权鱼肉人民之实。把一线希望寄托于新思想、新主义了。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北京也正处在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猛烈冲击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之中。社会上流行各种主义，如国家主义，现代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罗素社会主义，整个中国思想界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在这个有道者胜，不道者败的时侯，张澜跳出四川军阀内斗的漩涡，从闭塞、交通不便的四川，来到北京后眼界大开。恰好这时进步党的机关报《晨钟报》，因揭发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接借外债而被查封。他利用四川省省长的地位和财力人力，接办了进步党研究系办的《晨钟报》，改组为《晨报》，扩充设备，以应报刊发展之需。张澜任《晨报》常务理事，并主持实际工作。聘请蒲殿俊为《晨报》为总编辑，并聘请李大钊任副刊总编辑，在李大钊的支持帮助下，对《晨报副刊》进行改组改组。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工作，不工作不得食，张澜听说非常惊讶，想知道究竟，到处找书看，但当时北洋政府不许报刊登载“过激言论”，在街上买不到这类书，有朋友告诉他英文书中有之，他又不认识英文，十分苦恼。据倪平欧、杜象谷回忆，张澜当时如饥似渴学习新文化新知识。王光祈与李大钊、陈愚生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有很多书，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都有。张澜听说后通过杜象谷约见王光祈，虽然他年长20岁，由于他对新思想、新事物也能接受，更虚心好学，与王光祈交谈十分愉快，他们也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张澜曾多次去南池子磁器库王光祈住地看书。王光祈是“自由论坛”的主要投稿人，他以若愚的笔名，在五四前就在“自由论坛”上发表了《择业》(1919年2月10日、11日、12日、13日)《学生与劳动》(1919年2月25日、26日、27日、28日)《俄罗斯之研究》(1919年3月1日、3月2日)《朝鲜革命与外蒙骚乱》(1919年3月27日)《什么是善》(1919年4月26日、27日)<《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1919年4月29日、4月30日)《劳动者的权利》《社会主义派别》(1919年5月3日)等8篇文章。张澜又叫杜象谷要来“少年中国学会”名单，张澜见上面多是思想新颖的青年，如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邓中夏等等，高兴地说：“此乃振兴中华希望之所在，少年中国之干才将辈出”。
据张澜老友卢子鹤回忆：“我们当时听到俄国共产党成功，又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才知道资产阶级是万恶的，他把一切社会关系变为金钱关系，要天下太平，要世界大同，就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才能真正使人世变为乐园”。又说：“当时张澜对我说，因为中国穷人太多，人民苦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够成功”。这一时期，张澜在北京，通过接触各方面人士，畅谈国事，饱览群书，特别是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他的思想已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了，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观点，在思想上与北洋军阀政府决裂，积极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走上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浴血奋斗的光辉道路。
张澜、梁乔山都是1904年的公派留日学生，1904年11月，在留日学生举行的集会上，张澜公开站出来呼吁，慈禧太后下课，险些被押回国问罪。于是在日留学生都知道四川留日学生中，有一个不怕死的张澜。1919年前后，梁乔山也来到北京。梁乔山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进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办中国公学，爱读书，在教书的同时，也写了很多文章，对社会主义也有一定的了解。梁乔山到北京后，与张澜会晤，谈了很多问题，张澜十分想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向其请教，梁乔山向张澜介绍其知道的社会主义，两人间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五四运动前，国内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很少，大部分都是翻译的西方国家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社会主义，打破死闷的空气，也许是巧合，也可能是尽心组织，梁乔山就把他与张澜会晤时的关于论社会主义的观点，以《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为题，发表在1919年4月25日《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上。4月28日《晨报副刊》“自由论坛”发表《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4月29日、4月30日《晨报副刊》“自由论坛”发表若愚投稿的《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若愚就是王光祈的笔名。5月2日《晨报副刊》“自由论坛”发表《梁乔山先生再致某君书》。5月3日《晨报副刊》“自由论坛”发表若愚《社会主义派别》。在6天的时间里，《晨报副刊》“自由论坛”连续发表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专门对社会主义问题讨论，在中国报刊上这是第一次。这不是时间的巧合，而是张澜、李大钊、蒲殿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精心组织的一次在报刊上传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行动。某君就是张澜。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张澜作为北京政府中的一个重要官员四川省长及《晨报》负责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社会主义，讨伐北京政府，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面临极大的风险。张澜一生中都用张澜或张表方发表文章，没有用过笔名。用某君代表他，也许就是这次吧。笔者查了一下《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是《晨报副刊》“自由论坛”发表的文章中唯一没有署名的文章。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晨报》把更多目光，放在了报道五四运动上，讨论也就停止了。5月5日，在《晨报副刊》增设“马克思研究”栏目，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三)讨论情况及内容介绍
一、总体情况
1919年年4月25日至5月3日,梁乔山、张澜、王光祈等在《晨报副刊》“自由论坛”封論社会主义的几篇通信。他们在讨论中，把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一派是马克思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保存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各售所能，各取所值”；另一派是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府而实行“各尽其力、各取所需”的,实际上是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人,认为无须经过社会革命,只要由国家实行社会政策，如铲除军阀、刷新政治,废除财产私有而归国家所有,强迫教育等,就可达到社会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认为应实行社会革命，推翻国家,建立一种“蛛网密布”的“自由团体”的社会。
二、梁乔山两篇文章介绍。
梁乔山于1919年4月25日、5月2日在“自由论坛”发表了《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梁乔山先生再致某君书》两篇通信。在文章中他将社会主义分为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大类，他赞扬国家社会主义，但认为不易实行。
1. 《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的主要内容
(1).梁乔山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两个派别。“一曰无政府主义,即三无二有主义。三无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二有者,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此种主义，能否有实现之一日,尚在不可知之数。实现此主义必先问民德至如何程度,方可望此主义之实现,一曰国家社会主义。其大要即以国家为资本者,以民众为劳动者。”作者表示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认可。“此主义之公明正大,已为吾人所深倾服矣。”
(2).如何实现国家社会主义。
梁乔山认为“欲达此主义之目的,由君主政治而达之,或由共和政治而达之,初无难易之区分。惟以财产论,私产制最发达之国,其达此也难,反之则稍易。以知能论,其民众之知能完备而普及者易,反之则甚难。”认为中国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无需经过社会革命。“吾国私产制之范围极小,而大工场大实业尚未创始之际，无须经社会革命,直以国家一种政策达之可也。”认为中国民众“民智榛狂,不知此主义之公平正确,或误解而生嫉妒,致与拥有私产者为难,而或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且毫无知能,不能自自其力者占十之七八,且军阀财阅,互为梗阻,欲此主义之实现也更难。”需要解决的是“国家之法律如何能生效力,而使民治主义迅速实现,及民众之知能如何能使普及。” 对如何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梁先生提出先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国内财阅用何法吸收其财产,使与贫民稍有平均之倾向。二、私产制最低限度之规定。三、家族制之破除(兹之所谓家族与民法上之所谓家族异,民法上之家族,指六亲等言之,此指宗法社会言也)。四、废除财产承袭制。”
（3）国家社会主义的实现。梁乔山认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生产与消费之供需适合,民众生活之苦乐口口,劳心劳力之苦乐平均,皆须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求之……。”“欲生产消费之供需适合,必先有精密之人口统计。生产与消费之精密统计,方能使财货之供给适合乎人口之需要。”最后梁先生指出“吾人须以身作则,自居于劳动者之地位，每日除劳心外,必执行劳力之业务。托尔斯太判一日间之理想生活为四分,以一分为智的及想象的活动,以一分与他人交际,其余一分为筋肉及手指活动。吾辈即不能如此,然平日须人为吾衣食起居之服务者,改而躬亲其事,亦无不可者”。
2. 梁乔山先生再与某君书
首先梁先生论述了新教育之精神是。“所谓新教育之精神者，在阐明个人对于社会之地位，暨个人对社会之权利与义务是也。何以言之，蓋社会者分子之积集也，个人之积集分子也。文化最高之社会，必先有文化最高之个人焉。分子不良，而欲社会良，全系梦想。中国数千年来，不论教育学说理想政治，皆注重慨括之国家主义。……然则新教育之精神。全在改换社会分子之脑筋。不待智者而自明矣。”
梁先生说:“权利义务之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不仅中国也，即世界各国学说亦仅规定个人与国家，及个人与个人。至于个人对社会权利义务，亦多论而不详。”梁先生还论述了个人对于社会之权利。他说:“中国事业几何，货财几何，应以中国民众分治之分用之，实天经地义之至者。事业则多任，货少则寡分。”“国家社会主义之实施。必先破除财产承袭制。……个人之所取于国家者，吃饭穿衣而已。勤劳多则国家之生产率加增，备率自高，而吃穿皆可稍丰。反之则生产率减少，备抵而吃皆稍啬，甚或至于极困难。”“中国以廉洁二字作消极之劝戒，其力微矣。何若以新学理新道德灌输之为愈乎。”梁先生还谈了货物之真值。“市值者除土地资本劳力外，尚有所谓企业家商业家之赢余。私有资本制度最发达之国已趋供需竞争之原理，而趋于独占之垄断。其所得赢余，无异攘夺民众之财货，以归己有。况市值因货币金融之变动而时有高低之不同，而民众之受其剥削者。……国家社会主义之实施，必先求得真值。真值者以土地资本劳力制成之货物，其旧去之值。仅求得其土地资本劳力之原值，而无企业家商业家之不当利得，含于其中，故谓之真值。”如何求真正之真值，“莫如以农业为基础，蓋欲求土地资本劳力之确实比率，实以农业为最易。而百物之值，尤以农业为确定之基础故也。且求得农业之真值，则劳力之劳银亦与之俱定矣。……机器愈发明，则真值愈低，而民众之受惠多诚是矣。然而人之衣食住之欲望永不变动。而衣食住之需要。与农业之关系最密切。而百物之制成与衣食住之关系最密。然则百物之真值何尝不于农业中求之乎。审是则机器诚可减少劳力，增加生产，然初无形影响于真值之基础。”
二、 张澜《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
从日本留学起，到北京任职前，张澜通过对维新派、立宪派、进步党多种渠道对社会主义思潮和思想有所接触，奠定了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基础。从1918年6月起，在北京的两年多，通过对李大钊及其他进步年轻人的接触，以及多渠道刻苦学习马列著作，思想已经开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答梁乔山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张澜采用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英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指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张澜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时年47岁，比李大钊大17岁，虽然他们都是曾经是留日学生，接受过西方教育，都是从进步党（研究系）阵营中杀出来的，一个成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成为第一个在报纸上讨论“共产主义”，终身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者。然而穷苦出身的张澜作为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亲身经历、领导了群众运动，在护国战争中又成为“今日管仲”，当过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省长等地方行政长官，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实践经验，所以提出的方案很有前瞻性，体现了张澜的深谋远虑，这些宝贵见解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得到了印证。
在这之前，张澜克服了无书可读之后，努力学习，对社会主义已有所知和所好，4月28日在“自由论坛'上发表“答梁乔山先生书'，他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与梁乔山讨论在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的步骤，可以说这是他探索中国出路的起点。至今看来，那时侯他们虽然知道马克思主义很少，但是有勇气对抗北洋政府的禁令，起而带头传播新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澜由此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当时，张澜“颇闻人言社会主义，欲一知其底蕴而苦于无书可读”，当他从梁乔山那里了解了“社会主义”后，“如行五里雾中，忽得晨曦之照射，快何如也。”张澜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却把它认同为马克思主义予以欣然接受，而原因就在于“无书可读”，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这一社会理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张澜先生说“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的确，论述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张澜是第一位的。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及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基本认识，以及他关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见解。
《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尚有可取的价值，应该把他的观点、思想、意志和感情作为中国社会意识的历史资料流传下来。
1、他开头说：“数年以来，常觉人类之至不平等者，莫如以少数垄断权力，而役大多数人如牛马，鞭答剖割，日取其骨髓膏血以供淫奢逸乐之资.”所谓“数年”，就是1911年至1919年，为官八年他亲身经历所得到的认识和感想。他没用“压迫”与“剥削”的字眼，而他的观点，描写剥削与压迫的情景，淋漓至极。贫寒家庭出身的张澜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剥削，也就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和阶级斗争有一个暂短的痛苦过程。
2、他说：“窃意吾国的社会革命，为时必非甚远”。张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断定革命即将发生。事实证明，只有二年多，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3、他说：“频年变乱，百业调弊，中国人民的生活窘苦，十倍于欧美工人，此足以引起社会革命”。张澜意指，中国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前途。
4、他说：“近来奢靡之风日盛，渐由都邑发展到了农村，消耗既大，物价日昂，个人经济，不足供其生活费用，此足以引起社会革命”。张澜认为，国家既穷，应该俭朴自足，而富民骄奢淫侈，浪费国家财力物力，这是致穷人之源，也是致乱之源，必然导致社会革命。
5、他说：“吾国新起的资本家，无一非政治当局，资本与政治合而为一，民众既对政治之恶劣而积怨毒，又对财产阶级而生不平，此足引起社会之革命”。张澜认为，资本家与政治合而为一，乃政治上的大弊，资本家执政撑权，形成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对象中的重大问题。总之，张澜认为穷要革命，社会风气不良，民不聊生要革命，正是当局不良，财产阶级肆虐要革命。张澜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各阶层现状得出的结论。
张澜批评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贵族实业，强权实业。不是利于民，而是夺民之利，凡夺民之利者，又必然要引起社会革命。因此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时候，张澜和梁乔山理解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群众为劳动者，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权利即为国家所公有，则义务亦为国家所共担，如医院，学校，养老，育儿等。破除私产制，按计划进行生产，分配，消费。这些都符合共产主义原理。
显然张澜是赞成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在他看来，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必然会引起社会革命和社会动荡，给老百姓带来痛苦，短期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当民怨沸腾之时。“一旦社会主义之潮流汹涌澎湃而来，盲动盲从，徒袭社会主义之名词，揭社会主义之旗帜，而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其祸之广延迅捷”。这是在四川保路运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张澜亲眼所见。要避免社会激烈动荡，付出巨大代价就要开启民智，唤醒民众，这就要发展教育和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张澜寄希望于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去宣传教育人民群众，担负启蒙的责任，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让老百姓明白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6、张澜说：“国中游民滋盛，一部分化而为兵，一部分流而为匪，扰乱治安，为害甚酷。非亟发展实业，不足以安置游民。……····故民生主义，亦尝见于某巨公之煌煌大文，然一察其实，今日兴办实业者，蓋可名之为贵族实业，强权实业，其实无与于民众，不惟不求所以利民，而反夺民之利，此足以促起社会革命者又一。”对于中国革命，国际上素有两种主张，一是主张先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此乃谓之为“二次革命论”。另一种主张是不断革命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先夺取政权而后解决社会生产条件上某些不足的问题。张澜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对强权实业。
7、他说：“果真能以社会主义而为社会革命，忍须臾之痛，能得长久之安，虽痛亦何害”。张澜认为社会革命是有痛苦的，不作痛苦的打算，而想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8、他说：“政府所执之的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有相当知识，自由发展。而先知先觉诸人，则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发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致大破坏”。他又说：“执政诸人能否如吾所去其官僚政治敷衍之恶习，及其营私罔利之心，而为民众为福利”。张澜意思，重视人的素质，而素质的提高又赖于发展教育和普及教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败，决定在科学与民主的先进和落后，人若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的状态，则公平正确的社会主义不能实现。
9、张澜说：“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何法能使输入于国民之脑海，而企图秩序之进行，则先知先觉诸人不能不速负其责任”。当时张澜四十七岁，比陈独秀大七岁，比李大钊大十七岁，自知智识不如他们，虽有补天之心，而无回天之术，而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因缘和友谊，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都是由维新思想而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对于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具有不同的意见，这一方面他们有共识，所以张澜寄希望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希望他们站出来而担负其责任。
10、他最后说：“要之恶社会主义之名而欲加以遏绝，堙洪水者徒增滔天之祸，羡社会主义之善，而欲骤见实行，揠苗助长者必有立槁之忧，斯则鄙人所为鳃鳃致虑者也”。张澜最后认为社会主义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阻挡是阻挡不住的。同时也要按社会革命的客观规律办事，一步一个脚印，不要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结果事与愿违。
三、王光祈(若愚)的两篇文章
1、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
若愚先生首先概况了梁君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对于无政府主义，是很怀疑的；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是很赞成的；国家社会主义目的，可以用社会政策达到的。”接着他指出了自己不敢赞成的地方。“梁君说无政府主义即是三无二有主义……无政府主义一字含义甚广。不但是包括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三个主义，而且是包括无资本、无军备、无祖国、无国会、无……诸主义。故仅以三无主义解释无政府主义，便把无政府主义的范围看得太狭了。梁君以“二有”二字解释无政府主义，亦不确当，因为各尽其力，各取所需，不过是共产主义一种原则。近人解释集产主义，亦常用各尽所能、各取其值。若以二各(或二有)二字解释无政府主义，语意实不明瞭。”他认为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者，无强权也”，仍偏于消极方面，不足以书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他认为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组织，而主张互助自由的社会者也。”表示对于一种主义，无论赞成反对，总要给他一个确切明瞭的解释，以免后来学者增加疑难，以讹传讹，真相遂永无发现之日。
他指出:无政府主义派别甚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此种主义极重视社会的组织，在这个新社会里头，自然是要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是大家公认的。举其大纲，就是劳动互助四个大字。换一句话说，就是一般人都应该养成勤劳的习惯，发达利他的心理。在这个社会之下，若有不习勤劳，只图利己的人，必为社会所不齿，所屏斥。不齿屏斥，便是社会的制裁了。”他认为“社会的制裁，比国家制裁的力量更大。”“故梁君所说无政府时代便无社会制裁，我实不敢附和。若谓人类喜争好逸的弊病，非有国家制裁便不能挽救，我更不敢附和。”
“梁君是极倾服国家社会主义的。我也承认国家社会主义或是由现在社会到无政府社会的一种桥梁，惟国家社会主义，亦自有其坏处。吾人今日已感资本私有制度之不良，若一旦将此资本集中于国家，这种强大的国家权力，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还请梁君指教。”
“梁君说国家社会主义目的。以中国情形而论，不必经社会革命，直以国家一种政策达之可也……现在俄罗斯之布尔什维克岂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吗。为什么各国政府都不欢迎呢，中国政府尤为害怕。这就是因为各国的政府与资本家是一不是二，分离不开的缘故。梁君文中亦有……军阀财阀互为梗阻，欲此主义之实现也更难……的话。可见梁君也知道欲达国家社会主义目的，不是一样容易的事情，非经大改革不可。大改革便是革命。关于社会的大改革，便是社会革命了。”
“至于梁君文中所说的……某于此敢下一断语，以为实现此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标准。即露积其财货而无人窃取，与美女同宿而不起淫心，能如是则此主义有实现之日矣。否则恐徒乱社会之秩序。率天下为禽兽而已矣……窃尝思之，欲达此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目的，由君主政治而达之。或由共和政治而达之，初无难易之区分……诸语，我不敢恭维。”
“总之，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崩到海的来了。有无施行社会政策的期间，缓和社会革命的余地，实是一个疑问。我明知社会革命之残酷。但是潮流到此，无可避免。只有尽自己的力量，使一般劳动者自身觉悟，为一种有理性的、有秩序的动作。一方面使他们知道工作与人生的价值；一方面设法增长他们的利他心。所以我对于梁君所说的……吾人须以身作则自居于劳动者之地位……极表同情。”
2.社会主义的派别
南京的杨君师在晨报的自由论坛内，读了梁乔山君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及若愚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就不明白的3个问题，于4月30日写信给若愚先生向其请教。
若愚先生于5月3日在晨报的自由论坛上以社会主义的派别为题答杨君的(一)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一是二。如其是二，其不同之点安在，其关系如何。(二)先生既说“无政府主义派别甚多”，其派别明目，和各派不同的地方何在。(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的内容如何，属于那一个派别等三个问题。
若愚首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指出 “国家社会主义是主张有政府的。无政府社会主义，是主张无政府的。这是两派对于政治主张不同的地方。国家社会主义是主张集产。无政府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是两派对于经济主张不同的地方。”
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皆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为集产的社会主义，一为共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近人所呼之社会党)皆为社会主义中的一派。”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若愚说:“无政府主义派别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除上述之无政府共产主义外，尚有无政府集产主义。如蒲鲁东之平民互助银行是也，蒲氏对于政治则主张无政府，对于经济则主张集产。又有个人无政府主义，为司梯尔辈所主张。此派主张个人极端自由，不但无政府并无经济主张，不但无宗教，并无人群道德。又有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为托尔斯泰所主张。托氏笃信基督教，编有福音简说12章，把基督所说五戒反复说明。……但是托氏无抵抗主义学说，在欧洲的力量，仍是很大。此外还有文学的无政府主义。”
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若愚认为:“共产主义是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集产主义是主张各售所能各取所值。前者工作与取需都是很自由的，后者工作与取需是略有限制的。前者为无政府党人所采用，后者为国家社会党所采用。”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发生在欧洲，将近百年了。学说很多，派别很复杂。最重要的，当推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即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种。”若愚把这两派对于政治的意见，“即如何组织的问题”和对于经济的意见，分开着了解说。
关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若愚说:“此派为近世无政府共产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辈所主张。……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是要把现在极悲苦的旧社会推翻，另造一种极快乐的新社会出来。故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是反对强权，不管他是国家宗教社会家庭的强权，都是要反对的。从积极的方面说起来，是要建设一种极公平极快乐的互助社会。至于这种新社会，怎么样的组织? ……就是脱离强权的少数人的政府统治，另自组织自由的多数人的自治团体。只要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小团体，不要担个虚名的大国家，这就是他们对于组织的意见了。他们对于经济问题，主张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等”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的时候的道德，就是“劳动与互助”五个大字。因为要劳动 才可以生活，要互助才可以进化，这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及道德的意见。”
若愚在谈到国家社会主义说:“此派为马克思辈所主张。他所主张的阶级战争，是要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出来组织政府。将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实行中央集权，交通机关和转运事业概归国有，用国家资本组织一国银行，有总理一切运业的权，他们很重视这个国家。所以亦很重视政权，便与上文所说的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关于组织的意见根本不同，就在这个地方。至于他们对于经济的意见，是主张集产主义。就是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所生产的物品，以除可作生产手段的，仍许私人所有，各售所能，各取所值，这就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地方。”
他还介绍了其他派别，“蒲鲁东的平民互助银行，略似现在的集产主义。巴枯宁的工团主义，又似今日共产主义。马克思所主张的是集产主义。”
集产主义既是各取所值，自然免不了交易。若愚介绍了圣西门、蒲鲁东、鲁伯土斯等人关于交易的办法。圣西门主张各人所得的报酬，当视其工作的多寡以为比例。蒲鲁东主张生产物以工劵为交换，其工劵即代表每人工作时间。美国华伦交换各种的生产品，以作工的时间短长为标准。鲁伯土斯(1)以工作的难易，定日工作时间的短长。(2)以工作时间多寡，定物品价值。这就是集产主义一部分的学者的关于交易办法的主张。
于此可见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对于政治(即组织问题)的意见，是根本完全不同的。对于经济的意见，生产机关和可作为生产手段的物品，应归公有，是两派完全相同的。所生产的享乐物品，则前者主张公有，后者主张私有，这是两派不同的地方。
若愚最后指出:“现今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一派，非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如今细考布尔什维克的所为，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布尔什维克亦受有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影响，他们所组织的劳农政府是一种特别形式与现在各国政府的组织不同。故至今英美报纸中国政府犹称他为无政府主义，我以为直呼他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比较的妥当。
(四)张澜与《某君致梁乔山书》
张澜在“自由论坛”栏，发表“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时，为什么没用真名，也没署名，可以说他是在“自由论坛”发表文章，而唯一没署名者。原因有:1、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1918年帝国主义对它发动武装干涉，中国北京政府也叫喊要防止“过激派”言论。张澜身为北京政府任命的一名重要官员，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2、他深知中华民国成立8年，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主之实，他曾出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担任过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等地方行政长官，对国家的顽疾，老百姓的痛苦有深刻的认识。闻人言社会主义，激动之情，不能忍隐。于是张澜巧用“某君”之名和通信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政见。这，虽然避开了官僚军阀的耳目，但降低了其历史作用，特别是几天后五四运动的爆发，国人的目光、报纸的报道都集中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晨报》也结束了这次讨论。乃至张澜这一先驱思想及这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相应的重视。
虽然，参与讨论的几位作者的观点还很幼稚，也很不成熟，也空洞，但是它是五四前夕，中国报刊上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意义重大。
张澜先生在《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一文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及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基本认识以及他关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基本见解，可以说这是他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步成果和探索中国未来出路的起点。论述的是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张澜经过反复思考,提出:发展实业，“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普及教育,“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这样“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得见于事实”。可见，张澜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发展实业、普及教育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或者说，张澜赞同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但不主张通过革命的方法来立即实现,否则就有揠苗助长之弊,如他所说,“羡社会主义之善，而欲聚见实行,揠菌长者必有立稿之忧,斯则鄙人所为鳃鳃致虑者也”。
堪称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文献。在张澜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报上见到的只是李大钊写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仅介绍世界革命和苏俄革命的情况，而没有论述中国是否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论述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张澜确是第一位。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张澜一直在思考，在探索。1926年至1930年，张澜在出任成都大学校长时，发表了《学生的任务》《怎样研究经济学》《中国学生的出路》《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中国问题的关键》《历史学上的基本原则》，这些文章表明，张澜先生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思考中国问题。
这场讨论在张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几十年后张澜亲笔写了一片字条，说：“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被告我以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我写文一篇登於《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儆我曰，表方!你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
1951年11月26日 张澜致信毛泽东，并呈上自己写的《墨子贵义》草本。润之先生: 澜近年常阅《墨子》，对其兼爱交利尚同一义之谈，联想及社会主义。两年来亲见《新民主主义》之施行，益了然于兼爱交利尚同一义的真理，古今不异。兹将所写《墨子贵义》一篇，敬呈座右。希能于万几之暇，赐以教正，至为企感。
附录《墨子之理想与今世社会主义》
墨子所言之义，即是兼相爱，交相利。所谓交相利，又是彼此各尽所能，彼此皆 得所需，此种新社会，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的社会，岂不相同?日:理想相近，制度不同，今世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其生产资料是公共所有制，而非私人所有制。社会主义之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共产主义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虽分配方式之不同，盖由生产力之增高，尚有等差于其间，但其生产资料归公，公众合 起来以行生产，却并无二致。 墨子之言: 一则日:“有财相分”（天志中）。再则曰:“有财勉以分人。”三则日:“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其于生产资料，可见尚系私人所有制， 此其所以为不同也。 惟墨子所言兼爱交利尚同一义，在二千数百年前，乃有此伟大思想，实不可及。墨子当时颇致慨于“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兼爱中），”不能达其目的其实，当人类社会发展史，这一科学未曾出现之时，社会必循生产力之增高，而渐次以进之。其义未明，一切伟大思想的人，均不免于是空想。以固不独墨子为然，后之人，正不必以此致其不满， 而当钦敬吾先民所抱理想之伟大，尤当学习其忠干自已理想，而力行不怠之精神，用以创造吾人未来之共产社会也。
第二天，毛泽东复张澜。信云：“表方先生：11月26日惠书及大作《墨子贵义》草本，今已收到，极为感谢，俟研读后，如有意见，当再奉呈，此复。顺祝贵体康吉。”
《墨子之理想与今世社会主义》是张澜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向社会主义社会大步迈进，张澜能够参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张澜是欣慰的、自豪的。
参考文献
1. 张澜文集上册 37页
2. 谢増寿《张澜年谱新编》
3. 伍定明 《张澜年谱长编》
4. 刘雅清 《读张澜先生"答梁乔山书"前后》
5.刘雅清《80岁再论张澜与马克思主义》
6.张学宪 《张澜为什么会成为中共的忠实朋友—读“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
7.《晨报》1919年4月25日、4月28日、4月29日、4月30日、5月2日、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