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兴办的“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一国立成都大学(一)
廖友陶
张澜先生被聘任为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在他主持办理下，使这所高等学校逐步成长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当他国被国民党反动派排挤离校时，就预示这文化堡垒将陷落，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办学方针政策将被改变了。
一、张澜先生出长成都大学
成都大学草创时期
四川需要兴办高等学校，辛亥革命前后，不断有人倡议。
本来四川地广人众，是我国西南第一大省，辛亥革命后，中等学校不断增加，中学毕业生要升学，只有远走京沪或外国，费用很多，只有大官僚、大地主子女办得到，穷苦青年甚至中小地主子女都难有求取高深学识的机会。成都虽有高师、法政、外语、工业、农业等院校，由于设备简陋，科系不全，师资水平不高，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不断有人倡议办大学。如川人任鸿隽从美国留学回国，1919年曾向当时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建议创办四川大学，杨转函省议会讨论通过后，以经费无着，到政局变化，终被搁置。1922年，四川教育界在成都召开教育大会，任鸿隽重提前议，主张在全川教育专款的肉收入项下，每年拨四五十万，分年筹办四川大学，还拟定出具体的实施计划纲要。会后，肉税仍受军阀把持，维持省立学校现状都难，无从新办大学。
1924年6月，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傅子东曾邀请部分教育界人士进行策划，准备在高师基础上改组，建立大学，作西南各省区中学毕业生升学深造场所。他把预备改高师为2大学和招收二年毕业的预科学生的简章，呈报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请求立案。到这年8月，得到教育部第1391号指令，说:“该校暑假招生办法暨简章尚无不合，照准进行”。这样，学校就在秋季以大学名义招收新生150名，提高程度进行教授，分11个系，又办体育专修科1班。
1925年5月，学校呈报教育部各科系课程标准和教职员工学生一览表。由于学校大学预科学生修业快到1年，应为开办大学本科作计划了。但学校仍用旧校名，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傅子东也就想学南京、广州、武昌各国立大学先例，把学校正名为“国立成都大学”；同时申请颁发关防。到6月，照章临近暑假续招大学预科新生的问题，也不能不给学校正名，因此召集一次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会议，主张把学校正名为“国立成都大学”，制作新校牌，于6月8日挂出校门。并立即向教育部报告，请审核批准，下达命令；并通知省内外学校，宣告成都大学正式成立。
高师学生这才看清傅子东是要改高师为普通大学，斩断高师系统，就由学生会发表护校宣言说:师范教育应保持独立，应维续发展，高师要改大学，只能改师范大学，坚决反对以高师改办普通大学。要办普通大学，可以单独办理，坚决反对消灭高师来改办。傅子东认为造就师资是大学任务一部分，四川急需的是完整的综合大学，不是单独培养师资的师范大学，普通大学设教育系就能满足需要，因而拒绝了他们的主张。这时，学生中也发生了矛盾，就是形势迫使傅子东招收的成大学生也要护校，双方同学就展开了口头上、文字上、少数行动上反傅和拥傅的对抗。社会上的广泛意见认为，四川应有一所大学，能办成大是好事，但傅子东不符合校长资格，双方护校都对，以反傅拥傅为标准就错了。好在不久政局变化，杨森被刘湘和袁祖铭联军打败，退出成都，傅子东也跟随离校，出现了新的情况，也就结束了成都大学草创时期。
成都大学正式成立时期
傅子东离校时，曾委托教务、斋务和庶务三部负责维持校务。高师教师不承认，另由教师组成校务维持会。但成大学生反对说，既非前校长委托，又不是政府委派，于法无据。教师们乃推选蔡锡保暂代校务，报请省长公署聘为校长。当时，社会名流邵从恩、周道刚、沈与白等酝酿讨论，认为张澜先生从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教育上多所建树，是办学干材，遂向省长公署力荐。对此，张先生曾与沈与白函，有云:“……四川今日万不能不建设大学，此为省长最大之责任。高师改办成大，已引其端，能为之增筹经费，使至于成立，其功德实在不小。澜与德祥一函，请足下阅后转陈，并希向德祥力为主张，指拨盐款。目前，虽若甚难，将来善后会议开后，军事必谋收束，大学经费自易。只要德祥决定方针，高师改办大学，其成功可立而俟也。足下为教育界名宿，对于此事，自应请努力赞助，以嘉惠后生。至于大学经费，庚款非可常有，肉税系属省款而又不确定，仍以指拨盐款为最相宜，而极可靠，盖此事系国家百年大计也。”
在中共党内讨论这一全省性大事时，讨论到了南充籍党员同志说，张澜先生办南充中学，教育思想进步，学制新，造就品学兼优的青年不少，其“民主与科学”的办学精神，实在难得。应对社会上酝酿的舆论加以支持的意见。研究了张澜先生和各方面的关系后，当时中共成都市特支负责人刘愿庵同志认为:四川设立普通大学，将有利于成都、四川、西南文教科技的发展；举张澜担任校长，可能在党影响支持帮助下办出北京大学式的高等学校。决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支持。愿庵同志还出了一些好主意。中共成大组织派出贾铨代表学生会请见四川省长赖心辉，请求聘张澜为成都大学校长。经多次呈请，省长公署终于公布了聘张澜任成大校长的命令。
张澜先生对此致赖心辉，云:“……高师改办大学一节，澜于虞日代电，曾请指拨盐款五万元为经费。大示谓：当与各首长协商后，再当奉告。”不拒刍言，具见谦衷。兹请再将高师改大情形之必要，一为详陈之。川省地方偏远，文化常逊于东南……自立大学，则学生每年用费较少，而得以求高深之学问者，人数必多，于川省今后之文化与人才皆有极大之关系……甫澄维持教育经费早为川人所钦。苟得执事协商甫澄，力为主张，则此百年之盛德大业，立见有成，尤堪不朽。至于目前军费艰窘，指拨五万元或有所难，但不妨每月暂拨二万元，五千元与成大，使之筹备进行一切，而以每月五万元定案……澜之所以再三渎者，以成都大学关系极巨……惟执事能主宰其命运也。”
接着，张澜先生提出三点要求:一、请确立学校为国立；二、确定经费来源；确定校址。赖心辉很快复函:一、学校定为国立；二、经费由国库开支；以盐税作经费；三、校址设旧皇城内。得到赖心辉的答复，张澜先生才接受了省长公署发出的聘书。
在张澜先生到职前，省长公署曾函请蔡锡保代理校长，招收预科新生160名，还是属于大学预科。而改大和分办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成大两届学生团结，发出宣言、公文、函件，呼吁维持改大原意，反对蔡锡保代校长。而蔡正呈请北京教育部确定该校名称，说:“本校原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而又名国立成都大学，一校两名，无所适从”。并建议保存高师，单独新办成大，使造就师资与研究高深学术分途并进。
成大学生会就派出贾铨、钱芳详、陈古松等社会科学研究社员和张远芳同学前往南充，向张校长呈述成大处境和同学们殷切期望，恳请早日到职。终得表示，勉力以赴。贾铨等返校，由社科社同学倡导再次推选代表前往南充，结果选出易光谦、周克谋，正式敦请校长早日到校。张校长指示:问题重心在经费，成大倘无经费来源，前途有问题。指明杨森败后，四川盐税余款由各军摊收，刘湘实力最大，有分配决定权；成大同学应向各军，尤其是刘湘，请求拨划盐余作学校经费。一俟问题解决有眉目，即考虑就职问题。代表返校，带回校长致学生会手书，云:“……成大前途之利钝，全视乎经费增加之能否确定。甚愿诸君对于成高同学消除意气，委曲求全，一致为改大增加经费运动之合作……”同学们听了敦请详情，又读校长手书，深受鼓舞。
不久，高师学生会发宣言，争取改大，却反对成大。成大同学函告张校长，复信云:“……成高改办师大，我从前亦如是主张。惟自去年以来，改办成大已经成为事实，今日在校学生亟应消弭内讧，而一致请求当道增加经费，使四川得以建设大学。但使经费充足，且能独立，则师大所企图之目的，成大亦能达之……要当促其成立。……今日无论为国立高师，为国立师大，为国立成大，在校学生皆宜团结一致，以向政府争得国款开支，为最急切而重要。……已成事实之成大，尚可以不承认，则未成事实之师大，在今日四川政象之下，恐直无希望之可言。成高、成大两部学生能消除意气，而为改大增加经费运动之合作，斯诚学校之幸，亦诸君求学之利也。请以此意转告高师学生会诸君，对于鄙言愿其垂听而三思之，为幸。”
这年11月10日，四川善后会议召开，张校长以南充代表来成都。会议期中，成大共产党员李正恩、贾铨和社科社负责人钱芳详推动学生会发动全校同学提议案，编造每年60万的学校经费预算，呈请省长公署转咨善后会议讨论。又组织请愿队，由钱芳详领队善后会议请愿，得到省长接见，还让钱芳详代表学生会到会议发言，陈述设立普通大学理由，请求维持前高师校长傅子东报准前督理杨森和北京政府教育部改办大学的原案，维持业已招收两届新生的既成事实。要求确定成大经费专款，确定校长人选，以免新办大学夭折。高师学生看到“善后会议会刊”所载成大学生会提案，立即由高师学生会致函会议，说:“顷见1月14日大会会刊，载有省长公署筹划的款作为国立成都大学基金交议案一件，绎其内容，则为自称国立成都大学学生会之提案，既系颠倒事实，且妄称该校由高师改办，并欲篡据高师法定之一切立权所有物，不胜诧异!除由本会同人议决，请省署明白解散，并将该交议定。中央明令改组成都大学各情，前已由本会举派代表躬赴大会面陈，并函请查照在案。今省署此案提出，本会谨再申明数点，提供大会参考:
1.国立成都大学既未取得合法根据，则国立成都大学学生会，即未取得法律上建议政府，领取国款的资格；
2.高师既未经中央明令改组为成都大学，则成都大学法律上不能占有高师法定之一切主权所有物。现在成都大学与高师同住一处，同用款项，只能谓之盗窃主人?
3.高师未经中央明令停办，现在之成都大学，复未经中央批准，此时省府人士提倡筹办大学，本会自极赞成，但不得侵占本校基础，破坏本校进行，致危及本校。因高等师范学校在今日之中国，只有积极改进之必要，绝无可用消灭之理由，昨岁全国教育改进社及全国教育契合会所以决议恢复高等师范学区，即鉴于广东、南京诸高师改为普通大学之非是，四川不能再蹈覆辙。
4.若不依法令，不顾事实，不经专门教育学校之考虑，悍然并本校与违法潜乱之成大为一，接受该学生会擅窃本校主权所有物之请愿并与之议决者，本会誓不承认。除迳呈省署取消交议一案外相应备文，请烦查明，实纫公谊。善后会议 民国15年1月27日”。坚决反对。
但由于沈与白(省长公署秘书长)、周道刚(会议议长)、邵从恩(副议长)、罗纶(提案审议长)等，尤其是军政中心人物刘湘的支持，会议接受成大学生会请愿要求，列专案讨论。1926年2月3日，善后会议作出决议:1.每年划拨四川盐税余款60万，由成都大学向自流井盐务稽查所直接提取；2.指拨南较场前四川高等学堂校址和包家巷原陆军医院房屋作国立成都大学校舍；3.公推张表方担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先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省长公署照会张先生“尅日到校视事，以慰诸生喁喁之望。”以后再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省长公署报请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聘任。对高师学生会，也作出复文，说:善后会议“赞成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年拨盐款60万以作校费，不涉及高师问题”。这就明确划清成大和高师是两个学校了。
1926年4月6日，张澜先生正式就任成都大学校长职。全校学生宴请校长，“学界到者叶秉诚、万克明、林君默、吴又陵，军政界到者刘甫澄、邓锡侯、刘文辉、赖德祥……”等。
不久，成大接到刘湘、赖心辉公函，说:“同刘文辉、邓锡侯、刘成勋、田颂尧商定，先在各军分摊盐余项下年拨20万，作为成大常款；又拨前四川高等学堂和陆军医院作成大校址”。5月，学校呈北京政府教育部，请准成大立案。8月19日，省长公署转来教育部咨文，说:“成都高等师范与成都大学，现已分途并进，各不相妨，将来造就高深学术，养成师资，均可自由发达，兼筹并顾”。据此，成大又在暑假中招收预科新生160名。大学本科，分设教育哲学、中国文学、历史学、政治学、英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9系，还改体育专修科为体育系。11月，学校得北京教育部第252训令:“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大学……经本部与四川省长往复电商，最后决定，分途并进”。不久，又得268号训令:“兹聘张澜为该校校长”。这样，国立成都大学初距规模，奠定基础，正式成立，西南也就有了最高学府；同时也就结束了成大正式成立时期。
至此，经过两校同学几年奋斗，都挣得了所谓“合法”地位，高师保住了母校，成大挣得了个新的大学。
成都大学的基础稳固时期
1927年5月，成都大学得到21军部转来北京财政部盐务署咨文:“拟在川盐余项下每年拨60万，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经费，并由四川稽核所按月照拨”。稽核总所据复称:“查此案前据川南分所呈报，与川省督办往返函件内称，年拨20万元，作为大学常款。经本所复核照办，令知分所在案”。于是，成大年拨盐款60万的经费，原由川省当局指拨，进而成了北京财政部盐务署的定案。这样，年拨20万的经费，现已建立学校直接向稽核所领取的依据，正式固定下来了。
从开办大学本科以来，成大就向北京、武昌、广州各大学现任教授和留学欧美各大学毕业的学者中聘请教授10多人，担任各科教学。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还赠送讲座四席。只由于大学创办不久，设备较差，对于图书、仪器、标本等，拨出经费，正向欧、美、日本、上海等地采购；还接收前四川高等学堂旧存中西图书1千多种。这样，教授和设备等重要教学科研条件才逐步有了初步基础。
这年暑期，又招收新生300多名。总计新旧同学达700多人，一般都能专心听讲，勤奋科研，学术空气浓厚，确有学府气象。
只是还有个解决校址问题的过程。成大和高师同住皇城，高师同学认定皇城是他们的校址，要索回校产。成大，却由于南较场高等学堂的驻军没有搬走，原陆军医院又无资金购取，只能暂住皇城。于是，两校同学用宣言、传单标语、漫画进行争论的情况仍旧继续着，个别同学和少数情况下还不免发生些摩擦行动，后来，两校当局进行协议，打了一堵墙，把两校隔开，高师住右侧琵琶院、芭蕉院，从右门进出；成大住左侧正院，由之共同大门进出，纠纷才逐渐减少。到1928年下期，刘文辉的部队迁出原高等学堂，成大在南较场新宿舍设置理学院及理预科。1929年下期，大部院系搬到南较场，文预科搬到西胜街原省一中旧址，两校矛盾才告基本解决，国立成都大学也才算进入了真正的基础稳固时期。
这就是国立成都大学进入大革命时期投入斗争之前，由倡议、创办、成立到基础稳固的发展过程。在这时期，一个学术重心，“民主与科学”的堡垒，由张校长领导全校师生尽心竭力的筹划办理下，在祖国的大西南生气勃勃的成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