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民主老战士—张澜
林金若
张澜先生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后移居永安乡，离县城20华里，张先生的家在猫儿石半山上，有一座瓦房，门前有一片竹林，几十株梅花和一湾梯田，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张先生生平廉洁自好，刚正不阿，他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粗茶谈饭，从无任何不良嗜好，他家的人都很勤劳简朴。他闲居乡下时，除关心国事外经常到附近农家走走，访贫问苦，关心家乡人民。在黑暗动乱的年代里，他在家乡写有几十首诗。表现了他爱国爱民，忧国优民的思想。
我是张先生的同乡、学生和家庭教师，曾在南充中学读书。南充是川北重镇，在军阀混战时代，是四川军阀杨森、何光烈、刘文辉、邓锡侯、李家玉等争夺之地，有时一年换几次驻军，有时又同驻几个部队，有发生兵变的，有在街上打仗的，军阀们你争我夺，在地方上各拉各的人，各行各的政，各征各的粮，百姓痛苦不堪，学校教育也受到很大影响。
我在南充中学读书时，年年闹学潮，一年换几次校长。学校不得安定，学生无法学习。1930年下期，张先生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职，回到南充，南充中学校长陈德召请他来校讲演，他身材高大，长鬓飘萧，慈样中带有威严，讲话时声音宏亮，语调有力。他讲的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价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他阐述得深入浅出。精辟动人，会上有时鸦雀无声，有时常声雷动，群情激奋，南充中学从来没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我从来没有听人讲过这些道理，这次讲演使我深受教育。
我本来是个爱好静心读书的人，此后我景仰张澜先生，接近进步同学，与他们一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之中。“九一八”事变后，1 9 31年成立“南充各界抗日教国会”该会的宗冒是: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我被选为负责人之一，奔走于各学校和社会各界青年之中。
1930年校长陈德召(国家主义派)借故逮捕了学生朱麟(共产党员)，加之贪污了修马路的公款，引起进步学生不满、群起而攻之。1931年开明人土庞一儒继任校长，庞与张先生友好，陈不服，求救于军阀李家玉，李给了陈一张委任状。陈带了一批流氓打手来学校抢校印，未成。李家玉见事闹大了，改而任命他过去的团长宋时先代校长、庞为校务委员。到了1932年上期，庞又当了校长，恢复了张先生过去在此校办的职业班，如农科班、工科班，受到大家欢迎，但是学潮还是不能平静，不得已下年才请张先生出任校长。张先生来校之初，学校一片紊乱，记得有一次在食堂吃饭，由于社会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影响，学生中也有了两派。两派学生乱闹起来，相互漫骂，张先生站在高板凳上大声疾呼，号召团结，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渐平静下来，学校中左派学生较多，听张先生的话，秩序较前稍好。张先生用了一批成都大学共产党员组织的“社科社”毕业学生为教师，教育我们，积极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并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我受此种种影响，开始向革命道路迈进。
张先生一方面鼓励学生好好学习，重视学习成绩，同时又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的疾苦。地方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国家主义派势力很大，都反对他，说他:“包庇共产党”，特别是杨森。认为张先生不支持他，竭力反对张先生，并扬言要加害他。学校内部因此不能完全安定下来。一次南充军阀头头们召集会议，讨论教育问题，邀请张先生参加。大家怕他被杨森扣留，劝他不要去，但他说:"不去不行，这会关系到南充教育和我们学校，不能不去。”毅然一人步行前往。他走后同学们很担心，直到夕阳西下，吃晚饭的时候见他回来了才放下了心。张先生这一次在南充中学，只当了半年校长，便被迫去职了。这时我也毕业了，家庭经济条件决定我不能升学。四处求职，皆无结果。张先生因南充教育败坏，不愿送女儿到学校念书，想请家庭教师，见我思想进步，学习战绩也好，要我担任家庭教师，我欣然同意。就这样1933年至1936年我在张先生家教他的三个女儿，两个侄女和两个佃农的孩子读书，朝夕与张先生相处。
我到张先生家不久，有同学悄悄告诉朱麟，说反动派要逮捕他，朱麟逃来我处，在张先生家躲避了7、8天。次年果真被捕了。在狱中偷偷带信给我，要我请张先生营救。张先生立即答应。1933年3、4月份，张先生同杨达璋、杜象谷等离开了南充到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考察教育，了解抗日情况。秋天回来，来乡下看望他的人很多，摆谈之中，听他说两广力量还薄弱，意思是他们反蒋抗日还行。张先生的家离城20华里，他年纪大了，不常进城，我则几乎每周进城一次，和我的同学们、朋友们相会，总带一些书报、杂志，传单回去与张先生同看。有一次我带回一份日本关东军松石xx的侵华计划，张先生看了，非常气愤。又有一次我得到几份上海救国会的宣言和共产党的传单，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先生看了，非常赞同，兴奋地与我交谈甚久。上海救国会派杜刚柏来南充与张先生联系，张先生又写信介绍他去成都，与成都主张抗日的人联系。
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了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军阀平日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喝士兵的血，当然抵挡不住，一个个败了下来。败下来的军队，到处抢劫，乱杀无辜，加以张国涛在苏区执行过左的错误政策，同时人民受到恶意宣传四处逃亡，流来南充的人很多。这时候在成都由邵明叔设计，成都的士绅组成一个“四川省安抚委员会” ，决定不带官气，安抚民众。大家推尹昌龄为安抚委员会的委员长，邵从恩、张澜副之。不料刘湘插手进来，在安抚会衔头上加“剿匪区”三个字，变成为“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借张先生在川北的声望，改张先生为安抚会委员长。1933年11月重庆《新蜀报》以委员长张澜名义发表一篇布告，文笔古怪，布告不像布告，文章不像文章，我看不是张先生的语气和笔调。问他:“张先生，你平日说共产党正派，为什么要到安抚会去办事。”他简短的回答说:“安抚会是救济性质，无非是暂时赈济一下人民的困难”。张先生还从安抚会中带回来几十本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是刘湘剿共得来的，翻印给他的高级军官参考的。他拿给我说:"你爱看这些，拿去看看吧”。
我在张先生家除教书外，还作他的义务秘书。帮他抄抄写写。1932年1月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又派康泽的“别动队”入川。中央军所到之处，又竭力攻击川军，张先生力主川军团结，而四川军人不满张先生的，却欲借此势反对他。我在城内得了一份川南寄来的“快邮带电”(时杨森等已到川南)，上面攻击他两条“罪状”，一条说他主张“川人治川，是反对中央军入川，一条说他“包庇共产党”。我把传单给他看，他一笑置之。后来闹凶了，他才给重庆市张必果写了一封公开信。信是我帮忙抄的。主要是谈“川人治川问题”。
1936年秋。张先生的次子张慕良(共产党员，曾任旅德支部书记)由苏联回到南充。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我常常陪他散步，到山上游玩，他平易近人。附近农民都很喜欢他。一天他见我桌上放了几本辛恳书店出版的《廿世纪》。翻来看了看，对我说:你看书要广泛点”，意思是不要看这类杂志。我当时还不知道叶青的情况。过了几天张先生也说了类似的话。后来《廿世纪》停刊了，叶青另搞了《研究与批判》，托派面目公开暴露了。
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了。有人由成都来电告诉他。张先生接电时只说了一句话:"恐怕要打内战。”过后几天南充城里来的人很多，不久又听说释放了蒋介石，大家都很惊异。张先生主张抗日，并主张联俄，曾写过一简文章，内容是谈抗日必须联俄。是我帮忙抄写的，送报馆发表了的(是否“新新新闻”?记不清了)，另外张先生还用“川北老人”笔名写了几首爱国诗篇，在“新新新闻”上发表的。
1936年南充小学教师待遇很低，教育经费被专员刘光烈及其胞弟刘光英(教育科长)挪用和贫污了。小学教师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反对他们。但是没有经费。吃住困难。他们要我转告张先生，请他支持。张先生与奚致和商量，解决了他们的吃住问题。闹了一年，刘氏弟兄相继跑了，不敢再回南充。绵阳专员鲜英奉调来南充，接替刘光烈。1937年暑假在南充举办“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老党员张秀熟同志被邀来讲习会讲学，讲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的人很多。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大家都称赞说:“讲得好”，在教育界影响很大。
“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形势较好，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形成热潮，南充青年通过张先生和鲜英帮助。取得专员公署路条到西安，再转延安，我鼓励过进步青年龙文宇、苏云等去延安。这年我在南师图书馆工作，经常有人从延安寄《解放日报》、《解放周刊》给张先生。上面写“南充师范学校转”我收到后就带给他。张先生和张慕良有时也来城内住。他们都来南师讲演过，宣传抗日救亡，给我深刻印象，至今难忘。
1937年川北大旱，通、南、巴老苏区是重灾区。张先生以65岁高龄偕张慕良去灾区视察。他们常常步行下乡，天热又大旱，乡下没有吃的，饿着肚子跑，张慕良的肺病在奔波中加重。不与张先生同路去成都，便在成都病故。张先生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在重庆与成都，很少回南充了。
1939年国民党制造了湖南平江事件，掀起反共浪潮。我在后方感到苦闷不乐，去延安之路已被堵寒，已经很不容易去了，当时杜重远在新疆学院，茅盾、张仲实也在那教节，我想去读书，找张先生帮助，张先生写了信。介绍我到重庆找邹韬奋。我在重庆学田湾生活书店见到邹先生，交出介绍信，他热情地接特我，高举右手，翘起大拇指连声说:张先生很好，敢说敢为，在参政会中大家都敬佩他。”又说:“新疆不能去了，盛世才反动面目暴露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吧”。我因不能去新疆，想回转南充，没有答应。
次年参政会组织了“川康建设期成会”，张先生任阆中办事处主任，回来南充，南充市各界进步人士在公园举行群众大会，请张先生讲话。张先生痛骂蒋介石对外不抵抗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贪污腐化，祸国陕民。开会时我因事没有参加，据说他还骂了陈诚，抵抗不力，指挥失利...，讲得激昂慷概、会场掌声不绝。国民党和三青团吓破了胆，散会后立即出现许多针对他的反动标语，贴满公园内外。
1941年1月南充反动派加我以共产党罪名，逮捕了我。在狱中三年，受尽折磨。张先生的音容常在我脑中蒙统，每当我回想起他说辛亥革命时期，赵尔丰逮捕他。以大刀架颈，洋枪抵胸，他据理力争，置生死于度外之事，就给了我勇气和力量。经那些严峻的岁月，我没有向魔鬼屈服。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46年，距今40年了，张先生逝世也有30年，他的音容，他对租国和人民的深情，永远存在我心中。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与日俱进。
(林金若 口述张茂延 整理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于锦阳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